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越明：《文汇报》的三种报头
《文汇报》的三种报头
－－作者：贺越明
报头，原指报纸刊登报名的地方，但习惯上与报名同义，是报纸最醒目的标记，因为读者总是最先通过它认识和辨别报纸的。一份报纸的报头，可以几十年如一日保持不变，也可能在若干年内改换变更。变与不变，背后当有某种理由或需求。不变，自然是没有改变的必要；变更，定有非变不可的道理。以历史悠久的上海《文汇报》来说，从创办到现在，包括当中几度停刊的时日，已近望七之年。其间，共有三种不同的报头，出现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恰好带有各不相同的时代烙印。
书法名家的墨宝
《文汇报》最早的报头，随报纸的创刊而与生俱来，出自民国时期一位大书法家之手。屈指算来，是有六十八年之久的珍贵墨宝。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军队节节抵抗，但未能阻挡日寇的铁蹄，先是平津失陷，不久上海也沦为“孤岛”，日军报道部派员接管了原市政当局的新闻检查机构，发函照会租界各报接受新闻检查，以图遏制反日舆论，不少报纸如《申报》、《大公报》、《时事新报》等相继停刊，也有一些报纸因挂着“洋商”招牌而无需接受新闻检查。因战事而被沪宁、沪杭铁路局遣散的严宝礼与同事或好友余鸿翔、沈彬翰、胡雄飞、徐耻痕等商定，集资合股创办一份中文报纸，也挂上“洋商”招牌报导抗战局势，相信会有销路。他们托在跑马厅当中文秘书的友人方伯奋出面，请跑马厅英籍经纪人克明 (H. M. Cumine) 帮忙，出面向英国驻沪领事馆登记注册公司，借用英文报纸 The Standard 的中文译名“文汇报”，并由他担任名义上的发行人兼总主笔，公司董事会有中、英籍各 5 人，但一切事务均由中方董事操办，严宝礼为经理。
报名定下后，董事沈彬翰负责解决报头问题。最简单的办法，是在颜体或柳体字帖或碑帖上选用文、匯、報三个字。但他找了一下，任何字体的帖上都有“文”和“報”两个字，唯独缺个“匯”字，而勉强拼凑又恐难以贯气统一而不伦不类。他提议请社会上有名的书法家谭泽闿题写，大家既赞同又为难。谭泽闿，字瓶斋，湖南茶陵人，系近代政治家谭延闿五弟。他工行楷，师法翁同龢、何绍基、钱沣，上溯颜真卿，书法被赞气格壮健，力度刚强，雄浑腴美。他定居上海后，一直以卖字谋生，但润笔费颇高，写三个招牌大字一般收 300 元，即使熟人介绍也要 200 元。办报资金并不充裕的同人，对写个报头要花二、三百元无法定夺。过了两天，负责广告和发行的董事胡雄飞带来好消息，请谭泽闿写报头一事有门路了。原来，谭泽闿热衷中药滋补养生，而名中医陈存仁是其医药顾问，也是胡雄飞的朋友，于是拜托他向谭泽闿求字。不几天，胡雄飞果然拿来谭泽闿写就的“文匯報”三个大字，而且分文不取。
起初，几位董事也商请另一位书法家唐驼题字。他以善写柳体自成一格著称，二、三十年代沪上市招多数系其所书。严宝礼的外甥任嘉尧时在光华大学就读，看了他写的“文匯報”三个字后说，唐驼师傅的“文”字写得像扁担，很俗气，不适宜做报头。相比之下，谭泽闿的字结构严谨，工整挺拔，且又饱满，作为报头更合适。严宝礼等人觉得有道理，决定采用谭泽闿的字，作为 1938 年 1 月 25 日诞生的《文汇报》报头。
此后，上海《文汇报》在不同的时代因不同的缘故，先后于 1939 年 5 月 19 日、 1948 年 5 月 25 日、 1956 年 4 月 29 日几度停刊，但每次复刊，再亮相时无不续用谭泽闿所写的报头。其中的 1948 年 9 月 9 日，上海《文汇报》同人在香港与国民党左派人士合作筹办的《文汇报》问世，报头沿用的也是这三个字。
造反接管的印记
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政府开始研究并推行汉字简化工作。 1956 年 1 月 31 日，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随后多年，分批数次推行简化字，书报期刊等所有出版物都改用简体字。虽然“文汇报”的报头中有两个繁体字，但依然使用而未受影响。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兴起，这个历史上延用下来的报头遭到了厄运。
1966 年中期，在毛泽东主席发动和主导下，先是各地大、中学生响应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成立各种红卫兵组织，批斗学校的领导和教师，又从校园杀向社会，对划入另册的“牛鬼蛇神”进行抄家、揪斗，接着工矿企业和文教单位也纷纷出现不同类型的造反团体，很快形成向各级党政机构夺权的潮流。这年 6 月 9 日，文汇报社贴出第一张批判总编辑陈虞孙的大字报。随后，造反团体纷起，其中以体育记者朱锡琪、评论组编辑邵传烈和理论部编辑周国荣为主的“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最有影响。 8 月，上级调来《解放日报》一位副总编辑主持工作，但因为大部分中层干部停职检查，业务处于停顿状态，每天的版面大都刊登新华社统发的电讯稿，基本没有本报记者采访的报道，与《解放日报》的内容几乎雷同。这时，上面有人提议《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联合版，引起报社职工的不安，担心两报合并而导致工作变动。此时，又有两卡车的红卫兵一度占据报社，还扬言要查封《文汇报》，更导致人心惶恐。 12 月下旬，“星火燎原”的造反派负责人商量认为，《文汇报》与其合并或被封掉，不如由他们接管，彻底把报纸的领导权夺到造反派和革命左派的手里。为此，第二年 1 月 1 日，邵传烈和周国荣乘飞机赴京，通过有关途径向中央文革小组请示。 3 日晚上，邵传烈等人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宣布由“星火燎原”和其它造反派组织联合接管报社。
为显示“破旧立新”的革命立场，改换报头，也列入接管报纸的工作内容。 4 日早上发行的《文汇报》，谭泽闿手书的繁体字报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三个黑体方块简化字，让读者觉得报纸好像换了一个面孔。在头版头条位置，套红重新发表了毛泽东 1957 年发起反右斗争前夕为 7 月 1 日《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头版下半版，刊登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的《告读者书》，宣布接管《文汇报》，表示“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从报头更换到内容安排，无不体现造反派“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气概，也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进入各地新闻领域造反夺权的阶段。这一行动，获得毛泽东的高度肯定，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和成员姚文元随后到报社表示支持。
六十年代后半期，我在上海读小学，识得不少方块字后，每天中午在里弄食堂吃完饭，就到居民委员会门口看报。那里墙上挂着一份《文汇报》，对开一大张，看完正面再把铁丝报架子转过来看反面。所以，我最初看到的该报报头，正是造反派“接管”后改用的黑体方块简化字，不知道那之前原是书法家手书的繁体字报头。
“英明领袖”的题字
文革延续长达十年之久，一直到毛泽东逝世后，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与叶剑英、汪东兴谋划决策，于 1976 年 10 月 6 日拘捕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四人帮”，预示这场旷日持久的政治运动即将收尾。此后，国家步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文汇报》的报头也经历了不寻常的变化。
由于《文汇报》多年处于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很快有中央派来的工作组进驻，清查与“四人帮”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一年后，前一个工作组撤离，中共上海市委的工作组进入，继续进行清查工作，曾造反并接管报社的几个记者、编辑被撤职，是党员的开除党籍。 1978 年 3 月，报社经市委批准成立新党委，组成新的编委会，马达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不知从何时起，报社领导对黑体方块字的报头有了想法。这年 10 月 16 日，报社党委向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苏振华、第二书记倪志福和第三书记彭冲呈上报告，前半部分是工作汇报：“文汇报的清查运动已基本结束，正在验收和对清查对象定案，为适应抓纲治国，大干快上的形势，全体职工决心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努力办好文汇报。”后半部分提出一项特殊的请求：“目前全国中央和省市三十五家报纸，除文汇报外，都是毛主席、华主席题字报头。我们殷切期望华主席能为《文汇报》题字，这是对新生的文汇报的极大鼓励和鞭策，也是文汇报干部和广大读者的共同愿望。特请市委将这一要求报请华主席。”两天后，报社党委又呈文市委宣传部：“送上我们写给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同志要求华主席为文汇报题字报头的信件，请参阅。”这是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备，或许也有增强请求力度的作用。
华国锋作为毛泽东生前选定的接班人，此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被称颂为“英明领袖”，各地的党报党刊以获得他题写的报头、刊名为最大的荣耀，而他本人也喜欢到处题词、题字，几乎有求必应。 1979 年 1 月 1 日这天，亦即报社党委向市委送交报告的两个半月后，《文汇报》报头改用华国锋的题字，头版还刊登《切切实实把报纸办好－－为本报改版告读者》。在当时，换上出自最高领导人之手的报头，无疑是值得报社敲锣打鼓庆贺的一桩特大喜事，用作报纸改版的标记也彰显里程碑的意涵。可是，本该有特殊政治敏感的报社领导似未看出，前一年 5 月北京中央级报纸展开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从思想上挑战了华国锋的权力来源和治国理念， 11 月到 12 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以及随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又从组织上削弱了他的政治权威和实际权力，确定了被边缘化的个人命运。到 1980 年，华国锋先后辞去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逐步淡出政治舞台。 1981 年 8 月 19 日，《文汇报》突然改用早年创刊时由谭泽闿写下的报头。报社此举似在意料之外，实在情理之中。
算起来，《文汇报》获得并使用华国锋题写的报头，前后不到两年。如今还记得那个报头的人恐怕不多，我倒还有点印象，因那时正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念本科，每天要细读和研究报纸。平心而论，华国锋的字是下工夫练过的，笔画间可见童子功，但非书法佳品，用作报头不及谭泽闿那三个字美观。记得《文汇报》报头改后不久，总编辑马达应邀来给全系师生作报告，是新闻改革之类的话题。他能说会道，提及这件事也振振有辞：“我们当初请华国锋题写报头，没有错，他是党中央主席嘛。现在选个平常的日子悄悄地换下来，也没有错嘛。”听他这么一讲，全场哄堂大笑。马达生前著有回忆录《马达自述－－办报生涯 60 年》，用不少篇幅回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主持《文汇报》时，如何冲决思想樊篱而参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破例发表小说《伤痕》和话剧剧本《于无声处》、顶住上级压力拒不转载批判电影《苦恋》的重头文章，等等，却没有写到当初请求华国锋题写报头而后又悄无声息换掉的经过，特此补叙一笔。
《文汇报》创刊后的几十年里，报头曾经三次变更，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原点。这或许昭示一个道理：历史上，伴随革命或造反的政治活动，都可能昙花一现，由动荡动乱归于平息平静甚至回到初始，惟有文化的价值不泯不变，是永恒的。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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