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乌托邦——秦晓口述

秦晓， 1947 年生于山西，文革前为北京四中 1966 届高中毕业生。他出身于一个红色家庭，小学和初中在干部子弟寄宿制的北京育才学校受业，毕业时获北京市“金质奖章”，被保送进入北京四中高中。文革前曾担任团支部书记，并成为极少数的中学生党员。文革初期，参与发起、组织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后被打成反中央文革小组分子，是文革中最早觉醒者之一。之后，他经历了在内蒙牧区的插队生涯，走入工农兵大学的学堂。改革初期，曾任中共元老宋任穷的秘书，接触高层，后进入中信集团成为中信领军人王军的得力副手。新世纪开端，他接掌招商局集团，对资产结构、组织架构和管理体系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与此同时在企业文化中注入了均衡发展的理念，重建了百年老店的辉煌。百忙之余，他始终在系统研究经济学理论，并获取了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国内外报刊杂志、学术刊物发表五十多篇论文，并出版了多部专著。曾被冠以“杰出”、“最具影响力”、“最具有价值”等光环。面临退休的门槛，他又开启了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深度思考。

中农 + 中农

我家祖上是山西吕梁人，原来不姓秦，姓侯。我曾祖家里穷，把我爷爷给了姓秦的人家。秦家日子好过些，但也欠了不少钱，赶上国民党时期通胀，票子不值钱，把欠的账都还了，土改时就划为了中农。我爸爸说，如果当年不到秦家，如果没有通胀，我家肯定比贫农还贫，连孩子都养活不起嘛。我妈妈家相反，是陕北佳县一个世家，孩子们都受过教育，不过到了我姥爷那一代开始衰落。我几个舅舅都是二十年代参加革命的，三舅阎揆要〔 1 〕就是黄埔一期的。他们认为知识重要，所以包括女孩子都要上学，我妈妈也就去勤工俭学。虽然我妈妈出身大户人家，到土改时也破落成了中农，最后父母两家在中农那里划等号了。

我爸爸叫秦力生，早年参加学生运动，被追捕，在学校里呆不住了，就跑到杨虎城的一个军校躲了两天， 1936 年经组织介绍到了陕北苏区。我妈妈叫阎佑西， 1937 年“七七事变”前去陕北延安，当时只有十六岁。去的路上曾遇到国民党军队检查，查出地下党给中共陕甘宁边区书记郭洪涛的一封介绍信。他们说，郭洪涛可是大共产党啊，跟我们走一趟吧。我妈妈还是个小孩，特老实。他们又一翻，翻出一封给我舅舅的信。我舅舅当时由组织安排在杨虎城部队里当团长，他的任务就是保护到延安的革命青年。检查的人见是阎揆要的妹子，赶快停止了搜查，还给我妈敬了个礼。我舅舅知道后就派了辆汽车把我妈接走了，住在他家里。我妈老是心急，要走。我舅舅说，天下雨，你根本走不了，多住两天。那次下了足有一个月的雨，我妈最后还是坚决走了。这样到延安的时候，“七 . 七事变”已经爆发了。所以，我妈算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没算上土地革命时期的干部。后来，我们和她开玩笑，是老天爷没让你参加土地革命。

我爸爸虽然是山西人，参加革命后，他的经历、共事的人都不在山西圈子里，像薄一波他们搞的决死纵队、牺盟会等，他都没有参与过。他主要在陕北苏区的圈子里，陕北的领导人如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我爸爸都特别熟。我爸爸到陕北时，正赶上朱理治他们来了，把刘志丹抓起来了，我爸爸也被抓起来了。把坑都挖好了，要活埋他们，恰好中央红军到了，给制止了。

我妈跟我爸是在延安认识的，这与马文瑞有点关系。有个周末，马文瑞叫我爸爸跟他去走走。我爸问，去哪啊？他说，去陕北公学。我爸问，去陕北公学干什么？马文瑞是找邵式平〔 2 〕有事，却对我爸说，讨老婆去嘛。我爸说，你不有老婆了吗（马文瑞和孙铭是经我爸爸撮合成婚的）？马文瑞说，你不是还没老婆嘛。我爸爸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就跟着去了。我妈当时是陕北公学一期的学生，周末没上课，正站在院子里。马文瑞与我妈很熟，就招呼我妈说，你带我们去找邵式平。这就是他们的初次见面。我妈妈后来说，她当时看见我爸了，但印象不深。我们后来也没问过我爸爸，是不是那时候就有化学反映了。等我爸爸后来到富县当县委书记时候，我妈妈也分配到富县工作，才算真正认识。他们是 1938 年在富县结的婚，结婚时送了尤香斋（曾先后与谢子长、阎红彦结婚）一张结婚照。 1993 年我父亲去世时她把这张一直保存着的照片送还给了我妈妈。

我哥和我姐都是在延安生的。我是 1947 年胡宗南攻打延安时，在妈妈肚子里撤到了山西， 4 月出生在山西离石 359 旅的医院。当时我爸爸是晋绥三地委书记，跟 359 旅旅部驻地在一起。生我的时候，王震夫人王季青阿姨还给我妈妈送来一百个鸡蛋。我跟山西有缘，不仅老家是山西，我也出生在山西，上工农兵大学时又跑到了山西，后来还在山西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其实，我自己在山西并没怎么呆过。

我是吃我妈奶长大的。我哥是吃保姆的奶长大的，那保姆长得黑黑的，我哥哥脸也黑黑的。高岗就开玩笑，说他是吃保姆的奶吃黑的。我姐比我大一岁半，没吃两天我妈的奶，就让给我吃了。那时拴了只羊，给我姐喂羊奶吃。 1949 年父母先随部队南下进川。那时，西康是一个省，我爸爸到西康后，整个晋绥三分区地委就变成西康省委、省政府的班子，只有书记廖志高是中央派来的，我爸爸任省委副书记。我妹妹就生在雅安，后来弟弟生在北京。我们兄妹一共五个。人家说我妈会生，一男、一女、一男、一女、一男。我就更幸运了，哥、姐、弟、妹一样一个，全齐了。

我是 1950 年初到西康雅安的，在那里呆了两年。我那时已经记事了，记得那时爱吃麻糖、醪糟。印象最深的是，我爸爸牵着我和我姐姐的手，一进省委大院的门，哨兵咔嚓一个立正敬礼。当时，我和我姐不肯去幼儿园，廖志高家的孩子和刘忠司令员的孩子也不肯去，怎么办呢，就在省委机关大院搞了个幼儿园，还布置有玩具、小桌子、小椅子之类的，幼儿园园长还专门来给我们指导，吃饭也打个铃什么的。

寄宿中的少年时光

1952 年因父亲工作调动，全家从西康到了北京。我被送到位于西山的六一幼儿园。那是个干部子弟幼儿园，条件很好，寄宿制。幼儿园出来后，上了培英小学。那时候，北京有几个干部子弟学校：培英、华北育才、育英、育才等。我们上三年级的时候，华北育才和培英被撤销了，我被并入育才学校。育才学校的前身是延安保小，解放战争时期从延安行军 2000 里走到北京。对育才学校的生活，有几件事至今记忆还很清楚。

那时学校里有个小动物园，养的有猴子。有学生淘气，给猴子喂马蜂，结果猴子的腮帮子都肿了，当时只是觉得个别同学太调皮，现在看来，如果没有约束，人性中恶和丑的那一面就会冒出来。猴子有时乘管理员不注意就跑出来，爬到树上不下来。我们都在那看着，那老师傅也真有办法，他就在树下喝小酒，吃苹果。猴子在树上看着，一会儿忍不住就下来了，也去喝酒、吃苹果。它一喝就醉了，耷拉着头，被牵回笼子里。我当时觉得这真是一物降一物。

我们学校的集体宿舍，小的五、六个人住，大的能住二十多人，都是上下铺。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人晚上起来撒尿，回去的时候走错门了，迷迷糊糊地躺下来，下面有人叫唤起来，原来躺人家身上了，起来赶紧跑，第二天又过来换鞋子，因为鞋子穿错了。不过，女生宿舍和男生宿舍不在一个院里，不然事就闹大了。晚上，我们经常在宿舍里讲故事。我那时候爱听连阔如说评书，然后我就给同学讲，还得有人放哨，一看老师来了，就赶紧不讲了。我的记忆力和口头表述都得益于小时候爱讲故事。

我们生活老师姓田，那时大家都怕他，也恨得要命。他整起学生来太狠了。比如，星期六大家要回家了，都很兴奋，但中午还得睡午觉。有时候睡不着，就说说话，或者跑到厕所里去聊天。如果被他逮着了，有两个处罚办法：一个是罚你倒尿盆，他随便说个一百多天，你还没脾气，就得倒尿盆一百多天。还有呢，就是罚你补睡午觉。周六下午四点钟下课，大家准备回家了，他让你再回宿舍去补午觉去，这老师也太坑人了。据说田老师文革自杀了，他可能历史上有些问题，在当时的体制下，长期受到压抑，回想起来他当时的一些做法是和“个人的问题”相关的。

还有件事，大跃进的时候，教自然课的老师姓黄，是个华侨，在地里撒熟芝麻。我们问，黄老师你干嘛呢？他说，看它长不长？那年代，什么卫星都敢放，什么都敢想。“破除迷信”如果把科学也破除了，其本身就是一个迷信。

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我们参加了，是团体操项目。体育老师姓魏，是在朝鲜学的团体操，可棒了，带我们在先农坛体育场练习。 1959 年的建国十周年大庆，我们也参加了演出，最后举着花叫喊着往天安门冲去。但是，没让我上天安门，上天安门的都是挑那种长着圆脑袋、胖呼呼的“标准儿童”。我们学校经常会有这种活动，我们班有的同学就属于这种“标准儿童”，给毛主席、刘少奇都献过花。

我到育才上学后，周末坐公交车回家。有时候，我跟同学就走路回家，北京那时的风很大，我们人小，有时能被风吹得走不动，就倒着走。在大风里从天桥一直走到西城我家，省下的路费还可以“逛天桥”，买糖耳朵、艾窝窝等小吃。有时跟家里说这礼拜学校有活动，不回家了，其实是去天桥看耍把式的。那时候就知道什么叫“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了，耍把式的在真练以前先是一个劲地说，然后就来要钱了。他要钱的时候你绝对不敢走，不仅不能走就是你当时不给钱，他就能让你脸面下不来。他就有那本事，连损带挖苦的，不光是有身份的人，连我们一个普通小学生都能感觉到难堪。然后，几个“托儿”上来，给弄点大票子，最后他演一下，这样你才能走。我们也得扔点钱，怕他骂你。这就是天桥把式，人家就靠这个混饭。

政治意识的萌动

育才的学生分两个不同的群体，开始的时候基本上全部是干部子弟，到后来就对周围的居民开放招生了。学校周围是宣武区的居民，这些学生不住校。这时，不同家庭背景的文化冲突就开始显现出来。有一个走读生，梳着个涂了油的分头，他一进学校，就一直被我们这些同学起哄，搞得他最后都没地儿呆了。所有人都认为他这个发型是资产阶级的，跟我们不是一种人。走读生穿衣服也很垮，还有穿缗裆裤的。我们看见了就笑话他们。他们说话也都是北京土话，我们就拿他们的话调侃。后来，老师很严厉地批评了我们。我们后来才了解，当年满人进京以后，就把汉人都给赶到南城来了。汉人住的地方条件很差，但凡有点本事的汉人都走了，留下来的大多是底层的贫民。我去过那些同学的家里，胡同里都是非常破的房子，密密麻麻的，就像贫民窟似的，车进不去，外观也很差，但是屋里头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说起这些事情，我现在印象还很深。

我小学毕业的时候，育才学校开始办初中部。本来要考四中，经学校动员上了育才第一届初中。上初中以后，逐渐成熟点了，不再按照生活方式、出身去划分人了，学会了按照好学生、差学生；政治上要求进步、不要求进步；是团员、不是团员，这样来划分了。两批出身不同的学生之间隔阂也就越来越小，到后来，我们彼此还成了朋友。

初中时期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现在知道实际是“人祸”，死了几千万人），大家都吃不饱饭。那时那个饿呀，至今印象深刻。为了减少体力的消耗，学校也不组织那么多活动了，体育课也取消了，会也开得少了。那时，一斤粮票能买五斤红薯，还觉得挺值。换成五斤红薯就吃红薯粥，觉得挺过瘾，结果五斤红薯真不抵一斤粮食，一会儿就饿了，饿得很难受。当时，给学生发机动粮，比如说一个人定量二十八斤粮食，其中有两、三斤是机动粮。在学校食堂吃完份饭后，只要你愿意，撕张机动粮票给食堂就可以再得到点食物。照现在看，粮食定量也不算少，可是，那时由于没有一点油水，这些粮食就不够吃了。那会儿，我们吃完饭就一件事，算计算计要不要吃点机动粮。不算计的话，机动粮早就吃没了，所以，你得计算好了匀着来吃。我们经常都是买半个馒头。当时觉得世界上没有比馒头再好吃的东西了，那么白、那么暄、那么甜。

在学校里，我当过少先队中队长，初中二年级就入团了，一个班上大概也就三、五个团员，我是团支部委员。其实，孩子王有两类，像我们这种是尚文的，学习成绩不错，平常为人也可以。我在育才的学习是属于超一流的。初中三年的课程，除了音乐、美术这两科不是优以外，剩下全都是五分或叫优。而尚武的，是另一种人了。虽称“出将入相”，但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是文比武高一等。初中时我就看我爸的《参考资料》了，父母也让我看。我从中了解了不少国际和国家大事。当时最爱看的就是外国人说中国如何好。比如中国试验了原子弹，外国如何报道。看那些东西特别过瘾，能滋生民族情绪和国家意识。《参考资料》关于这方面的东西就很多。今天看，其实那大多是些非主流媒体的声音，并不具有权威性。我哥哥是北大中文系学古典文学的，受他影响我也看点文学类的书。那时候出版了一批小说，《烈火金刚》、《青春之歌》、《敌后武工队》等，还有不少苏联小说。《青春之歌》作者杨沫的小孩－－老鬼，就是我的同学，还有翻译《资本论》的王亚南的小孩，我们学校有好多这种人，现在想起来他们的父母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我书看得多了，知识面就更广了，这样就在同学中有影响力，大家都愿意围着我。

学雷锋是初中时的事情，也是属于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一部分。我没有很刻意地上街帮人做好事，好像也干过，但没什么深刻印象。那时，我们也关心政治，记得当年有两件大事：一个是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还有一个是中苏关系的破裂和中苏论战。我记得我们全家都坐着静悄悄地听播送《九评》。在我的意识里，这肯定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我也有极大的激励。播音员夏青和齐越，铿锵有力地说：你们撕毁的合同不是几个、几十个，是几百个……你们倾伏尔加河之水也洗不尽对中国人民欠下来的债！那语调，那每一句话，让人听着都特别的激动，特能激起义愤，真的感觉是出了心中的大气了。

在育才所受的教育，首先是理想主义教育，此外，还灌输一个强烈的意识：你是革命的后代、是接班人。对我来讲，长期住校，学校的影响是最大的。因为，我们对社会的了解没有其它的渠道。育才学校无形中让你有一种压力，那就是所有人都告诉你：不能有优越感，不能有干部子弟架子，要多吃苦，你是要承担责任的，要接班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教育上的切割是很成功的，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讲，那时都以炫耀、显摆自己家怎么怎么样为耻。如果从家里带点吃的到学校，从来都是大家分着吃，不搞特殊化。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我们将来比别人的责任更重大，我们要接班，接父辈事业的班。

育才的这批学生，今天看，整体上人品都是很好的，没有特别追逐官啊、利啊的，一般人日子过得很平淡，干的是本本分分的事。同学之间现在还有联系，每年我们聚一次，经常是找些很低档的餐馆聚聚。其实，找个高档地方吃顿饭对大家也不是什么事，可他们都说这样挺好。这也是育才朴实的校风培育的结果。

“红二分白五分”

我初中毕业得到北京市颁发的“金质奖章”。我平时的学习就很好，所以，也没注意我那个成绩可以得“金质奖章”，由此被保送上了四中高中。

四中的校风和育才有一些差别，就像陈元总结的那样：以天下为己任。动不动就想国家大事。

我到四中报到时，学校就指定我做班里的临时负责人，正式开学后就当了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孔丹（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长的孔原之子）和李三友也都是所在班的团支部书记。到高二的时候，我们认为，应该踏踏实实地学习，学习好了，将来在工作中才能为国家做出贡献。我就提出不当团支书了，要求换换人。于是，团支书就换别人当了。后来搞四清，有天几个同学来找我说，你还得当团支部书记。然后，就跟小政变似的，突然召开支部会，大家又都选我当了团支部书记。于是，我们几个又都回来了，由我们来控制局面。

1965 年北京的四、六、八中发生了学潮，提出学校搞的是修正主义教育。当时，这几个学校的学生都是串着的，同时闹。本来，北京市的中学是不搞四清的，学生闹起来直接给中央写信，北京市没办法了，得收拾局面，就派工作组来了。他们怎么写的信，开始也没给我们打过招呼，我们是后来被卷进去的。

当时的主流思想，一个是阶级斗争，一个是反修防修。这两件事给我们的影响很深，而学校的四清，正是把这两件事结合起来了。当时挑头闹事的主要是高三的一些高干子弟，他们认为学校里有阶级斗争，有的老师出身不好，就重点栽培出身不好的学生，而革命的子弟被排斥了，还有就是鼓励走白专道路。所以，学校里应该搞四清、搞阶级斗争。

我一开始不大接受这种观点，主观上并不认为教育制度有什么大问题。我们都是致力于学知识，学好了去建设祖国，觉得老师也还是挺胜任的，另外觉得出身不好的子弟怎么说也跟地富反坏右不一样吧。但后来，我也参与了。主导这事的是比我们高一届的学生。他们当时拿一个其实不怎么求上进的干部子弟学生说事：第一说这个同学是老革命的后代，而学校排斥他，不发展他入团；第二说有些学生开玩笑摸他头，嘲笑他，这反映出阶级情绪，是恨这些干部子弟。然后，另一个班的团支部书记就召集开会，跨支部发展了那个干部子弟入团。我们当时都觉得那个团支书没条条框框，很正义，真是个英雄。我当时也受这种思潮的影响，还写过一篇作文，是评论“抢椅子”这个搞笑的哑剧。剧情是这人往椅子上一坐，另一人把椅子蹬掉，这人就坐空了，互相拆台。我在作文里批判这个表演实际上是宣扬损人利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在四清时被认为是篇有阶级斗争意识的好文章。

学潮的事越闹越大，那么多高干子弟都参与了。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认为可能是中央有人在借此整他。所以表现得很强硬，当然也很谨慎。他让万里、张文松牵头，开始时把工作组放到学校外面，分别找人谈话，就像进了敌占区似的。然后，工作组再进学校，软硬手法都用了。那次到我们班来的工作组长是孙岩，她是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的夫人，是个延安的老干部。她完全是以一个前辈的口气跟我谈话，说你们这些孩子的父母我都认识，你怎么样？听说你刚开始不太主张在学校里搞阶级斗争？这是对的嘛。她还表扬我说，这里就你政策把握得好。

后来万里在中南海里给我们训话，他嘲讽、调侃，话说得很严厉，底气也很足，训得我们没脾气，都静悄悄地听。他说，你们老说红二分比白五分好，我看还是白五分好。后来，闹学潮的领头学生也挨整了。邱承光（邱会作之子）当时也是主要的学生领袖之一，他是个很聪明的人，学习又特别好。四清结束时，邱承光不断地写检讨，总也过不了关。他准备高考的时间很短，不过考试成绩还是非常好。

学潮结束后，中学生中开始发展党员，孔丹和当过卫生部副部长的佘靖是 1965 年入党的，他们是北京市中学的第一批学生党员。我是 1966 年 2 月入的党，和李三友同一批。马凯比我们高一届，本来要去留苏，因为得病没去成，留校当了老师，也是最早的学生党员。学生党员和老师一样，晚上也要留下来跟党员老师开支部会学习文件，变成跟老师一样的待遇了。

参加建设的接班意识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之前，学校基本上还是接班人教育，祖国进入了建设时期，就跟苏联的小说《水泥》描写的那样，要学习建设祖国的本领。

在此以前，接班人的概念就是要建设祖国。中国的工业、技术还很落后，我们父辈是职业革命家，现在，国家是我们的了，我们就要去做建设的事。即便在讲阶段斗争之后，我觉得我们的思想也还是这样。所谓的红二分比白五分好只是个极端说法。我们那时候有个明显倾向：重视数理化，不重视政治课程。当时，我的外文字典被我翻得很破了，可政治教科书却像新的一样。虽然，我们也能把政治考得很好，但是知道那没什么用处，我们绝对不想当职业革命家。我们想的都是考清华学工科。而且，我们前面几届的学生，都是这样。起码，当时我们主观上，没有想当职业革命家的念头，因为，那不是给我们的使命。

我们那时候是有机会出国留学的，从我们的前一届，国家就开始派留学生了，出去都是学外语。当时选的都是一些政治上可靠的人，像我们这些人，如果想去很容易。可是，我们都不愿去，我们认为那不是主流，主流是学科学技术，只有学不了理工科的人才去学文科，出去的都不是最优秀的。而且，我们认为从政不是学出来的，

我们说的接班人，是个大概念，是说我们这第二代人要接国家这个班，和毛主席说的那个党的领袖的接班人是两个概念。少先队员之歌的歌词不是说：“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吗，不是指要做职业政治家，更不是当领袖，而是泛指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文革前毛主席对教育路线做了批判。他的这些批判，对我们影响很深。文革开始后学生的造反，就是结合了当时的反修防修和主席对教育路线的批评，因为毛主席讲过这个问题。

对我们这些学生而言，文革早期之所以能接受批判校领导、破四旧，直接的思想基础一个是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一个是阶段斗争，这两条是接受的。就算我们这些人有分寸，破四旧基本上没有参与，对校领导也没那么极端，但是，我们还是卷入了，只是对当时采取的方式不赞同而已。

文革之初

文化大革命给我的第一个信号，就是人民日报批“三家村”的那篇社论，火药味很浓。运动刚开始，我们感到是出了问题，彭、罗、陆、杨被点名了，又不断冒出知名的文人。后来，江青在北大的亮相讲话和紧接着的形势，使我越来越觉得事情比我想像的要严重得多。当时北大已经闹起来了，江青出席北大的大会，赶上下雨，人家给她送雨伞，她说，我们没那么娇气，不要雨伞。还说，赞同我们的站到这边来，不赞同的就滚开。她讲话运用的那个语调、会场的气氛，就好像在进行战前动员。而且，由江青出面，调子这么高，用词如此激烈，我就觉得中国的政局是不是出了什么严重问题？或者说是毛主席有什么大想法、有大的动作了？

文革一开始在中学也就是批判校领导、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些事。然后，刘少奇和邓小平决定派工作组，于是工作组就来了。接着毛主席回到北京，说工作组派错了，又宣布撤消工作组。 7 月底，北京召开文革积极分子大会，就在这个会上，毛主席出来接见我们。当时，刘少奇检讨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邓小平是坐在那里讲的话，他第一句就说，“和大家平等，坐着讲”。毛主席突然走进会场，在主席台转了两圈就走了，也许是要说话，但底下使劲鼓掌，没法说。没几天，毛主席走出中南海，在府右街对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都传递出很强的信息。那时社会已经开始乱起来了，但是，还没大乱。当时，我们也联想到党内斗争，毛主席说的“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边”是什么意思？可谁也没有意识到文革是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顶多认为这些领导跟不上形势。

四中校文革是学校领导垮了以后成立的，工作组进来又重新改组了。校文革是选出来的，孔丹是主任，我和薄熙永（薄一波之子）等是副主任，各年级都有代表做委员。

付洋、付亮（彭真之子）也在我们学校，我跟他们兄弟俩不是很熟，不过，我们也没有觉得父亲出事了，他们就怎样了，我们对他们还挺好。后来，我们串联去上海时，付洋还跑来加入我们。不过，我们这些人的父母也很快都出事了，当年，没有几个干部不出事。那时候，大家看报纸，看谁上天安门了，上天安门的就是还在台上，没有名字的就是下台了。

在海淀区中学成立红卫兵之后很长时间里，四中还没有红卫兵组织。可能是接受了四清的教训，我们几个校文革的人不赞同成立红卫兵，认为这样做不利于团结广大群众，更不主张武斗。那时候，武斗的概念还不是群众之间的打仗，而是打校长、打老师、打地富反坏右。我记得，有一次，一帮学生搞突然袭击，把杨滨校长等弄去游街，带高帽子。孔丹正召集我们开会，听到消息后我们立刻冲了出去，拉着手拦着，不让他们搞过激行动。那帮学生就向校长、老师泼墨水，我们几个都被泼了，我后来还看到过当时的照片。随后，孔丹主持开了个大会，他试图把秩序给扭过来，还引用了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引导同学说，认为校领导有严重问题，可以把他入另册嘛，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批判他们。杨滨是个老革命，我们是一路保护的，但也要有策略。我记得我还特别叮嘱看管杨滨的同学说，杨滨还有好多事没交待呢，不能让她自杀，也不能让她受罪，你们负责看住了。那两个小孩就听我的，盯着。后来，杨滨一直说，孔丹、秦晓、赵胜利保护了我。她临终前还这么说呢。文革中四中的老师、校领导都基本上没有挨过打。

四中红卫兵组织是怎么成立的？是刘辉煊，他是高一的学生，当时算是比较激烈的。他在会上叫板说，各校都成立了红卫兵，你们在革命大潮中相形见拙了，提出要成立红卫兵。后来红卫兵中流行的那首“老子英雄儿好汉”也是他编的（文革后他以礼平的笔名写了《晚霞消失的时候》，对文革、红卫兵运动做了很深刻的反思，用真、善、美来认识科学、宗教和艺术，在七十年代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于是，我们就顺势而为成立了四中红卫兵。我记不清红卫兵的领导有谁了，只记得红卫兵的头头也是选出来的，可能也是孔丹我们几个人。

文革开始时，四中只有老红卫兵一派，首领也都是从校文革转过来的。这一点跟别的学校不太一样。而且这些人在学校都是当干部的，受传统教育的影响，有治理、秩序的意识，不能接受那种混乱的、失控的状态。

近观毛泽东

“八 . 一八”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那天，我们站在金水桥前面维持秩序。头一天晚上都到劳动人民文化宫集中待命，第二天一早就站到金水桥前面去了。上天安门是临时通知的，我们都没有这个准备。后来，有些还不是首领的人也上去了，队伍里好像很多人都有意见，就乱了。孔丹上了天安门，我没有上去，我们就在金水桥前维护秩序。总理特别细心，他大概是听到了什么，就带着雍文涛（北京市委副书记）等下来接见我们，说我代表主席来感谢你们，还和我们照了像。我们在旁边，总理在中间。金水桥那么长的一溜，总理就一段、一段地跟我们照相。后来，我是跑到新华社要的照片。我现在还保留着照片呢。

“八 . 三一”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刚走下天安门，有一个外地学生拦主席座车。红卫兵们认为卫戍区不负责任，威胁了毛主席的安全，当场打了那个学生。四中有个红卫兵，是从八一学校来四中的。以前上课经常迷糊，老师叫他起来回答问题，他顶老师说，你讲得什么呀？我都听不懂，把老师倒给弄哭了。那天和卫戍区争执中，他搧了黄作珍 ( 北京卫戍区政委 ) 一个耳光，把黄吓坏了，可他成“英雄”了。

我是“九 . 一六”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时上的天安门。我记得上天安门的时候，廖汉生跟我们讲，不要去争着跟主席握手，影响主席身体。那天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毛主席走过来的时候，举着手看着我们。当时，我们离得很近，见到主席很激动，欢呼声很大，但秩序还好。不过，我看到主席目光是一个不很喜欢我们的目光。我当时心里不知道是种什么感觉，就感到主席不喜欢，或者是烦，甚至是厌恶的表情，就那样地看着我们。面对这么疯狂的场面，我觉得他也担忧了。这给我的印象深刻，我事后跟很多人都说过我的这个感觉。

第二件事就是主席跟刘少奇长谈。当时，我们站在汉白玉栏杆上头，下边主席台上站了一排人，最中间就是毛主席和刘少奇。他们俩的长谈主要是主席讲，刘听。主席讲的时候还打手势，像是个认真的谈话，超出了在这种场合上谈话的时间。而且，回想起来很奇怪，主席怎么在和刘少奇掰的时候，还谈那么长时间的话？会说些什么呢？这两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

我知道的“西纠”

“西纠”是 1966 年 8 月 25 日成立的。“西纠”的成立有这么个背景：“八？一八”主席接见之后，红卫兵热情高涨。北京二中发了一个破四旧的《通告》，中学生就走出校园向社会冲击。第二天，《红旗》杂志刊登了一篇署名林杰写的“红卫兵是天兵天将”的煽动文章，红卫兵一下子狂热了。文化大革命也开始从一场政治革命转变为社会革命。我们当时一方面受到很大鼓舞，同时也对由此造成的社会混乱感到担忧。在我们的控制下四中的红卫兵基本上没有走上街头去搞“破四旧”，而是希望建立规则，控制局势，借鉴当年周总理领导上海工人起义时成立的工人纠察队，我们也想成立一个红卫兵纠察队。

“西纠”成立是在我家对面的“九三学社”开的会，我也去了。“九三学社”那时候已经关闭了。成立宣言上把西城几乎所有的中学名字都写上了。四中、六中、八中是发起学校。“西纠”总部最早也就设在“九三学社”。从“西纠”总部走几步就到我们家了。所以经常是一帮子人，一窝风似的到我们家去。我妈妈是陕北人，特别热情，不管是谁都招待，来了就一起吃。后来“西纠”总部搬到另一个地方，可以住下两个“连”的人，分别由四中和师大女附中组成。“西纠”的司令是孔丹，陈小鲁是副司令，董良翮（董必武之子）是不是副司令，我记不清了，我是宣传部长，我记得王向荣是作战部长，赵胜利是后勤部长。

宣传部主要任务是从政策上规范红卫兵的行为。前后发了近 10 个《通令》，还根据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时三湾改编整顿的经验，写了一个红卫兵整风的文件。作战部的作用，就是哪里需要维持秩序了，比如地质部、北京车站，就负责组织人员去行动。记得“西纠”在地质部跟地院的造反派对峙了很长时间，使地质部免于受到冲击，也保护了国家机密档案。

就象西方一位哲人说的“没有秩序的自由比专制更可怕”。“西纠”的出现在社会上立刻得到拥护，也具有了某种权威。很多人让我们去解决问题。比如，西单商场卖《毛选》，革命小将说，《毛选》不能卖，只能送。新华书店说，这是国家财产怎么送啊？于是反映给我们。“西纠”就发了第一号《通令》，说《毛选》可以卖。那时，有很多人的家被抄了，找到我们去解决。抄家的方式我们是不主张的，所以，专门发了道《通令》去规范。还有，一些街道委员会、派出所，告诉红卫兵哪些人是地富反坏右分子，鼓动红卫兵把他们赶回原籍。一些红卫兵就把他们都给赶到北京火车站了。而原籍所在地不接受，北京也不接受，这么来回折腾。加上全国红卫兵大串联，北京火车站混乱一片。于是，陈小鲁带着“西纠”的人跑到北京火车站去处理这事。

关于《通令》的内容，我们是一起讨论确定的，其中制止武斗、制止乱抄家的《通令》是比较重要的《通令》。当时，李三友父亲（原北京公安局副局长）已经出事了，我和孔丹都知道他写得好，还是让他起草。“西纠”的《通令》大部分是李三友写的，我大概写了两个。六中当时办了一个“红卫兵报”，我们就想收编它，谈的时候很难缠，不过报纸最后还是被我们收过来了，成为“西纠”的机关报了。当时这些小报都是找一帮人骑着自行车出去卖的。

“西纠”没有组织抄家、打人这类事情。打人的事是怎么来的呢？在“西纠”成立以前，社会上有流氓打了红卫兵，然后，北京市召开大会声讨。这个大会公安部门介入了，把这几个流氓五花大绑地押到台前。会场气氛很激烈，有人动了手，情绪一下就煽起来了，给人的直接信号就是他们打红卫兵，是阶级敌人反扑，红卫兵就可以打他们。那时候，街头上的流氓根本不知道红卫兵的气势有多大，他们还以为地盘是他的。以后据说毛主席批评了这次会议。

8 月 31 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时候，叶帅（叶剑英）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孔丹说：你们红卫兵不能这么打人，把刘诗昆的胳膊都打断了，人家是弹钢琴的嘛，你们怎么这么过分？孔丹跟他说，我们成立纠察队了。叶帅说，好啊，我支持你们。有什么事，你们找我。这事据说是许明（孔丹的妈妈，时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报告给总理了。总理说，这事不能找叶帅，这应该是我做的事。于是，“西纠”的住房、汽车、司机、厨师和相关的费用，都是由国务院给配的。

“西纠”也就存在三、两个月吧。据我了解，“西纠”从来没有参加过中央上层的政治活动。要说跟中央挂钩，也就是总理帮我们安排了很多事情。后来陈伯达提出：高干子弟不要做红卫兵群众组织的领导。于是，我们就集体辞职，串联去了。我们走了以后，“西纠”总部剩下几个留守的人，也不是正式委任的。陈伯达有次带人到“西纠”总部来了。听说陈伯达当时挨个问他们的父母都是谁，当时，有人属于比较冲的，本来就对中央文革一肚子气，吊儿郎当地一边玩钥匙链一边和陈伯达说话。戚本禹、关锋就说他不尊重陈伯达，双方就呛起来了。陈伯达后来就提出来要看“西纠”用刑的地方，“西纠”哪有这种地方呀？六中打人的事，我们是事后才知道的，所以，两边就呛得更厉害了。之后，他们就给“西纠”定性为反动组织。这样一来，曾支持过“西纠”的雍文涛、周荣鑫（时任国务院秘书长）、许明等都因此受到牵连和迫害。其实，他们就是要整总理。当时江青说，揪出“西纠”的后台会让你们吓一大跳。

报纸上点名“西纠”是反动组织，除了孔丹是因为“西纠”的原因被抓，对“西纠”其他的人没有抓。我串联回来时，和徐晓东坐摩托车参加一个总理在场的活动，开摩托车的人还是总理派给“西纠”的。会上，我们把“西纠”《通令》等材料递到总理手里，写了一个条子说：“总理，怎么把我们打成反动组织了呀？你不是支持我们的吗？”总理结束讲话时声明：刚才有人给我递来关于“西纠”的材料，“西纠”的东西我一直没有看过。一口否认了。当时，我们都觉得要从政治上考虑，保护总理，就没再说什么。慢慢地，才知道了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当初成立“西纠”，并不是要对抗文化大革命，而是为了整顿红卫兵内部的秩序，主张讲政策。面对红卫兵中出现的越来越不讲政策的现象，我们也感到担忧。我们都读过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知道革命运动起来后，必定会出现这种现象，觉得可以通过组织、纪律去控制。“西纠”在这方面还是起了很大作用，不管是在红卫兵里，还是在群众中，说话、办事都挺管用的。因为，红卫兵纠察队毕竟是那四、五十个学校共同认同的组织。但是，中央文革认为“西纠”有总理的背景，是对着文革来的，就硬是把我们给搞垮了。

为混乱担忧

陈伯达讲话后，“西纠”的领导层集体辞职，之后我们一起出去串联。第一站到大连，很受重视，市委书记、市长还亲自跟我们谈话，希望了解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从大连到了上海，就乱了。十月份开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几个人正在上海，听到中央开会的消息，知道中央出大事了，就从上海返回了北京。

回到北京感到，毛主席打倒刘、邓的意图已经很清楚了，不过我们还是基本上认同毛主席的。当然，也不是简单地认同。因为，我们的父母都是这一拨人，而且，在打倒刘、邓的过程中，我们的父母也都被冲击、被打倒了。我们不认为我们的父母是坏人，但那时对毛主席还是相信的、迷信的，不可能去挑战毛主席。但是，对毛主席把文化大革命搞成这样，把所有的老干部都打倒了，把江青弄出来，却不能接受。我本人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打倒走资派”是从内心有抵触的，可是，并不一定表现得那么自觉。走到这一步已经不只是打击地富反坏右、破四旧了，也不只是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了，而是打倒“党内走资派”了。

我们第一次出去串联，没有明确目的，也没有去煽风、点火，就是去了解情况、看一看。我第二次出去串联是和孔丹一起去的，那次去是为了调查、了解中央文革的问题。先去广州，一路我们了解到两件事：一件事是，广州八一学校的一些干部子弟开始堕落。当时干部子弟被冷落了、被打压了，所以他们变得很消极，从楼上往下摔自行车、吃喝玩乐。还有一件事是，像四川、湖南那些地方，把一些工人组织打成保守派，出现工人和工人之间武斗的现象，这是我们思想上不能接受的。我们认为，工人阶级是基本群众，我们党依靠的对象怎么形成一派保守、一派造反的对抗局面？我们对这种状态很担忧，就跟九九（张延忠，张鼎丞之女）说，九九就跟选宁（叶剑英之子）说，选宁向叶帅反映了这些情况。叶帅说，你们能不能搞个材料来？我们就写了个调查材料。后来，我们被四中军管会隔离审查主要就因为这件事，说我们几个是有目的地去搜集中央文革的材料。当然，也把我们到地质部去保何长工的事情，以及后来跟北航“八一纵队”的苏晓前－－苏静 ( 中将，时任总参军务部长 ) 的儿子、赖锐锐－－赖际发 ( 时任建材部长 ) 的儿子、孙茜玲－－孙大光 ( 时任交通部长 ) 的女儿在一起开会的事，都记录在案了。“八一纵队”因反中央文革也被打成反动组织。

我父亲被打倒得比较早，而且定性是很严重的。当时科学院有个叫王锡鹏的造反派，他夺了院党组的权，科学院党组把他的做法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后来戚本禹插手，给他平了反。院党组开始的时候还能够维持，因为张劲夫在科学家和群众中间威望很高。后来院党组就控制不了局面了，造反派们开始冲院领导办公的地方。张劲夫没地方呆了，就在我们家里召集了一次党组会议。我妈妈把窗帘都拉上了。其实，那次党组会也没做出什么决议来，大家都是在谈情况。但是，这就跟一般的会不一样了，成了秘密会议、黑会。我觉得，当时可能是中央文革想从周总理手中夺科学院的权，总理见保张劲夫很难了，可又要把控制权给保住，于是采取主动，比他们更左，直接宣布了“张劲夫反党集团”，包括党组成员：张、裴 ( 丽生 ) 、杜 ( 润生 ) 、秦 ( 力生 ) 、郁 ( 文 ) 这些人。随后，总理又派刘西尧到科学院来做他的联络员，把科学院实际控制起来。他在和中央文革的斗争中也是能拿一块是一块。科学院还有那么多科学家，还有国家那些大的项目，乱起来可不得了。反党集团的罪名可比走资派厉害多啦，不过，这个反党集团成员都没有被抓，只是隔离审查。这事出来后，从我爸爸到我们全家从来没有怨恨过总理。

宣布我爸爸是反党集团成员后，先是抄家，然后是扫地出门。搬家的时候，我正在外地串联呢，是家里几个孩子和一帮同学用平板车搬的家。分给我们一个大杂院中三间小房，男的一间，女的一间，我爸妈一间。我妈妈是睡在柜子上的，就这样一直落魄了好多年。我姐姐和陈昊苏 ( 陈毅之子 ) 谈恋爱的时候，张茜 ( 陈毅夫人 ) 说要到我们家看看。其实，她也不是要看我们家怎么样，只是表示她应该主动，不摆架子，还在我们家吃了饭。还有一次，我和我爸爸搭王震的车回家，王震说，我到你们家去看看。我爸爸说，我们家破破烂烂的。他说，就是要看破破烂烂。我爸爸被解放出来后，任科学院革委会后勤组组长。总理也知道我爸爸出来了，有次开会时还专门问，秦力生呢？我爸爸就站起来了。总理说，你为什么坐到后头？你要坐到前头来，你这个老干部现在要承担起责任嘛。对总理的用心良苦，我爸爸也是心知肚明。

从质疑到抗争

1966 年底的时候，我就在想，都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是什么呢？后来我找到了一个关于资产阶级路线的定义，就是“依靠少数人去反对多数人”的路线。我说，中央文革不就在这样干的吗？不就是在依靠少数人反对多数人吗？于是，我得出这么个观点：中央文革在推行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刘少奇推行的资产阶级路线是一回事。

后来，我就把这个观点告诉清华附中的卜大华、张小宾等人。我没有参加联动成立大会，但是，开小会的时候，包括宫小吉起草宣言的时候，我跟他们酝酿过，他们也接受了这个观点。于是，这个观点就变成了联动宣言中的一句话：团结起来，反对中央文革推行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3]

那年，在北京展览馆开过一次会。当时，老红卫兵已经被排挤了，但还没有完全死掉，也不甘心成为非主流，就开始折腾，包括联动也是折腾。那次会上，我上台讲了话，是我、王向荣、戴晓明三个人上去讲的，我们提到反对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台底下跟疯了一样，哗的一片掌声，狂呼：反对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那个时候，老红卫兵中间还没有直接对着毛主席叫板的。对毛那个时候依靠江青在那里折腾，把社会搞得那么乱，整了那么多人，肯定是不理解。其实心里很明白，但对毛还有幻想，也是自己骗自己吧。

1967 年上半年，孔丹被放出来以后，我们开始很理性地去调查文化大革命，调查中央文革小组去了。我们认为中国这事是让中央文革搞坏了，毛也有责任，但没想那么深，也没想直接去质疑毛。后来，我们就办了个小报，起名《解放全人类》，主要是想清理红卫兵的思想、红卫兵运动，为此还到外地去调查。第一篇社论是孔丹主笔的，标题是“从解放红五类到解放全人类”，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体现出很理性的反思。我也写了一篇文章。《解放全人类》大概出了三期，现在不知道哪里还能找到。

当时，“四三派”成了运动的主流，我们成了非主流。只要上面来什么运动，我们就挨整、写检查。现在一些当年的“四三派”的人写回忆录，讲的多是文革前和文革初期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他们所受到的歧视和压制，但对他们在文革中夺权后，紧跟中央文革，表现出一种更激进的思想，对“老红卫兵”的打压却闭口不谈。他们长期深受阶级斗争思想、制度的迫害，但一旦翻过来搞的还是阶级斗争那一套，到现在都不觉悟，都没有反省，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产生、根源及影响还缺乏更深刻、更理性的认识。过去我们在四中威信一直都很高，心里看不起那些“四三派”，也不买他们的账，他们也拿我们没有办法。记得有一次，我和孔丹去校广播室，宣传我们的观点。那天，正好是学校副校长在广播室播念他的检讨，我们俩冲进去抢过麦克风就讲。孔丹主讲，刚开始讲，就被他们掐断了。其实，我们当时就是认为“四三派”怎么能当权呢？中央文革小组怎么能领导呢？后来，学校军管会搜集了很多材料，认为我们是反文革、反中央文革小组的、反江青的，就把我们抓起来了。

抓孔丹的时候挺戏剧性的。那天他正在李三友家的大杂院里跟三友下围棋。领头的就是现在一个号称经济学家的“四三派”小头头，他长得瘦瘦的，像个螳螂样。他进来一看，本来奔着李三友来的，没想到孔丹也在这里，一下紧张了。他第一反应就是两手一前一后举起来，大叫一声：大家不要动！活脱脱一个舞台亮相动作。孔丹问他，怎么了？他说，抓你们来了。孔丹说，是吗？就你们？抓我们来了？！孔丹后来老学他这个亮相姿势。

抓我的时候，我正在家。我们那个院子是个大杂院，院套院。前院的人听到有人正在打听秦晓，见架势不对，就跑过来对我说，有人抓你来了，赶紧跑吧。我说，跑什么跑，不跑。然后，进来一帮人，有学生、有老师，还带着居委会的人，进来就宣布军管会决定对我拘留，还搜走了我写的一些文章的草稿。他们说，凭这几张草稿，就可以认定你的观点是反动的。我当时就觉得好像要经受铁窗烈火、带镣长街行的感觉，豪气顿升。我以为会把我往囚车上一押，我那感觉就出来了。结果出门一看：没车？我还想，怎么没车呀？结果只好走路，走了好远才上了无轨电车。我对他们说，我可没带钱，你们买票吧。真窝囊！白显英雄气概了。

李三友被关进来，他是高唱着《红灯记》中“临行喝妈一碗酒”进来的，我一听就知道三友到了。那次一共抓了四个人：三友、我、孔丹，还有刘辉煊。我们被关在学校里头，没过两天，我们就把口风串好了。孔丹有经验，我们心里也没觉得犯了什么错误，反而认为我们是正义的，所以也不怕他们。第二天，我们提出来要锻炼身体，先是跑步，一个人带头，其他人跟在后面，跑到中途就开始互相串供。关我的那个屋子对面是厕所，我在屋里坐着，孔丹上完厕所后，用手指了指，孔丹走后，我上厕所，把那个纸条拿出来看。孔丹还给我送西瓜，在西瓜里面放个条子。串供后把什么事都推得一干二净，就跟共产党搞地下工作似的，死活不认账，没有这些事。他们在我妹妹的笔记本里找到了一首反中央文革的诗，是京工附中的李丹刚写的。我就利用他们让我回家取东西的机会，跟我妹妹说，你就说串联的时候一个人给你的，你就抄下来了，那个人你也不认识，那诗也看不懂。反正，我们是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承认。就这样大概关了有两个多月吧。然后，就不了了之了。可是，还是不允许我们离开学校，说，你们都是党员，等到运动后期处理吧。我们也没理睬他们，后来就自己去内蒙插队了。

插队内蒙古

我们被放出来以后，没多长时间，学校就开始分配工作了。第一批是当兵，第二批是当工人，这跟我们都没啥关系，也不让我们走。据说，第二批当工人的，工厂在青海西宁、乐都这些很偏僻的地方。就这样，我们也根本不敢奢望。第三批是北大荒，我们还真跑到东北农垦兵团驻北京办事处去了，要求报名去北大荒。人家后来答复，你们的情况我们了解了，你们是危险人物，是要受控制的。北大荒属于边境地区，万一有点闪失你们不就跑过去了？我们负不起责任，你们还是回去吧。到最后，我明白了，学校的意思就是：你们几个甭想走，得整你们。

1968 年 10 月，到内蒙插队的师大女附中的刘进，回京买文具和生活用品。她告诉我们，内蒙老乡怎么热情，草原怎么美丽，怎么浪漫。我们在北京已经被整得乱七八糟了，而且，总要寻求新的生活吧。可我有个习惯，从小不吃羊肉。因为小时候，我哥哥弄了个烧饼夹羊肉给我吃，因为是凉的，吃得我差点吐出来。从此以后，我就再不吃羊肉了。有一次，家里骗了我一次，包的羊肉饺子，却告诉我是猪肉的，被我吃出来了，于是，我就发火不吃饭了。以后，我们家做饺子，都是做两种肉馅的。可是要去内蒙，我知道非要吃羊肉了，这关如果过不去，在内蒙怎么生存啊？于是，我一咬牙，离开北京之前到西单商场饺子铺去吃了顿羊肉饺子。一下吃下去两盘，感觉还可以，就决心走了。从此跟羊肉结下不解之缘。

当时对离开北京没有太复杂的思想斗争，也没什么浪漫情怀。尽管如此，到农村接受再教育，还是很有理想主义的色彩。过去的革命家都是从农村起来的嘛，而且解放以后，农村也搞过四清运动。要了解中国的社会，先要了解中国农民的情况，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就去呗。我们也没犹豫，扛起背包就走了。我们坐火车、坐卡车走了两三天才到了内蒙阿巴嘎旗。到那里后，觉得挺好，有解脱的感觉。我和三友、冯江华、路书奇、狄阜平五个人都是四中的，彼此都熟悉，经历也差不多，而且还都是世交。另外，还有几个师大女附中的，她们是一拨。我们到内蒙阿巴嘎旗，知青办说我们不是正规途径来的，没有介绍信，不分配我们。于是，我们就在旗里呆了一个多月，住到大车店里，是男女混住的那种。有时早晨起来，见一个老太太睡在我旁边！挺不适应。

我们每天都跑到知青办去，帮知青办刻蜡版、帮他们干活、跟他们聊天。知青办的人都觉得很少见到我们这样的，说文化有文化，说思想有思想，而且我和三友还都是学生党员。后来，他们被感动了，正好赶上毛主席发表那个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各地农村的同志应该欢迎他们。于是就把我们分配下去了。我插队的具体地点是，内蒙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额尔乌登大队，属于边境的二线。

安置我们的时候，已经是冬天了。我们有安置费了，住房也在知青点给我们解决了，然后，再把我们分到放牧小组，就跟老乡一起住蒙古包。有时候回知青点来换个衣服，取个东西，但不会在那里长住。老乡特热情，把我们看成是北京毛主席派来的人。大队里也有两派，这跟家族渊源有关系。我们刚开始去时，是一派当政，后来，又由另一派当政了。我们从来没站到哪一派方面去，可能在私交上，跟这边亲近点、好点，那边可能交往少点。翻过来、调过去的，说的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其实都是家族斗争，挺复杂的。

草原之寒

我到内蒙草原的头一个印象就是冷，而且不是一般的冷。我们穿的是皮裤、皮德勒 ( 皮大衣 ) 、毡靴子。皮德勒是用七张羊皮做成的，很大，穿在身上，下摆可以拖到地上，把腰带系起来，大衣里边还能揣很多东西。按理说，这样穿起来，应该挺暖和的吧？问题是，如果你在外头放一天的羊，冷风也把你给吹透了。回到蒙古包里，可以喝碗热茶、吃顿热饭。蒙古包中间有个烧牛粪的灶，还有个像雨伞样的顶，烟筒从中间伸出去。晚上除非有一个人不睡觉，不断地烧牛粪，才能保持温度。但是，人都要睡觉，所以就等到牛粪变成红色、没有烟的时候，拿个布垫着，把烟囱撤下来，把顶盖上，靠灶里的余热来维持。所以，牧民冬天睡觉从来不脱衣服。

蒙族人睡觉的标准姿势是要先把腰带解下来，把皮裤脱到大腿上，然后，把皮德勒披在身上，先趴下，然后再转身，旁边老太太帮你把周边掖好，就不能动弹了，你整夜不能翻身，不能动的。刚睡的时候还暖和，等到半夜就比较冷了，灶里的余温不足了。不像内地农民冬天热炕头上一坐，喝点酒，没有这样的事。早晨起来就好了，因为家庭主妇已经先起来烧茶了，火也升起来了。起来时，把皮裤一提，皮德勒腰带系上，再喝茶。

夜里上厕所，可是个大事。蒙族人上厕所很有特点，无论是男的、女的，都是这么一转，把袍子转开就蹲下来上厕所，利用袍子来遮羞和挡风。有时候，到蒙族人的家－－浩特里去，主妇正在那蹲着，还跟你打招呼，唉，你来了。其实，她在那撒尿呢。我们不会那么转。所以，要大便的时候，首先互相鼓励，走吧，早晚要拉。走到老远草高的地方，然后把皮德勒拉到头上，这么拉上来，底下冻得要命。旁边还有条狗等着吃你的屎。撒尿时，撒到地上就是冰，哇，冻得受不了。还有一次，我们刚到那不久，不懂得要把蒙古包顶盖给拉严实了，等早上起来的时候，怎么就觉得是睡在雪地里？蒙古包里、身上、被子上全是白白的雪，好半天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发现顶没拉上，雪都进了蒙古包里，把我们盖上了。

还有一个“冷”的事，就是洗衣服。我们洗完衣服后，就系在蒙古包的棕绳上，怕风吹跑了，还把衣服袖子系成一个疙瘩。老乡见了，问我们这是干什么？我们说，晾衣服啊。老乡说，你这衣服明年五月份再穿吧。我问，为什么？他说，衣服冻上了，你根本就解不下来，硬要解就得破了，等明年五月的时候，化冻了你们才能穿这衣服。

我们的生活用水，夏天从井里头打，到河里头拉。蒙古包附近一般都有河，定居点有井，用一个装着木桶的牛车去拉水，拉回来，搁在那，喝完了再去拉。冬天，就在河里凿冰或者把雪化了用。家庭主妇干的一件事，就是化雪水，然后过滤，因为雪里头有稻草、牛粪。记得有一次，我们到一牧民家里吃饭。我坐得很靠里，光线较暗。我接过一碗面，吃着、吃着，吃到一个硬东西，有点像肉，可怎么嚼也不像是肉，有纤维。突然，我想起来了，这是冻硬了的牛粪。

我们那里没有小队，也没有村的概念。我们那个大队的面积，纵长一百多里。我们冬天骑骆驼，夏天骑马。冬天，马没有青草吃了，而骆驼养了一夏天，就可以骑了。知青住的也很分散，有时候大家也聚聚，不过都离得很远，要骑马往一块凑。有一次过年，我们去看一个五保户老太太，帮着她包饺子一块过年。我们带着案板、菜刀、肉，赶着马车去。结果，过河的时候，那匹马怕冰，惊了，把我和三友全给摔下来了。这马惊了一路，最后把那辆车也甩掉了。我们追不上，只好第二天骑着马沿途去找，一直找出去四十多公里，一路看到刀、擀面杖，都在雪地上，回来再看那匹马，瘦得不行，在那吃草呢。

我们每次回北京时，都先从大队骑马走十几公里路到公社，再从公社坐车到旗里，班车是七天一趟。然后，再从县里头坐长途车到赛汗塔拉，中间还要住上一晚，再从赛汗塔拉坐从二连开往集宁方向的火车，经大同转车回北京。所以，上火车之前的这段路，全得搭车。搭车就得求那些粮食局的、商业局的司机，得跟他们商量，伺候他们喝酒、吃饭。汽车司机是草原的“王爷”。有个女的，她的小孩病了，要搭车。司机不让搭，她火了，说你这么为难我们啊，将来我要让我儿子当司机。那个司机说，那你就等着你儿子当司机吧，更不拉她了。那些司机每天喝得醉熏熏的，我们还得伺候他们，早上发动车的时候，还得我们给摇车。而且，前面驾驶室里副驾驶的位置只让女的坐。我们只能披个大皮袄，坐在车斗里，顶着漫天大雪，走上两天。回来时也是这样。所以，要说起“冷”的事真是太多了。

牧区生活

我们的劳动方式是分散放牧。这一点和农区知青点不一样，农区知青点就是给他们安置费，可以盖房子，配上家具配上必需品，住在一起，每天下地。牧区是两、三户为一个小组，负责一群羊、一群牛。男的放羊、放牛，女的守夜。还有的是放马的，但队里只有两群马。我在内蒙四年，基本上都住在牧民家里，我放过羊、放过牛、还打过井、种过菜、种过莜麦、垒过羊圈，除了放马没干过，其他的活都干过。放马需要能人，我们中间只有冯江华放过马。

我们开会、学习、念文件，都是说蒙语。蒙族牧民文盲多，念不了文件，都是我们来念。不过我只会讲，不会念，现在都忘了，讲不出来了。

那时队里评工分，基本上跟评先进分子似的，很左的。晚上大家开会评议，谁思想觉悟高，谁的工分就高，而不是考虑多劳多得，很多老实疙瘩都给评得高。不过，我们知青没挨着饿，因为我们是吃商品粮的，种莜麦是当饲料用的，每年都发粮票买面，所以粮食不缺。钱是按工分发的，我第一年赚的钱按当时的标准不算少了，除去买点零食、生活用品还够回北京的路费。虽然环境恶劣，但是生活水平比许多农区要高多了，我在生活上不用家里任何补贴。当时，孔丹在陕西插队，孔栋在山西插队，都没啥钱。我们还约上他俩，一起到井冈山、黄山走了一趟呢。当然，也要钻点空子，一张火车票邮寄回来两人用，要不预算也不够。

我们家当时也没钱，父母的工资也都被扣发了。每次我回北京，还让我给家里带肉、带黄油。大概是插队一年多以后，我第一次回北京探亲。我记得那时我爸爸刚放出来不久，在厨房做饭，我在旁边看着，他边做边问我在内蒙的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我就跟他讲，讲着、讲着，我发现他做菜只有这么一小碗的肉末。我想，在内蒙都是吃大羊腿，这点肉够谁吃啊？我也不好意思说，继续回答问题。我爸爸把那肉末炒好了，把大部分搁一个碗里，放到柜子里头留到下顿吃，剩下一点肉末来炒豆角。我想，完了，这么点儿怎么够吃啊。

在内蒙我被狗咬过一次。多年以后，我在香港见铁板神算大师董慕杰，还被他给算出来了。他给我写的就是“被狗咬，天注定”。那年冬天，我去打井。内蒙地层冻得很深，不用护井，头天把牛粪点着化冻土，第二天再挖化掉的土层。有一天天快黑的时候，我拉个牛车到牧民家去讨牛粪。刚巧那家没人，他家的狗刚下了狗崽，护崽子。牧区的狗认蒙古人打扮，而我是汉人的短打扮，腰里系个草绳。那条狗欺生，一开始就对我叫，我也没当回事。过了一会，它就开始对我呲牙了。我想，这下坏了。我手里也没拿东西，只能用手赶它，它就老要窜上来。我边轰边退，最后退到蒙古包了，心想我到家了，该没事了吧？谁知，就在我扭头开蒙古包门的时候，这狗就扑上来了。狗咬人不是上来就咬一口，我当时穿着皮裤子、短皮袄，想它咬也不会咬到肉。可它不是这么咬，它先是咬住你的腰部，把你拽倒，然后把你的裤子撕开，再上去咬肉。我当时是双手抱着头，两个脚蹬。那边的牧民跑来了，拿簸箕敲着，把它按住了，可它还是咬了我的屁股。狗嘴是最脏的，被狗咬了的地方永远好不了，一到气候变化就会发痒。

最严重的是我们那儿正闹狂犬病。据说是有条疯狼，下山把一头猪咬了，猪疯了又把狗咬了，那个地区狗就得狂犬病了。在我之前，就已经有几个人被咬了。其中一个是我们大队的一个能人，他有条狗，跟他关系特别好。他每次放马回来，狗都跑上去跟他亲热。他妈妈也很有名，年青时也是个放马能手。一天，他妈妈告诉他，你的狗不对了，狗的眼睛发红。他不相信。第二天他再跟狗亲热的时候，那狗就咬了他一口。他知道狗正常的情况下是不会咬他的，就果断地拿起马棒把那狗一棒打死。然后，他都没来得及和他妈妈说话，就骑着马跑到县城打了狂犬疫苗。他打的那针是医院的最后一针了，等我到那儿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药已经没有了，你赶快回北京吧。我就赶回北京。那时北京已经消灭狗了，医院没这种疫苗，后来还是到药品进出口公司买到的，然后带到医院去打，每天一针，打了十四天。我在家里歇着，查了一下书，狂犬病潜伏期是十四年。我那帮朋友们都来看我，有点像是要告别的意思。

说到狼，草原上狼是很凶残的。它不像狮子、老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狼是群体的，但没有得到头狼地位的公狼不能和母狼交配，有性的压抑，所以很凶残。狼晚上来吃羊，并不直接吃，而是把羊裹走，裹到山上慢慢吃，而且还玩羊。我们刚去时，有一天一位知青发现她放的羊少了，我们都很紧张，把羊都赶到羊圈里头一只只地数，结果少了几十只，而且，还是一个自留羊的羊群，这些羊是牧民的额外收入。这事就大了！着急呀，到处找。后来，老乡说，你们的羊被狼圈在山上了，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见。狼把羊群圈起来，慢慢吃，当成它们的库存了。等我们把羊救下来的时候，发现有的羊已经被吓死了。

在内蒙还有一次差点被蛇咬了。我当时住在老乡家里头，旁边是一个小孩和一个老太太。我刚睡着，觉得手上凉了一下，我一下醒过来，心想是不是小孩碰到我了？一看，不是。我马上反应，是蛇吧，立刻起来了。我跟那老太太说，有蛇。她点上灯，把我的被子一掀，一条蝮蛇就爬在我的被子里头。内蒙的蛇基本都是毒蛇，扁头的，秋天冷，就钻到我被子里头了。老太太把小孩叫起来看蛇，他们要从小教育小孩蛇是害人的。老太太就跟农艺师似的，拿火筷子把蛇夹住，挑出去，让小孩看着把它打死。

我经历的另一次“劫”是差点让铁丝给勒死。那次到公社去参加一个婚礼，快结束时，我出来给我的马饮点水。我骑着马去公社的水井，没看见井旁边有根搭衣服的铁丝，我走着、走着，唔，这么一下子，铁丝正好勒着我脖子了。幸亏，勒着我之后，马也有感觉，就站住了，可我还是被勒在那里下不了马。我就憋着气，憋了一会，我那马好像明白了，往后倒了两步，我才下了马。下马之后，胸口像要炸掉一样，但却吐不出气来。我趴在马鞍上用脚使劲跺，大概用了二十多分钟才把气慢慢吐出来，我也算是知道上吊是什么感觉了。脖子的一层皮被勒下来了，全是血，老乡帮我抹了好多香油，说是土方，可以消炎。

启蒙与反思

到内蒙之后，我觉得北京人的适应能力还是很强的，没觉得这个世界突然变了、不能生存了。我从来没有那个想法，精神状态挺好。说真的，现在的人可能不会相信，那时候我们就没想到以后还能回北京。我当时也遇到很多涉及前途的问题，比如说，我是基干民兵，有卡宾枪，短的那种，枪长了背着上马会蹭马屁股。我放羊、放牛的时候，都是背着枪的，而且还要参加训练。后来，内蒙清理“内人党”，我被调到盟里去搞专案。有一天，盟里负责搞专案的人找我谈话，说现在队里生产很忙，让我赶快收拾东西回去。我后来才知道，他们到学校去外调我们，学校说我们几个是反中央文革小组的，有政治问题，不能干这事。于是，把我专案组的差事给免了，枪也缴了。不过，我也没觉得这是什么大事，回到队里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那时候，对理想主义的改变和破灭，仅是一种理性的思考。我们会想很多问题，想文化革命、想毛泽东，林彪出事后想林彪的事。还有，我们和一帮朋友通信讨论，看书、学习，当然也看些小说。我觉得看些书对我是有影响的。那时候，书也很难搞到，图书馆根本不往外借书。还好，我妈妈有个同事在北京图书馆工作，我就通过她把书硬是借出来了。

我觉得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这样几本书：一本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我是认真读的，给同学写信还引用过里面的一些话。罗曼罗兰讲的是“呕吐论”，他说一个人从出生到他成熟前，是被灌满了各种谎言，他 ( 她 ) 成熟的第一步，就是呕吐，把这些谎言都吐出来。这是一种科学、理性的思想。我也认为自己需要呕吐，很多东西是值得批判，需要反思的。还有一本是夏洛特的《简爱》，讲述的是爱情的力量。在看这本书以前，我对爱情没有特别的感觉，看过以后很震撼。再有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父与子》，讲了两代人的思想差别和感情。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所面临的，可能是一个和父辈不同的世界，需要有一种新的思维。这三本书是当时我最喜欢的，对我影响都很大。后来，我还读了屠格捏夫写的《贵族之家》、《猎人日记》，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也都特别好。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雨果的《九三年》我就不是很喜欢了。

当时的内部书籍：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我们都找来看。黄皮书是小说。优秀的作品有《冬天的童话》、《麦田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娜娜》等，还有一本是苏联的《这位是巴鲁耶夫》，那是很现代的、意识流的作品，用的全是现代语言。灰皮书是一些政治类的书籍，像《托洛斯基传》、德热拉斯的《新阶级》、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一篇非共产党宣言》等，也看了不少。白皮书是一些史料。

那时候，我们对中国出现的动乱，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看法，对毛主席的认识，已经形成了。我记得，我和刘进、三友已经开始议论毛主席了，说文化革命搞得那么乱，出现大规模的群众武斗，把过去的基本队伍－－广大干部和工人阶级打成保守派，已经不仅仅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问题了，跟主席有很大的关系。刘进当时说过一句话，她没有直接提毛主席，只是说：反正什么事都是“他”对，实际上是直接质疑毛。那已经是很大胆的了，我们都表示很赞同她的观点。到内蒙后，就想读马列的书，是想看看马列是怎么说的，毛主席是不是按马列说的做的。当时读马列的书还受到了批评，说你们为什么读马列的书，不读毛主席的书？

“九？一三”以后，我们看得就更清楚了，到我们这儿来的知青也越来越多了。一开始还没那么多，后来，各队的知青都有跑到我们这里来住上两天的，我们一块唱歌、喝酒、聊天，进行交流。我们与外界的交流多是通过写信，然后回北京时聚会。我那时候写了几封信，我在信里写，我现在只认同毛泽东的《实践论》，把它作为一个认识论、方法论，别的都要重新认识、评价。我写出来就在朋友之间传看。后来三友说，你一定要烧掉。大概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我看形势不对，这信要是被人找出来，会要我的命了，就给销毁了。

我们那时更多地不是从个人角度去考虑自己受到的迫害，而是从一代人、从整个社会去思考这些问题。虽然生活在一个草根阶层的环境里，但还是有种精英思想。同时，把“接受贫下中农教育”作为体验和感受真实世界的实践。你到了这个环境中来，周围的牧民很朴实，那种朴实的劳动者形象，就会对你产生影响。有的牧民还真聪明，也没学过什么无线电，可半导体收音机坏了，他捅咕捅咕就修好了。后来，大队买了汽车，他也能修车，现在想起来都挺怀念他们的。后来，有些蒙族牧民到北京玩或者看病，来了就住到我们知青家里，我们都会陪他们玩，联系医院。

我后来回过牧区两次，其中一次是带我女儿一起回去的。我女儿是在国外长大的，我们爬到我们队的山上，放眼看去，那草原跟海一样无际，看不见一个人，只有一群马在山上吃草。我女儿后来说了这么一句话：爸爸，你们这儿的老乡和一起插队的朋友都是好人，可能跟你们在这样的草原环境里生活有关系。不像那种人挤人、人斗人的，互相没距离的环境。确实，辽阔的草原陶冶人的心境，使人变得包容、开放。

生活轨迹的改变

大概是 1972 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了。从 1968 年底到 1972 年 5 月，插队的时间已近四年，那时已有不少知青返城了。可能是内蒙的知青少，地方大，国家给的招生名额就少一些。我们几个知青当时在北京，听说招生的来了，赶紧从北京往回返。第一批是外语学院，要二十一岁以下的年轻人，说我们都超龄了，我们挺失望的。接着，第二批来了，我一看，学校太差，专业也太偏。我想，学校差点，那就找个通用的专业吧。山西矿业学院机械制造系是学通用机械，而且属于一机部管。于是，我选择去那里了。后来，旁边的一个地区的生员不够，听说我们这批知青都是北京四中、师大女附中的高三学生，就跑过来了。招生老师问我，北大地球物理系，你愿不愿意去？我说好啊。他就当场定下要我。后来，山西招生的人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对我说，你这样不行啊，你都答应我了。而且，我也给领导汇报了，你要是变卦，我交待不了。那时候人都特老实，觉得答应人家在先，那就还是去山西矿业学院吧。何况我当时还是背着点小问题走的，人家招生时已经不计较这些了。于是，我去了山西矿业学院。路书奇调到自治区外办，冯江华去了吉林化工学院，宋彬彬 ( 宋任穷之女 ) 到了长春地质学院，狄阜平去了西安交大，只有李三友没走成。

我老家在山西孝义，跟山西还是有缘。我到山西一看，觉得真是落后，干部素质挺低，学生也不怎么可爱。不像内蒙，有大草原，人之间的关系也很纯真，相形之下有时非常怀念内蒙。当时因为很多学生没有高中学历，入学先补习半年的高中课程，我提出来不去上课，直接参加考试。那老师好像被我唬住了，一想，我是北京高三的学生，也就同意了。

我当时认为：要把数学、外语学好，这两门课是基础和工具。于是，我利用这段时间把高等数学自修完了。我觉得自学和讲课还是不一样的，我选了好几种教材：有同济大学樊映川的读本、有哈军工苏联斯米尔德洛夫的教材，还有清华大学新出的教材。我稍微比较了一下，还是清华的好。清华教材薄，在你不易懂的地方讲得很清楚，易懂的地方就不罗嗦了。剩下的那几本则相反，在易懂的地方反复讲，不易懂的地方一带而过。要不仔细对照阅读，不会发现这问题。另外，我要学英语。我问我爸爸，在太原能不能找个能教外语的人？他说，嗨，还真有这么一个人，专业不算一流，据说英语很好。他是当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教外语的国际关系学院沈葆青教授的哥哥，叫沈葆诚。他是 1949 年去美国的，在美获化学博士学位， 1959 年回国时是我爸爸跟他谈的话，把他分配到了太原燃化所。我就拜他为师，找了一本专为外国学生编写的英语教材 ( 《 EssentialEnglishi--specialforforeignstudent 》 ) ，我觉得那教材就是放在现在也还是一本很成功的教材。沈老师完全用聊天的方式教我，这样，他把我的学习兴趣调动起来了。每到周末，我都跑到他家里去学。他的太太、小孩都不在太原，他自己一间房子，弄个电炉子做饭。他是苏州人，爱吃，讲完课后，他就带我下饭馆。我一直跟他学，混了有二年多的时间，给英语打下了基础。

我到山西时想法已经比较务实了，那就是要读书，毕业以后要工作。我们上高中时候，向往的都是学工程物理、工程化学，搞原子弹、自动化啊，机械系谁上呀？认为机械系不是最好的学生上的，只是容易考。当我们接触实际以后，才慢慢知道，机械工程是通用的，将来找工作或再学点别的知识，都是个很好的基础。

那时候，我跟育才的同学还一直都有联系。育才的同学都比较单纯、老实。我上大学后一直跟初中的一个女同学通信，但信里谈的都是学习心得，也没有谈其它什么。我们那时候 20 多岁了，在当时的那种环境中青春的萌动也来得迟。只是有点朦胧的感觉，好像跟她通信有种特别的感觉和动力。后来好像没有什么过程，恋爱阶段就结束了。

当工农兵学员的最后一年，华国锋搞了“洋跃进”，燃化部进口许多设备，需要懂外语的工程师。于是，就到我们学校里招学工科的去培训外语。我被招上了，集中到北京学外语。当时因为可以解决进北京户口，请的老师也都很好。实行听、说领先的口语化教学，以应对将来跟外国专家打交道。集训了大概一年半，每天就是听啊、说啊，老是在练习。等我出来的时候，燃化部已经分成好几个部了，我 1976 年被分到煤炭部。

转折的年代

1976 年 1 月 8 日总理去世，对我的触动很大，虽然没有哇哇地哭，但心里总觉得总理是我们最后的希望。“四 . 五”事件时，我也到天安门广场去了。那时候去天安门的人真不少，大家都很激动。广场上的花那么多，越堆越高，而且，还有不少人在广场上演讲。每个人都在议论、思考。大家的想法都差不多，想到今后的国家命运，不只是悲痛，还有理性。

那时，毛主席开始还批评四人帮、江青，后来他找毛远新传的那些话，都是批评邓小平的。我当时看到邓小平带来的希望又让他给打下去了，就跟我爸爸说，毛主席会用江青。我爸爸说不会。这表明我当时对毛已失去了希望，没信心了。毛主席去世是件大事，可我没有感到悲痛，当然也不是幸灾乐祸，但内心总有点“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那种感觉，觉得他再这么搞下去是不行的。

四人帮的倒台，我觉得是早晚的事。四人帮被抓，我很快就知道了。当时是徐文连 ( 徐海东之子 ) 跑到我家告诉我的。我立刻跟我的家人说，我们全家都激动得不行。我清楚记得，在四人帮倒台后的 1978 年 11 月 14 号早晨，我坐在汽车里，听到播送为“四？五”运动平反的社论。〔 4 〕我听着、听着，眼泪就掉下了。那文章说得特别好，说到我的心里去了，很解气，语气不是很张扬的，但讲道理，有很强的穿透力。

到煤炭部工作后，我连续四次去国外考察。 1978 年出国，坐大轿车，车里边有厕所、有办公桌。我们坐着这辆车把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全部绕了一圈，看得很细。代表团的任务就是引进设备、考察技术，我给领导当翻译，口译还能应付。当时出国的人还不多，我回来的时候，大家都围着我，让我讲国外的情况。我告诉他们，国外的一份报纸，有几十页或上百页之多。他们不能理解，报纸怎么这么厚啊？我出国后，发现人家物质那么丰富，包括罗马尼亚，都比我们那个时候先进得多。咱们驻外使馆的人说，国内外的差别太大了，咱们是开始建设现代化，人家已经是在享受现代化了。

欲穷千里目

1978 年开始恢复招研究生了。当时我还在煤炭部工作，没考。 1979 年又招第二届研究生，孔丹、马凯都考上了，我又没考。到了 1980 年，我说，我不能老是顶个工农兵学员的头衔，我得去上个学。于是，我就要求请假。当时我是部里的业务骨干，而且正在筹备一个国际会议，当时的煤炭部副部长是贺秉章，他知道我，因为我们管出国考察、国际会议这些事，所以，他经常把我们叫过去汇报。他先是不允许我请假。我说，那我就请短点，只请一个月或者二十天，他经不住我磨，就批准了。

我是 1980 年入校，读的是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学制两年半。读研究生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我们班里只有两个学经济的，多数是跟学工科的人一起上大课，像复变函数、梁昆淼的数理方程等都是上大课，而且，还要有学分。可那些课对学工程的有用，对学经济的没用。我们只要学应用数学就可以了，如概率论、数理统计、运筹学等，因为做数学模型需要。于是，我就找导师要求调整课程，不上复变函数。导师问，复变函数你怎么能不上啊？他觉得他的学生不学高难度数学很没面子。我说，经济学里面、现实生活里面，没虚数，都是实数。我这一句话，讲得他说不出话来。我又提出，那个数理方程，一道题，能写一黑板，做一个礼拜。我说，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我不上这两个课，能腾出多少时间啊。后来，导师同意我不上那些课，我就利用时间读了大量经济管理的书、专业技术的书。那时市面上已经开始有很多种关于经济管理的书了。我也是各种书都读，那帮经济学家，捷克的奥塔西克、匈牙利的科尔内、波兰的兰德、布鲁斯，我比较喜欢匈牙利的科尔内，对他的理论印象很深。

那时《资本论》是一门主课。虽然《资本论》很难读懂，可我还是当功课去看的，包括好多辅导书。所以，我对《资本论》还算是下了点功夫。后来， 1997 年我到中央党校学习，还是学《资本论》。我就跟老师讨论《资本论》。我说，老师，这书我读过，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她说行。我说，《资本论》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马克思的理论是经济决定论，历史的发展、文明的演进是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而不是由某个单一的因素决定的；第二个是他的假设是资源无限的，他认为只要解决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就会创造出无穷无尽的财富来；第三是他假设人不是理性的，工人只要掌握了生产资料，就会把劳动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资源稀缺和理性假设是现代经济学和市场机制运行的两个基础性前提。老师当然不赞同我的观点，但也未能正面回答这些问题。当时，孔丹也在那个班里，他就在后面拽我，因为党校里有中组部的代表，他怕我被抓了辫子。

研究生的后期，我的毕业论文早就做出来了。我学的是管理，管理的论文很难写。我的导师是系主任，他给我出了个题目，用投入产出法这个模型。我下了很大的功夫，最后论证出这个模型不适合我研究的经济问题。我就把我的研究写成个小论文，交给了导师，这下导师没话说了，同意我自己定个题目。

我就自己琢磨了另一个模型－－“逐步回归模型”，研究煤炭成本。当时煤炭部遇到一个问题：采掘业在保持设计生产能力的条件下的生产活动，到底是扩大再生产还是简单再生产是分不清的。比如，保持一百万吨产能的煤矿，煤层采完了，要开新巷道或在新的位置上打井，这就相当于建一个新矿。所以，这既是扩大生产又是在简单再生产，这是采掘业产业性质决定的。而煤炭部每年向计委要钱，计委就说我原来已经给了你那么多钱，你有这么多的能力，怎么还要钱？谁也说不明白这些事。我就想用我的模型来说明这个成本是递增的，因为煤越采越深了，越采越远了，所有的工程、电力 ( 通风、排水 ) 、运输等成本也都跟着上升了。

我当时也没跟我的导师说，就先去北京郊区几个煤矿调查，然后到煤炭部的资料室查资料，把数据尽可能全面地采集了。那时候，我本来已经戒烟，当研究生也没钱了。可是，到煤矿要带烟，还得买点好烟带去。到了矿里，跟人家见面，先要把烟递过去。自己不抽，把这盒烟拿回来揣兜里怪不好意思的，索性一盒都给了人家。这一盒一盒送，我也吃不消，我想还是自己抽吧，就又开始抽烟了。

我的导师这时急得要命，老问我题目定下来没有？我说不着急。调研完了之后，必须打报告去申请计算机的费用了。我还是没跟导师说，担心在计算中会失败。我找了一个同学，在国防科委的计算机站算了一下。结果，算出来数据特漂亮，我这心里高兴呀，这才告诉了导师。导师也松了口气。我跟导师提出，论文完了，我要答辩，部里工作还忙着呢。他说，提前答辩要花好多钱，你还是跟大家一块去答辩吧。于是，我就等了一段时间。总算顺利通过了。

关注经济改革

等答辩那段时间闲了，就到图书馆找书看。我先看了本梁羽生的《书剑恩仇录》。这书当时刚开始流行，还真好看，我很喜欢。可我一想，这类书我不能看，如果继续看这类书，我是要入迷的，那就什么事都干不了了。从此，什么古龙、金庸的书，我是一本不看。后来回北京，岐山、王军、孔丹他们都看这些书，我还是一本也不看。我在这段时间看了阿加沙 . 克里斯蒂的全套侦探小说，我发现侦探小说跟搞一个科研项目很相像，一开始有点什么线索，什么假说的，然后，通过在实际中寻求证据和逻辑推理，逐渐缩小可能性空间，最后找到真相。

我是通过刘进认识金观涛的。在内蒙插队的时候，刘进曾经到贵州看望她的姐姐刘青峰和姐夫金观涛。那时，刘青峰写了《公开的情书》，刘进当时一字字地抄在一个红色的笔记本上带了回来。我们就传看那个手抄本，我们称之为“小红书”。就这样，我们也知道了金观涛。

《公开的情书》和《晚霞消失的时候》，这两本书虽然在文学史上没什么地位，但在当时社会上是有巨大震动的。这本书我是在草原上看的，旁边牛在嚼着草，书中表现出与传统观念不同的一种新的思维。

我们都回到北京以后，跟金观涛见面了。刚开始谈的时候，谈不拢。金观涛好像认为， 1949 年以来，中国的社会治理方式没发生根本的变化。我们不能接受，认为 1949 年以后，中国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所以经常跟他辩论。那时孔丹在读研究生，他想学方法论。当年控制论还没有多少人知道，金观涛就给我们讲控制论。控制论是自然科学方法论。金观涛试图用控制论来解释和揭示社会现象，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关于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他用黑板给我们一个概念一个概念地讲，包括信息、可能性空间、黑箱、自组织系统、稳态什么的。因为这个关系，我们变成了朋友。后来，金观涛从贵州到北京来参加自然辩证法杂志召开的会议。我就跟我爸爸说，他希望能调到北京来。我爸爸把金观涛介绍给许良英，他把金要下来，调到北京。

八十年初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改革已触及经济体制问题，我的兴趣和关注也由所从事的职业工作转向经济体制改革。我参加了一些讨论，也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书和研究报告。当时刘国光编了一套书，是把当时各个领域改革，比如财政、税收、投资的那些论文集中起来，写了个总序言。这些书看完了以后，基本上对当时改革的主要前沿思想就了解了，但是现在看，那时候对市场体制的认识还是很肤浅的。

反思文革

今天回首文革，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自认为是一个纯真的、充满理想的时代。但从现在的认识看，那是一个幼稚的、非理性的、疯狂的时代。其实我对文革、对红卫兵运动的反思在 1966 年年底就开始了，我们后来接触海淀区的一些老红卫兵们，他们始终认为红卫兵的那段时期是他们最光辉的时期，他们的思想怎么停留在那个历史点上了呢？虽然当时也很纯真、很激情，然而却是中国的悲剧。

回顾起来，我觉得这段历史也有它的必然性。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人类本身就有非理性的一面，在特定情况下都会干出像文化革命那样的事，法国大革命、德国的希特勒法西斯时期的出现也是这种情况，因此，应该用历史眼光看待这些问题。

社会主义思想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后，人类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探索和追求。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马克思开始就是一个具有空想色彩的宏大叙事，它的主要理论支柱“劳动价值论”和“唯物史观”在理论上存在重大缺陷，也不能为实践所证实，经列宁、斯大林又变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经过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演变，从最初自由、民主、人权的理念一步步异化为专制的政治体制、封闭的意识形态和僵化的经济体制。人的自由、理性和权利被压抑了，最后异化了。柬埔寨、朝鲜异化到什么程度了？苏联的斯大林的肃反、中国的文革都是一种异化，是激进主义发展到极致的产物。但我们对这个思想脉络、根源并没有做出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我们评判文化大革命，把这个归结为毛泽东的错误、四人帮的罪行，却并没有进一步挖掘、清算它的思想根源。

现在再重新认识这场灾难，愈感文革的产生有深刻的思想背景，而且由来已久，根子很深。概括说，是一个激进主义的异化的过程，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毛泽东和四人帮。

比如文革前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搞公共食堂、我们给知识分子带上资产阶级的帽子等，这些事现在看来不仅是错误的，甚至是荒诞的。对上述问题，当时一些中央的领导曾向毛主席提出过纠正，主席也同意了，但却遭到了党内另一些领导人的反对。而这些持反对态度的领导人都是我们非常尊敬的革命前辈，他们在文革中也都受到迫害，但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后人都没有将这一反思追溯到文革以前。

翦伯赞是一个知识分子中的典型例子，他一生都是跟共产党走的。解放后，把翦伯赞派到北大历史系当主任。北大历史系的人说，历史学家当中有叫翦伯赞的吗？没听说过嘛！根本就瞧不起他。为了让翦伯赞当成这个主任，当时把北大历史系的一些人调到天津大学去了。翦伯赞一上来，就搞他的“唯物主义史纲”，提出历史要按照唯物史观写，先经济，再政治、文化。他的立场和观点算是够左的了吧？他最后怎么死的呢？是刘少奇专案组的一个军官，用枪对着他，非要他揭发刘少奇是叛徒。他良心发现，说我不能瞎说，夫妇俩被逼得自杀了。一个老知识分子，曾经那么“左”，一生跟着中国共产党，最后下场是被更“左”的力量逼死。而我们现在只讲这些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而没有去挖掘在文革前他们激进主义的思想和行为。

大折腾以后的中国，没有彻底清理思想，其关键是我们民族没有启蒙的基础，把阶级斗争史观作为评判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用阶级属性解构真、善、美。由此，只能分出敌、我，而不是以人的自由、理性、权利这些启蒙的核心价值观做评判的尺度。法国大革命中，左派被更左派的杀了，激进主义也是到了极致。但法国彻底反省了激进主义，不然怎么会有今天？咱们还停留在邓小平、胡耀邦做的那些事情上。所以，一帮朋友聊天说给父亲写传什么的，我想如果停留在革命、理想、共产主义这种思想认识上，而没有对这段历史的更深刻的反思，这种传记经不起后人的质疑和追问。文革后，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对社会主义制度异化产生的思想根源做了比较深入的反思和批判，其中包括周扬的“异化论”和“人道主义”、巴金的“真话集”、韦君宜的“思痛录”、陆定一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法的质疑。更为可贵的是这几个人都是首先反省个人所作所为，而不象多数人仅仅是把自己作为当时政治运动的受害者。

我觉得大的历史背景要是不清楚的话，就不可能谈清楚这段红卫兵运动。红卫兵运动无非是中国历史这场宏大叙事大戏中的一幕，可能是走向异化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很典型的一幕。那么多人上街、破四旧、天安门广场集会、造反夺权，这已经很极端了。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乌托邦思想的产物。

至于红卫兵的经历给我留下来什么，我觉得，就是被打到最底层后的反思。我首先要承认，我在文化大革命时思想是比较幼稚的，可能跟别人比，还没那么疯，但也是头脑发热。如果说还有些理智，但远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性。所以，首先应该反思这个问题。但我们在文革中对“四人帮”是有抵制的，对毛主席的一些做法也是难以理解，甚至是怀疑的，在这场运动中也受到了迫害。怎么把握这两个方面呢？我认为有这么三个阶段。

整党时，每个人都要准备讲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所以，我这“三阶段论”在文革后整党中成为好多人的范本，全来抄我这个三阶段论。

第一个阶段——“阶级斗争”，这是 1962 年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那正是我们世界观形成的时期，对阶级斗争的理念印象比较深，也无保留地接受了“阶级斗争”观点。第二个阶段是文化革命，提出了“走资派”的理论。这个理论是阶级斗争理论的继续，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第二阶段，我一开始是有保留的，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就产生了怀疑和抵制。因为这样做实质上是颠覆了我们长期接受的传统教育，也无法接受父辈是反党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到后来的第三阶段，就变成四人帮的“打倒一切、否定一切”了，对这个我是持反对和反抗态度的，也为此蒙受打击、迫害。

两次大惑，走出乌托邦

文革的大背景，跟我们后进国家的激进主义思想有着很深的渊源。激进主义思想的理论形态是一种“宏大的叙事”或政治意识形态，什么叫叙事，叙事就是“前科学”。宏大叙事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最后一定会走向它的反面，一定是乌托邦。它崇尚的是卢梭的“积极自由”即“己所欲，务施于人”；而不是洛克的“消极自由”所主张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说，你必须跟我走，否则你就违背历史潮流，你就是异己或敌人。这就把核心的价值给颠覆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柬埔寨波尔布特的大屠杀等等，都是异化的结果。

毛泽东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个，他使中国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和主权，并建立了民族国家。孙中山没有成功，蒋介石也没有成功，毛泽东成功了，这是历史要给他一个正确评价的最重要原因。第二个，他不管是用土改、合作化、集体化还是国有化的方法，比较快、比较彻底地解决了中国的贫穷和社会动荡问题。中国 100 多年来，谁能解决中国人基本的生活保障？毛泽东做到了。但从现代观点来看，在这两个问题上，无论是处理方式还是取得的成果，都存有需要反思的问题。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后，对内并不是现代社会的治理，没有现代社会的治理理念和制度。他在解决了基本的民生问题后，又把它推到极端。搞人民公社、大跃进，又造成更大的问题。 60 年代初 3000 多万人饿死，这事发生在 20 世纪一个和平的环境中，又没有特大的自然灾害，今天都是不可设想的，怎么向历史交待啊？反右、文化革命，包括暴力土改等，这就不用说了，这些都违背了基本的现代价值观。

我自己一生有两次大惑，一次就是我 21 岁插队的时候，国家搞得乱七八糟，好人都给打下去，我再怎样崇拜毛泽东，也不能接受了。直到林彪事件出来了，对主席有了新的认识，慢慢把这个“惑”破了。第二次是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我先从经济领域看社会问题，然后，又慢慢接触一些所谓现代化、现代性的理论。看的东西多了，就开始琢磨了：不对啊，现代化和现代性不是一回事啊，也就惑起来了。这第二次大惑就是对现代性的问题。我对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方面的认识也发生了大的转变。以前，我比较赞同新权威主义，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民主问题上，我希望有个强势的政府。但是后来转向对启蒙价值和现代社会制度的认同。

毛泽东那一代人是致力于改变中国面貌的，他觉得马克思主义比较实用，就举起了这个旗帜。但他从不死照着那个本本来做，怎么实用怎么来；不好的地方呢，就是对马克思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他实际上也没有真正认同。很容易走到农民起义、改朝换代上面去了。

总体来说，中国近代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激进主义主导的过程，激进主义的产生在中国有它的合理性，但也难以摆脱失败和异化。我一直试图给激进主义下个定义。我们过去理解激进主义，是指它暴力或者革命的方式，这只是一个形式问题。激进主义的实质或者说主要特征是什么呢？我认为在于它对传统和经验的态度。经验和传统是经过千百人、千百年实践、思考而形成的，这中间也需要思想家、精英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批评和倡导，也会发生革命和动荡，但总体而言是一种改良、演进的过程。这就是洛克倡导的“自然法则”，也是苏格兰启蒙和现代化转型的特征和经验。而激进主义的思想资源多是源于一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近代的产物，它在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中建立自己的理想，并将之构建成庞大的、无所不包的宏大叙事，试图解释历史、指导现实、预测未来。这首先偏离了科学的精神，是一种乌托邦，是对传统的颠覆、对经验的抛弃，对各种不同的观念不能包容，并将之视为异教徒和敌人。所以它一定会导致专制，一定会走向异化。

中国近代激进主义主要思想来源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它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最根本的原因，并由此划分了五种社会形态。以后经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几次变身最终走向僵化的、专制的意识形态—政治结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也因之终结。文革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痛定思痛，告别了列宁—斯大林模式，抛弃了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重启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使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邓小平不仅是改革的总设计师，也是“去意识形态化”的勇士，比如他的“猫论”、“摸论”、“三个有利于”等。但当今的中国去意识形态化依然是一个未竟之业，我们在国内不讲阶级斗争为纲了，提出“三个代表”、“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这些重要的思想和理念，但对现代核心价值观、对现代民主政体的认识仍未能真正摆脱阶级属性。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贪污、精神与道德的缺失、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其根源就是没有真正实现观念的更新和制度的建立。中国经济的崛起，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西方社会存在的严重问题，使得“中国模式论”甚嚣尘上。“中国模式论”、“中国道路”本来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一个现实，但如果赋予它特定的含义，将之与启蒙价值和世界文明对立起来，拒绝市场化、民主化的改革，以国家利益之名剥夺人民的基本权利，以阶级属性来解构普世价值中的“真、善、美”，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和警惕。

步入政界

我在煤炭部工作了大概有 7 年时间，中间有 2 年半脱产去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我回到煤炭部，没多久就任命我为副处长。 1983 年宋任穷的秘书刘泽彭要调到中组部工作，需要有人代替。宋老家我虽然常去，但和宋老并不认识，不知怎么就想到了我。

当时老干部找干部子女做秘书很普遍，一是认为可靠，经过文化革命，好多老干部都有怕秘书造反的心结。另外就是文革后期老干部还没有恢复工作的时候，正常的组织渠道不通畅，消息全是通过子女们之间传来传去的。

我第一次去跟宋任穷见面，是在医院里，他躺在病床上跟我聊天。他说的湖南话我听不太懂，急死我了，后来才慢慢听懂了。由于我跟他家的渊源很深，和他家孩子很熟，在任秘书之后，我常到他们家去。虽说正式到他身边工作一开始总有点战战兢兢，但也没觉得太怎么样。宋为人厚道、做事谨慎。他总是慢慢悠悠地跟你讲话，像是个慢性子。但年龄大了，讲着讲着经常会忘词，特别是人名、地名、时间，要帮助提词，提错了他更着急了。后来熟悉了，一到这时候我就知道他想说什么，提的都是他想要说的。在我快离开他的时候，刘泽彭跟我聊，说咱们宋部长（他那时已不担任中组部长，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了。我们问他，应该怎么称呼他，他说还照原先的称呼，叫我宋部长吧，部长的官已经不小了）厚道。我说，是厚道，但我觉得他是个急性子。他说，你说对了，他就是个急性子。一个急性子人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多了不起啊。他能忍，他不光是跟领导人忍，跟我们也忍。他不轻易发脾气，有时控制不住，但很快就能收住。当时党内老同志都叫他宋大哥，不是因为他年龄大，而是因为他厚道。比如陈云年龄比他大，也这么称呼他。

宋任穷那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是书记处主管组织的书记，还是中央人事五人小组（胡耀邦、习仲勋、宋任穷、胡启立、王兆国）的成员之一。当时，所有的重要人事安排都要通过这五个人。宋任穷还长期分管中组部，管第三梯队和文革“三种人”登记方面的工作，权力比较大。另外，他处在邓小平和陈云之间，宋的思想、观点和风格更接近陈云，但是也要平衡邓那边的关系。宋任穷是一个邓和陈都非常认同的人，特别是作为中组部长和以后分管组织人事的负责人，这首先是因为他为人厚道、有原则性。另外，他曾在解放初期担任过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 ( 罗荣桓是部长 ) ，以后又长期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工作，所以他对地方和军队干部都熟悉。

我在工作中很严谨，在工作外为人处事比较随和，宋也了解我的性格。我有事会直说，当然也会有分寸。给宋任穷当秘书，使我对老一代革命家有了更直接的感受，对高层决策的产生过程有了更多的了解，这对我后来研究中国社会、政治问题有很大帮助。那些朋友们也没人把我这个宋任穷的秘书当回事，我自己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特殊、神秘的。建第三梯队是 1984 年提出来的。虽然我列不到名单上，但还是在他们的视野里。我知道我曾经先后被考虑过担任团中央的书记处书记、安全部副部长，第三梯队的人选主要还是注重基层和地方工作的那些年轻人。他们当时提出来，不能选文革中既得利益者，特别要警惕“三种人”。事实上，文革那样大的运动，卷进去的人是非常多的。现在回过头看，在特定的环境下，人都有可能是非理性的，除去极个别有刑事问题的，一般的就不要追究了。实际上也追究不了，反而成为负担。中国遗留的一些政治问题也会朝这个方向走，政治解决加上民众的认同。国际上的一些历史纠纷，有的是全民公决解决的，有的是政治解决的，也有的是法律解决的。咱们国家打不了什么官司，寻求政治和解是最好的途径。

适合自己的位置

我在宋老那里做了约两年的秘书后，就离开了。离开的直接原因，是当时的石油部部长唐克要我去。宋老是管干部的，对我的使用和以后的发展也有他自己的看法。 1984 年我陪他去四川调研，在三峡船上碰到几个外国人，就聊了起来。事后他问我，你会英语？我说还能凑合着用，他想了一会，自言自语地说，你应该从事更适合你的工作。离开宋老还有一个考虑，是和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一方面社会上民众对重用高干子弟有看法，或者说有偏见，比如陈元在北京市副市长的差额选举中就落选了。另一方面，新的领导上来后也不愿意用太多前朝元老的子弟，因为一是不好领导，二是这些人关系太多，互相传话。

所以我认为高干子弟不要非挤进官场里去，就在自己的领域里把事情做好，然后关心点国家的事。这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定位。在学校的时候，不想进政治圈，是认为中国面临的不是政治问题，是经济问题。就是说父辈们打天下，我们建设祖国。是文化革命把我们推上了政治舞台，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就认识到我们这批人不适合从政。当然，对我个人来讲，后来很晚的时候了，还是有些机会进官场的，包括朱老板 ( 朱镕基 ) 也曾经考虑让我当人民银行副行长，那是王岐山推荐的。

尽管我也在体制内工作过，但真要我去做领导工作，恐怕也很难适应当下官场的规则、语言和决策方式。进官场的人在体制内呆时间长了，很多观点已经不能和你很透彻地讨论了，因为会涉及到很敏感的问题。官太高了，能谈多深？有一位领导是我的学长，挺爱看我写的文章，说秦晓的贡献就是能写文章。一次他见到我说，秦晓，你写的文章怎么不给我看了？我说，我写的文章不太入流，我也不愿意打搅你。他说，我都看了，思想无禁区，宣传有纪律。他实际上是认同不同观点讨论问题的，不是非得一个声音，但是他的表述却很谨慎。现在，谁还讲思想无禁区？其实这里面有一个信仰和认识的不同。信仰是对宗教而言的，认识是对科学而言的。如果是宗教，你就不能去探讨有上帝没有？信仰是不能怀疑的。认识呢，是你必须问几个为什么，必须有怀疑精神。现在说要信仰一种思想，那不跟宗教一样了嘛？宗教还有个自愿的问题呢。

进入商界

我 1985 年到了石油部，任国际司副司长。当时石油部是一个重要的部门，也是最早开展国际合作的。我做了一段，大家反映还不错，部里把我作为副部长的后备干部报到中组部，我离开前还调我任政策研究室主任。

不过，我 1986 年去了中信。当时王军要我过去，石油部一开始不放，说要提我当副部长。后来唐克先到了中信，经他出面做工作就把我放了。后来，王军还跟荣毅仁说，秦晓是放弃石油部副部长的职务到中信来的。王军是中信的元老，那时他官不大，是业务部的第一把手，他也不是非要当多大的官，但他管的地方他要说了算。他在中信是特殊人物，荣毅仁也要让他三分。当时给他配的都是从政府部门来的干部，对企业什么都不懂，他就什么事都自己决定。时间长了就不行了，他就想找个人帮他。经孔丹推荐，他就把我要了去做第一副总。

那时候中信除了房地产部、咨询公司、银行部以外，所有的投资、贸易、非银行金融等业务都归业务部管，业务部基本上就是一个小中信。业务部发展起来后，分出来将近十个直属中信总部的专业性子公司。通过实践，我对这么广泛的产业和相关的投资、金融慢慢地熟悉了，在现代企业的运作方面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学会了怎么管理公司、管理人、调整结构。那时候，我积淀了很多想法，荣毅仁有很强的爱国心，但对现代企业并不大熟悉，我当时不便说什么。 1994 年，王军当了中信总经理、我当了副总经理。第二年，他任董事长，我就做了总经理。这时，我开始把积累的理念、发展战略、改革方案一步步推了出来，其中最主要的是上任的就职演讲和自己动笔写的两篇文章。就职演讲没有稿，重点是用现代企业理论和实践来剖析中信资产、组织结构和经营战略。一篇文章专门讲现代企业理论，从科斯的交易费用到威廉姆森的“ M 型结构”；另一篇文章论述中信管理体制、资产结构、发展战略重组和调整方案，被称为“ 20 条”。这三篇讲话和文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M 型结构”的文章后来投给了《改革》杂志。编辑还问，这是秦晓写的东西吗？理论性很强啊，很前沿啊。

中信本身有负债经营这个特点。国家没有多少注资，由中信到海外举债，举外债以后，转化成人民币去投资，再用投资收益还外债。当时是二十亿美元、二十亿人民币的债务，而投资的效益并不好，但是还债还可以。效益不好另外的原因，是人民币当时是贬值的。中信在王军和我上来以后，两、三年里剥离了四十亿的不良资产，以后，每年的利润都有较大幅度上升。那时，我就盯着计划和财务部，每天推进落实，一天天这么工作，挺有成就感。口才也练出来了，业务也熟悉了，管理能力慢慢地建立起来了。我觉得，在中信虽然有一些不很顺的时候，但总体对我的锻炼是非常大的。

与金德琴的一场斗争

中信国际化程度较高，是中国最早从事海外投资的企业。当时大的海外投资项目主要有澳大利亚炼铝厂，加拿大纸浆厂，美国林场和钢厂。中信有一个海外投资部在做这些事情。但钢厂则是兴业公司（前身是业务部，我任总经理）的项目。钢厂项目洽购谈判初期，我正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经理班学习，听说之后我是反对的。美国钢铁业是个夕阳产业，而且我们也没这方面的经验。王军当时也不赞同。可是主导这件事的一个业务经理认识金德琴（时任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兼香港嘉华银行董事长），他就说服了金德琴，在我们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嘉华银行就提供了一个投标的保函。这么一搞就退不了了，王军也不再坚持了，我一个人最后也反对不了。这个钢厂一开始就亏损，每个月上百万美元往里栽。我到钢厂呆了一个月，找咨询公司去研究这个厂的成本结构，有没有竞争力，又请上海钢铁研究院去做技术改造，还要顾及厂里的生产、安全和工会问题。好在后来市场变好了，又派了得力的人，最后总算扭转过来了。但是，这个项目应算是一个错误决策的案例。

就在这中间出了一件事，嘉华银行本来是该项目银团贷款的牵头银行，银团贷款到期的时候，嘉华却说不干了。如果嘉华继续做牵头，可以给其它贷款银行信心，这个关头它不干了，再去另找牵头行就比较困难了。于是，我去找金德琴谈，那是我第一次跟金德琴吵起来。那人架子很大，在公司里他谁都瞧不起，连荣毅仁都瞧不起。他跟我爱搭不理地说，这个事你不要找我，这个我们不同意。我说，现在是比较困难的时候，我知道有一定的风险，咨询公司认为这个项目有成本竞争的优势。加上我们做了一些技术改造，生产能力也提高了，只要经济稍一恢复就可以度过难关了，不至于崩盘。他说，哎，亏不亏跟我没关系，这不是嘉华银行的事。我说，金董事长，你还是中信的副董事长嘛。他说，那个我不管。我被逼急了就说，可这个事情当时的决定是跟你有关系的，那时候你开出投标保函经过谁同意的？他说，不是说你们同意的吗？我说，我同意的？拿出材料来，我是兴业公司的法人代表，有我的签字吗？没你这个保函，我们犯不着这么折腾。你现在倒甩手了？这一下打中了他的痛处，他气得手直抖。旁边的人使劲拉我。我说，别拉我。你说你有困难，咱们都好说，但你说这事跟你没关系，咱们今天得把这个事说清楚。我憋了好几年了，我今天就是要把这件事挑明。他当场拿起电话，通知嘉华银行给办理银团贷款的延期，然后就挂了。我招呼也没打，扭头就走了。跟我一同去的同事说，秦总你真厉害。

后来，周正庆整我也和嘉华的事有关。当时我们对金德琴贪污的事已有察觉，新任的行长已开始调查。金知道后以攻为守，向上面反映说我们用了一位外国人任中资银行的行长，并突然召开董事会免去了这位行长董事的职务。这件事闹到朱镕基那，朱委托周正庆处理。周正庆 ( 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 一开始就站在金德琴一边，就跟王军吵起来了。我说王军你别去了，你的脾气跟他没法沟通，我去和他交涉这事。结果，我也是每次都跟他争起来，我也不提高调门，不吵架，但是该说的就说。他说，你们怎么把法人代表交给外国人去当？我说，请这个人当行长是人行批准的，另外，在国外每个董事都是法人代表，没有说董事长或总经理才是法人代表。他怀疑地问，是这样吗？他又说，你们让他当行长的时候，授给他什么权？我说，企业有章程，章程里头行长的职权都有明确规定，不是来一个人临时授一个权，他就恼羞成怒发起火来。最后一次他把何春霖 ( 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 找来，打开了录音机，就要整我。当时已经搞到那个程度，僵在那了。他每天跟金德琴通电话，然后拿金讲的一些话来整我们。说谁又走了，谁的期权让我扣着……当时，我坚决顶着，不许给他们期权，这帮人干了坏事还要期权？然后周正庆就跟我绕圈子。他说，这事请教财政部了，他们说应该没有不给期权这个规定。我说对于违规、违法的高管，公司有权撤消期权。后来，他就几次以国务院办公厅名义发文批评中信，找我们的茬，发了好几个文啊，压力很大的。这是金德琴调动了一切资源来反攻倒算。后来朱总理为此亲自给我打了约一个小时的电话，说他对金德琴并不了解，并没有保他的意思，同时劝我与周正庆秘书长谈话时注意态度和方式。最后调查证明，金德琴是最大的高级干部贪污犯，被判刑。

关于中信泰富

另一件是中信泰富的事，其中的关键问题是荣智健想从中信独立出来，自己干。在香港，荣智健可以说是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当然除了他自身的能力外，这其中也有中信和国家的信誉支持。荣智健收购泰富，除中信外，他也以个人名义占了股份。对这些事，上面对他有看法，认为他是公私不分，到底是你荣智健的，还是中信的？我记得有次陪外宾见朱副总理，我介绍情况说，朱副总理，今天跟你见面的是基金经理，他们有几百亿资产规模。朱总理说，他们有钱，他们是富人，我是穷人。我说，朱老板，这话不对。他问，哎，怎么不对？我说，人家对富人和穷人的定义不是按拥有多少钱算的，是以能调动多少钱算的。在这个意义上，你比他们有钱多了。他说，调动钱？我能调动你吗？我说，那分分钟啊，你调啊。他说，你能调动荣智健吗？我说，不行。他说，那得啦。

荣智健从中信公司购买泰富的约 15% 的股份，引起了上层的关注。此事的起缘我不了解，是王军和荣智健谈的，我觉得价格尽管比市价有折扣但还说得过去，中信当时也需要资金。但我认为付款条款从法律上和商业上都有问题，就提出不同意见。荣智健知道后大发脾气，王军也不高兴了，认为我不给他面子，就把我排开，找别人去处理。我和王军的关系也因此发生了变化，这是我离开中信的主要原因。后来经曾庆红亲自策划，把我调到招商局任董事长。

我和王军虽然为了业务上的事有时会有不同意见，但这么多年来关系一直很好，他对我一直是认可和支持的。他是老大哥，他不贪，也不占小便宜，是个很公正、很正直的人。我说话直但有原则，而且始终如一，我以为这不仅是履行职责也是想保护他。后来，没这个责任了，我跟他还一起打球、吃饭，关系挺好。王军对我还是很怀念的，因为我始终一致。我不是看他的脸色，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那样他反而会对你不信任，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是真的，什么时候是假的。我不同意，就告诉他我的意见，他最后定了的事，我会去做，我一直是这个原则。我的财务概念很清楚，对行业也熟悉，这些都是跟王军学的。王军那时是我们的老师，他聪明、记忆力好，从来不记笔记，也不爱看专业书，就是靠跟人谈话。比如看一个工厂，看了让我们把工艺图画下来；比如谈什么外贸新政策，他说你们先把文件看看，给我讲讲，他听听就明白了。再有就是他对行业熟悉，他是哈军工毕业的，那时在湖北搞军工的工厂做军代表，负责质量监控。文化革命中他没事干，就跟上华罗庚去推广“优选法”，华罗庚搞“黄金分割”，每个行业都可以用得上。王军说，那时候只要我熟悉的行业我就不去了，我不熟悉的行业我就去，这样他把好多行业都摸了一遍。

在中信做王军的副手，第一，要充分尊重他的权威，要适应他的性格和脾气；第二，财务和产业必须熟，否则没法跟王军练。本来我数字概念不是很强的，后来变得非常强。

接手百年老店

从 1986 年到 2001 年，我在中信呆了近十五个年头。我于 2001 年 1 月初赴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 ( 中央正式文件是 2000 年 12 月底下发的 ) 。大概是在我当中信副董事长半年左右的时间，一次我从国外回来，刚下飞机就接到调任的文件，并说曾庆红要见我。我就跑去见他，庆红说：你的工作我一直放在心上，调你去招商局我是先征得了朱镕基总理、吴邦国、吴仪副总理的同意才上会的。招商局是民族老店，有 100 多年的历史，在清朝、国民党时期都没有垮，你去一定要把工作做好，不能让这家百年老店垮在共产党手里。

到招商局任董事长，对我来讲是一次角色的转换，要主导全面工作，承担起责任、做好班长。同时要学会当董事长，不做总经理该做的事。但是，我经常会不留神就钻进去了。所以，我们总经理有句话，说秦董有时候比我们还细。我也不知道这话是表扬我呢？还是批评我呢？

我去的时候，告诉我招商局的状况还可以。我把财务报表调来一看，账面上还有盈利，但巨额不良资产未拨备、撇账。经常性现金流量有较大缺口，要靠借债或卖资产还利息。这很麻烦，说明财务上有重大问题。我去了一星期，就给朱老板写了封信，把这情况说了。那时候，我还挺有劲的，觉得有挑战意义，干吧。现在再碰到这种事我才不干呢，费那劲，累死了。

经过亚洲金融风暴的那一次打击，招商局内部长期存在的问题全部暴露了，形象地说是横向无关产品多元化、纵向法人 ( 子公司 ) 多级化。这样一种资产结构和组织架构必然会导致管理失控、投资分散、效益不好、债务太高。但 2001 年已经不是最困难的时候了， 1998 、 1999 年真是困难，基本上是要靠卖资产还债。人家追债了，就把我们新建的大楼卖给中联办，把我们香港的友联银行卖给工商银行。我去的时候，基本上可以借到钱了，流动性解决了，他们都认为危机过去了，所以请来麦肯锡研究下一步的发展战略。

当时，我必须用很短时间做个调研、做个判断，因为年度工作会议调子已经定了。我就先把资料看了，然后召开一系列的会议，听取汇报，了解财务情况、资产情况、组织架构和管理体系。调研后我得出一个结论：财务危机度过了，但还没有走出财务困境，主要标志就是经常性的收入不能覆盖经常性支出。什么意思呢？利润是账面的，不是现金流量，不能全部分红还要留存必要的资本开支，从银行贷款也需要一定的净资产和现金做抵押，有些是应收款，也不能分红。经常性的现金流拿到以后，要干几件事：第一，付总部的债务利息，当时集团的债务主要集中在总部；第二，要付总部的管理费；第三，要上税。当时的财务状况是：不包括上税，仅前面的这两项就差 8 个亿。那结果怎样？就得再卖资产去还。这还不同于借新还旧，借新还旧是能还利息，本金到期以后，再展期重新安排债务。得出这个基本判断后，我认为当下和未来 3 年内首要的问题不是麦肯锡咨询说的什么新的战略、新的市场地位、新的发展方向，而是要尽快走出财务困境，否则企业将面临破产。

可能因为我是外来者，看得比较尖锐，而且我对国企的一些毛病是了解的。所以，我先取得高层的共识，很快大家统一了意见。于是，我们就制定第一步，用 2-3 年的时间走出财务困境。这需要用一些指标来定位，如：当时资产负债表里还有 70 多亿的不良资产，要在三年内完成回收、拨备和撇账；经常性现金流要为正数；并具备偿还 10% 债务本金和新的资本开支能力等。开集团工作会的时候，我把我的观点抛出来了，在更大的范围内取得大家的共识。然后，我又在高管人员中讲了一次关于现代企业的基本理论、理念和实践的课，这样为下一步推动工作提供了理论的支持。这次和我在中信那几年的情况不一样了，毕竟金融风暴给了大家一个教训，大多数人都对过去有了反思，觉得不能这么搞了。总体来讲，阻力肯定是有的，不过比我预想得顺利。做好统一思想的工作后，形成一个以改善财务状况为中心对资产、组织架构重组的方案。

很多人在分析问题时常常习惯于“决定论”或“主要矛盾”的思想方法，就是所谓抓住牛鼻子，即抓主要矛盾，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次要矛盾就会迎刃而解。比如有人说现在盈利能力不够，应着力提高盈利能力；有人说这些产业没有竞争性，应该置换些新的产业；有人说还要去投资，否则没有后劲；有人说要把债务减下来。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但我不认为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的改善可以解决全局性的问题。因为全局是一个多元的、相互依存又相互约束的互动系统，目标应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取系统的优化。这实际上是一个科学方法论的问题。为此，我们专门建立了一个财务模型，这个模型有若干重要变量，有一个目标函数。目标函数是财务状况的改善，及其对产业发展的约束和支撑能力。从模型中可以看出一些重要变量如债务额、投资额、经常性利润对目标函数的影响。这样就可以通过定量分析找到最优的组合，并随着情况的变化对其做出动态调整。直到现在，我们还一直在用这个模型。

招商局再造

到招商局的第一年可把我累死了。这个期间还增添了个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的事情，那是我还没离开中信时王军替我答应下来的。我说，老王你可不能答应这事，我在 1994 年就作为中国代表参加过这个组织，当时是第一届，叫太平洋工商论坛 (PBF) ，这事可麻烦了。这个轮值主席，基本上要脱产、专职干，一年要开十几次会议。 ABAC 本身每年要开四次会议，最后要向 APEC 领导人提交建议报告书并与他们进行对话。在这一年中还要参加 APEC 的各种部长会议，向他们反映工商界的意见。我去找经贸委的领导，说我今天来谈谈我的意见。人家说，你什么意见都能谈，就是不能谈你不干，这是中央定的。于是，我又去找曾庆红，我说，庆红啊，我到了招商局，在香港，还有那么多事要干。 ABAC 的事，我就不干了。他说，别的事我弄不清楚， ABAC 是江主席的事，我还是筹委会的，你不能不干。如工作需要，可继续保留你的中信副董事长职务。结果我调任招商局集团后还兼任了约一年的中信副董事长。恰在那年我的博士论文也已经进入关键的时刻，每天晚上熬夜写论文。再有一个事，就是出那本《制度变迁中的实践与思考》，马凯向丛书编委会推荐了我。当时那个出版社没好的软件，稿子弄过去，拿回来就错，花费大量时间处理文字。我一会把写好的一部分论文寄给导师，请导师提意见，然后再改这本书，等导师把论文寄回来，再改论文，累得够呛。这四件事，闹得我每天晚上熬夜。那几个秘书和助手跟着我转得脑子都乱了。人到那个时候还真能调动起那个精神来，这四件事我全部干下来了。招商局重组得以顺利启动，博士论文通过了，我的书也出了， ABAC 也很成功。

招商局的重组，把各种指标用图和曲线画出来是很漂亮的。几个大的产业都上市了，甩掉很多非核心业务，不良资产全部剥离，利润直线上升。开始我们提出用 3 年时间去解决财务问题。降低了债务，建立“现金池”集中集团各子公司的现金，清理了一些资产，卖掉了一些资产，包括平安保险的股份。当时我们只是第三大股东，没有话语权和足够的控制力，不能把它整合到我们的金融平台里去，只是财务投资。作为投资，粗略算了算，已经有了十倍以上的回报，就决定卖掉了。当然以后也许还有更好的时机卖，但当时却解决了我们债务的大问题。经过努力，三年就实现了走出财务困境的目标。

2003 年底我们又制定了一个“再造方案”，提出五年时间资产、利润翻番的目标，这个目标提前两年完成了。然后，启动“新的再造”。新的再造的目标是第二次翻番。这次“再造”过程中，发生国际金融风暴，在危机面前我们总体表现还是很好的，“新的再造”五年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我到招商局已有近十年了，在这十年中 ( 从 2000 年至 2009 年 ) 总资产从 496 亿增长到 2683 亿，增幅 441.2% ；净资产由 107 亿增长到 720 亿，增幅 574.61% ；年利润总额由 12.91 亿元增长到 178.52 亿元，增幅 1282.61% ；母公司净利润由 4.68 亿元增长到 97.99 亿元，增幅 1994.19% 。这些数字表明招商局的资产、财务状况不仅走出了困境而且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这个发展是可持续的、稳定的。就增长率而言，净利润高于净资产，净资产高于总资产，这就表明增长是以效率和盈利而不是以投入和规模驱动的。集团的整个资产的价值、资产的质量、上市公司的表现、效益、利润，现在都排到了国资委管理的大型国有企业的前列， 2009 年利润总额第 7 ，经济增加值 (EVA) 第 5 ，而且连续 6 年被评为 A 级企业。

第三次辉煌

在这些资产、财务、经营结构指标的后面是企业的管理理念、管理体系、发展战略和企业文化。从发展战略方面讲，我一直主张均衡，即规模、质量和效益的均衡。从企业文化方面讲，我一直主张维护制度的权威，而不能过重依赖企业领导个人的作用，主张“慎用硬性权力”，“与人为善”，“构建和谐企业”。

国家治理和公司治理其实是一个道理。我们不希望出现一个强势的政府，政府的功能要摆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上去。所以，我觉得价值和制度是更重要的，要精心地培育一种价值，培育一种文化，培育一种制度。我跟王军工作那么多年，王军的性格比较善于运用硬性权力。我不能去改变王军，但是我在实践上配合，就尽量减少对硬性权力的使用。因此，在中信，我的贡献和影响力更多地表现为软性的权力，即思想、理念和制度，所以，我们俩形成了一定的互补。我到招商局以后，可以主导了，我就提出“慎用硬性权力”，这和经济学上讲的“慎用看得见的手”是一样的。企业内部也有寻租，对各种资源的寻租、对权力的寻租，这是经济学研究过的。因为一个大企业，一定有很多内部交易，当中就包含有利益的分配；企业资源是有限的，各个部门都会争夺这些资源。对企业来讲，最不好的一种情况就是形成企业的领导人和下面的交易。就是说，我给你资源或职务提升，你投票支持我。因为企业领导人需要中层的支持，而中层需要资源，需要倾斜，这样就会形成交易，企业内部就形成寻租的游戏。在这种游戏下，企业制定的程序、标准以及各职能部门就被边缘化了。许多的领导人愿意把程序打掉，由他来直接把好处交下去。因为，他要用这个表明他是权威，是核心，所有人都要围着他转，按程序办没用。对于这种状况，我是不赞同的。权力是种诱惑，你要不被诱惑，就要有自我约束的意识。所以，我这几年都在讲理念、制度、文化。

当然，企业内部，总部的权威是必须有的，作为企业领导，个人也要有一定的亲和力和人格魅力，你总得在企业内部有公众人物的形象，你要有很强的感召力。所以，也要对大家做一些有点远景、有点号召力、凝聚力的表述。我是不太愿意多说这种话的，但也还要适当地说说这种话，比如“创造第三次辉煌”就是我提出来的。因为招商局是个老牌子了，是 1872 年搞起来的，大家都有个历史感嘛。我认为，当年李鸿章创造了招商局的第一次辉煌，他搞“官督商办”，在满清的时候是相当了不起的。那时候是：天下莫非王土。很多人不了解这个，以为招商局是官商，实际上是民营。当时从南方运到北方的漕粮是靠民船运的，后来让英美的机器船代替了，因为他们的效率高。李鸿章看到这情况就说，要建立自己的机器船队，把我们的利益从洋人手中夺回来。然后上书给同治和慈禧。李鸿章上书的奏折，我们那里还保存着原件。当年上书奏折的行文跟现在的报告很相像，“皇上并皇太后抄户部总理衙门府”，户部是管钱的，总理衙门府是管外交的，最后是皇太后说了算。“官督商办”的概念，按现在解释：就是国家颁发运漕粮的许可证，允许你专营，但是你要交红利，以优先股或者专营费的方式交政府，资本金则要自己去募集。由于资本是从社会上募集来的，就要成立股份制公司，就要有个制度——法人治理，股东和管理层要分开。还得有个财务制度，去披露财务状况。会计制度也要符合要求，这样，股东才能得到真实的情况，以维护他们的权益。所以，当时的法人治理、股权结构、财务制度完全是现代企业的，在以后的洋务运动中建立的许多企业也都是这么做的。招商局本身就做了很多家企业：包括煤矿、电报、钢厂、银行、保险、纺织等，对中国现代企业的产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招商局后来被国民党国有化过一次，这个历史很复杂。 1949 年解放后，它又被国有化了。但在香港留了一个窗口，没什么资产，只是把牌子留下来了。所以，说这个企业有 100 多年历史，实际上不是真的连续经营了 100 多年，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重新做起来。

第二次的辉煌，就是袁庚时期。他不仅是招商局再生的领袖，而且对一些理念、制度也率先进行了改革，对推动全国的改革、开放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招商局到我们手里，已经进入 21 世纪了，中国加入 WTO 了。我们经过这几年的重组、改革，已发生了重大的改变，面对国际竞争和更大的挑战，我们能不能提出一个目标，再创一次辉煌？大家非常赞同，急着让我说这辉煌的指标是什么？我说，我恰恰认为我们不应该提指标，我们更加看重企业可持续的、均衡的发展。在没进入这么一个轨道和这种状态时，今年指标好了，明年指标可能掉下来；这个领导人在的时候好了，这个人走了就不行了，这就不是我讲的第三次辉煌。我希望的第三次辉煌是竞争能力的持续提高，公司内部是一个比较和谐的企业，职工的利益和权利能够得到尊重，让他们更好地发挥才智，大家都去维护培育这个制度和文化，这是一个过程。伯恩斯坦有句名言：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在哲学上讲，这是很深刻的。我想，这第三次辉煌是要后人去评价的。

关于国企

国企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遗产，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它自身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从企业层面讲，国企在改善公司治理和管理、提高国际竞争力等方面还要做持续的努力；从国家体制层面讲，应当把国有资本有序、公平、有效率地分散到民众手里去，比如划拨给社保，或在资本市场上逐步减持、转让。资本主义社会早期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就是马克思讲的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矛盾。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进步，资本主义国家已基本实现了财产的社会化。苏联那样一次性的分法，肯定有很多问题，造就了很多大资本家，他们财富的获取不是通过劳动创造出来的。苏联的转轨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是大笨钟式的，虽然有不少毛病，但是毕竟把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依然停留在列宁“占领制高点”的认识上，其实这是一个迟早要向老百姓交待的问题。从国家体制上讲，国企问题不是能不能办好，而是该不该办。用国企能办好来证明需要办国有企业，这个逻辑就不对。国企并不是公有制。我们宪法讲公有制为主体，有人据此认为国企要保持。其实，两者不是同一概念。新加坡有国有企业，好多国家都有国有企业，那是公有制吗？公有制是企业的每个职员拥有相等的一份资产或者股权，这叫公有制企业。只要不相等就是股份制企业，如果全社会都是公有制企业，那么就可称为公有制社会。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混合的社会所有制结构，国有企业只是国家财政投资的企业，怎么是公有制呢？国家资本社会化问题的解决涉及到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的问题。

国企的管理体制还引出另一个问题，即组织和市场的关系。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应更多地用市场配置资源 ( 包括职业经理的聘任 ) 、用市场定价 ( 包括对企业评级、估值、对管理层的收入确定 ) ，而不是完全由组织来做。因为研究和实践证明在多数情况下市场配置资源、定价更有效。当然组织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但它只是辅助性。而我们现在这方面愈来愈依靠组织、排斥市场。如果把国企定位为又像企业又像非营利机构，管理者又是企业家又是官员，问题就更大了。

学术研究

我在澳大利亚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时工作比较单一。我觉得应该系统补补经济学的课。之前，我没有系统地读过微观经济学。其实经济学的基础是微观，只是在凯恩斯以后才有了宏观。我就把微观经济学读了一遍，后来又接触到“新制度经济学”，之后我就开始读博士。系统读经济学理论使我对市场经济，政府职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另外，随着中国市场化的过程，发现政府的职能成为了一个问题。八十年代改革达成的共识是市场转轨，不过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市场体制。为什么形成这种共识呢，是因为先学东欧，什么奥塔西克、科尔内的理论，但那些东西很快就不够了，因为他们是在计划经济框架下做的改革。接着学欧美，学了很多东西，因为市场机制的鼻祖在欧美。可是，找来找去，和中国最接近的还是日本和韩国。这个跟我们当年的体制有关，这样比较容易在更大的层面被接受。而且大家认为启动市场化转轨也需要政府扶持。《大公司战略》的文章是我 1990 年代初写的，那就是比较典型的青瓦台和通产省的模式。在那前后读的书也都是这方面的书。我的第一本书《制度变迁中的实践与思考》是林毅夫写的序，林毅夫对其中每篇文章都看得挺细。他写序的时候跟我讨论，感觉我的思想前后有变化，因为他对我早期的观点不太赞同。我说，你说得很准确，我的思想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早期，我相信“新权威主义”、“发展主义政府”这套理论。当时“东亚模式”比较流行，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崛起不仅对美国、欧洲造成冲击，也挑战了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和理论。其中比较有影响的研究包括《通产省的奇迹》、《 GoverningMarket 》 ( 驾驭市场 ) 这两本书，我都认真读过。那时，我还跟吴敬琏老师争论过，后来我才转过来。林毅夫提出这个问题后，我就插写了一段注，说明思想是怎么转过来的。

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模式”的问题得以暴露，这些问题主要是扭曲资本价格 ( 汇率、利率 ) 、政府对企业的过度干预和对市场的不当替代、官商勾结产生的腐败等，因而它的产生的奇迹是有代价的、是不可持续的。经过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东亚模式”受到了批判，这些国家也逐步转向主流市场体制。后来读了“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学看政府也是个利益集团，他们既不比别人道德更高尚，也不比别人更聪明，他们的目标函数是选票极大化，所以会出现民粹、短期行为等弊端。回头看中国这几十年的变化，当年留下来两个问题：政府职能和产权。这两个问题都变成了现在经济改革中的大障碍，这也涉及到体制、理念 ( 意识形态 ) 和利益集团的问题。现在政府的主要职能不是提供公共产品，而是直接从事经营活动，还有大量行政审批，对要素价格的管制等。产权问题前面谈到了一些，目前还没有捅开。我是一方面系统学习经济理论，另一方面通过自己的实践和对中国现实的观察，就形成现在的认识了。后来写的很多文章，完全是针对政府功能写的。

我到了招商局以后，写了不少东西。其中，在公司内部的讲话，也都是我自己写。讲话就要言之有物，就要对现象、问题有认识、有想法。所以每次讲话以前我要做调研，翻阅资料，当然更主要的是平时的观察和思考。总之，这些讲话我是下了些功夫的。据我的了解，在国企领导人中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公司编了我的三本书：《秦晓论》、《秦晓谈》、《秦晓讲》。这几本书基本上反映了我在招商局十年工作、学习、研究的历程和成果。最近社科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秦晓集》，共五本。“规模、质量、效益均衡发展－－企业基业长青之路”主要收集的是在公司内部的讲话 ( 分上、下两册 ) 和媒体的专访；“市场化进程：政府与企业”是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论文；“从生产函数到替代函数－－关于现代大型公司总部功能的研究”是我在剑桥的博士论文中文版 ( 英文版已在英国出版 ) ；“追问中国的现代性方案”是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论文。

现代化不能代替现代性

在中国，“现代化”讲了这么长时间了，但是它抽离了价值体系、制度体系，只是物质和经济的增长。所以，中国话语中和场景中的现代化和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社会不是一回事。

“现代性”的问题不是“民富国强”，而是现代文明秩序的建立，“现代化”是不能代替“现代性”的。在中国，现代制度、价值体系都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推翻了帝制以后，建立了共和，但又一步步走向集权。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邓小平解决了市场机制的转轨和对外开放，今天的经济成长跟邓小平的决策是连在一起的。他在去意识形态化方面做了勇敢的突破，但未能真正启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现在中国经济上强大了，变成世界大国了，但矛盾、问题暴露得更多了。

胡锦涛倡导“以人为本”，这应该说是个进步。但是，有两个问题要落实：第一，“以人为本”不是抽象的人，是每个人的权利。第二，要有一套制度来保证这个权利。

“现代性”问题，在中国的精英中并未形成共识，许多人仍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按阶级属性来区分社会形态，把现代性社会的价值体系和制度视为资产阶级的，这是我很忧虑、很担心的。这些精英实际上对欧美近代发生的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一系列观念、制度、社会的变革不了解，也没有结合中国的近代史、现实状况做深刻的思考。世界近代史就是人类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它起源于欧洲，以后扩展到北美。中国的近代史和其它传统社会国家的近代史，都是围绕着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这个课题的历史。所以，要站在世界、特别是欧洲的高度来看中国的近代史，而不能总是陷在几千年中国帝制王朝中去看世界、看欧洲。如果我们的精英不了解欧洲史，也就不了解中国的近代史。把中国近代史概括为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把太平天国、义和团作为中国近代史重要事件就脱离了历史的脉络。

我最早是从经济领域中认识“现代性”的，比如强势政府的问题，认为这是计划体制留下的问题，后来觉得还是跟政治体制有关的。再想，这个政治体制的后面还有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为什么以党代政，为什么需要一个强势政府，为什么要素价格要管制，为什么事务官、国企领导要政府任命，为什么土地不能私有化，为什么产权不能私有化，要想把这些问题说清楚，就一定会触及政治体制和观念 ( 意识形态 ) 。

谈“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关系，我觉得是切入口。一讲这点，大家都觉得是个问题。这个问题，无论是商界、政界和学界的精英还是普通老百姓都会关注的，实际许多体制内的精英也是认同的。

“现代化”在中国的语境中就是“国富民强”，那它的价值正当性是什么呢？现代化的目的应该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所以，“现代性”中，最核心的价值观是自由。权利是保障自由的权利，理性是自由思考的权利，民主是保障自由的制度。马克思的话说得多清楚啊，只有社会成员中的每个人获取自由，这个社会总体才能获得自由。

尽管西方也确实存在一些把个人的自由无限扩大化的现象，不过整体上还是均衡的，因为法律、制度要保护每个人的自由。真正尊重自由，承认自由是核心价值观的话，里面必然包含着承认其它人的自由，倡导没边界自由的就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自由”和“法治”，“自由”和“秩序”，是相辅相成的。“自由”最基本的一条是说一个人可以在法律范围内，不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或者说，只要不违反法律，我可以不做你强迫我做的事。在中国，主要的问题是人的基本的自由还远没有实现，而不是个人的自由由于没有受到约束而对社会造成破坏。

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其实是普世的，没有阶级的属性，只有文化偏好。这种差异是现代性价值体系二元张力结构中均衡点的不同，而不是对立的、不相容的。我们把起源于启蒙价值的现代价值称为一个体系，是因为它是一组二元对应的结构，如：自由—秩序，民主—法治，个人权利—家庭、集体和国家利益，理性—理想等。我觉得在中国建立现代价值观，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纲常秩序中就没有个人的概念，只有一个相对的位置。对皇上来说你是臣民，对你儿子来说你是父亲，对老婆来说你是丈夫。那你是谁？把这些对应面都除掉，没你了。在现代中国，个人主义这个词还是负面的词，自由主义也是负面的词，认为个人主义是损公利己，认为自由主义没集体观念，如再加上资产阶级的前缀，问题就更大了。

新儒学认为儒学不仅可以产生现代化，而且能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可以为人类社会提供一个更好的精神世界和世俗社会。我很难认同这一点。尽管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我们在现代性转型中应认真吸取其中资源，特别是儒学中的“内圣”部分，但作为文明秩序或社会治理理念和方式，即“外王”，它剥夺人们的权利、限制人们的自由、束缚人们的思想和创造力，这与现代社会的理念和制度是不相融的。在汉朝以后它已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其功能就是造就顺民，维护皇权的专制。

把学习、思考、探索继续下去

要实现社会转型，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体制内的精英们认识到这个问题，不管是从理念出发，或者是从利益出发，他们主动改革。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有的，现在有 internet 网，有各种传媒，有很多受众体，基本上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早上起来全都知道了。这种高速度的、大面积的、深度的信息沟通，其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它传递的不仅是信息，更重要的是价值观。一旦大家有了共同的真善美标准，共同的追求，对某些问题有了共同的认识，这些共识如果积累到一个阶段的话，就会触动体制内的精英去改革。邓小平说过被开除球籍的问题，这个问题当今依然存在。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说的危机。不管是因为经济上出了问题，还是外交上出了问题，还是因为例如像 SARS 这样灾难性的偶然事件，一下子把问题激发出来了，这时候就有可能发生社会危机、造成社会动荡。这是我们应当尽力避免的。

我们这代人有文革和改革开放两次大的反思，我说我有两次大惑嘛。反思留下科学的精神、批判的精神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另一方面我们有很强的现实感和问题意识，有经历，参与了中国走出乌托邦的社会变迁。我想，我们这代人首先应该把中国的问题破题，然后在精英范围内去讨论。移风易俗，开启民智，而不能太功利、急于求成，也不要对出现开明君主有过多的期待。激进的思想和做法是有代价的，启蒙也是长期的，破题、扩大共识、推动中国社会转型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担当起来的使命。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我和何迪组建了一个致力于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机构－－博源基金会，吸收了许多学者、企业家和从政界退下来的精英，通过学习、讨论、专题研究来梳理问题、建立框架、寻求共识。博源成立不到三年，在学界、商界、政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这期间，我连续写了六、七篇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文章，这些文章反映了我对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它记录了我学习、思考的路径。我想，这个认识和体验仅仅是个开始。我今年 63 岁，已到退休年龄，有时和年轻人在一起，我戏称自己是“ 60 后”的一代，其实是在唤醒、鼓励自己保持活力。因为我知道退休后，离开了工作岗位，但学习、思考、探索还要坚持下去。

注

〔 1 〕阎揆要（ 1904 － 1995 ），陕西佳县人。黄埔军校一期学员， 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 年参加陕北清涧起义，失败后曾在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任警卫二团团长。后任八路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冀鲁豫军区参谋长、军委一局局长、第一野战军参谋长等职。建国后被授予中将军衔。

〔 2 〕邵式平，时任陕北公学教导主任，解放后曾任江西省省长。

〔 3 〕《联动宣言》使用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

〔 4 〕编者注： 1978 年 11 月 14 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并为因该事件遭到迫害的所有人平反。此事件被写入历史课本，定性为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人民万岁！》，该报及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公开向全国人民道歉，检讨在此事件中所做的一切不利于人民的反动宣传。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

转自《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