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瑞五：文革五记
文革五记
－－作者：谢瑞五
一、非党员的我成了入党介绍人
1965年夏天，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昆明的“云南院”工作。“云南院”是1964年由云南省属的建工、化工、轻工、重工等四家设计院合併而成的一家综合设计院。1964年分去大、专毕业生140多人，1965年又分去96人，全院总共有800多人，实力不俗。
当时有规定，刚毕业的大学生都要先到生产第一线去劳动锻炼一年。到云南院大约一个月左右，我们就分配去昆明钢铁厂劳动锻炼。大约三个月后的1966年1月中旬，院里派人來昆钢突然对我们宣布：结束昆钢劳动，立即返院，准备下乡搞“四清”。于是我们苐二天就返回院里。
1966年2月，一过完春节，我们就岀发去参加“马龙县四清工作团”的四清工作了。我院参加四清的人员大约有120人，除了我们65年的毕业生96名外，其余都是行政干部。“马龙县四清团”主要由以下单位组成：路南县委、昆明軍区炮師、云南院、中科院贵金属研究所、昆明工学院等。我被分在吳官田公社工作组，组长是路南县委的尹科长，付组长是炮师的付参谋长老李，我们队员则一人负责一个生产小队。
老李，山西人，约40岁，少年参军，15岁入党，18岁当团长，1949年南下云南。觧放后曾入南京軍事学院学习，时任昆明军区炮師付参谋长。妻子是广东人，抗战时期投奔延安，觧放后曾保送去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时任昆明某单位中层干部，育有兩儿兩女，这在当时属十分美滿的红色家庭。
老李因属首长级干部，最初是留在马龙县团本部，但他嫌不自由，执意要一下到底，就來到了我们大队的永发下队。他一亮相就让大家目瞪口呆，他扎根串连，一头扎住进了劳改释放犯蒋朝海的家中。后來老李才告诉我们，蒋朝海系贫农成份，原來是永发下队的生产队长。1960年代初期，某年天旱，生产队的稻田等待灌水插秧，永发下队本來就在水库脚下，水库放水渠就从该队流过，可是近水楼台不能先得水，县里的调水方案是先远后近。蒋队长为了生产队的利益，擅自挥锄引水，恰好被下乡检查工作的潘付县长看见，潘上前夺锄制止，蒋又不知道这位半路杀岀的陳咬金就是县太爺，当然不能让他得逞，他握住锄把順势一扯，把潘付县长摔了个“狗啃屎”。蒋朝海结果以殴打县长的罪名投入大獄，判了三年徒刑。老李听说此事，气得直拍桌子骂娘，扬言要把狗×的潘付县长抓回來斗争（潘已高升外地），我们听了自然都支持老李的革命行动，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与贫下中农心连心。
不久老李就把我从上队调到下队，与他同住在蒋家，这彻底改善了我的吃住条件，大家都很羡慕我。其实老李调我去的原因十分简单，其一我喜爱京剧，不时哼兩句被他听见，老李也有此好，祘是深山遇知音。其二、他一人在下队，需要一个能抄抄写写的助手。后來我慢慢发现，老李是一位有知识、有水平，能灵活应用政策的优秀军官，是我人生路上难得的良师益友。
按“四清”团部的工作布署，要开展清经济、清组织、对敌斗争、发展党员、建立新領导班子等几个步骤。运动的前几个月，几乎都停留在“清经济”阶段。中国的老百姓太穷了，农民就更穷，公社化后吃大锅饭，农民们很自然会琢磨谁占了我的便宜，我是否吃了亏。在这种心态下，在农民眼中，几乎每个干部都有经济问題，都寄希望于工作组把这些干部多吃多佔的东西都“清”出来。因此“清经济”成了四清的重头戏，将干部们一个个内查外调，自我交待，“洗温水澡”（批评）、“洗热水澡”（斗争），乐此不疲，好不热闹。
老李和我坐阵的下队却一直按兵不动、隔岸观火。老李说：“这么穷的地方，这么苦的差事，又要带头劳动，工余还要考虑管理和开不完的会，一个月就多那么一、兩个工日的工分，还要这样被燙來烫去，今后谁还愿意当干部”。於是我们只让干部们在会上作了一次多吃多占的主动“交待”，不搞揭发批判，不搞“洗澡”，你交待多少我们就认多少、再退多少。有的队花了半年时间尚未搞“清”的问題，我们仅兩三天就搞“清”了。我们的工作大队长老尹，在私下报怨永发下队走了过场，但碍于老李的身份，他也奈何不得。当工作队撤退时，其它队几乎都是新班子就任，唯永发下队是百分之百的原班人马亮相。有趣的是当一年后马龙县组织人马对四清成果进行检查验收时，多数新班子都表现欠佳，有的甚至瘫渙，唯永发下队的领导班子一支独秀，套用当时的用语，是“坚强的战斗堡垒”。通过这一事例，我对“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对症下药”的哲学含意，有了鲜活的感性认识，同时对老李灵活运用“马列主义”的水平佩服得五体投地。
1966年的夏天，随着中共中央 5.16 通知的发布，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我们由于地处山沟，听不到收音机、看不到报纸，对整个文革的态势毫不知情，直到通知我们到公社集中学习有关文革的文件时，还认为这只不过是像当年批判“武訓传”一样，是一场学术批判运动。
随着文革的深入，老李等觧放军官兵因不介入地方文革已奉命返回部队，同时工学院的师生也返校闹革命。不久我们也得到通知，工作队要在马龙集中开展文化大革命，因此队部命令我们抓紧完成最后三道程序－－发展新党员、建立新的党组织、写岀总结。发展新党员的工作不仅有时间限制而且还有比例要求，我按比例祘了一下，永发下队至少还要发展五名新党员才能完成任务。当时四清工作团总部授予了我们非党工作队员“尚方宝劍”－－代表共产党组织去贫下中农中发展新党员，并作他们的入党介绍人。我在公社領了五份空白的入党申请书就匆匆赶回生产队，连夜找我心目中的“精英”谈话，苦口婆心，甚至连哄带求动员他们入党。功夫不负有心人，总祘在三天之内发展了五名新党员，我帮他们填好了入党申请书，並在介绍人一栏中庄严签下了我的名字，完成了党组织交给我的光荣任务。当时我还给院里來的工作队员开玩笑说：如果我发展的党员今后当了省委书记，我这个入党介绍人就劳苦功高了，起码要封我个厅长、局长当当！这五个人中现在我仅記得我较滿意的兩人，一个是妇女队长钟培兰，另一位就是我房东蒋朝海的儿子蒋长喜，他们兩人都唸过兩三年小学，识几个字，这在永发下队也祘“知识精英”了。只是长喜有隔代遗传的精神病，入党前刚发过一次病，据说一年后又大发病，不知结果怎样。
其实永发下队有好几位党员，有的还是土改时期入党的老党员，但为什么不按党章要求由党员介绍而非要由我等非党人氏越俎代庖充當入党介绍人呢？！现在看来这可能反映了当时毛对农村形势的基本估计：相当一部份权力没有掌握在我们（以毛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因此宁可相信非党员的工作队员，也不相信农村的那些老党员。这也是中共党史上的一则奇闻。最后再补充一小插曲：我院计划处非党干部苏先生，在介绍贫下中农入党的同时，也糊里糊涂介绍自已入党，结果这也成了后来把他打成“反革命”的主要罪状－－企图混进党内。
1966年年底，我们匆匆结束了四清工作，带上自已的行李去马龙县城集中开展文化大革命。离村时我们和村民都十分平静，双方都没有表现岀依依不舍，说走就走。本來嘛，所谓“四清”本身就是一场人为的、自作多情的闹剧。我认为，当时中國农村的问題既不是刘少奇说的“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也不是毛泽东所宣称的“阶级矛盾”，而是十年后安徽风阳县小岗村的十八户村民，冒着殺身之祸，按下了鲜红手印的那份契约中无声的呐喊－－耕者有其田，土地要还家！后來邓小平順应民意，只不过採用了一种较体面的说法－－土地承包到户，于是困扰中國几十年的农村问題，基本迎刃而解，连年丰收，很快就取消了因“三面红旗”而带來的粮票、肉票……等几十种票证。
二、我一夜之间由“左派”变成了“反革命”
到马龙后，我们被分配住在一所小学校里，此时学校是刚放寒假，我们公社的十多位男队员挤住在二樓的一间大教室里，把自已的被盖卷一打开，往地板上一舗就是一張床，一个挨一个挤在一起睡通舗。在这里見到了分别9个月院里的其它同事，久别重逢分外亲切。
当时“十六条”已经公布，里面提到“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此我们十分迷惑和茫然，作大报告时有人提问：当权派是指多少级别以上的干部？首长答曰：“文件中没有讲到级别限制，我个人理解，凡有領导权者就是你那个范围的当权派”。在小组讨论时我们也基本统一了认识，我们工作队员能左右你領导那个队的前进方问，所以也属当权派，至于党外队员，在四清这个特殊历史条件下，连入党介绍人都当了，还谦虚什么党外人士。就这样我们人人都可能成为“这次运动的重点”。
大约只经过了一个星期的运动前热身－－文件学习，就要转入主題搞运动了。一开始，我就发现我们公社的工作队长－－路南县尹科长对我似乎頗有好感，我能享受到其它多数非党、团队员得不到的待遇，如安排去听党课，参加所谓的积极分子会议等。后來我才知道，集中伊始，領导们按统一布署，在全体工作队员中进行了排队，分成左、中、右三部份，我十分幸运被划进了左派的营垒。
但我不识抬举，是一个扶不起來的阿斗，运动一开始我就从左派营垒自动滑进了右的泥潭。那是转入运动后召开的苐一次左派会议，会上老尹宣布了我们公社的重点是李君，並列举了她的几大罪状，什么坚持地主阶级立埸，仇视贫下中农等等。
李君係中科院贵金属研究所科研人员，地主家庭岀身，性情孤傲古怪、易冲动，三十多岁了尚未结婚，她进村后“深居简出”，除了开会很难觅見她的芳踪，与社员似乎格格不入，工作十分被动……其实这些最多只能祘为思想落后，队領导非要把她往反党反社会主义上掛实在太过份了。我本來与李素眛平生，少有往來，甚至对她也頗有微词，但此时此刻見到尹等一批农村干部指鹿为马、以强凌弱，我突然对李动了侧隐之心，有一种拔刀相助的冲动。
左派会议当晚我们正式开会搞运动了。一切都按白天左派会的布署，按部就班进行，老尹作总结动员后，路南来的队员带头发言，矛头对准了李君。约九时左右，正在我开始发言反对把李君打成重点时，突然隔壁教室里传來了其它公社会议中激烈的争吵声及“十六条万岁”等口号声，紧接着就是一个宏亮男中音激昂的“國际歌”歌声，我一听就知道这是我院同事小段的声音。我中断了发言，默默感受着隔壁那种悲壮的革命气氛。直到老尹叫我接着讲，我才回过神來，但此时隔壁的那种气氛已为我的发言注入了革命激情的催化剂，我不由自主地提高了音調，慷慨陳词：我们吴官田公社有鬼、有政治扒手，捨車马保将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捞救命稻草……我将“十六条”中有关的新名词统统抛了岀來。我一讲完，整个会场死一样的沉寂，连隔壁那个会场也静了下來，或许也在感受我们这边这种无语的悲壮！我的脑袋一片空白，这次会是如何结束的我一概不知，但是我意识到我闯祸了－－一场足以毁掉我政治生命的大祸！
果然苐二天下午揭发批判我的好几张大字報便同时贴了出來。由于我突然取代了李君“反革命”的位置，打乱了他们的战略佈署，他们要临时拼凑我的材料又十分困难，於是在大字报中便採用了栽赃陷害的伎俩，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比如说我讲：“征收××万斤公馀粮是强迫命令”、“听党课没意思，纯属浪费时间”……等，这些都是无中生有；另外是大帽子下开小差，言之无物、放空炮，比如说我：像57年的右派分子，一有机会就要自动跳出來向党猖狂进攻（指会上我为李君辯觧的发言）。但在开我的批判会时，他们都自知理亏，不提这些“钢鞭材料”，而要我自已交待罪行，深挖思想根源，然后他们又抓住你发言中的“辮子”没完没了，无限上纲。
我们公社的“反革命” 是我和小李兩人，小李是广东人，同济大学65年毕业，我院同事，他的“罪行”我已记不清了，也可能同我一样，是老尹计划外的意外收获，但他的“罪行”比我轻、比我少。批判会可谓营垒分明，以尹为首的路南派约有六七人是極左的急先锋，无限上纲、乱扣帽子；余下的是贵金属所及我院约十人，其中除我院的小王被尹招安外，其余的都十分同情我们二人的遭遇，批判会上都只批评我们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从不乱扣大帽子。这其中唯一的例外就是李君，她可能已知道自已是虎口馀生，所以要拼命表現自已坚定的革命立场，后来有人笑话我：这就是“英雄救丑”的下埸。
大约有半个月的时间，我和小李接受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或在会上自我交待罪行，余下的时间就写书面交待。“反革命”们仅限于在这小学校内活动，外岀要请假，有次我和小李请假外岀，小鲁就一直跟随着我们。凡听報告、看电影，我们都无权参与，留在教室里写交待。这时我突然有了一种恐惧，我想我会被划为右派分子，戴上帽子去劳改或发配到边疆农村当被监督改造的“五类份子”，五七年几十万右派分子的今天，很可能就是我的明天，我还那么年轻，刚大学毕业，对未來还抱着美好的憧憬与希望，难道这一切尚未开头就要结束……。
有好些天我彻夜难眠，想入非非，我甚至想到，如果真的打成了右派，丧失了作人的尊严和自由，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还不如去死！但我也决不一个人俏俏去自杀，我要与害我的人同归于尽，杀一个夠本、杀兩赚一……。
本來我和小李都是不抽烟的，我甚至闻見烟味就头昏，但此时小李身上刚好还剩有一包上海产“牡丹”牌香烟，是出村时买來准备请农民抽的。我俩相对无言，一支接一支，一口气抽完了这一整包烟，身体并无不適，反而有一种忘乎所以的快感。看來一个人在某种極端情况下，身体内部也有一种自动调节功能來维持相应的平衝。从此我染上了烟瘾，直到移民香港后才戒除。
这次马龙四清工作团近千名参加所谓“文革”的工作队员中，约有一百多人被打成“反革命”，而我们云南院就佔了三十多名，约占我院参加四清总人数的30%。这一方面说明，刚出校门的大学生尚不諳处世之道，还没有学会在兇险的政治激流中如何保护自已；但同时也说明中國知识分子传统的正义道德观也并未因这十多年的“围、追、堵、截”而消亡。
文革的形势瞬息万变，这时毛主席贴岀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相比之下马龙这种专整群众的所谓“文革”是与中央精神背道而驰的，“反革命”们也蠢蠢欲动要上访、上告了。可能省里也意识到这一点，宣佈凡省市级单位來的工作队员均返原单位参加文革，而县级及以下单位來的队员仍原地待命，于是我们又像做梦一样于1966年年底匆匆赶回了昆明。
回到院里才发現马龙的文革与昆明和院里相比简之是小巫见大巫。一进设计院大门，大字报就舗天盖地而來，你再也找不到一平方米以上的空白墙面。院里的运动较马龙至少超前了三个月，受迫害的“反革命”们也开始起來造反了。原來省里派來的工作组进院开展文革，像马龙一样，不问青红皂白，三下五去二，一下就揪岀了一百多名“反革命”。見到有这么多的难兄难姐作伴，我不禁破涕为笑，将马龙的一切忧虑抛诸脑後。看到院里那一张张文采斐然的大字报，我深为学长们刚正不阿的精神和深厚的人文素养所折服。
不久“红旗”杂誌苐十四期发表了著名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将前一阶段运动中走资派混淆视线，将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行为斥之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全國掀起了大规模的批判资反路线的高潮。
很快省里就來了通知，原四清工作队内部也要批判资反路线，要为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平反。于是1967年1月初，我们又浩浩荡荡杀回原马龙工作团現在的集中地宣威和曲靖。
我们先到了宣威，原马龙的四清已祘结束，全部班子又转移到了这里，並已在县城集中。我们的首要工作是宣传中央有关炮打走资派及批判资反路线的精神，印制了许多标语、传单、及我们自编的“红炮兵”小报在宣威县城四处张贴，并利用那些工作队员开饭的时候，我们前去散发传单和发表演说。我本是一个性格内向，怯于抛头露面的人，但那时也不知道哪來那么大的勇气，站在凳子或饭桌上发表慷慨激昂的讲演。那些来自农村的工作队员们约近千人，黑压压一大片，他们都是贫下中农岀身，刚参加工作不久，可能他们的領导已统一向他们佈置了对付我们的方法－－不予理睬。当我们讲演时，他们都像是一群输入了同一程序的机器人，只顾埋头吃饭，脸上毫无表情，你递给他们传单，他们会客气收下，随即往口袋一塞。我很想找到原吴官田的那批路南县的队员，但未找到。不过过了兩天老尹带着那班人主动來我们的驻地看望我们，他请我们抽烟，大家都不接，彼此都皮笑肉不笑，哼哼哈哈，场面十分尴尬，他也自觉没趣，不一会就走了。
不久我们又接到通知，全体在曲靖地区境内搞四清的同志，均到曲靖集中，好几千人都擁向曲靖，将一座小小的县城塞得滿滿的。現在回想起來，我估计我们省级机关的四清工作队，在此次下宣威、曲靖之前，已经和省里有背景和有实力的造反派组织取得了联系，並得到他们的支持，因此在曲靖一汇合就显得志在必得、气势不凡，一切活动都开展得有声有色。将曲靖地区的书记、专员都抓來批斗，有一次一个叫王克非的头（好像是地委书记）没有到会，我们甚至冲到他家中去抓他。在批判会上不少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都起來发言揭发控诉他们整人的种种卑劣手段，口号声此起彼伏，我想当年农民土改斗地主可能还没有这样大的规模和气势呢！最后一道程序就是于1967年1月19日在曲靖师范学校大操场上当众燒毁黑材料，每个公社选一位代表去执行，我代表吴官田公社，本來規定是不准看的，但在燒的过程中我碰巧抓住了我的那份“罪状”，我仅很快地翻阅了一下，发現是我熟悉的笔跡，有四大罪状，第一条是“仇视毛泽东思想”……所列举的事实全部都是随心所欲杜撰岀來的！真卑鄙！
我现在还保留有两份当时发给我的平反文件，一份是“中共曲靖地委四清运动工作团” 于1967年1月22日发的“关于在四清工作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平反及材料处理决定” 其中提到：根据中共中央〈中发（66）515号文件〉和〈中发（66）553号文件〉的指示，“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应该宣布无效，全部清出，一律当众焚烧” 。另一份是“中共曲靖地委四清运动工作团” 于1967年1月21日发给我院的通知，称：“党委决定给该同志（指我）予以平反，已当众恢复名誉，材料全部烧毁。特此通知，请原单位当众宣布并望转告本人。”
我没有参加过反右斗争，对右派分子是如何产生的种种骇人听闻的传说总是半信半疑，这次轮到自已当右派了，才真正明白阶级敌人原來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简单得很！随意得很！就像是玩转轮手槍的自杀游戏，谁碰上那顆子彈谁倒霉。只不过那些权势者及其走狗们当轮到他们开枪时，枪口总是对着他人，而不是自己的脑袋。
燒完了黑材料我们就搬师回朝了，原來担惊受怕至少还要搞三年的四清运动，就这样在文革的冲击下不了了之。
三、牢房中的蜜月
在马龙搞四清时，我和小叶都分在同一个生产大队，但我们各自所在的小队还相距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因此我们很少见面，更没有机会单独在一起。
我和她真正确立恋爱关系是从马龙回到昆明半年后的夏天，那时院里生产基本瘫痪，不去上班也无人过问。院里年轻人特多，大家都纷纷利用这个机会谈恋爱、结婚。我和小叶也不例外，天天都厮守在一起，任凭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我们躲进小楼管它春夏秋冬。
随着昆明的武斗升级，院里的两派都拿起了枪。外单位炮派武力攻下了我院八派驻守的办公大楼，打死了重工室的刘少贵（64年武汉钢铁学院毕业）和打残了轻工室的小李，我室小唐被一颗子弹打断了眼镜脚，险些送命。我们再也不敢去上班了，我和小叶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去她的老家广东汕头旅行结婚。
1968年8月2日，我和小叶去院大楼附近的街道办事处领取了结婚证。不久，我们带上岳父乘火车去广州，去找小叶的表兄克锋。克锋兄在解放初期曾来昆明云南大学求学，在叶家住过几年。克锋时任广州市商业局一个科长，主管餐饮行业，他的家在珠江边，紧邻爱群大厦，是一套两房一厅的老式建筑，约有80多平米，这在那时的广州也是十分了不起的待遇了。
我们在广州生活得十分快乐，特别是与三个孩子相处得很好。此时广州虽然没有发生象昆明那样真刀真枪的武斗，市场供应也比昆明要好得多，但文革的乱象还是随处可见。有次在闹市区看见中山大学的游行队伍，前面有数十人的“牛鬼蛇神” ，戴着高帽子，挂着黑牌，有的还赤着脚，将两只鞋挂在脖子上。这样的场面在文革中是司空见惯的，我们都已麻木，但我看见站在一旁的香港同胞（从他们的穿着一眼就能认出），却惊惶不已，有的老人家甚至在抽搐发抖。
在广州玩了十多天，我们就准备去汕头铙平老家了。克锋利用他的关系，能很容易找到去汕头的货车，免费搭车，能省下二十四元的长途汽车费(每张十二元) ，当时大家都很穷，能有办法省钱就争取省一点。由于驾驶室最多只能坐两位客人，岳父先我们几天搭车走了。我和小叶是搭乘一辆大货车一早从广州出发的，老司机是广东人，人很厚道，对我们很客气。广州至汕头有五百多公里，那时由于路况不好，车况不好，要两天才能到。当天傍晚车抵海丰县城，司机把车开到了一家看起来较大、较好的旅馆，今晚我们就住宿在这里。办理住宿登记的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尖嘴猴腮的小男人，他拿着我们那张设计院出具的证明反复看了又看，也不问话，就把我俩安排到了二楼的一间房。睡到半夜，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我开门后进来了几个自称自安巡逻队的人，说要检查证件，我们出示了那张设计院的证明，他问有没有盖有革命委员会公章的证明，我们告诉他我们单位尚没有成立革委会，所以只能盖现有合法的公章。他说这是广东省革委会的新规定：一律凭各级革委会的证明方可通行，于是叫我们带上行李去派出所。我们走过一楼柜台时，看见那个小男人在那里阴阳怪气地狞笑，显然他正在为自己立功举报了两个疑犯而沾沾自喜。
在派出所检查了我们所携带的行李，作了问询登记，就把我们押送到位于城边的收容所。我们什么话都没有说，因为我们知道此时此地讲什么话都是没有用的。到收容所时大约已是凌晨一点，例行检查登记后就将我们带去牢房睡觉，小叶的女牢在平房一楼，我去的是两层楼的大间，底层已睡满了人，看守叫我自己上二楼找个地方睡，他边说就边退出门外，锁上门径直走了。我沿着一个简易的木楼梯上到二楼，借着昏暗的灯光我打量了一下我即将“下榻” 的、以前只是在小说和电影中见识过的牢房，这是一间约五米宽、六米长的大房间，农村老式的土坯木结构瓦房，木楼板、木桁架，没有用一点水泥。地板上铺着草席，“犯人” 就头朝墙、脚对脚睡在草席上，中间是一条一米宽的过道。大家都睡得很熟，似乎没有人发现又来了一位新难友，我看了看好像没有我容身的地方，我只好背靠一个木柱子坐在地上。可能是我坐下时碰到了一位中年难友的脚，他坐起来与我对话。
问：新来的吗？
答：是。
问：哪来的？
答：云南昆明。
问：啊！老乡、老乡！我是云南文山来的。
他起来叫两边的人再挤挤，给我腾出了一个身位，于是我俩就躺在地上，谈起了悄悄话。原来他姓翁，30多岁，是印度华侨，大约是1957年前后印度反华时随大批难侨回国，被分配到云南文山稼衣华侨农场工作。这次是从文山带着父亲的骨灰盒回祖籍地海丰安葬，也因没有革委会证明而于三天前被收容。第二天我才发现他父亲的骨灰盒就在他头顶靠墙放着，外面包了一块黑布。他父亲是在印度出身的，浪迹天涯一辈子，魂归故里的第一天就进了牢房，不知翁伯泉下作何感想？这一天我和翁先生谈了一整天，谈得非常投机，当我们聊到印度电影“流浪者” 时，他即兴唱起了“拉兹之歌” ，唯妙唯肖，令人叫绝。他还随身带了本英文版的高尔基的“母亲” ，朗诵其中精彩的片断给我听，他还答应了我的请求，教我学英语口语。但他并未能兑现他的承诺，因为第二天一早他就被释放了。原来他的家乡就在县城附近，家里的众多亲友折腾了四天才弄到一张盖有革委会印章的证明把他保释出去。他的离别使我非常难过，在这样凶险的环境里，要遇到这样知心的朋友是多么难得的事啊！我回到昆明后，给他写了封短信报平安，但没有回信，很遗撼失去了一位可以信赖的朋友。
就在翁先生出走的这天半夜，收容所内突然人声喧哗，接着一位管理员手持一支布枪冲上楼来，他大声对我们叫到：躺在地上，不准起身！不久听到外面响起两记枪声。过了一阵，一位胖胖的大胡子管理员提着手枪上了楼，对先来的那位管理员说：跑了！显然刚才那两声枪响，就是这个大胡子放的。原来住在我们楼下的十多个人在土坯墙上挖了个大洞，全部逃跑了。第二天收容所进行了人员调整，我们这两层大房间不能住人了，转移走了一部份人去外面，其余都关在平房的五（或六）个单间里。我被转移到小叶对面的那间房，中间隔着约三米宽的露天院坝，咫尺天涯，相望而不准交谈。每日三餐全体犯人都在一起就餐，这时我才有半小时机会和小叶在一起，相互鼓励，商量对策。伙食是免费的，一人一份，定量供应。每餐都是米饭加一点咸菜，难以下咽，有时我就只吃点点白米饭，剩下的都分给其它难友，受惠者都十分感激，因为他们根本吃不饱。每隔几天就要集中在吃饭处受训，美其名曰政治学习，管理员用生硬的普通话大讲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国内外大好形势，有时也会联系实际活学活用，我和小叶也有幸成为他的活靶子，他批判我们说：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居然还搞旅行结婚。
和我关在一起的有几位是中山大学的学生，他们的家就在本地，但由于他们是新成立的省、市革委会的对立派，有回家乡进行黑串联之嫌，因此一夜之间全城大搜捕，将他们辑拿归案，遗返学校。属于对立派被抓的还有一位广州文冲造船厂的青年工人，他对我们十分同情，他被遗返广州时曾受我之托去克锋家报告我们的情况，我们返回广州后他和女友又来看望我们。在收容所我还遇到两位要从广州遣返去福建而路经海丰的难友，一大一小，大的近四十岁，小的仅十二岁，他们是在广州被抓，在收容所认识的。大的是去探亲访友，小的因父母是牛鬼蛇神被关押，无人照管成了流浪儿，据大的讲这小孩有一手掏荷包的绝活。当他听说我在昆明的设计院工作时，就问我知不知道李某，李某是我院同事65年的大学毕业生，我们当然认识。那位福建人告诉我，李某在广州因偷渡被抓了，与他关在一起，在他来海丰的前一天，已离开广州遣返回昆明。他说火车遣返非常痛苦，是坐闷罐货车，有时还无水无饭，坐一段车又到下一站的收容所关几天，可能要一二十天才到得了昆明，身体不好的可能会拖死在路上。我听了吓得半死，心想一定不能让他们遣送回昆。
在收容所里，中山大学的学生难友告诉我，近年来广东省内沿海地区，特别是潮汕地区和海丰县大肆收容（实为拘留）外来人员，其主要原因是因为马思聪外逃事件广东受到了中央的批评。
海丰是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先生的故乡，马在文革一开始就受到迫害，1967年初，在女儿及亲友的精心策划下成功从海丰偷渡去香港（后来才知道是从广州黄浦出走的），旋即美国以政治避难接受了这位享誉中外的音乐家。有趣的是1949年大陆解放前夕，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亲自登门诚邀马思聪赴美任教，被马当场拒绝，但想不到十八年后残酷的现实迫使五十多岁的他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投奔自由，维护自己作人的尊严。
在《思乡曲》完成了整整30年之后，马思聪又再次成了思乡之人。
马思聪出走事件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广东省革委会为了防止偷渡，专门发了一个文件：一律凭革委会证明通行！当时除各省、市、州等政府部门成立了革委会外，其余广大的农村、工厂、机关、学校等基本上都还没有成立革委会。广东省发布这样一个规定，无异是剥夺了广大群众在广东省的旅行权。何况该文件仅在广东省境内以布告公示，不要说省外人不知道，就是省内民众绝大多数也不知道。在收容所吃饭的地方贴有一张这样的布告，这也是我在广东境内见到的唯一一张公示此事的布告。当局利用这一纸文件作档箭牌，肆无忌惮地执行宁可错抓三千也决不放走一人的恐怖政策，在海丰收容所内所“收容”的人基本上都是以此借口抓来的。
现在公开的资料表明，文革期间广东偷渡香港的人员创下了历史新高，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广东本地的贫下中农。
被关进收容所后不久，小叶就发现自己怀孕了，一位中年女难友还恭贺她说：在监狱中怀的孩子，长大了要当大官。我们向收容所反映后，收容所答应可代她上街买些食品，以改善生活，补充营养，并告诉我们，只要昆明有关革委会能出具证明，证明我们的身份，即可放行，否则就要按规定进行遣返。当时我们单位和云南的95%以上的单位一样，还没有成立革委会，与我们有关的上级单位就只有省、市革委会了。但省、市革委会能为一个普通单位的普通群众出具这样的证明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不符合大陆的办事规矩和程序。但是苍天有眼，我们命不该绝！我们突然想到同我们一道搞四清的师付参谋长老李不是在昆明市革委会任办事组组长吗！于是立即与我院的好友小舟去信，请他去找老李开证明。小舟不辱使命，十多天后一封昆明市革委会的公函，寄到了海丰县人保组。当天下午县人保组的一位穿军装的负责人来到收容所见了我们，他对我们表示了歉意，并说明天一早送我们去汽车站回广州，今晚还要委曲我们再在收容所内住最后一夜。我们急于虎口脱险，也没有坚持去汕头，一切听从他们安排，只要求他们出具一份证明，说明收容我们的唯一原因是没有革委会证明，否则我们回去说不清楚。现在我还珍藏着海丰当局的这一张证明，它是我们在牢房里渡密月的见证，也是那个不堪回首年代的一份实证。可惜现在我旅居海外这张证明未在身边，否则应将它附在此处，让读者们见识见识。
我和小叶的婚姻，一开始就祸从天降，无辜蒙受牢狱之灾，没有善始又岂能有善终啊……
同房的难友们知道我们第二天就要出去了，都纷纷向我们道喜，同时也忙着写信请我们代为投寄，因为在里面写信是要由管理员检查后才能由他们寄出的，有些他们想说的内容不能写。
第二天一早，管理员带领我们去汽车站，我们自费购了票（收容所昨天就已通知车站留了两张第一排的票），结束了这二十三天的恶梦，回到了广州。
这时我们才知道，那位司机在第一时间将我们海丰被抓的消息告诉了克锋，克锋又通知了在铙平的岳父，于是铙平的亲友立即展开了营救。他们都是贫下中农出身，有一位还是贫协主席，他们曾三次持公社介绍信到收容所请求放人，但收容所坚持要见到昆明有关革委会书面证明后才能放行。
中国的收容所长期以来都是一个附属于公安机关的“收容遣返” 机构，有些地方甚至称得上是无法无天的残害百姓的魔窟。2003年在广州打工的27岁的湖北籍大学毕业生孙志刚，在街头被盘查，仅仅因为没有带暂住证就被收容至广州收容所，并被殴打至死。此事引起全国舆论哗然，迫使高层警醒，终于导致实行了四十多年的恶法－－“收容遣返法” 的废止。作为一位原收容体制的受害者，我欢迎执政者的这种政治进步。
四、步步惊心“四连跳”
在广州我们又住了约十天，恢复了身体，平静了心态，就回昆明了，此时大约是1968年9月中下旬。
回到设计院上班不久军宣队和工宣队就进驻了。我们云南院被省里列为全省两个重点单位之一（另一个是云南大学），一个八百多人的设计院派驻了两名军代表和两百名工宣队员。两位军代表一个叫姓赵，一个姓马，都是昆明军区的团级干部。工宣队来自省煤建和中建。
不久院革委会成立了，由赵军代表任革委会主任。院革委会成立后就紧跟中央文革统一布署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那时生产也基本停顿了，整天都是搞运动和政治学习。在清队动员大会上，赵主任强调了我院敌情严重，他说了三个七十五，一是我院出身剥削阶级家庭（还是出身非工农家庭？我记不清了）的占75%，二是有右派分子75人（含摘帽），第三个七十五记不清了。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头戏。运动要求：各单位在军宣队、工宣队的领导下，发动群众，把混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执掌各省、市党政军大权的军人是这场运动的指挥者，是他们在主持这场大规模的政治迫害运动。
“云南院”的清队运动也是十分残酷的，人人自危，朝不保夕，步步惊心。往事不堪回首，下面我仅谈谈其中的“四连跳”。
第一个被揪出来的“阶级敌人” 是我室的主任工程师杨哲夫。杨当年约五十多岁，昆明人，是研究云贵高原雷电规律和防雷技术的专家。他也是昆明小有名气的京剧票友。记得有一天下午，我室通知在四楼一间大办公室召开批判杨的大会，准备给他挂的写有他名字并打上红叉的黑牌已准备好，并已告知在批斗大会后还要在院大楼内“游街” 示众。就在要开始开会前，他提出要上厕所，负责看守他的人就站在厕所外面等，等了好一会不见他出来，进去一看不见了人，从四楼窗口往下看，他已仰面躺在一楼的水泥地面上。他是坐在窗台上往后仰跌下去的，以保证头部先着地，确保死亡成功率。现场发现他两支手里还各握有一片刀片，估计是跌下去万一不死再用刀片割喉管。后来清理他的办公桌时，在抽屉里发现了一张杨留下的遗言，上书：士可杀、不可辱，六个大字！
杨哲夫先生是用生命悍卫了自己的尊严，他具有中国传统知识份子的价值观和荣辱观。可惜通过半个多世纪的洗脑和改造，现在的中国象杨先生这样人格高尚的知识份子已经太少了！在杨自杀不久，他在中科院某研究所工作的女儿从外地赶回昆明，我曾目睹了她来设计院收拾并拿走杨先生办公桌里遗物的情景。她长得酷似她的父亲，她至始至终没有讲一句话，没有流一滴泪，默默的走来，默默的离去。我至今都清晰记得她那震撼人心的沉默，这种沉默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曾拥有过的，这种沉默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是火山爆发前的沉默，这种沉默也就是后来邓小平改天换地的社会基础！
批判会尚未召开杨先生就驾鹤西去，我们都不知道他究竟有些什么“罪孽”。同事们私下议论，估计是与杨认识江青有关。1930年代初，杨先生在青岛大学念书时，曾是该校学生话剧团成员。文革初期江青显露政坛，杨曾当众宣称：江青就是兰萍，是他校友，当年在青岛大学还与江青同台演过话剧（据史料：江青1931年至1934年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杨先生讲的是真话，但与第一夫人扯上关系，惹来了杀身之祸。
第二个跳楼自杀的是土建工程师董玉林，他的罪名是漏划地主份子。原来在1947年他上大学时因染肺病而退学回家养病一直到解放。他家在农村，是地主，一解放他就参加了工作，避开了土改，但没有避开这次清理阶级队伍。按照当时的政策，凡年满十八岁以上，享受过三年地主生活的人即可划为地主份子。董工在地主之家养病恰好三年，刚好符合条件，因土改该划而未划就属漏划的地主份子。院革委会宣布处理决定：开除公职，遣返原籍农村监督劳动。当时董就住在潘家湾院单身宿舍五楼，刚好他的妻子带着不足十岁的孩子从农村来院探亲。那一天，他们一家三口在工宣队的监督下遣返农村搬离院宿舍，董在经过五楼楼梯口时，突然翻跃仅一米多高的护栏，飞身而下，跌在水泥地上死亡。当时是星期六下午，院里同事正在下面例行周末大扫除，他们都见证了董工抛妻别子的悲壮结局。这种当着自己同事的面，当着自己妻子和幼儿的面悲壮地死去，是有着多么巨大的冤屈和需要多么巨大的勇气啊！
还有一位因惊吓而自杀的年轻人，他就是重工室的×××（名字记不清了）。他是大理人，白族，贫农家庭出身，1964年云南大学毕业，一位老实巴交，胆小怕事的厚道人。当时已不搞生产，每天都在办公室搞揭发批判或写大字报，他对此毫无兴趣，他经常一个人在报纸上练习写毛笔字。一天一位积极份子偶然发现，他在“云南日报” 上练字时所写的“打倒×××” 等革命口号中，有一处打倒二字，透过报纸的另一面正好是伟大领袖照片上的脸蛋。积极份子立即把这一阶级斗争新动向报告给了工宣队。工宣队当然知道，他根正苗红不可能要打倒伟大领袖，此事件只不过是无意而为。但在当时那种狂热的对毛崇拜的宗教氛围中，工宣队也不敢妄下“无意而为” 的结论，他们把他叫去上纲上线训斥了一番，并要他深挖思想根源并作检查交待。此时中午十二点下班了，大家都到马路对面的院食堂吃饭，平时他都是在食堂吃完饭才回办公室的，但那天他打完饭菜就往办公室跑。在横穿马路时，他发现有一辆汽车开过来，就想去撞车自杀，结果汽车急煞车没有撞成，他又一口气冲上办公室四楼，飞窗而下，当即丧命！事后也并未宣布他是反革命，也无任何人对此事负有责任，一位根正苗红的“红五类”就这样被红色风暴荒诞地呑噬了。
还有一位跳楼自杀未遂的幸存者陈工。他是由化工部第八设计院调来我院工作的。文革中化八院捕风捉影揪出了一个反革命集团，成员就有陈工。那天下午召开全院职工大会，革委会赵主任在大会上指着台下几百个与会者宣布：你们中间隐藏了一个反革命份子，现在给他三分钟时间，希望他能主动站出来争取宽大处理！说完他就看着表，开始倒计时，这时全场鸦雀无声，安静得让人感到毛骨耸然。时间到了，赵主任大声宣布：把反革命份子陈××押上台来！于是早已埋伏在他两边的专政队成员一个喷气式就把他推上了主席台。他被关押在设在办公楼四楼的一间“牛棚” 里，过了一两天他就从窗户跳了出去，幸亏被下面的电线挂了一下，加之是冬天穿了棉衣，伤势不重，捡回了一条命。
在我印象中，云南院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员不止上述几例，其余的我记不清了。
1989年，我在香港读到了刘宾雁先生的报告文学“人血不是胭脂” ，讲的是西北电力设计院文革中迫害知识份子的情况，我当时就想：要是刘宾雁以我们云南院为背景来写这篇文章肯定会更惨烈、更典型、更深刻！
五、我们抢了省委三幢新宿舍
云南院在院办公大楼附近的潘家湾有一幢1964年建成的五层楼的单身宿舍，係内廊式布局，每层十六间房和一间公用厕所及一个有五个水龙头的洗衣台。共有八十间房，每房使用面积约16㎡。该楼原来的住户主要是1964年和1965年分配来的两百多名大学毕业生。到1976年时，仅有八间房住的是单身（配偶在外地），其余的七十二间房住的都是拖家带口的家庭，有的还是三代同堂，因此我们戏称为“72家房客”（“72家房客”是一齣经典喜剧）。每层楼的内廊只有一米多宽，两侧都堆放着蜂窝煤、鸡笼和蜂窝煤炉，中间的人行道大约只有五、六十公分宽，俩人迎面都要侧身缓行。一到做饭时间，黑烟弥漫了整个走道，呛得人直流泪和咳嗽，虽然房门紧闭，但浓烟还是会无孔不入。我们生活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鼻涕经常都是黑的而且常患呼吸道疾病，最可怜的是孩子，我的两个儿子在这里生活时几乎每个月都要发一次烧。其实我们的这种居住环境只不过是当时全国人民的一个缩影，文革前的三十年很少新建住房，百姓住房奇小、奇缺，环境恶劣，三代同室，苦不堪言。
该楼是我院自行设计的“干打垒” 建筑。所谓“干打垒” 是东北农村用干土打垒起的房子，当地人称为“干打垒” ，在大庆油田初期建的都是这种“干打垒” ，后来全国学大庆，就将那些省钱省料、建设速度快的建筑称为“干打垒” 。这些楼当时为了“多快好省” ，有些不该省的也省了，如我们这幢楼就由传统的“二四墙”改为了“一八墙” 。
云南是个地震多发省，我们单身宿舍楼使用十二年后，有的内墙上已出现了裂缝，谁也不敢保证这幢楼能否抗住六级以上的地震。恰好在此时云南又发生了一次地震，并有较大地震将可能发生的传闻，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财产，于是“72家房客” 开始行动了。首先以刘工、杨工、许工三位有胆识、热心公益、有正义感的同事承头，用智慧精心策划了一个向省委“借” 房的方案。他们三人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一个大家默认的“领导小组”（当时没有这种说法，这是我为了行文方便而命名的）。
由我院设计，省建筑公司施工的位于弥勒寺的三幢四层的省委宿舍楼已基本竣工，我院有关人士以检查验收为名从省建施工队拿到了全部钥匙。“领导小组”在拿到钥匙的当天就连夜召开了全楼职工的紧急会议，通报了情况。由于事先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大家都为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惊呆了，但很快就转惊为喜争着报名要钥匙，并纷纷表态，万一以后要抓坏头头，大家都要挺身而出，大有当年小岗村村民按手印立生死文书时的那种悲壮。
“领导小组”事先已根据各户人员的多少排了一个分房名单，不是两室一厅就是三室一厅，这在文革时期的昆明简直就是首长才配享受的洋房了。有些同事可能是担心房子住得大如果将来定罪也会定得大，一些分到三房的同事反而诚惶诚恐地请求换为两房。我分的是两房，但我想接父母来昆小住，临时换了一间三房，因我是小换大当然不存问题。大家争着要小房，同志们的思想觉悟一下子就飞跃进了共产主义。我拿到钥匙回家后就连夜收拾，装箱打包，几乎通宵未眠。
第二天，大约是1976年初的春节前，早饭后，我们就出发了。当时没有出租车，也没有搬家公司，全靠自己搬运。在那生活极为贫困、艰辛的年代，我们这些“臭老九”们都锻炼出了一套生存的本领，我们能很熟练地在一辆自行车上捆绑一大堆物件。按照“领导小组”的要求，先运一些体积大的、不值钱的家具过去。我第一次就用自行车推运了一张双人大木床，因为木床体积大摆在房中占地方，在视觉上容易造成占领的既成事实，另外木床不值钱也耐摔，万一省委来强行清场也造成不了多大损失。
沿途都是我们的同事，多数人都是用自行车推，有少数用三轮车的那就算装备最先进的机械化部队了，还有少数没有车的同事就肩挑背扛。上百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形成春城一道奇异的景观。有人说它像蒋兆和先生画笔下的“流民图” ，但“难民” 们的脸上又分明洋溢着激情和希望；有人说这是集体搬家，但在强调军事化，一切行动听指挥的文革期间，集体搬家应是单位行为，应该是用汽车拉，哪容得这种散兵游勇式的乌散状；说什么的都有，猜什么都沾一点边，但唯独没有人敢说、敢猜、敢相信这是设计院的“臭老九”们居然太岁头上动土了，抢了省委的三幢共百余套高标淮的新宿舍楼房！
潘家湾到弥勒寺步行大约需一个小时，当我用发抖的双手抓住钥匙打开第三幢、四楼、最左面的一套——我新家的房门时，Ah！mygod，这真是阿里巴巴“芝麻开门”呵！三房一厅，窗明几净，带多个壁橱，独立厨房，自来水入户，窗外是绿树农田┄┄难道真的是梦想成真了吗？
同事们开始相互串门，认识一下自己的新邻居，交流着彼此的惊喜和惶恐。不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这算打砸抢吗？这算反革命事件吗？这第一天我像多数人一样只用自行车推运了两次就停止了，晚上也不敢睡在新家，以防不测。后来我把此事写信告诉了父亲，他回信说：读你的来信，好象是在看“水浒”。
弥勒寺小区是省委的新小区，它离省委大院很近。第一天省委只是有几个人来现场察看，没有讲话也没有阻止。设计院抢了省委房子的事，第二天尽管媒体没有报道但在春城还是不胫而走。为了抢占舆论的制高点，“领导小组”立即向中央和省市的有关部门寄发了公开信，阐明了强行向省委“借” 房的理由与无奈。
自从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被逼下台以来，院内就处于半瘫痪状态，没有什么生产任务，职工自由上下班，无人敢管也无人愿管。工军宣队也失去了往日的权威，他们也有许多的不理解和无奈。院革委会更不敢得罪职工。全院上下都是在混日子“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后来我才知道，在行动之前我们的“领导小组”曾向工、军宣队和院革委会的主要领导通了气，他们表示了理解。在抢房的第二天，“领导小组”又约请全体院领导成员开会，请他们就事件表态，出乎意料的是他们都异口同声、争先恐后地对我们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关怀，不但没有批评我们，反而派出了几辆汽车帮我们搬家。有了院里的支持，我们很快就搬完了家，就连原来有三户不敢要钥匙的同事也匆匆搬了过来。
大约仅三天时间原单身宿舍的八十户人家就搬迁一空，然后从省建借来一部大吊车，用吊臂和吊钩拼命撞击大楼的墙体和楼板，倾刻间这幢包藏着我们多少喜怒哀乐的单身宿舍楼就成了千疮百孔的名副其实的危楼。我站在楼旁见证了这破斧沉舟的一击，突然热血上涌，两行热泪夺眶而出，我真想扯开嗓子大吼一声：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
搬去弥勒寺没两天省委就对我们断水停电，大家一笑置之、泰然处之。与宽敞明亮的房子比起来，这水和电实在算不了什么，没有电就点蜡烛，没有水就用桶去外面提。后来可能在院领导层和省建委的努力下，省委不但恢复了水、电供给，并且还给我院拨了款、划了地，要求一年内建好新宿舍楼，省委宿舍楼就作为暂借过渡。
一年后我们五层楼的新宿舍加班加点地建成了，虽不及省委宿舍这样“豪华”，但却又远比原来的单身宿舍宽敞实用。大家又欢欢喜喜地搬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新家。
值得一提的是，整个事件的前前后后，没有任何有关部门和领导对该事件上纲上线，甚至似乎连横加指责都没有。参与抢房的人员也无一人受到惩罚和批判。我们“领导小组”的刘工是文革后首批公费留学生，在意大利学成归国后，荣升云南省建委总工程师。
在文革中，打砸抢事件层出不穷，但敢抢省委上百套新房的可能仅此一例，而且还很可能是新中国的孤例。该事件无论在文革中或文革前后均可判为违法犯罪，但为什么我们这次的抢房事件居然能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文革中能这样实事求是地、理智冷静地圆满解决呢？我认为主要是下面两点：
第一，是地震帮了忙。不但事前有地震，就在抢房的当天夜里，云南又真的发生了一次地震，昆明有明显震感。真是天助我矣！
第二，是时机帮了忙。当时正置文革谢幕前夕，领导们个个心里都在嘀咕：且看明日之中国，竟是谁家之天下！？审时度势，多栽花少栽刺，不愿累积民怨，引火烧身。
投射到“抢房事件”上的那一抹人性关爱的余辉，或许正是“文革”寿终正寝前的回光返照！
（作者附言：文中涉及者，原则上都不署真名，视年龄、职务等因素一般在姓前加小或老，以及在姓后加工或君。本人离开“云南院”已逾三十年，与本文中有关的老同事久疏音讯，失联多年。文中难免有谬误，敬请原谅，并望知情者电邮 ng-5@163.com 与我联系，以便修改完善。谢谢！）
2014年5月 文革发动48周年前夕于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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