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凡：终结上山下乡的重要人物
赵凡：终结上山下乡的重要人物
－－作者：丁东
丁东， 1951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有《冬夜长考》《和友人对话》《尊严无价》《午夜翻书》《思想操练》《精神的流浪》《教育放言录》《文化十日谈》等书，以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为主。曾任《炎黄春秋》杂志副总编辑，近年致力于民间思想的整理研究和口述史学。
被誉为 “ 知青之父 ” 的赵凡（ 1916.02~2010.04 ）
中国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 50 周年就要到了。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不少人在想回顾和反思这场运动。本文只讲一个结束上山下乡运动的关键人物，他就是 7 年前去世的赵凡先生。
1978 年，拨乱反正的思潮已经漫卷中国大地。恢复高考，结束了高中生不能直升大学的禁锢。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受到强烈的质疑。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说，知青这个事情是四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知青要求返城的呼声越来越高。
然而， 1978 年 10 月 31 日到 12 月 10 日举行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仍然决定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规定今后边疆农场知识青年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按照这一政策，兵团和农场的知青要求回城的愿望就落空了。
当时，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城镇青年的就业完全由本地政府包下来，但许多大城市又拿不出这么多就业岗位。所以，尽管知道社会对知青上山下乡的不满，决策部门还想硬着头皮坚持。
但这和知青们的想法完全对立。就在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期间，云南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出了一件大事，一名上海女知青在农场卫生所难产，大出血死亡，引发了数千知青抬尸游行。知青工作会议结束后，失望的云南知青采取了更加激烈的举动。
12 月 16 日，云南农场第一批上访代表步行出发，下旬走到昆明火车站，不许登车，他们开始卧轨，阻拦火车。
面对这一突发事件，中央在 12 月 25 日发给云南三条指示：一，坚持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形成的文件；二，派出调查组前往云南，就地听取国营农场青年职工的意见；三，知青必须停止阻拦火车、妨碍铁路运输的行为。
同时，派国家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赵凡，和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同机飞往昆明，处理这一事件。
赵凡到达昆明以后，连夜到农垦局了解情况。云南省里的干部说，这是知青造反，要出动公安解决。赵凡回答，中央没有这个精神。于是，成立解决知青问题的领导小组，由赵凡和云南省长、两个省委副书记及另一个国务院知青办副主任组成。
他们和知青代表见了面。知青代表说，省里的调查结果是不对的。赵凡说，要把事实调查清楚，知青的事情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只要解决车站卧轨的问题，还要解决云南的知青问题。你们要体谅大局，我们的立场和你们是一样的。
接着，赵凡率调查组来到事态最严重西双版纳。在农场，他看到知青生活确实很苦，有的住房都要倒了。知青每天吃三两白水萝卜，一年才吃六两肉，三两油。当时，西双版纳农垦分局已经有 3 万知青罢工，去勐腊的公路也被挖断了，好几十辆军车被堵在那儿。
赵凡参加革命几十年，从来没遇到这样狗咬刺猬、没法下手的难题。但是他还是说，要学诸葛亮，不能学张飞。他对农场的书记、场长们说，知青停工期间，工资也要发。如果动用军队，是 “ 四人帮 ” 的做法。
1 月 8 日，勐定农场知青绝食。赵凡连夜出发，驱车一夜一天，赶到勐定。 10 日上午，他和知青代表谈话，下午和广大知青见面。在农场招待所前边，跪了好几百知青，哭成一片。赵凡也哭了。
他说：我来晚了！我也有孩子插队，我也是知青家长，我一定向中央反映你们的情况。我在北京做地下工作，两次被国民党抓住。我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你们先回去，这里晚上冷，冻出病来，把身体搞坏了，将来回城也没法工作了。你们要给我们解决问题的时间。
赵凡不是用空话搪塞知青。他感到，必须调整政策。从勐定农场回到西双版纳，他对调查组负责人和农场负责人讲，对于知青问题，过去我是希望保持稳定的，但这次来调查，我的看法改变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一次要好来好去，不要再搞个乱七八糟。
知青的要求很简单，让他们返城就能解决问题。云南的知青来自上海、北京、四川的比较多，赵凡就和这些地方商量怎么解决问题。四川省委的意见是，只要云南同意，四川的知青可以分批回四川。但是，上海方面觉得有困难，这么多人一下子回去，他们有压力。
回到昆明，赵凡又和安平生商量。安平生说，四川省委提出的方法，云南省委也同意。于是，他们给中央打电报：在自愿的情况下，愿意留在农场的欢迎，好好搞建设。不愿意留下来的都走。争取分四批两年走完。上海、北京方面开始有担心，谈了几次，后来他们也同意这个意见。
云南省委开了两次常委会，研究安排知青离开农场，办手续，分批走。 1979 年 2 月到 5 月，云南农场知青的 90% 以上都返回到原来的城市。到 1980 年，云南农场的知青只剩下 3000 多人。
知青返城大潮随后遍及全国。 1980 年，中央书记处决定，从这一年暑假起，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上山下乡运动就此终结。赵凡也就成了终结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改变了许多知青的命运。
他去世时，全国各地不少老知青表示沉痛的哀悼，称他为 “ 中国知青之父 ” ，有 “ 再造之恩，再生之德。 ”
赵凡当时没想到的是，大批知青回城，就业成了突出问题，政府只好放开口子，允许回城知青自谋职业，使得个体和民营经济在中国重新复苏。如今，民营经济已经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多半边天。
我没有见过赵凡。但我十几年前担任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顾问时，曾建议采访赵凡，并请他的女儿赵洁平说服父亲接受采访。赵凡看了凤凰卫视口述历史的一些节目，终于同意接受采访，当时他已经 91 岁。节目播出，为社会留下了宝贵的记忆。
1954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迁徒自由，这是符合人性的。后来宪法取消了这一条。但这并不等于青年人回到出生地与父母亲人一起生活，就不应当受到法律保障。中学毕业生背井离乡，远离父母去务农，如果出于自愿，当然可以。城市青年自愿为农村作贡献也值得称赞。但以政权的力量强制大多数城市中学毕业生到农村插队，且不能自由返回，就违背了民意，也不符合人类文明的大趋势。
知青返城，说到底是民意使然。赵凡当时只是一个副部级干部，他临危受命，到一线处理危机。他不惟书，不惟上，不死守中央政府刚刚作出的决定，而是尊重民意，从实际出发，向中央建言，与地方政府沟通，果断推动决策的调整。
人们有所不知的是，赵凡的举动，并没有得到高层的鼓励。不久，他就从领导岗位上离休了。我曾想，如果高级干部里多一些赵凡，经常按照民意调整决策，体察百姓疾苦，解决实际问题，国家便能长治久安，民众便能安居乐业。然而历史告诉我，这样的想法是天真的。
转自《上海知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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