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学锦：1966，院士之家的两张遗言条

1989-06-04 作者: 谢学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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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院士之家的两张遗言条

－－谢学锦口述

口述：谢学锦，1923年5月生于北京，勘查地球化学家，中科院院士，其父谢家荣是地质学家、矿床学家，1955年被选聘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
整理：燕凌
时间：2012年
地点：北京

喜欢历史和诗歌的理科生也是进步青年

1941年，我考进了浙江大学物理系。念了两年，功课不好，数学有点跟不上。我不想念物理了，想转系。我给西南联大写信联系，想转到西南联大的历史系去。

王淦昌教授找我谈了一下午，劝我不要转。我说：“我功课不好，数学不行。我还是喜欢历史和诗歌。”他说：“你喜欢历史和诗歌好啊，这些对学物理都有用，可以增加想象力。看得出来你是一个有潜力的学生，你还是留下来吧，物理里头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像诗歌一样。”可我还是不干。

后来西南联大回信说：“你转到我们学校我们欢迎。但按照规定只能在原来同样学院的范围内转，不能转到文学院，只能转到我们的理学院。”那我就不干了。

我又想转到浙大的外文系，已经说好了，外文系也欢迎，因为我英文很好。到了快开学的时候，我突然脑子一动，我想，读英语以后干什么呢？恐怕没有出路。就读化学系吧。我就这样在四个系之间来回晃荡了好久，最终转到了化学系。

浙大进步力量日渐壮大。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以后，在大后方的大学中首先公开响应的是浙江大学学生。浙江大学学生会从遵义发出国是宣言，要求结束一党专政，拥护成立联合政府。

遵义的学生会要求湄潭分院响应。遵义的进步势力非常强，所以他们能做到这—点。但是在湄潭，两边的力量差不多，势均力敌，斗争得非常激烈，争论得很厉害。于是就开全体学生大会来表决：到底响不响应遵义宣言。

湄潭学生自治会的主席担心进步力量势力孤单，不敢一个人承担。于是选了一个主席团，共有5 个人。其中有我。会没开多久，主席就被台下的一片嘘声轰下来了。后来我替代他做主席。我想办法压下了哄闹，把会场秩序扭转了。这个会连开了两天两夜，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我们最终胜利了。男同学是势均力敌的，但女同学几乎全都站在我们这边。

这之后不久，我就接到了恐吓信。是把一个军统的信封翻过来粘的这么一封信，信封上的地址写的是“铁血锄奸团”，里面写着：“谢学锦，限你10 天之内离开湄潭！”

我跟大家商量，这事应该怎么应对? 大家一致认为：绝对不能走，你一走就会“失踪”的。我就没理会恐吓，仍旧待在湄潭，但设法将进步书籍疏散，隐蔽起来了。

在浙大，我参加学生运动活动多了，念书就少了，功课越来越差。现在回想那一段生活，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我觉得尽管养成了一些创新的能力，但是做研究工作的基本功还是不够扎实。虽然后来自己弥补了，但是毕竟不如在学校里打好基础。现在想，如果能重新做人的话，我在学校里就不领头搞那些活动了，而要好好用功。你搞了那么多活动，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 很难说啊！

浙大那时候的风气很好，是兼容并包的。那个时候，非常用功的人和非常不用功的，整天不上课的，都能各得其所。我发现，后来有成就的有出息的人，有当时非常用功的，也有非常不用功的。非常用功的人像郭可信，他在学校里成绩非常好，现在是院士。非常不用功的人当然以我为代表。我们那一级里后来就出了我和他两个院士。现在又有两个新的：侯虞钧，代立信。我觉得他们早就应该选上了。他们当年都是很用功的。

1946年，我转到重庆大学化学系读书。那一年重庆学生促进政协成功的大游行搞得轰轰烈烈，我跟《新民报》的记者程海帆一起到各个中学去煽动学生参加游行。

1947年，我到南京永利化工厂工作，从事工业分析，又认识了一些进步人士。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南京有三个地质机构，我父亲主持的矿产测勘处是其中之一。临近解放的混乱期间，为了把这些机构的人员稳住留下，地下党做了很多工作。他们希望我到矿产测勘处帮我父亲稳定人心，保护设备、资料。 0 (1).jpg

谢家荣，生于1898年，留美地质学硕士，他的研究为大庆油田的发现提供了理论依据

我帮父亲出主意，想法子把一些贵重的仪器、资料保护好。美国军队在南城里曾有一个仓库，美军撤走后，这个仓库交给了资源委员会。我们和资源委员会交涉，把仓库钥匙拿过来了。那个仓库很结实，防空条件很好，我们就把很多贵重的东西和资料，都运到里边去了。

那时候物价飞涨，去买东西都是拿一大捆金圆券往那里一扔。钞票都是拿一个大旅行袋装的，今天拿到手的钱明天就不值那么多钱了。钱一到手，父亲就动员一些高级人员出去买银圆，每个人都分几个，这样才把人稳住。还做了沙包防弹，动员全体人员值夜班。

曾世英，地图专家，主编了当时人们奉为圭臬的申报馆中国地图。他觉得住在外面不安全，看到我们安排得比较好，就躲到我们这里来了。我父亲、曾世英和我三个人也一起值夜班。就这样，度过了解放前夕那一段困难的日子。

“文革”起，一个月内父母先后自杀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隐瞒了自己过去的进步历史。我想安心做科研工作，不想当官。我想，要是由于我参与过许多进步活动而找我去干政治工作，就伤脑筋了。在我的履历里头，解放前的进步活动我一点都不写。

什么时候才把这些坦白了呢？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造反派要我老老实实交代过去所有的罪行，我只好把那些事情写出来了。结果他们大怒，说：“你怎么尽说好的?” 于是他们派了许多人去调查我的“罪行”。

调查了多天，一无所获。后来总算抓住一颗子弹了。有一天一个人突然来问：“你是不是参加了青年军? 这个为什么不交代?”我说：“我没有参加青年军，只参加了招远征军的考试。”“那也是不得了的罪行，你为什么不交代?”我说：“我为什么参加那次考试? 因为想看看美国人出的英语试题是怎么样的，难不难。我去试试。我去考了，很容易。其他的考试我一概没参加。开个玩笑而己。”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电话、电报催我回去。当时我在外地找矿。回到北京一看，满墙都是批我的大字报，罪名就是“反动学术权威”。那时候我的右派帽子已经摘掉了，成了“摘帽右派”。

史无前例的大动乱一开始，就斗得一塌糊涂。

地质科学院“八八暴动”的那天上午，把地质科学院的“学术权威”都揪出来斗。当然我也被殃及了。

8 月12日半夜里，又把三个人揪出来狠斗。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郭文魁，一个是陈毓川。这三个人被叫做“老修”、“中修”、“小修”。“老修”是我父亲；“中修”是郭文魁，他是我父亲的学生；“小修”就是陈毓川，是解放后派到苏联去留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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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批斗场面。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回忆说，他被批斗后，被人拖着走，“好像拖一只死狗”

当晚回来，我父亲就吃了大量的安眠药。8月13日早晨我才知道他去世了。我根本不知道夜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立即打电话给妹妹谢恒，通知她来。父亲留了一个条子，是写给我母亲的：“侬妹（我母亲名叫吴镜侬），我先走了，望你保重。”

这个小纸条母亲没看见，是我和我妻子，还有我妹妹谢恒、妹夫胡定一，四个人看见的。“父亲是自杀！”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我们谁都没有出声。谢恒说：“应当交给组织。”我和妹夫都反对她。当时，自杀是要罪加几等的啊！我们赶紧就把那个纸条子收起来了。

妹夫是前驻英国的大使，是个非常马列的人，而且很谨小慎微。但他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他不能“跟党一条心”了。他和我一致决定，立刻烧了父亲留下的字条，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机关红卫兵要求把我父亲的遗体送到医院，由医生进行解剖鉴定。遗体拉出来的时候，父亲遗体上解剖的刀痕也没有缝合。医生像是要“划清界限”。但是医生还是签了“谢家荣死于心脏病”的鉴定书。我们还是非常感激他的。

在这之后，我母亲就搬到谢恒家里住了。一个月以后，我母亲也服安眠药自杀了，和我父亲一样。我母亲给我妹妹留下一张简单的条子：“我回百万庄了，今天晚上你不要来。明天早上你们来看看我。”那天晚上，谢恒觉得不对劲，连夜赶到百万庄母亲家，门反锁着，使劲敲门，也没有反应。她又急匆匆找到了我。等我们开门进去，一切都晚了。母亲穿得干干净净，神态安详。

一盒阿胶压着一张条子，是这样写的：“女儿：我走了，去追赶你的父亲，他得有人照顾。留下一筒阿胶，这种药，你可能用得着。另外，有几个小箱子放在你家里，你们兄妹五人，一人一个，上面都贴好各人的名字了。父母没有遗产给你们，箱子里装的是过去的一点小东西，权当纪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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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家荣自杀几天后的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红卫兵

历史，残酷中孕育着希望

我的性格是，遇到的事情越大我越沉着，不慌张。当然，内心并不平静。我父母相继去世以后，我一直很忧郁，这种忧郁一直伴随我到现在。但总要活下去，还要往前走。

有人问我：你在最痛苦的时候有没有绝望过？我说：没有绝望。怎么叫绝望？我不懂。譬如不让我做研究工作，让我烧锅炉，我也在那儿满脑子想怎么把锅炉烧好。看了很多历史，觉得整个人类的发展就这么个样，必须正视它。记得启功说过，翻开整部历史，一半是脑袋给割断了的事。整个历史是很残酷的。不能因为残酷就绝望。残酷中孕育着希望。大仲马在《基督山恩仇记》里最后说得好：“所有人类智慧凝结为两个词：等待和希望。”

除父母的不幸外，我没有感觉到别的痛苦的事。在蓝田的时候，军代表进驻我工作的地质部地球物理探矿研究所。我非常奇怪，这些军代表对我很好。军代表找我谈话说：“我看了你过去的材料，觉得你过去一直都是非常好的，怎么突然变坏了？我就弄不明白。”我说，我也没弄明白。他说，你现在努力改造一次，完全有希望变成一个真正的好人。

然后他就派我去看管那些造反派－－那时候这些造反派已变成“五一六分子”（1967年北京一度存在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极左组织，后来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成千上万的干部、学生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遭到长期隔离审查、批斗、监督劳动，有些人被迫害致死）了。我大伤脑筋。我想我去看管他们是要惹出麻烦的。所以我对他们很客气，也不怎么招惹他们。但就这样还是不行。后来这些“五一六分子”去告军代表，提出控诉，说是派个右派分子看管，是什么阶级路线。这样，军代表就通知我：“现在决定让你去金山劳动。”

我本来觉得很舒服的，这下又掉下去了，要到金山去劳动了。这件事使我很不愉快。但是没办法，也只好去了。不过这也算不了什么了不起的事，跟我父母去世不能相比。在被迫从事体力劳动的时候，夜晚就在小油灯下仍然研究我的专业。

巴金写老舍的自杀，他说，老舍不是弱者，他是强者。为什么呢？因为士可杀不可辱。他只能选择这条路，因为他不能够接受这个侮辱。所以他是强者，他不是弱者。

“文革”后期，又让我干我的业务了，去许多地方工作。都是其他人做技术负责人，我做部下，但具体工作还得我做。在广东大宝山，工作规模很大，许多人都是从广东各处的地质队抽调来的。他们每天早晨排成一大排，我向他们一个个地交代工作：今天你怎么做，你需要注意什么。技术负责人就坐在我旁边，不说话。

在我还是“摘帽右派”的时候，物探所又让我出来做化探室主任。这说明这个领域离不开我。当我还没有“摘帽”的时候，我到各省去工作，别人也都听我的。所以，我在电视节目《大家风范》里谈了权力与权威的分别。我说：一个人不需要有权力，但是需要有权威。你有了权力，没有理想，没有思想，没有能力，没有本事，你这个权力就好像挂在墙上的鞭子，使不上劲。而如果你有了靠能力支持的权威，尽管你没有权力，也能得到人们的支持。

1976 年唐山地震之后我就动身南下，因为我有很多工作要做。一路好像都有地震跟着。每到一个地方，人们都在逃难。我继续往前，到了杭州，那里的人也都搬到院子里住了。为了工作，我一段一段往南走。到广州就没人说地震了，街上贴了大标语：四人帮倒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