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越明：“另册”里的三六九等
“ 另册 ” 里的三六九等
－－作者：贺越明
贺越明，资深媒体人、文史作家。 1978 年 2 月入读复旦大学新闻系，先后获学士、硕士，留校任助教、讲师；后赴美留学，获夏威夷大学传播学硕士，曾在美西两家华文报社主管采访和编译。现任澳门九鼎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兼《九鼎月刊》主编；著有《读报的学问》《中国人的世纪》《书里书外》《海角片羽》和《中国十大出版家》（合撰），近年常在港澳台和内地媒体发表随笔和文史札记。
偶然在书店看到《我的人生档案 —— 贾植芳回忆录》一书，翻了一下目录，毫不迟疑地掏钱买下。理由再简单不过，作者贾植芳曾与我有 “ 一面之缘 ” ，而书中 “ 我的三朋五友 ” 一辑，写到两位我熟识的师长，一是王中教授，我读本科和研究生时的系主任；另一是潘世兹教授，虽然也在复旦大学，但从未教过我，却又有数年的交往。即便是为了看看贾先生如何写那两位我还算了解的前辈学者，也足以激起我购书的冲动了。
与贾先生的 “ 一面之缘 ” ，实际上是一次偶然的路遇。记得大约是 1986 年夏季，我在该校新闻学院任教，有天中午去校门对面的教工食堂吃饭，看到迎面有位瘦小的老人缓步走来。同行的女同事轻轻地说了声 “ 贾植芳 ” ，就上前跟他打招呼。老人停下脚步，与她聊了几句。那女同事向他介绍我： “ 系里的青年教师。对了，他也是山西人，和你是同乡。 ” 我恭敬地称呼一声 “ 贾先生 ” ，没再言语。不知是听口音还是看外表，他断定我没有在山西生活过，笑着以浓重的家乡口音说： “ 你是晋籍沪人，我是沪籍晋人。 ” 我一听，老人不愧是江湖上闯荡过来的，真是机敏，一句话就点出了我与他在籍贯意义上的异同。因被老人如此幽了一默，时隔二十多年还记忆犹新。
贾植芳
贾植芳那年已七十岁，正是其一生中 “ 夕阳无限好 ” 的时光。他的大名，因所谓 “ 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 ” 的罪名，从上世纪 50 年代中起陷于缧绁十数年，至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院系尽人皆知，但他的全部经历却未必人所共知。他早年留学日本攻读社会学， 1937 年闻悉卢沟桥事变毅然回国，带笔从戎，投身民族救亡的洪流，为此坐过日伪警方的监狱；抗战胜利后，因参加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民主运动，又被中统特务关进大牢。他一直追求进步，向往革命，为此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一生中三度蹲大狱，而又以解放后那次为时最久，这还不计出狱后被监督劳动的日子。所以，他在这部自传体回忆录里，形容自己经历过的那些特殊岁月，是从 “ 人 ” 变成了 “ 鬼 ” 。换言之，是公民的权利被剥夺，打入了 “ 另册 ” 。
可是谁能想到，在也成为 “ 鬼 ” 的同校教授潘世兹看来，贾植芳与他是有区别的。贾植芳在该书的《我的后来者 —— 潘世兹先生》一文中，记述了在校印刷厂被管制期间与潘世兹的一段对话：
有一次，他对我讲： “ 你的情况和我不同，你是共产党的宣传人员，我是洋奴买办，是帝国主义走狗。 ” 我立即抗议道： “ 你别胡说，我只是个作家，不是共产党的宣传人员。 ” 潘先生知道我的事情，也晓得我进步教授的身份。我进震旦中文系当教授，一去就做了系主任，颇带点占领 “ 资本主义学术阵地 ” 的意味。我也知道像潘先生这样的人对左翼作家怀有偏见，一概将他们视为 “ 宣传人员 ” 而非作家。他听了我的申辩，笑着说： “ 什么作家，共产党的宣传人员罢了。 ” 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这一段文字，描摹出这两位学者在相同境遇中的不同定位，既有自我认识，也有彼此认知，可谓准确而传神！我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拜识退休居家的潘世兹先生，并受托每月为他代领薪资，有机会多次登门，深感其晚年仍遗留极深的洋派人物印记。他出生于上海工部局高级华人帮办家庭，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圣约翰大学历史政治系主任、教务长、代理校长等职。解放前，无论从教育背景还是职业经历，都只是与英、美国家有关，而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无涉，因而他在建国初批判英美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中就受波及， 1957 年又被打成 “ 右派 ” ， “ 文革 ” 中再遭人诬告欲与王造时、孙大雨成立 “ 中华社会党 ” ，被戴上 “ 现行反革命分子 ” 帽子，判刑坐牢七年。不光是教育背景、职业经历，还有思想信仰、学术志趣，他与贾植芳都无相近相似之处。即使同为 “ 难友 ” ，他对早被贴上 “ 洋奴买办 ” 、 “ 帝国主义走狗 ” 标签的身份颇有自知之明，确认身处社会阶层的最低层，并以 “ 自惭形秽 ” 的口吻道出了与贾植芳的彼此差异所在。的确，如果不是因为都被列入 “ 另册 ” ，又同在 “ 文革 ” 中发配到一个地方监督劳动，他们二位很可能不会来往，更不用说是无话不谈了。
潘世兹
尽管贾植芳被潘世兹视为 “ 共产党的宣传人员 ” ，而他也自认是 “ 左翼作家 ” 、 “ 进步教授 ” ，但令人绝对想不到的是，在另一位 “ 另册 ” 成员的王中教授眼中，竟又是迥然不同的定位！在《回忆王中》一文里，贾植芳描述了其与王中接触的切身感受：
在干校里，他的身份跟我们还有所不同：他是革命干部，虽然划为右派，但是属于可以改正之列；我的身份却是 “ 专政对象 ” ，属于 “ 敌我矛盾 ” 的 “ 反革命 ” 之列 …… 即使在 “ 文革 ” 当中，他已经也被打翻在地，却仍然以革命干部的观点看人，觉得他们当右派，乃是他们自己内部矛盾，和我们根本不同，我们是搞 “ 反革命 ” 的，觉得 “ 我们党 ” 是不会冤枉好人的。要说冤枉，只有邓拓这些人才是冤枉的。而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本来就形形色色，我们党怎么会弄错呢？说到底，他还是一个很正统的党员，而且有很强的优越感。
这些文字写的是贾植芳的内心感觉，而他是从事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在人际关系上应会更敏感些。在我读本科和研究生时期的印象里，王中确实与常见的学者不太一样，言谈举止有一股明显的官气，不怒自威。这不奇怪，他虽在上世纪 30 年代中期入读山东大学外文系，但主要精力用于参加学生爱国运动；抗战爆发后加入了中共，以后长期从事兵运和新闻工作； 1949 年 5 月随解放大军进入上海，担任市军管会新闻室军代表，参与接管新闻机构； 1950 年调到复旦大学，先后出任校党委常委、统战部长、副教务长、新闻系主任等职，直至 1957 年中期因 “ 宣扬资产阶级新闻观点 ” 被打成 “ 右派 ” 。以他的革命资历、高干级别以及所担任的各种职务，尤其是统战部长一职，无疑更似派来占领 “ 资本主义学术阵地 ” 的，这就使他身上难免具有浓重的政治优越感。但当自己也沦落为 “ 鬼 ” 时，还对其他的 “ 鬼 ” 流露出这种优越感，则只能视为气质、习惯使然了。不过，贾植芳在文中还写道： “ 一直到平反以后，他和我们在精神上还是有距离，觉得我们在精神上还是 ‘ 反革命 ’ 。 ” 这一句，当是贾先生个人独特的感受，没有任何王中的言行可资佐证，让我读来多少有些疑惑：王中应该不至于那么冥顽不化啊！在我的记忆中，他不光在新闻学术观点上很大胆、超前，就是平素谈吐所表露的观念也很开明、开放。也许因为彼此经历和身份颇不相类，他与贾先生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未必一致，但怎么可能继续 “ 在精神上 ” 视后者为 “ 反革命 ” 呢？对这一忆述的准确性，我以为似可存疑。
王中
上世纪中叶后开始流传一句名言： “ 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 ” 在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中，贾植芳、潘世兹和王中这三位和许多老学者一样，总体上都被归于 “ 右 ” 的一类，而且只有罪错大小之分，政治身份归属并无差异。可是，看到他们尽管身处 “ 另册 ” 的悲惨境地，各自的心里对彼此却有 “ 不同 ” 的定位，还能分出个三六九等，这就不能不使人惊怵和悲哀！
在阶级斗争的政治浓雾笼罩下，先斗 “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 ，后斗革命 “ 同路人 ” ，再斗党内 “ 走资派 ” ，如此这般，大网一撒再撒，网眼越来越小，没有谁能逃脱落网的命运，而因为毕竟有前后之异，加上原本的出身和经历也有分别，便给 “ 另册 ” 中人带来了不同的心理影响和定位依据。显然，并非他们自己对社会等级有了新的发明和创见，而是这个社会曾经不断、反复、升级的 “ 折腾 ” 导致的政治分层，在他们之间锲入了 “ 精确 ” 得可怕而又荒诞的政治定位关系。
设若不是恰好对王中、潘世兹这两位教授较为了解，我相信自己恐难解读贾植芳回忆录的上述有关文字；同时也可断言：下一代和再下一代的读者，将不可能领悟这些文字蕴含的意义及语境了。潘世兹、王中和贾植芳，都先后过世了，其中以贾先生受难最早，吃苦最多，倒是最长寿的，享受了较长一段苦尽甘来的晚晴岁月。我想：升入天堂后，那里没有政治运动的折腾，人人都是平等的，除了先来后到外，彼此该不会再有任何有形或无形的等级区分了吧！
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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