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美英：回忆我的父亲贺麟及中老胡同32号
回忆我的父亲贺麟及中老胡同32号
－－作者：贺美英
1946年7月下旬，我父亲（贺麟）随北大复原的前后两批教师从昆明回到北平，准备新学年开学。我和妈妈（刘自芳）及堂兄贺争于7月底从昆明乘卡车带着行李（当时也没有什么东西，就两个铺盖卷及随身衣物。）出发经贵州前往重庆。沿途全是山路，时常出现诸如“七十二拐”、“十八盘”之类的地名，车颠簸得很厉害。有时还要赶夜路，在漆黑的夜晚只有我们这一辆车在深山老林里呜呜地喘息着前进，不时还能听见狼嚎。我当时只有八岁多，跟妈妈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之所以能受此优待是因为车上只有我母亲一个妇女和我一个小孩。一天中午走下坡路，当时正在修路，路边放着大石条，修路工人吃饭去了。我们的卡车前轮过了，后轮撞在石条上，车轰然颠起，有几个坐在车斗里的人被抛出了车外，许多人受伤，一个工程师的头被摔破，露出了脑浆，还有一个把脚摔转了180度。当时大家都吓坏了，这时我母亲相当镇静，她把床单撕成条，把从云南带的白药拿出来，撒在伤员的伤口处并包扎起来。这时正好有一乘送亲的花轿送完亲返回。人们拦下花轿把重伤员抬走了。这一路经云、贵、川，在深山老林里走了十来天，一路的山色美景早已忘却了，只有车祸这可怕的一幕至今仍留在脑际。到重庆后，我们又等了两个多月的飞机，终于在1946年10月乘飞机抵达北平。
到北平后我们就住进了沙滩中老胡同32号北京大学教职员宿舍。听说这是满清时期的一处皇亲国戚的宅第，有好几个院子。改做教员宿舍后共有20多户人家，许多都是从西南联大过来的。我家分在32号内2号，是在大院二门的小院子里的东屋，小院北屋住的是孙承谔教授，西屋住的是袁家骅教授。我家的房子共有四跨三间，北边一间是父母的卧室，南边一间是父亲的书房，中间一间较大（两跨），我们用书柜和书架将其隔成两间，一间是饭厅，另一间就是我的卧室。这几间东边隔出了厕所和厨房。房间都很小，像我的房间只够放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桌子，一个凳子，如是而已。饭厅就放一张方桌，几张凳子。书房除一张大书桌和几个书架外，还有两个小沙发椅。父母亲的卧室放一双人床和五屉柜，还有几个破箱子就满了。我们刚来时屋里空空，没有多少东西。1938年我家逃难离开北平时，母亲把父亲的书及一些家具存在师范大学邱椿教授家（他们当时不南迁）。后来母亲找到邱教授，取回一些东西，屋里才有了一些家具，也就放满了。有了这么一个家我们都很满意。
到北平后的头两天因为没有厨具和灶具，我们是在冯至伯伯家吃的饭。记得第一天早饭是吃馒头、小米粥、拌罗卜皮和炒咸菜丝，以前在昆明没吃过这些，觉得好吃极了，吃了很多。中午吃炸酱面，肉末炸酱加了很多油，香气扑鼻，还有黄瓜丝及豆芽做拌料，这也是我第一次吃，香得不得了。后来我们自己开伙了，也做小米粥、炸酱面等，但都没有第一顿那么香了。
我们抵达北平时学校已经开学两个月了，我插班在东华门的孔德小学三年级。我们院里在孔德小学上学的孩子有好几个，每天早上一起出门，在胡同口买上一块烤白薯，边吃边走，穿过北池子就到学校了。冯姚平（冯至伯伯的大女儿）比我高两班，朱世嘉（朱光潜伯伯的大女儿）和我同班（她比我还晚到几个月）。我在班里没有熟悉的小朋友，讲话也带南方口音，感到很孤单。特别是北方小学都学注音符号，我在昆明南青小学没学过，开始跟班很吃力。老师对淘气的学生动不动就打手心，上课时叫起学生读生字拼音，拼不出常常拿教鞭敲脑袋。我没学过，也没人给补习，加上发音不准，开始拼音经常错，被老师敲过许多次，这逼得我很快学会了注音符号，也把南方口音改过来了。还有小学体育课学打垒球，又新鲜又有趣，也促使同学关系团结亲密。
当时父母从来没有在学习上对我施加过压力，没有强迫我学这个，学那个。我父亲认为要给孩子充分的自由，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学习，只有这样孩子才会自觉。他反对强迫，也因此我学习没有压力反而学得很愉快，很自觉，年年考试在班上都能排前三名，可以免交学费。
小学的学习很轻松，放学回家做完功课就出去和小朋友们一起玩。当时常常一起玩的有朱世嘉、冯姚平、住在我家对面的大袁、小袁（袁家骅伯伯的两个女儿）、张企明（张景越伯伯的儿子，我们在昆明就住一个院子）、沈龙珠、沈虎雏（沈从文伯伯的两个儿子）、大庄、小庄（庄圻泰伯伯的两个女儿）、江丕桓、江丕权、江丕栋（江泽涵伯伯的三个儿子），闻立树、闻立鑑（闻家驷伯伯的两个儿子）、吴小椿、吴小薇（吴之椿伯伯的子女）等。其中有一些比我们大好几岁，已上中学，江丕桓（江大哥）已经要上大学了，也和我们一起玩。还有一些小不点儿的弟弟、妹妹有时也跟着一起闹。常玩的游戏有“口令”，即把人分成两拨，敌我双方看到距离合适时，谁先喊“口令”，就由己方向对方跳七步，若跳到对方跟前，就将其捉住，押回自己的大本营，抓住对方人多的一方就赢了。我们家东边有一个大院子，南头有一棵大槐树，要几人才能合抱，树下有一大石墩，这里往往是玩“口令”的大本营，院子北头有假山，有藤萝架，夏天枝叶茂密，是藏身的好地方。紫色的藤萝花开时香气扑鼻，还可以和了面烙饼吃。32号院内又有许多小院，墙角、旮旯和条条小路都是藏人、逮人的好地方。夏天晚上是我们玩“口令”最好的时候，常常我们这些小弟小妹能把江老大等大哥抓住。天气不好时，或者中午太热时，我们就跑进假山旁边一间大屋子（可以开会或活动用）把桌子拼起来打乒乓球。冬天，常常相约去北大红楼后面人工泼好的冰场去滑冰。那时北京的冬天很冷，雪下得很大，积雪往往能到我们的膝盖，所以打雪仗、堆雪人大家都兴高采烈。吴小椿很聪明，但特别淘气，经常打他妹妹吴小薇，有一次大袁、小袁和我三人躲在二门后面，等小椿进门时，我们冲出去，把他推倒在雪地上，塞了一大把雪在他脖子里，叫他以后不要打人。几十年后，吴小椿已做了南航的教授，到北京出差时来清华看我，我们说起此事，大家对童年的趣事还乐不可支。到春节前后，孩子们晚上还点燃各种颜色和式样的纸灯笼，到各家串门拜年“恭贺新禧”！当时物价飞涨，大人们都为生活发愁，孩子们的拜年给愁苦的生活增添了一些欢乐。47、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学生民主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我们院子里的孩子们也学会了许多进步歌曲和舞蹈。如“团结就是力量”，“山那边哟好地方”，“五月的鲜花”等等。有一回我们竟组织了一台节目，给院子里的家长们演出，地点就在院子二门内的小平台上。可能因为是自己的孩子演出，大人们坐了一院子，我们能参加的孩子都参加了。跳了“大阪城的姑娘”等新疆舞，还唱了很多歌，当唱到“团结就是力量……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时，我们虽很幼小，但也热血沸腾，大人们也为我们热烈鼓掌。我记得父亲也看了我们演出，多次说：“你们几个小姑娘演的新疆舞很有趣，很可爱，你们的歌也唱得好。”
我们家门口院里有一小块土地，春天我们全家努力把它开垦出来，种了一些指甲花、龙头花、波斯菊、死不了之类比较容易活的花草，还种了一些老玉米、茄子、西红柿等菜蔬。我房间的窗户朝西，所以还种了几棵丝瓜，瓜藤用绳子斜牵在窗户上，夏天可以挡西晒。挖地时父亲也出了力，平时浇水、除草是我和母亲负责。花开起来增加了院子里的生气。菜蔬虽然不多，但也有一些收获。每年总能吃几次自己种的玉米、西红柿、茄子，这时大家都说自己种的最好吃。挂的丝瓜每年我们都留两个大的，直到枯老，其籽可以留作下年的种子，丝瓜瓤则可以用来洗碗、刷盆。这种耕种收获的快乐也是很难忘的。冬天吃心里美萝卜也是一件乐事。冬天寒冷，晚上有时父亲的朋友、学生来谈天、讨论问题，有时我们一家也围炉说话、读书。晚上9点来钟，总有一个小贩在胡同里吆喝“卖萝卜赛过梨”，听到这喊声，我们就跑出去买水萝卜、冻柿子。卖萝卜的是个中年男子，只有一条腿，另一条是木头做的假腿，推一辆独轮车，车上挂着一盏汽灯。他削萝卜十分麻利，几刀下去把萝卜皮切成一瓣一瓣的外圈，里面萝卜切成方条，一个萝卜变成一朵绿皮红心的花。他态度和蔼，价格便宜，从不欺骗小孩，我们都喜欢他，有时我们也目送他吃力地推着车，那条木腿咚咚的敲着地面，在冬夜寒风中随着“卖萝卜赛过梨”的吆喝声远去。水萝卜拿回家，大伙分吃，又甜又脆，在漫漫冬夜里真是一种享受。母亲说冬天烧煤炉容易上火，水萝卜是去火、去燥的好东西。
父亲在北大除讲“哲学概论”的大课外，还开过一些以读西方原著为主的课程。他讲课能吸引学生，所以课后经常有学生到家里来找他借书，或探讨一些问题，对这些学生他非常喜欢，从不厌烦，常常花时间给他们讲解和讨论。除讲课外，这一时期他花了不少功夫领导“西洋哲学编译委员会”的工作。1940年底，蒋介石在重庆约见我父亲时，他向蒋介石提出建议成立“西方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介绍西方古典哲学，贯通中西思想，发扬孙中山三民主义精神。蒋介石答应可以由政府资助，以后在昆明西南联大由他牵头建立了这个编译委员会。在我上中学以后他对我说过，当时他对蒋介石独裁和国民党腐败也很不满意，但时值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他对蒋介石还有幻想，也有正统思想，希望蒋介石能用理想唯心论把国民党改造得好一点。以后看明白蒋介石约集一些社会名流在重庆讲学，只是做一个礼贤下士的姿态，蒋介石不是搞学术而是搞权术。当时蒋介石曾经问过他“歌德和康德是不是一个人？”这样无知的问题。不过，他认为这个编译委员会的学术意义还是非常重要，通过这个委员会他选拔了一些优秀人才，大家真心搞学问，出了不少成果。1946年北大复原以后“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就搬进了中老胡同33号，就在32号斜对面，一个三进的院落。当时编译委员会的人员有汪子嵩、邓艾民、王太庆、杨祖陶、黄楠森等人，当时他们还是北大助教。父亲和他们关系都很好。他们有时到我们家里来与父亲讨论工作和稿件，父亲也经常到他们院子里讨论问题。那一时期，他们组织翻译了20多种西方学术名著。父亲从1940年开始黑格尔“小逻辑”的翻译工作。他把翻译和对黑格尔的学术研究结合起来，精益求精，直到1950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小逻辑”出版后各方评价很好，受到读者的欢迎，多次再版，虽然他已于1992年逝世，但该书至今还一直再版。他对那些年轻人的翻译稿件也认真审阅，严格要求。汪子嵩、王太庆、杨祖陶、黄楠森等编译委员会的人员后来都成为我国研究西方哲学的著名学者和专家。解放后地下党公开时，大家才知道汪子嵩、邓艾民、黄楠森几位还是地下党员。
父亲的朋友很多，他和哲学系的汤用彤、郑昕、张颐等教授，周辅成、任继愈等年轻的教师以及编译委员会中的青年教师都常交流，探讨哲学问题。在我们院子里各家中，他与冯至、朱光潜、沈从文几位伯伯来往很多。有时晚上他们聚在朱光潜伯伯家讨论美学问题，也常和冯至伯伯讨论歌德和黑格尔的哲学和美学问题等。他常说，他们的观点和看问题的角度有时不同，但不同学科的讨论非常有益。除文学院的教授外，他和数学系教授江泽涵伯伯关系很好，我母亲和江伯母互相经常串门。
1947年下半年，北大镇压学生的训导长陈雪屏遭到学生反对，跑到南京当国民党的青年部长去了。当时北大校长胡适请我父亲代理北大训导长。47，48年正是解放战争形势向胜利发生转变，国统区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迅速发展的时期，当时爆发了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大游行，遭到国民党特务、军警的镇压，许多学生被逮捕。我父亲对学生游行示威本不太赞成，但是国民党对学生的镇压引起了他的愤怒，他要营救和保护自己的学生。他多次去找傅作义，到特刑庭去和特务头子吵架，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他还到关押学生的监狱去看望过被捕的学生。那一时期，特务多次包围学生宿舍，进行打、砸、抢，他每次听说都赶往现场。有一次进步教授樊弘（他们是好朋友）作演讲，警察包围了会场，我父亲特意出席报告会，以自己训导长的身份保护演讲人和学生。那一时期经他保释出狱的学生有一、二百人，不仅有北大学生还有其他学校的学生。他多次压下了当时教育部长朱家骅通过胡适转来的要求开除进步学生的信，对特务学生报告的“黑名单”他都锁在抽屉里了事。为争取增加学生公费，他也多方奔走，还与校长胡适争吵，为这些事烦心，为学生增加公费，为反对国民党镇压、迫害学生等事，他曾三次提出辞职，当时校长胡适不同意，学生会也出面挽留。1948年12月北大五十周年校庆时，北大学生会送他一面锦旗，上写“我们的保姆”。他对学生的肯定感到很欣慰，这面锦旗他一直珍藏。这本是一段很清楚的历史，但在文革中却招来了弥天大祸，除了他是反动学术权威之外，还把他扣上特务的帽子，说他保释出的学生都是叛徒，被他发展为特务等等。不仅遭到批判斗争，还被造反派关押、毒打，受到残酷迫害。
1948年夏天，我的堂哥贺争跑到解放区去了，引起了家里的震动。他是我在四川老家的叔叔的二儿子，大我十岁，所以我叫他二哥，从小跟着我们家长大。来北平后因我们这边房子小，他住在中老胡同33号“西方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院内。高中毕业后，他没考上大学，在家里补习，也到北大旁听点课。受到当时学生革命思想的影响，和两个朋友化装成商人，从天津杨村一带到解放区去了（这过程是解放后他告诉我们的）。以前他每天过我们这边吃饭，偶尔也到他同学朋友处去，这次有三天没有过来吃饭，我母亲跑到他们院去看，桌子上留了一封短信，大致是不满现实的黑暗社会，他到那边（指解放区）去了，请我们不必挂念他。母亲看了急得要命，暗暗垂泪，怕他路上被国民党兵抓住，又怕他在那边受苦。我父亲倒很想得开，他说我二哥不喜欢念书做学问，到那边也许是个出路，许多北大学生都跑过去了，他们能经受，我二哥也应受得了。
1948年冬天，北平已经被解放军包围了，当时叫围城期间。小学放假，各家窗户都贴上纸条，以防炮弹打进来震碎玻璃。东单已把树砍掉，拆了一些民房，建了个临时飞机场。听说解放军还有一发炮弹打到我们胡同口外的新开胡同，但没人受伤。大人们感到战争将至的紧张。我们院里的孩子们并没有感到紧张，不上课可以玩得更痛快“歌照唱，冰照滑”。但是当时父母们却面临着一生中的重大抉择。共产党与国民党都在争夺知识分子。我父亲也面临去留问题。当时许多朋友来找他，他也和朋友们讨论这个问题。有人劝他走，但更多的人劝他留下。樊弘、袁翰青等先生多次劝他留下。一次冯至伯伯语气很重的用德文对他说：“现在是一个最后决定的关头，亲人的决定不同也要闹翻。”当时也有许多学生来看他，希望他不要走。有的学生走时，故意把带的书“忘”在我们家了，外面封皮是别的书，打开里面是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书。当时学生会主席是哲学系的谢邦定，他很用功，常与我父亲讨论哲学问题。他也专门和父亲谈了希望他留下。我父亲认为国民党政府已经腐败透顶，失去民心，是没有希望的，凡是青年向往的政府就是好政府，他愿意和青年们在一起。另外，做训导长后他扪心自问没有做过亏心事，自己是保护学生的。他还对同事说过，他不愿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做“白俄”（白俄是指十月革命后逃到中国的俄国人）。但是他也担心自己赞成唯心论，共产党赞成唯物论，不知共产党能不能容他，会不会发生矛盾。有一天，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的汪子嵩来找他，对他说：“地下党城工部托我转告贺先生，城工部负责人的意见希望贺先生不要到南京去。我们认为贺先生对青年人的态度是好的。”父亲当时表示感谢他们的关心，他是不想走的，希望以后能给予学术研究的自由，安心搞学术。经过反复、郑重地考虑，他三次拒绝了南京政府请他离开北平飞往南京的要求，决定留下来，迎接解放。据我所知，院里的伯伯叔叔们也都没有走，整个北大的教授们绝大部分也没有走。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城，历史开始新的一页。
解放以后，我们32号院的小朋友们和我差不多大的，都陆续考上了初中，上初中的考上了高中。我于1950年考进了北京师大女附中。小学毕业时，我们都兴自己用彩纸剪成花样贴成一个小的纪念册，请叔叔、伯伯们写下赠言。我做了两个，留下了极珍贵的纪念。经几十年来多次搬家，及文革时被抄家，现只找到一本，我附在文后以作纪念。上中学后忙起来了，朝鲜战争爆发后，大家抗美援朝的热情高涨，给志愿军寄慰问信，做慰问袋，上街宣传游行等等。还有少先队的营火晚会等各种活动，加之大家也分散在不同学校，因此我们院里孩子们的活动便冷清了。
我父亲是抱着改变自己，适应社会大变化的态度迎接解放的。他说在美留学时，认识胡适的侄儿胡敦元（他思想很进步），胡曾对他说过：“做共产党，第一要改变生活方式，第二要改变意识形态。”此话对他印象很深，他虽做不了共产党，但进入新社会了，自己也要改造自己，不能做遗老遗少。这时他才仔细读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感到就像年轻时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样，他觉得这本书把中国的问题真正讲透了。他积极参加了1950年底到陕西省长安县的土改参观团，51年又到江西泰和搞了半年土改，思想感情有了较大变化。1951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参加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一文，公开表示赞同唯物论，认为唯物论者就要尽量到基层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调查体验。唯心论只讲概念，不接触实际，而只有通过实践得到的思想才真正有力量。过去以为唯心论注重思想，唯物论不重思想，现在看到共产党的辩证唯物论也非常注重思想，一个坏干部犯错误，要找出思想上的原因，而且做思想工作，要使人从思想上转变过来。
后来他又参加了教师的思想改造运动，又叫“洗澡”。进行自我批判，交代检查自己的问题，也接受同事和同学的批判帮助。他说他是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来检查自己的，虽然当时自我批判和群众的批判有些人上纲过高，但是他还是以改造自己，适应新社会的态度来对待，还是实事求是，自己想通了的才承认。当年周总理亲自给知识分子作报告，讲自己的思想改造过程，对他们影响很大。这就是解放初期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
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1953年我们家随北大迁往西郊燕京大学校址，住进燕东园，从此离开了中老胡同32号。几十年后，我因怀旧曾骑车到中老胡同去看过，32号大门已经封死成了一面墙，门开到后面去了。门前的台阶和一对可爱的小石狮已经踪迹全无。里面的房屋也已变成楼房，只看见当年我们家屋后的大槐树还枝繁叶茂，大概因为是古树才被保存下来。心里感到怅然，引起对过去的深深怀念。在这里我度过了美好的童年，在这里记载着我们儿时伙伴的友情，在这里我受到众多知名教授正直为人、严谨治学精神和传统文化的熏陶，在这里我们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大变动，受到了北大民主、科学、进步、爱国精神的影响。
难忘的中老胡同3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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