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接触的三位中共领导人
费正清接触的三位中共领导人
70 年代，费正清访华期间在北京大学演讲。
他被称为“头号中国通”；他在 1946 年成功预测共产党将战胜国民党；他有一句名言：“共产主义不适于美国，但却适于中国。”他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在中国如雷贯耳；他是“美国汉学界的太上皇”，美国现在的“中国通”基本上都是他的“徒子徒孙”－－包括被誉为“汉学三杰”之一的孔飞力；冷战时期，美国《生活》杂志骂他是“中共的长期的辩护士”； 1972 年尼克松访华，把他的《美国与中国》作为了解中国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
他，就是费正清，生于 1907 年，逝于 1991 年，几乎完整经历波澜壮阔的 20 世纪。
费正清五次来华的前前后后
一个美国人，一生 5 次来华，身份却各不相同的，恐怕也只有费正清了。
1929 年，费正清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求学，继续攻读外交博士学位，并选择 19 世纪中英关系作为论文课题。这一选择，开启了他与中国的缘分之旅。
当时，研究中英关系是冷门，在为数不多的研究者中，还存在一个重大缺陷－－未搜集利用相关中文史料。费正清决定突破这个瓶颈，填补这一空白。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除了要从零开始学会中文，还要千里迢迢前往中国搜集资料，最重要的是，还需要钱。巧的是，费正清获得了罗德兹奖学金（世界首富、英国人罗德兹于 1902 年创设，专供外国精英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
1931 年， 25 岁的费正清以研究生的身份启程前往中国，这一天刚好是圣诞节。 4 年间，他结识了不少有头有脸的中国知识分子。巧的是， 1932 年初他刚踏上中国的土地，就在上海恰遇“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第 19 路军与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闸北鏖战； 1936 年他离开中国的时候，日本正在酝酿全面侵华，不久就制造了“卢沟桥事变”。离开中国时，费正清感到自己就像一只老鼠，仓皇逃离正在下沉的船。
回国后，费正清在母校哈佛大学历史系任教，教授东亚史。如果不是世事大变，他也许不会再到中国，一辈子就是个大学教师。但是，二战爆发改变了他的人生。 5 年后的 1941 年 8 月，还是大学讲师级别的费正清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去美国国务院下属的情报协调处远东组（ 1942 年 6 月改为美国战略情报局，转隶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到。原来，美国隐隐感到日本威胁逼近，需要借助学术界的力量加强情报工作，于是从大学和研究机构征召熟悉东亚情况的人，费正清就在名单上。这一工作变动，为他随后赴华埋下了伏笔。
美国人的预感变成了事实。费正清从教员变成情报员仅仅 4 个月，珍珠港事件爆发。不过，美国把主要战略对手定位为德国人，并未选择立即报复日本，而是设法让中国拖住日本。为此，美国需要加强与中国的联系，华盛顿各机构都感觉有必要在中国重庆设立派出机构，情报口也不例外。在这一大背景下， 1942 年 9 月，费正清作为单位驻中国代表，第二次来到中国。他的公开身份，是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这一次，他在中国待了 1 年多，不仅更进一步了解了中国，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对中国政治的态度，注意到了共产党的力量不可小觑。
1945 年 10 月，费正清以美国新闻处驻华总办事处主任的身份第三次来华。不过，他待的时间不长，一年不到便又返回母校任教。再后来，他创办了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如今赫赫有名的费正清研究中心），成为整个西方研究中国最权威的学术重镇。
费正清第四次赴华，则要等到 25 年之后了。 1972 年 2 月尼克松访问中国破冰后，周恩来邀请美国有关机构访华。费正清非常想念中国的老朋友，于是率历史专家团访华，开启了第四次中国之行。物是人非，一些旧人的故去（如梁思成夫妇）让他有些伤感，而且中国尚处的特殊环境也让他有些压抑。但他仍然看到：“一个勤奋工作的民族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正在建设一个新生的国家。”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小厅里，周恩来专门接见了费正清一行，而且会谈时间长达 11 个小时，被费正清认为是“来中国旅行的高潮。”
7 年后的 1979 年，中美正式建交。同年 8 月，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访华，邀请费正清随行。此时，中国的政治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费正清也想看看中国的新面貌新气象，于是第五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到北京、西安和广州进行了 10 天的访问。当时，邓小平正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见此，费正清感到很欣慰，觉得中国又有了希望。
费正清与中共三位领导人的接触
1972 年，费正清夫妇与周恩来和乔冠华在北京合影。
费正清前 3 次在华期间，主要和国民党打交道，虽然与共产党的接触不多，却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费正清接触最多的中共领导人是周恩来。第二次来华期间，他开始了与周恩来的交往，当时，周恩来是中共南方局书记。费正清结识周恩来的过程有些曲折：先是通过自己在哈佛的学生、《时代》周刊著名记者白修德牵线搭桥，认识《大公报》女记者杨刚，又通过杨刚认识周恩来的新闻发言人、英语超级棒的龚澎，然后又通过龚澎才认识了周恩来。
费正清见过不少中国人，可以说阅人无数，练就了识人的本领。他这样回顾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与周恩来的第一次见面：“周恩来作为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在初次见面时就打动了我。在我面前出现的是一位长着浓眉而英姿勃发的代表民众的政治家。他具有十分罕见的才智和天赋以及当机立断的才能。”他还仔细观察了周公馆，发现臭虫或许会从顶棚上掉下来，甚至雨水会打湿床铺，但“虔诚的信仰依然如故，使人感到它能将这个沉睡的国家唤醒。”
费正清第二次见到周恩来，是抗战胜利初期。由于重庆谈判比较顺利，周恩来打算设宴感谢居间协调的美国人，费正清从中推动出过力，自然在受邀之列。 1946 年 1 月上旬，答谢宴安排在当地的胜利酒店，摆了两桌。费正清的回忆现场感十足：“周恩来坐在一桌上，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将军坐在另一桌。他们两人精力充沛，神采焕发。周恩来带头唱歌，我们大家随即跟着合唱，叶剑英用筷子敲打着桌子和玻璃杯来打拍子。他们唱的是延安的歌曲。”共产党人唱完，轮到美国人唱，他们也想找一首“雄壮而生气勃勃”的歌，却发现美国当时的流行歌曲总是甜滋滋、软绵绵或者充满感伤，最后只得选择南北战争时期的一首歌。显然，费正清看到的周恩来，其实代表了充满自信的共产党。 26 年后，当费正清应邀来华与周恩来见面时，两人叙旧，对此事都记忆犹新。周恩来还笑言：“我想我不会唱得太多吧！”
费正清最后一次见到周恩来，已经是 26 年之后。 1972 年，费正清受周恩来邀请，率一批历史学家代表团访问中国。他这样描述近距离观察到的周恩来：“一双威严的光芒四射的眼睛”“他那乐观愉快的外表遮盖了久经磨练的坚强如刚的性格。”
费正清接触的第二位中共领导人是一名高级将领－－聂荣臻。费正清几度来华，但基本在国统区活动，惟一一次进入“红区”是 1946 年。这年 6 月 4 日，费正清以美国新闻处驻华总办事处主任的身份，从北平乘飞机抵达张家口，在那里待了一周。他见到了晋察冀中央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并作了演讲。他对张家口的印象是：“中共干部中，最活跃的成员是美国主办的中国名牌大学的学生”，他们“正利用其受到的现代教育，为改造中国人民的生活而努力”“永远是真挚地努力于他们同胞的福利与复兴的。”正是这次对解放区进行访问之后一个月，费正清作出了著名的预测－－共产党将战胜并取代国民党。其实，费正清还想去延安看看，但“始终无法凭空想出奔赴延安游览的适当理由”。
费正清接触的第三位中共领导人，是邓小平。 1979 年初，邓小平访问美国，费正清受邀出席总统卡特在白宫举行的国宴作陪。而且，他被安排在主桌，与卡特和邓小平一桌。 30 年来，费正清一直呼吁中美关系正常化，现在终于实现了。他感到十分欣慰，能出席这个晚宴也特别荣幸，在回忆录中写道：“多大的荣誉啊！”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即使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那样严峻的考验，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对自己的发展道路依然充满了自信。
有趣的是，费正清为了与邓小平有共同话题，特地打电话向哈佛的中国学者询问“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中文原文是什么。吃饭时聊天，费正清与邓小平问起对方年龄。当费正清得知邓小平比自己大两岁（ 74 岁）时，感叹道：“你还有头发，我却没有了。”邓小平幽默地回应：“显然，你用脑过度了。”
节选自环球时报 - 环球网
原题美“中国通” 70 年前成功预测共产党战胜国民党
转自《海外汉学研究》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