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明：一张旧照引起的回忆
图：郑为元留学意大利时的玉照，时年27岁
一张旧照引起的回忆
－－作者：费明
儿子从国内带回一张背面写着：“香港，1951”的旧照片。望着后排的郑为元将军，中排的祖父和前排席地而坐的我，不胜感慨。
一 将军
人说三岁看老，郑为元出生就不一般。那日乌云蔽空，风雨交加，雷鸣电闪。老人们从未听过腊月雷声，不知这挟雷电而来的麟儿是何方神仙。算命先生讲，这是贵人天象，日后定会出将入相。但三岁之内有劫难逃，唯嫡亲姑姑照看方能化解。孩子母亲说，别信这游方的瞎子，哪有亲娘不能带自己孩子的道理。老人却宁可信其有，不敢信其无，硬将襁褓中的婴儿交给小姑。孩子的母亲性格刚烈，冲冠一怒，重托小姑，剪发放足，扶桑东渡。
看护婴儿的小姑，年方二八，温文尔雅，端庄贤淑。算命先生说了重话，哪敢有半点忽闪，遂放下诗书针黹，一门心思扑在侄儿身上。待嫂子学成归国，侄儿太平过了四岁生日之后才出聘。
要是童话，漂亮姑娘一出嫁就没戏了；现实生活却没完没了，结婚就会有后代，当年的小姑也有了众多儿孙，其中一个孙子就是我；也就是说，将军是我祖母亲手带大的内侄，我的命中注定的表伯。
表伯少有逸群之才，英罢之气，更兼刻苦好学，夏夜蚊叮虫咬，就把双脚泡在水罐里，点着油灯念书。十五六岁时出落得仪表堂堂，见到的都说郑郎聪慧钟秀，合肥要出人才了。先进黄埔攻读，后去意大利深造；表伯通德语谙意文，学贯中西，精娴武略，部属爱费，层峰倚重。抗战时，参加西南反攻诸役，效命行伍，协和友军，运筹帷幄，治军教战每尽勋劳而屡建奇功。
1948年底，抗战胜利后的国军在内战中节节败退，一个阴霾的傍晚，官拜军团参谋长的表伯轻装简从去上海静安寺和我祖母话别。姑侄彻夜促膝长谈，骨肉黎明挥泪而别。此后几十年，将军足迹遍天下，直到晚年才踏上故国大陆。那是一次与亲友在香港九龙的聚会，老人说，九龙地接广州，我也算踏上故土了。接着吟咏于右任的《望大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满座闻之掩泣。
祖母对我说：“表伯文静得像个姑娘，还当了将军；你天生程咬金似的三板斧更是块效命疆场的料儿。”她常给我讲合肥城考武状元的后生们骑马射箭，校场比武打擂的故事；刀枪不入的义和拳们引颈就义，为国捐躯的事迹。为了让我长血性，经常烧黄鳝，一直到1960年。不知因为闹灾任啥也买不到，还是她明白我根本不可能入伍而失望，总之，从那年起再也没给我烧黄鳝了。
姑妈礼娴1974年出境后，曾多次去台北探望表伯。1979年她回北京过春节，统战部副部长在颐和园听鹂馆设宴，应邀的还有表叔郑为乾，一个和长兄走着完全不同道路的共产党员、桥梁工程师。祖母却说什么也不去，姑妈生气地说：“老太太，您怎么这么想不开？多少人家连这顿饭还吃不上呢。”席间副部长说，今天我敬大家一杯，过去二三十年里，由于各种原因，让在座的各位受了委屈。希望大家不计前嫌，为祖国统一大业出力。上面有精神，要为你们落实政策，有什么困难尽管提。郑工，你带个头儿。表叔踌躇，迟迟不答。都以为他要汽车楼房，儿女留洋呢，没想他憋了半天却说：“我上班挤不上公共汽车，希望组织分配一张自行车票。”随着对台政策的变化，殃及九族的国民党匪徒又成了恩泽两代的共产党的朋友。家中诸人也跟着风光起来：姑妈是历届大使的座上客，姐姐成了省政协委员，妹妹由官员陪同遍访大山名川。唯独表叔－－彼岸国防部长的胞弟－－却再也没被眷顾。都说他一个留苏的高知、武汉长江大桥的工程师、三十年党龄的学运领袖，运足了丹田气，就要了一张买自行车的票：出手太低，没人带他玩了。
饭后，副部长到祖母住处看望：“老人家，往后协和医院的大夫每个礼拜来给您检查身体。以前照顾不周，多包涵。”祖母笑了笑：“照顾的可不少，别说老身，那么多小辈儿没有一个‘照顾’不到的。”“那会儿的事儿就别提啦，我的日子也不好过呀。老太太，您想不想郑为元将军？”“怎么不想？自己拉扯大的孩子。”“那您讲两句话，让他回来看您。”祖母说：“我年纪大，口齿不清，能讲啥？”他们走后，祖母说：岳母刺字，精忠报国。我要说这话，他们会广播吗？这番两国论自然遭到晚辈的一致炮轰，祖母笑眯眯地等着爱国的正义之师静下来才说：《三国演义》要改名了，你们说叫《三方演义》呢，还是《三岸演义》？
1984年我到纽约不久，接到一个女士的电话。互报了身份后，我问：有话要我转达给姑妈的吗？那女士显然离开了话筒，说：“爸，表姑不在，要不要跟费明讲话？”接着，话筒里传来沙哑苍劲的声音，表伯说，此行是带队来美国参加奥运会的，顺便给在美国的家人打打电话。浓厚的乡音让我倍觉亲切，身在台湾的功彪史册的抗日英雄，让大陆的百十口子亲眷遍尝艰辛，满肚子的话不知怎么讲。我说，表伯，我去看您。他说就要去洛杉矶参加奥运会开幕式了，后会有期。
1985年底，我收到表伯辗转寄来的两千美金，当时正值毕业前夕，学习紧张，存款见底，那足够我一个学期的学费和几个月租金的两千块，救了燃眉之急。表伯同时捎话说：那是他旧日欠祖母的一笔款项，要我代收。
1992 年奥运会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台湾代表队领队仍是表伯，我妹妹找到他，一起喝咖啡。临别时，小妹问：“表伯，下一届的奥运会在哪儿？我去看您。”谈笑风生，有问必答的老人没接话茬－－他自知固疾在身，熬不到1996年亚特兰大的奥运盛会了。
二 祖父
祖父大排行老七，人称七爷。三岁失怙，十四岁去上海学生意。在沪四五十年间，当老板开公司，当议员办公益，当票友唱大戏。为人乐善好施，豪爽豁达，沪地徽人都知道，七爷有求必应，费家的大门对家乡人总是开着的。
日本投降后，江淮地区经济迅速恢复，世交杨四爷好说歹说把祖父拖进安徽蚌埠面粉厂。进厂后，祖父立即着手扩建增产，很有一番作为。
面粉厂的更新设备是祖父一手筹办，所费不资，到底花了多少钱呢？1984年来美国后才知道个大概。刚到纽约，赵老太请客，一进门老奶奶就说：“你小子来美国，干啥都行，就是别发财。”“怎么不许我发财呢？”“发财就得还账，你爷爷扩建面粉厂，我还出了三百根条子呢。”三百根？四十年代，上海徐家汇上好的房子也不过三十根条子，她怎么会那么有钱呢。“吃呀。看把你吓得连饭也不敢吃了。”好像猜出了我的心思，她笑道：“为啥有钱？ 告诉你吧，抗战胜利后你赵爷爷是沈阳的接收大员，包飞机给我往上海运黄金呐。”日后见到的贪官太太多啦，开着法拉利在渔人码头飚车的横眉竖眼，歪倒在马车里第五大道兜风的形容猥琐，像赵老太这般洒脱的，没有。
一解放面粉厂股民们便纷纷撤股自保，营作本已艰难，租来的江轮遇难沉没，货物付诸东流，保险公司资金冻结，更是雪上加霜。重诺守信的祖父跟几个大股东一起，变卖家资偿还股民，先卖上海的生意，后卖台北房产，（途经香港时留下着这张珍贵的合影）回到上海后接着卖，最后一幢静安寺的房子卖掉以后，上海的那个大家就散了。祖父去蚌埠照看他的宝贝面粉厂，祖母、父母带着我们小辈北上天津。
1961年曾祖母九十初度，祖父问她如何做寿，她说，你把虎仔叫来就成。于是我去了蚌埠。老眼昏花的曾祖母打量着我说：“还是愣头愣脑的。你十个月学步，摔倒了不哭，站起来还跑。我跟你爷爷说啦，这伢子行，经得了事”。曾祖母高大的卧室里有个阁楼，上面有口用幔子罩着的楠木棺材。从前停放在上海勒菲德路寓所的汽车间里，我常躲到它后面跟姐姐玩藏猫，这时才意识到它原来是个装殓人的匣子。老太太这么健康，哪能就办起后事来了？祖父说：老太太二十三岁守寡，这辈子不容易，他要做一切能让他母亲安心的事。我后来懂得，慈祥的曾祖母与那将驮载她去彼岸的香车宝船朝夕为伴，一定更加惜福惜时，看淡红尘，看重生命。
转天我兴冲冲地跟祖父去面粉厂扛回来一口袋麸皮，路上遇到的很多人都站下，恭恭敬敬地叫声“七爷”－－小地方可怜，人们都没啥阶级觉悟。那袋麸皮是对车间主任的特殊照顾，祖父很为此得意。晚饭间他和曾祖母半天才动一下筷子，更多时间只看着我狼吞虎咽，悠长的目光想起来让人心酸。刚吃了半饱，麸子面馒头已经下去一半。我想：还是曾祖母心中有数，为自己的大寿只提了那么个小小的要求，再多一个人也请不起呀。
当他知道我是坐闷罐来到蚌埠，跟我说他也坐过闷罐，1936年秋冬之际，先后到达陕北的红军和西北军都急需物资辎重。他冒险赴商机，哪知道赶上双十二政变。一时间西安成了火药桶，重金买通关节，搭铁闷子冒着严寒连夜逃出西安。
祖父从来不跟我说过五关斩六将，有关他的二三事，还是间接知道的：
老金先生是祖父的朋友，英年重病，他在病榻上拉着祖父的手说，怎么办呀，还有一大家子；祖父说这一大家子他包了。祖父从此视小金如己出，幼则处处呵护，及长赞助留学。金自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在外交部任职，曾任驻美大使的三秘。晚年定居纽约，知道我到了美国，一定要请客。席间金先生说了句 “七爷人好啊”，满座祖父当年的相知旧好们，一片唏嘘。
文革闹得最邪乎的那些日子，一个中年人在僻静的街角追上祖父，压低嗓音叫了声：“七爷”。祖父一惊，什么时候啦，这个不知死活的家伙还敢这样称呼。回头看去，只觉面善，却记不起来。那人道：“我叫高铭，早年轧花厂的工人，抗战时去了延安，一直在北方，最近才来蚌埠工作。听说红卫兵抄了费家，老太太好吧，日子还得过？” 祖父叹道：“人到还好，家资浮财倒也罢了，但把老太太的材抄走……”话没说完，高铭已潸然泪下：“谁不知道七爷至孝，几十年前为老母安排了后事？谁不知道老太太慈悲，出资建桥修路，菩萨般的好人？这样对待孝子，慈母，哪里还有天理良心？”在那同室操戈，人性泯灭的岁月里，来自早年工友的同情，让祖父感慨万分。两月后的一个深秋寒夜，沉闷的敲门声把祖父惊醒，战战兢兢打开门，只见路边停着一辆卡车，几条精壮汉子不声不响地从车上抬下一口棺材。在隐蔽处安放好了之后，一个略上了年纪的人走到祖父跟前说：“七爷，高主任让我转告，金丝楠木找不到，您看樟木可好？”
祖父晚年偏安蚌埠，色彩缤纷的生活黯淡无光，多维空间缩成了通向末路的直线，而惨淡经营的面粉厂几乎要了他的性命。一打三反时，军代表启发诱导，亲戚本家诬陷栽赃，1962年的早由公安部定案的，因电线年久失修而造成的面粉厂的那场大火，竟说是祖父放的。没有法律程序，没有公审判决，古稀老人就被关押起来。这头冤案只有找人，能找的都找遍了，没个儿管用的。何不去找杨四爷呢？他是政协委员，杨武之的胞弟，杨振宁的叔公，而且就是他把祖父拉进面粉厂的，应当出面说句公道话吧。几经周折终于找到四爷，他听到这冤枉只是摇头。四爷不是施恩图报的市井小民，原也没指望他说什么，过了些时辰，祖父终于被放了出来，总算过上最后几年太平日子。1978年母亲和回国奔丧的姑妈在上海锦江饭店早餐，刚好与杨振宁邻桌。得知共进早餐的竟是故人，杨先生说：“原来是费家姑嫂。听说，七爷不在了。”
三 我
十九世纪德国文学家莱辛的早产儿死去，时乖命骞的他在万分沮丧之中给友人写信说，我太太生了个绝顶聪明的儿子。太聪明了，到这世上两分钟就什么都懂了。于是，他回去了。看相片，我在世上白过了五年，竟不懂一点儿人间险恶，世态炎凉，还那样光明得像蓝天，纯洁得像白云。
祖父逢人便讲这孙子在外面落落大方，招人喜爱。别人听了，打着哈哈敷衍；祖母却上了心，这伢子莫不像内侄郑为元那样，也是个天上的星宿？特地从合肥城请来当年给表伯算命，彼时已名动江淮的瞎子给我算卦。通灵异人摸骨抽签测字，又将我的生辰八字要去盘算了半天，说：“要生在贫穷人家，定是个栋梁之材”，“生在我家就没出息了吗？”任凭祖母诘问，算命先生却再也不开口了。以他的先知先觉，不会不知道厄运们早已排成长队在前方死死地等着我，只是面对慈祥的祖母和无知的幼儿，不忍直言罢了－－这大概就是时下为人称颂的“职业道德”吧。
第一次觉得不对劲儿是1959年小学毕业，填表报志愿中学的时候。老师对我说，你可以回家了。全班同学都在教室填表，我到底招谁惹谁啦，表也不让填？后来才听说，家庭有问题，不光出身不好，还有个亲戚在台湾当大官。我问祖母那是不是表伯，她支支吾吾地没说什么，只给我煎了个荷包蛋。当时物资已经紧张，那个鸡蛋还是从柜子底下摸出来的。那年我上了天津最糟的中学：穷“志达”。1962年千里无鸡鸣，户户断炊烟，陈毅代表党中央在广州脱帽致歉。政策宽松，我考上天津最好的中学，一个出过众多闻人的阔“耀华”。1964年经济形势好转，多年库存的冻肉三毛钱一斤，摆在大街上叫卖。便宜猪肉没吃几天，北戴河那边就传来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政策又紧了起来，高中毕业去新疆几成定局。
在新疆一呆就是六年，直到林彪事件后，政策再次宽松，我才回到河北乡下。转年听说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我冒着倾盆大雨赶到县城。县委办公室的老李看着满身泥水的我说: “不就是要上学吗？犯得着冒这么大的雨吗？”
我说：“我的事儿不好办。”
“有啥大不了的？这么跟你说，只要没杀人放火，我保准让你上大学。拿一百块钱我去疏通，回去等信儿吧。”
几天后他骑车进村，把我拉到没人的地方说：“几个月没见，你的档案袋厚了一倍，最近发来的那几张纸没把我吓死。好家伙，你爷爷蹲共产党班房，你表伯当国民党部长！我胆子再大，也不敢给你办事。闷头在村里给我呆着，千万别惹事。”说完把一百块钱往我手里一塞，头也不回地走了。
老李把我从新疆办到河北，全家都感激他，我却成了恩人的隐忧和负担，心里很不是滋味，成天想着离开。可是，能去哪儿呢？不久，峰峰煤矿招工，贫下中农没人报名，我找老李商量。他说：“你走，我会去块心病；可就为这个下煤坑，就有点太那个了。”我们费家欠了工人农民那么多债，能不还吗？我说：“没事儿，帮帮忙吧。”“这还用得着帮忙？找人还找不上呢”。果然没费劲儿就当上了矿工，这辈子千难万难，数这事顺当。
不久收到了祖父来信，我看了多遍，至今记忆犹新。信中写道：虽说煤矿工人千千万，谁个不是人家的子孙；但事情摊到自家头上，寝食难安。早知如此，就是做牛做马，也要为你们挣个好出身。人有愚贤不肖，命有凶吉祸福，然匹夫志不可夺，切莫因艰难困苦而妄自菲薄。抬起头，做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我刚出狱，长年不见阳光，体弱力乏；多年单独囚禁，几近失语；给我些时辰恢复，然后去看你。（至于我下煤井给祖母和父母的震撼，就不在这里多说了。）
下煤坑很危险，年产百万吨的煤矿，每月死一两口子不算啥，说句人们能倒背如流的话：“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对我来说，更可怕的是劳累。井上开会三小时，巷道往返三个小时，工时已经去了大半；掌子面的八小时在抬不起头，转不得身的金属和岩石的狭缝里把几十吨煤撩进刮板运输机，把上百根百十斤重的金属支柱撂到，搬家，再竖起支护顶板；天天累得我拾不起个儿来。有一次当汗水顺着裤脚流进胶靴的时候，我想起童年读过的故事：美国横贯东西的大铁路兴建维艰，穿越洛矶山脉时，不堪重荷的马竟会挣脱绳索，纵身跳下山涧。我看到这儿，把书合上，放在膝头，双手托腮坐在那儿发愣：生命最后一刻那匹马在想什么？为什么在劳累和死亡之间做出那样的抉择？有什么生活会那么辛苦？有什么日子能那样难捱？这样的故事在孩子心上的刻痕是永久的，从那时起，我再也不和小伙伴们一起淘气扒马车了，看见马车上坡过桥总要跑上去推一把。都说我当了矿工后，稚子心肠变得铁硬。可能不错，至少，我对牛马已没有了怜悯。哪怕它累得气喘嘘嘘，汗流浃背，也不会再去帮忙，最多只让会心的浅笑牵动冷漠的嘴角。
我逐渐习惯，并喜欢上了矿井的的劳作。在那找不到生存意义的日子里，原始的求生本能支撑着我，为跟死神讨生而兴奋，为偷来的每一刻而庆幸。日复一日的劳作，层出不穷的事故，有了门路的，缺了肢体的都上了地面。第四个年头儿上，我便成了掌子面的老工人。有天临下班，我带着几个人在下机窝忙活，接班的班长老吴过来指手划脚。没听他的，干净利落地把活儿干完。这下他可恼啦：“哼，就你小子能干，你累死也白搭。别忘了你家老少都是干啥的。”
我默默地收拾了散落的工具，有意走在最后。下班的早一溜烟跑进大巷，上班的慢腾腾也都进了掌子面。我在溜子道停下来，关了头上的矿灯。四下里一片漆黑，周围一片死静。想起老吴的话，只觉双腿发软，一屁股坐在煤窝里。新疆的夜晚再冷再长，煤矿的生活再苦再累，我从未掉过一滴眼泪，可这会儿，泪水却再也止不住了。 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边疆，我已为边疆农村献出了青春；左翼作家诅咒：有钱人家的子弟要下最深的煤矿，我在掌子面上出生入死也有四载。还要怎么着才算完？到底什么时候才是头儿呢？
一采区宿舍楼后身有个仓库，里面堆满了废铜烂铁，虽说又脏又乱，但听不到刺耳的高音喇叭，下班批林，批孔，批周公之后，我总要钻进去看书。一个秋日，我在仓库里放声朗读杰克?伦敦的小说，忽听到动静，抬头看见老吴推开门，手上拿着铁片，他多半是来找块打菜刀或刨刃的材料，没想到我在仓库，更吃惊我在念外文。他两眼直瞪瞪地看了半晌，咣当一声，手上的铁片掉在地上。老吴这个采煤班长为人豪爽，颇有人格魅力，在矿区的人脉广阔，人事科，档案室，组织科，党委办到处都有他的铁哥们儿，只要说我崇洋媚外，那就够我吃不了兜着走的。井下交接班时，见到老吴明亮的眼睛，雪白的牙齿，心里就没底；听到他那浑厚的笑声，更吃不准，成天提心吊胆等着临头大祸。
中秋夜，小院的方凳上摆了一壶茶，我和妻坐着小杌子无言相对。那一年天象诡谲，年初发表的毛泽东的“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为全国亿万小学生咏念，竟成了应验的童谣：四月辽宁流星雨，七月唐山大地震，果然天怒地吼。午夜刚过，妻说，看哪，扫帚星！遥望西天，哪里还有星迹？只见当头的月亮更加大、圆、白。凄清的月光照下来，树影像木刻一样清晰，微风飘来阵阵幽微的菊香和静谧的声响。我想，一个人的生命不息，全国的运动不止。在这样朗月清风的中秋夜，多少世代的人们，多少次地祈祷期盼：从这一夜起，阖家团圆，过上太平的日子。
第三天清早，老吴提来刚出锅的油条来串门儿。刚出了天大的事，人心惶惶；这不犯忌吗？他老婆坐下来跟妻说：“你老吴哥成天夸小费，说他有学问，还会念外文呢。心眼儿又好，人家老辈儿心眼儿就好。”老吴没言语，只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得方方正正的雪莲纸递给我。打开一看，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关于祖父的罪过，最严重的一桩是窝藏现行反革命：1950年镇反时，肥东县解集乡保长包永贵逃到上海，被费紫元收留；藏匿几个月后，自以为风声已过，可一回村儿就被立即枪决。
“老吴，这是打哪儿来的？”
“你的档案袋里的。我一直在琢磨，你家到底有啥事儿？档案室小李帮我找到你的档案袋，我把这张给你抽了出来。”
我倒抽了一口凉气，回头看了看紧闭的门窗，低声问：“老吴，这怎么可以……”
“保长都是好人，能人。老爷子冒险救人，够爷儿们。就算不是，也是他一个人的不是，干啥要当作孙子的黑材料？”
末了，老吴说他不相信这世道能永远这样，连书都不让念。他儿子不笨，在矿山中学总是吃不饱，有空多指教。那儿子果然聪明，数学，物理一点就透。转年恢复高考，他以十五岁的稚龄考上大学。
那年，我也以三十一岁的高龄被大学录取。
一采区买了些瓜子水果糖，开了个欢送会。有人对我说，要不是老吴蹬着车子满矿区跑，跟管事的大吃八喝，哪能轮得上你姓费的？老吴的眼睛睁得滚圆：谁在胡说？受党多年教育的老工人，咱能违反纪律？小费能上大学，是人家没丢书本，是政策改变了。我相信那人的胡说，老吴是条为朋友两肋插刀而面不改色的汉子；我也相信老吴的反驳，是形势变了：世道人心濒于崩溃的时刻，邓公终于出山。
四
祖父，表伯都出身布衣。稚龄，以国家兴亡为己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壮岁，或以战略家的襟怀在江淮兴工建厂，振兴中华，或以企业家的眼光在废墟上重建三军，保卫家园；晚年，在囹圄中，在小岛上，热爱生活，永葆尊严，把光明磊落留在人间。
隔着几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生活还是给了我不少礼物，它教我如何面对灾难，如何忍受孤苦；怎样把一手破牌打得有声有色，怎样把平淡日子过得轰轰烈烈；它让我把坎坷经历和家族古风深藏在心里，化作抄家也抄不走的财富，仅此，我就可以问心无愧地对相片上的那个小男孩讲：我对得起你。
五
我告诉儿子，这张像片后中站立的是将军夫人，合肥名媛曹德寿；中排右端的沈家老太太，抗日烈士的母亲，我姑妈的婆婆；中排坐在祖父两侧的是蔺建安夫妇，蔺是我祖母的表弟，美裔华人作家，七十年代，他在美国华文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多在内部刊物《参考消息》上转载；他到北京，周总理还接见呢；还有…… 儿子说，哎哎，等会儿，相片上，费家小辈儿怎么就你一个？老妻说：这还用问？老太爷的小尾巴，跟屁虫；脾气又犟，他想的事儿就没完没了，出门不带着，能行吗？
我大笑道，正是有志者事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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