谢声显：我在文革中的草民生涯
我在文革中的草民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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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声显
在长江边拉大锯
1967 年春，我本在万县市 精米厂做临时工，每月挣24元。因家庭出身是“资产阶级”等原因，我虽未参加过任何群众组织， 却 在 全国突然开展的“二月镇反”运动中，因为 看见了死于非命的同学向中雄的遗体， 21 岁的我 冲动之下跨进了造反派抬尸游行的队伍，从而 失去了精米厂的这份工作。
在家里呆了十多天，吃饭的问题就出来了。没办法，我只得出门去找活儿干。
这时，各单位揪斗“反革命”肃清流毒的活动如火如荼，镇压者和被镇压者都没心思干正事了，哪还找得到临时工干？我无头苍蝇般到处撞了半个月，无奈之下，只得将前年由铁路上返家时在贵阳买的那件短大衣卖给了一位叫晏庭礼的朋友，得了8元钱，用以救急。
没过两天，晏庭礼就来找我，说是木材公司需“解（读改）匠”（拉大锯将原木改成板材）。我本不会拉大锯解木料。但老晏说他会，且家中有现成的解锯，我只需出资买一把专用的三角锉刀，便能与他搭档去挣钱。
我就当了南郭先生。同老晏到两层桥下面沙滩上木材公司搭建的小木棚里登记，令我大喜过望的是，这儿不像其他单位招收临时工那样要居委会出证明，也不盘问政治面貌家庭出身，只要你提一把解锯去就行。
“大跃进”时，有大批伐木工开进川藏边的原始森林，但因不通公路，那些砍下的木材很难运出来。有聪明人便想到了水运，将砍下来的原木堆码在林区的小河边上，待夏季洪水暴发，无数原木便与山洪一起顺流而下，从各条支流汇入长江。沿江的木材公司就组织人力将其捞上岸来，各地能捞到多少算多少，加工成材再按计划调拔出去。 那年代真有点共产主义的味道，森工局只管砍树而不管木材的去向，木材公司只管捞也不花什么成本，所有的企业都是国家的。没有企业利益更没有个人利益，谁都不敢去染指公共财产。即使真有个别胆大心贪的人也无计可施，水中的原木那么大那么重，你一个人也搬不动藏不了。如果纠集几个人去偷，那百分之百会立即落入法网。人人都在严密的组织中生活，别说你干什么，连你想什么，组织都知道。所以当年发明水运原木的人真聪明，适应当时的形势，万里长江边只有木材公司去捞而没有任何单位和个人去捡便宜。 江边长大的我和朋友们都在激流中为木材公司捞过原木， 1 角钱一根的工钱。秋季水退后，这些原木就摆满了沙滩。现在，我们要解的便是这满沙滩的料。
我们先在乱七八糟的原木中寻几根大腿粗细的小树干，钉成两个叫“码架”的三角架。挑中了一根原木，便将码架拖过去，将原木抬上码架后，便去请木材公司的木匠过来。他眯着眼打量一番形状和材质，确定了要将这根原木解成什么料之后，就在原木上弹好墨线，我们的任务便是顺着墨线将其一块块地解锯成不同的板子或木方。
开工时，必须依线下锯。两伙计各站一边双手平端解锯，弓步侧身，有节奏地扭腰推拉。木屑纷飞中，平直地将原木解锯成各种木材。这活儿特别需要配合默契，若一方用力不均，解出来的平面便有起伏，行话称为“挖瓢”，坏了料要挨骂还得扣工钱。
当解匠是计件制，没上下班时间之说。干多干少，全由两搭档自己商量。什么时候不想干了，就叫木材公司的人来“收尺”。用皮尺量好你当天的劳动成果，记在你的名下，等到半月结账时计算。然后，那工作人员就在收过尺的木料上洒几行红墨水，算是入库了。隔一两天，有搬运队来将沾有红墨水的板材运走。
由于有力气，在老晏的帮助下，不过两天，我这南郭先生便成了个熟练的解匠，不再“挖瓢”了。
当时手工解料的报酬有3个价码：分板，每平方尺0.35元；寸板，每平方尺0.38元；木方，每平方尺0.42元。只要肯卖力气，这活儿收入也不低。露天劳作，虽然雨天不能出工，每月总要被迫休息几天。但半月结账时，我和老晏都能挣20来块钱。
当解匠的日子里，我每天清早在后裤兜里插上一把专门用来打磨锯齿的锉刀出门。若时间还早，便进斜对面街边那小饭馆，花4两粮票4分钱，买8个细软绵实的白糕，再用1分钱买一大土碗热气腾腾的豆浆。这家小馆子的每张桌子上都放有两个碟子，分别盛有切碎的葱花和食盐，供顾客免费取用。热豆浆里搁进盐和葱花后，就会变得有滋有味，香气扑鼻。吞下几个幼儿巴掌大的白糕，再灌进一大碗豆浆，真是又暖又饱，浑身舒畅。但这米粉作成的食品太容易消化，不适合体力劳动者，干上一会儿，胃里便空空荡荡。但当时我每月的定量粮只有24斤，逢月小30天，每天才8两粮。早上吃4两，已经大大地超了标准。好在“粮食关”已经过去，黑市上能买到高价粮票，我才敢这样吃。若起床晚了，便只得将2两粮票1个的馒头买上两个，边走边往嘴里塞，到得江边，就伏在石头上伸长颈子咕咚咕咚地喝一肚子冰凉的江水。以前，万里长江在上游的流速极快，自身净化能力很强，千百年来，江边的人们自幼便常喝江水，非但未闹过肚子，还觉得清甜爽口。
做上了“长期临时工”
1968 年 , 我进 地方国营万县市肥皂厂做长期临时工，工作岗位——司炉工，一级工待遇（每月基本工资 25 元，粮食补贴 1.5 元，合计 26.50 元）。所谓长期临时工，是由于文革期间，全国所有企业都奉命停止招收正式职工而产生的一种新用工形式。虽是“长期”，但却又是“临时”，所以正式职工享有的许多福利和权利我们都没有，但又不同于企业临时找来干上十天半月的那种临时工。我们毕竟是市里下了红头文件招进厂的，只要锅炉还在，又能胜任工作，厂里就每年向市里打一次报告，继续留用。我就从 1968 年一直“临时”到 1974 年，终于等到中央下发了凡连续在一个企业工作了多少年的长期临时工可以转为正式职工的文件后，经市劳动局批准，才转为正式职工。那每月 26.50 元的工资，我拿了 8 年，直到 1976 年，我儿子都 1 岁了，方遇到全国职工工资普调，我被调为二级工，每月增加了 5 元钱。那时代，全中国所有职工转正和调资这种事儿，都是要国务院下文件才得以执行的。这就是计划经济。
1968 年 12 月 1 日，当我拿着市革委会生产指挥组的介绍信到肥皂厂报到时，距我 23 岁的生日只差两天。也就在那一天，我还认识了同去报到的另外两位司炉工，顾明贵和肖松桥。肖松桥在厂里没干几个月，因为是应该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而被“清退”了。几十年后，他作了万县地区建筑规划院院长。顾明贵本是东北一家医院的医生，受派性“处理”返回老家的。厂里人数增多后，他作过伙食团长，还创办了肥皂厂的医务室。后来，顾师兄在东北所属的一派重新掌了权，他才带着那位性格温和的东北妻子小刘和在万县市出生的儿子返回了黑龙江。然后在县人民医院从医生直干到院长，又调到县计划生育委员会当主任。听说他退休后在县城开了一家诊所。
我到肥皂厂报到时，新购置的那台 1.5 吨卧式锅炉已安装调试完毕。由于新锅炉比厂里原有的那台 0.2 吨立式老锅炉大，耗煤和劳动量均增加了几倍，按相关规章，这种锅炉每班必需两个人操作，肥皂厂才新招了我们 3 人，给锅炉房每班分了 1 个。
第二天一早，先到伙食团，就着泡菜匆匆吞下 3 两馒头和 1 两米的稀饭后，便被分管生产的文副主任叫到保管室，领了毛巾手套工作服等劳保用品。然后，他将我带到到了锅炉房。
宽敞幽暗的锅炉房正中，躺着那台形状似油罐车，但比油罐车还大还黑的卧式锅炉。由于锅炉旁堆满了一人多高的原煤，屋子里便显得并不宽敞。在锅炉前面那块狭窄的空地上，一位中等身材的壮年工人正在操作。锅炉下方有两个 1 尺见方的小铁门，他用戴着帆布手套的手拉开了左边的铁门，炉膛约有 2 米多长， 1.5 米宽，里面烈火熊熊，发白的火焰被烟囱里的风扯得呼呼作响。他躬下腰，用铁锨铲起满满一锨原煤，走近炉门潇洒地一挥，那四五公斤煤粉便均匀地撒进了左边炉膛最深处，第二锨均匀地撒在中间，第三锨才撒在近炉门的那块地方。我记住了：一个炉门 3 锨煤。
待他关上炉门直起身来，文副主任便赶紧给我俩作了简短介绍，我就认识了师傅张德元。张师傅向我点了点头，他一边用挂在脖子上那污黑的毛巾擦着额上的汗，一边指着右边的炉门说：你烧这个门，注意要将煤撒均匀。我连忙戴上手套，打开右边的炉门，操起铁锨，学他的样子朝炉膛的右半部分上煤。我身强力壮，干惯了体力劳动，还在铁路上作过混凝土工，有成天挥舞铁锨搅拌混凝土的经验，那铁锨在我手上便驯服得很。虽然是初次给锅炉上煤，但我一上手便很像那么回事儿。这第一下虽然没有张师傅将煤撒得那样均匀，却也获得了他和文副主任的称赞。我这个未经任何学习或培训的司炉工就正式上岗了。
在白班的 8 小时里，两个司炉工要这样躬着腰一锨一锨地撒 5 吨左右的煤进炉膛。上过几次煤后，炉膛内经过充分燃烧的煤会变成炭渣，炭渣在高温下就会板结成块。此时便要打开炉门，操起酒杯粗细长约 3 米的钢撬棍，从炭渣下贴着炉排使劲捅进去，要一边使力往里捅一边抖动撬棍，让煤灰从炉排缝里漏下去。将钢撬棍捅到底了，还需借助全身的重量，握住撬棍头子往下压，将里面凝结成块的炭渣撬松。这叫“漏灰”。我们使用的撬棍虽然是用酒杯粗细的圆钢做成，但由于炉膛里温度太高，撬棍很快就会在里面被烧红变软不利操作。为了撬棍不容易被烧红变软，不久之后，我便去置办了一根更粗的撬棍，重 53 斤。别人都嫌太粗重，不爱用它，这根撬棍便只供我个人使用了。但碰到原煤质量不好时，板结的炭渣就太多太硬，干完一趟，即使这么粗大的撬棍，也经常被烧红后因用力太大而变得似弯弓一样。此时就需趁其还未冷却变硬之际，抡起它来将变弯的地方朝青石坎上使劲地砸，将其“扳伸”，以便再次使用。
这样反复撬松过三四次后，炭渣经过烈火高温，便形成司炉工们称为“牛脑壳”的东西，坚硬地粘连在一起，此时就得“出渣”了。出渣是每天最苦最累的活儿：打开炉门，在烈火的炙烤下先将“牛脑壳”撬断撬松，再用一根拇指般粗的钢条作成的大钩，将弄碎了的“牛脑壳”一砣一砣地掏出来。通红的“牛脑壳”被掏出来便堆在炉门前，两人各自一个门，轮流站在炉门口操作，即使在最顺利的情况下，每出一次渣，一个人起码得站在那堆通红的炭渣前干上 15 分钟。其它季节都还好一点儿，特别是夏季，出一次渣，真是“连裤裆都湿透了”。出渣时还得小心注意，千万不能将还在燃烧的煤粉捎带出来，或让其顺着炉排漏下去多了，那样锅炉就会熄火。万一熄了火，就会影响全厂的生产，麻烦就大了。
作为一个老式锅炉的司炉工，主要的日常工作就是以上几套。另外要做的什么进水、排污，或一些检修，都是极轻松的小事儿了。
20 年后，随着生产规模的发展，我厂成了国有中型企业，搬迁到了郊外。厂里使用的已是一台 10 吨的全自动锅炉。也不叫锅炉房了，叫动力车间。我时任厂工会主席，偶尔也爱转过去，看着装整洁的司炉工们坐在用玻璃隔开的操作间里，轻松地边喝茶边按电钮上煤、震动炉排漏灰、出渣。想到自己烧锅炉时那一身煤灰满脸汗污的情景，还是颇有点感触。科技进步真快！
那时代，司炉工是厂里所有工种中劳动强度最大的，每月的粮食定量也是全厂最高的： 45 斤，就觉得很幸福。因为定量高，不管哪个厂的司炉工，都有一个黑黪黪的小锑锅，上班时间常用它在炭渣上煮东西吃。青菜豆腐、红薯洋芋、面条腊肉，都在那黝黑的小锑锅里翻滚。年青力壮胃口好的人，每天能煮点东西吃，也真是一种享受。当我煮那每月一次的“劳保食品”时，还在厂里引起了轰动，许多人都来欣赏我是怎么样吃下去的。
那年月，司炉工每月能格外享受白糖、猪油、白酒各半斤“劳保食品”。虽然这些东西在发工资时也要扣钱，但那是别人拿钱也买不到的计划供应物资啊！每当领到劳保食品，其余几位或是好好保存起来，一点一点地慢慢受用。心疼老婆娃儿的人，还带回去全家共享。我当时还是个一见到美食便忘了父母的混账人，每月只要一领到那 3 个半斤，就会将半斤猪油和半斤白糖全放进小锑锅里，在炭渣上将其煮化并搅拌均匀，使其变成蜂糖状的油糖。待稍降温后，我就端起酒瓶，一口白酒一口油糖，趁热将这 1 斤半白糖猪油白酒全装进肚子，让它们在胃里去融合。那东西甜蜜蜜的，特别滋润。当时纪律松弛，没人管你上班时间饮不饮酒。我喝光这 1 斤半美食后，还要吃半斤米的干饭，继续干活。现在的人一听这种吃法，肯定会说愚蠢，但那时的劳动人民没什么健康常识，何况许多年大家都处于物资匮乏的生存状态，连糖尿病都被社会上称为“老干部病”，寻常百姓都没资格生这种病的。所以，长期缺乏营养的人偶尔一次暴食，对身体的不良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司炉工是三班倒，每周转一次班。对于有些人畏惧的“三班倒”，我倒不怎么在乎，人年青，又从事重体力活儿，就没有什么打乱了生物钟要失眠的问题。不管什么时候，倒头便能睡熟。上夜班到凌晨时，即使是两次上煤之间的几分钟空隙，我也能在破滕椅上坐着入睡。睡眠的问题，就并不令我生畏。更由于每天还有 1 角 2 分钱夜班津贴，可以去馆子吃一碗杂酱面，我就喜欢上夜班。
我虽然每月只有 26 元 5 角钱的工资，再加上每个中、夜班有 1 角 2 分钱的补助，全加起来每月也上不了 30 元钱。但由于收入稳定，每月能按时领钱，也就有了计划开支。我父亲的退休金加上在集体所在制企业工作的母亲的工资，每月总共才 40 几元， 3 个被停课闹革命的弟妹都还没有收入，我每月就给家里交 5 元钱，偶尔还给弟妹们发几角钱零花。自己在厂里的伙食费每月 6 元左右，由于有工作服，再加上每人要攒几年的布票才够做一件衣服，也就常年添置不了新衣。我记得最大的一笔开支是 1969 年，花 40 元钱在拍卖行买了一个二手的机械手表，苏联制造，样式虽然粗笨，但走时还蛮准确。
在进厂 3 个月后，我就生平第一次开始存钱了。到储蓄所办了个活期存折，每次关饷时将上月未花光的几元钱存进去。两年之后，当我被以“现行反革命”罪抓进看守所时，留给家里的存折上就有了一百元钱左右。在当时，那可是笔巨款呢！
锅炉工的业余文化生活
当年我们的业余时间很少。革命委员会成立过后， 1969 年开始，全国所有机关企业每周一、三、五晚上的政治学习都恢复了。各厂除了正当中班不能离开岗位的人，任何人都不能缺席。不管寒风刺骨的冬日或暑热未消的伏天，也不管你住的地方有多远，晚饭后都必须跑到单位去，规规矩矩地坐在一起听以“大老粗”为荣的领导结结巴巴地读报纸念文件，灌输所谓的先进思想。 然后依次发言表态谈感想。 就连许多“根红苗正”的人们，对这种学习制度也并不拥护，但却谁也不敢反对，那是政治啊！全中国的单位都必须执行这种学习制度，叫做“政治学习、雷打不动”。
除去政治学习以外，在有限的业余时间里，人们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城市里也只有电影院在反复地放映着 《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等寥寥几部革命电影，及歌颂文革的纪录片和 《新闻简报》。偶尔有外地的宣传队来演出，虽然是不同地方的宣传队，但节目却是大同小异，穿仿军装的青年男女一上台便挥拳跺脚，大喊大叫。后来又是翻来覆去演那几个样板戏或样板戏选段，但在那文化荒漠的时代，只要有人唱和跳，就能吸引许多人去看 , 我自然是一场也不会放过的。但对实在让人倒胃口的“样板戏电影汇映”，即使是免费观看，我也尽量选择逃避。
真正吸引我的，是篮球赛。
老万州人都应记得，自从所谓“三年特大自然灾害”过后，每周六晚上西山公园灯光球场的两场篮球赛，绝对是全市人民最盛大的精神会餐。不管酷暑寒冬，只要没下雨，周六晚上的 7 点钟之后，西山公园的露天球场边真是人山人海。我和朋友们都成了每场必看的球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武斗曾使球赛中断过一段时间，但局势刚刚稳定，在体委掌权的一派马上便恢复了周六晚上的篮球赛。虽然都是本地各企事业单位的业余球队，每周进行的也只是当时流行的“友谊赛”。市糖酒公司、运输公司、港务局等篮球强队和几位主力队员，都成了市民们心中的明星。我的二弟声宏，是各校学生联合组成的“红代会篮球队”（又称万县市青年队）的主力，他也经常在灯光球场上奔跑。若逢外地有球队来访，就更热闹了，体委便会将各单位的篮球明星凑合成一个市代表队来迎战，更引得球迷们兴奋激动。周六晚上，一般都安排两场球赛，每到散场时，整个西山路，好一阵子都被出来的人挤得水泄不通。那时，全市所有的政府机关都瘫痪了，唯独这个体委，每周还在组织比赛。因此，当时的市体委，就成了最受市民们欢迎的部门，体委的工作人员不管走到何处，都有人认识，都受人尊重，就连在商店排队买东西，也会有人让他往前面站。
我这个锅炉工还是个文学青年（文革前发表过诗歌，文革中编辑过小报）。对于我来说，最为享受的“文化生活”，就是读文学名著——而且我这读书还经常不是“业余”，而是在上班时间。
每逢上夜班，锅炉房里没一个外人。不打瞌睡时，便可以在空闲的间隙读书。接班时，我就经常带一本书去。在锅炉边的深夜里，我读过的书不少，印象最深的是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我记得读这部书时正值寒冬，锅炉房外真是雨冷风烈，满地泥泞。深夜里，我靠在锅炉前的破滕椅上，捧着这部书，就好似走进了俄罗斯那白雪皑皑的原野，无边无际的森林。通过屠格涅夫优美的文字，我能真切地感受到那遥远时空中的特殊魅力，仿佛能与那些大胡子俄罗斯农夫一起，坐在篝火边交谈，喝烈性的伏特加、抽辛辣的莫合烟……
说到文学名著，文革初期大多都被定成了“封资修毒草”。 文革一开始，我家便被官办的“红卫兵”抄了。十几个人翻天覆地地搞了许久，结果除了拿走一堆政府办的出版社正式出版并由新华书店卖出的小说，什么可以借题发挥的东西都没找到。我还是在劫难逃。说来现在的青年可能难以置信，由于从我家抄走的“罪证”只有小说，每次批斗会上的主题便是追查我读过些什么“封、资、修”的作品。
经过两年血淋淋的武斗和惊心动魄的夺权，我们这地方连武斗时杀人的凶手都还没有全抓起来，当权者就没多大兴趣来管读文学名著这种小事儿了。因此，除了不敢公开张扬外，也没多大风险。但由于“破四旧”的扫荡，各地图书馆都不曾开放，我所读的书籍从何而来？除了朋友们互相交换那些幸免于难的或者从抄家物资中偷出来的外，更不得不提到那早已作古的朋友丁永昌。丁永昌也是个文学青年，我俩是一见如故，很合得来。我经常到马仑岩他家那土墙瓦顶的老房子里去畅谈，他就主动借些盖有“光滏藏书”印章的中外文学名著给我，都是些令我一翻开便不忍放手的好书。永昌说，那些书是姐姐留给他的。书的主人光滏是他姐姐的同学、好友， 1964 年去云南东川当了铜矿工人，行前把这些书托给他姐姐保管。次年，他姐姐又被动员去巫山“劳动大学”改天换地了，这些书就落到了他的手里。直到 30 年后，我才认识了那些书的收藏者邵光滏，他已在自贡的一家公司当了老总。他说自己在离开万县市之前，也是个到处打临工的文学青年。
我回忆这些琐碎的往事，不是因为人老了无所事事便爱回头去看自己的足迹。我期待这些草民的经历能让人们更好地明鉴过去，能让后人从往事的云烟中发现更多可供借鉴的教训。我最深的期望，是通过我们无数过来者的绵薄之力，使后人不再经历同样的浩劫。
转自《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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