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宗礼：一个起义人员的“鸣放”、“划右”过程
一个起义人员的“鸣放”、“划右”过程
－－作者：赵宗礼
在研究不同类型人员的“右派问题”时，意外地发现了原国民党部队起义人员、南阳师范学校 ( 现南阳师院 ) 教导员阎君明“右派”的成因，觉得角度新颖。所幸， 2012 年 8 月时，阎君明虽已 92 岁高龄，但头脑仍然好使，于是便三登其门，弄清楚了阎君明整风运动中鸣放及被错划成“右派”的大致过程。
阎君明说，解放后，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些从国民党部队起义过来的人员，一直视为解放军转业人员看待，从没给半点歧视。我 1950 年从部队转业后，即被分配到时南阳的最高学府－－师范学校，参与了学校的组建发展全过程。整风前，我已经是学校教导处的干部，其地位仅次于教导主任， 1956 年底发展为预备党员，整风集训后，还让我当了一个由 16 位教师组成的职工教育组组长。按校长魏焕亭的初衷，是让我给别人送右派帽子的，谁知，我在给别人送“右派”帽子的同时，也给自己挣了一顶“右派”帽子，一戴就是 22 年。历史上的“污点”就是“紧箍咒”，就是“小辫子”，是“富农”成份和“国民党 15 军政工员”的身份逼得我不得不放，是当时家乡农村民不聊生的现状，促使我光放社会的“阴暗面”问题，终于“放”出来个“右派分子”。
整风集训开始，第二天就开始了“大鸣大放”学校主抓运动的是刚从外边调到学校担任副校长的王文献，此人当时仅 28 岁，工作很有魄力，是一个干什么事情都想争第一的“事业型领导”。我是个老实人，不会耍心眼，奉行有一说一，有啥是啥的处事原则，听了地委孙、关俩书记动员鸣放的报告后，采取随其自然的促鸣放态度，毕竟第一批运动中南阳已经划出了几百个右派，打心眼里不想让原本平安无事的教师们再打成右派什么的。这一来，我所领导的这个小组就落后了。当何仁超、高占钦两个集训小组大字报贴的铺天盖地时，我们这个小组还没有贴出一张呢！这当然就引起王文献的严重不满。王文献说，君明老兄呀，你们这个小组 16 个教师，人数比别的小组都多，却如一潭死水，无动于衷，这不行！我说，人家都不想说，我总不能把大家的嘴巴翘开，强迫他们发言吧？王文献说，你现在仅仅是一个预备党员，我们发展你为预备党员时，顶着有人说你是在国民党部队干多年政工员的历史污点，坚持发展了你，你要是辜负了组织上对你的信任和寄托，连个鸣放就发动不起来，你好好想想我们下一步会对你如何？我说，王书记老弟，你光批评会中？说点具体的、可操作的东西，也算指点迷津吧？王文献说，现在看来，让你们组 16 个老师一起起来都鸣放也不现实，实行重点突破你看怎么样？譬如你们组张自明、王捷之、李文堂、余声三这几位老教师如果能让他们都鸣放起来，那示范作用不仅仅是影响南师教师队伍鸣放的问题，还能震动整个二高片区呢 ? 还推心置腹地说，这几位老教师看问题都比较尖锐，思想水平、文化水平都比较高，让他们把心里的话奉献出来，对揭露和克服党内的“三大主义”一定会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关键就看你能不能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他们放不放的问题。你要急党所急，想党所想，切实履行起组长责任，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鸣放起来。
阎君明说，于是，我就按照王文献的意思去做张自明、王捷之等老教师们的工作。谁知，我在组里会上讲，当场就碰了个钉子，私下里讲，那就更难堪。那个比我大几岁的李文堂老师竟十分尖锐地指出，阎君明，你以为我们都是三岁小孩子呀 ? 就那么容易上你的当 ? 就那么容易钻进你摆的圈套里？关键是，我们真的对共产党，对新社会没意见，觉得现在的一切都怪美，没啥可放的。余声三更看破红尘似地对我说，专区中心银行刘耀南到底是咋被打成右派的 ? 我已经重新进行了了解，地委座谈会上本来人家不想说什么，可孙鼎书记几次怂恿人家发言，人家听领导上的话了，放开鸣放了，到头了却成了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右派分子。我们脑子都没进水，为啥放着安生不安生？王捷之老师更老奸巨滑，他才不会听信我的鼓动宣传呢！所以，曾有一阵子，我领导的那个第二小组，清是鸣放不起来，而此时的二高的墙壁、地上已经贴满了大字报。
那时候南阳二高院内老师及学生食堂里，也是交流鸣放信息，相互通报运动新闻的一大集散之地。参加集训的教师们此时心情虽然复杂，但共同关注的还是各集训组老师们的鸣放情况。何仁超领导的小组鸣放了起来后，到他们鸣放阵地观摩看大字报的人群，走了一拨又一拨，孙鼎还曾几次拍着何仁超的肩膀称赞夸奖，王文献的副校长更在多种场合夸奖他，早已使何仁超飘飘然，忘乎所以了。一次，何仁超在饭堂里竟当着南师好几位老师的面，讥笑阎君明领导鸣放不力。阎君明说，我稍微谦虚性地说了几句，说点请教什么的。何仁超就说，这还用谁教吗？我的体会就是身先士卒，自己首先要冲锋在前。何仁超是河大文史系毕业，引经据典是他的口头禅。阎君明至今记得何仁超那句引用曹操训斥属下人的话，大致意思是，曹操要夜袭袁绍乌巢的粮仓时，众将劝他不要亲临前线，曹操说，我不上前，谁肯上前 ? 何仁超得意洋洋地说，进入鸣放的第一天，我就写了三幅诗配漫画的大字报，又帮别人写文章，心诚所致，金石为开嘛！要不怎么有今天的局面？
阎君明说，带头鸣放这不是没想过，但过去一直顾虑重重顾虑，经王文献的批评和何仁超的点拨，开始心动了，要不先带头“放一炮”？鸣放什么？自然首先要当好农民的代言人了。在阎君明看来，既然自己现在的身份是国家干部、预备党员，对人民负责和对党负责的一致性应当是此次鸣放的基本出发点。阎君明是南阳县溧河区黄台岗中心乡勾营村人，这里地处白河东岸，属于冲积平原的滩头沃野。农业合作化前，这里的绝大多数农民基本上没有人为吃饭问题犯愁。可是初级社特别是高级合作社以后，这里的人们吃饭问题越来越严峻了。究其原因，他觉得说来说去还是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方面出了大问题。为什么现在非要学习苏联走集体农庄体制呢？他觉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可以千条万条，唯独不能搞大呼隆的生产经营体制，在农村最好应是互助组，最大搞到初级社，搞高级社清是胡整乱来。他想通过鸣放促使当局改弦易辙，回到互组组的生产经营体制上去。阎君明说我的鸣放言论是，顺口溜，“社会主义好”，我让他看看原文：
社会主义好是好，农民就是吃不饱。
自已种粮不得吃，大批粮食都运跑。
社会主义真正美，三餐红薯加清水。
腹内空空无力气，面黄肌瘦活像鬼。
社会主义真不错，农村不见柴禾垛。
粮食少来柴更少，砸床砸座来烧锅。
社会主义锦前程，眼前没吃活不成。
干部喝酒又吃肉，农民饿的肚子疼。
阎君明特意给我解释说，我这里批评的社会主义，实际上专指的农业合作化道路问题，而不是党所指的社会主义大方向问题。那时候，在一些人看来，唯有搞“大合作社”才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以至于使这种并不适合当时中国国情的生产经营体制越搞越大，几乎毁掉了整个中国的农村经济。我所讽刺的合作化后南阳农村的现状，不仅是南阳农村的一个“盆景”，也应是当时中国绝大部分农村萧条败落情况的缩影，其实并没有夸张和污蔑。文如其人，从阎君明质朴的文章里，我们看到了当时知识分子阶层对农村问题的焦虑，对合作化体制的否定和对教条主义的批判。
对联：
大量出口粮食致使雀鼠无食也逃国外，
人民无粮等着饿死暴政无德应遭鞭挞
平心而论，那时候执政党所采取的所有办法，其出发点都是为国为民的，只是在探索过程中自信程度太高，以至于把主观臆断，变成了刚愎自用，把一意孤行当做了“执着”。即使如此，这与历朝历代横征暴敛，不顾百姓死活的封建政权是有着根本不同的。这副对联，虽然批判的语言很尖锐，但比喻失当，是很不准确的。对此，阎君明向我解释说，那时候鸣放的人们都挖空心思把问题写得严重点，写得触目惊心一些，故弄玄虚，耸人听闻，这好像是那时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
在“偏心眼的毛主席”的大字报里，阎君明写道：
毛主席真是好，就是河南留粮少？
留粮少那也行，只要全国一碗平。
湖南省是你家，平均定量 480 。 ( 每人每年 480 斤粮食 )
河南与你无牵挂，统购透底你不怕。
没吃的，没烧的，干活哪还有力气？
是同乡，享清福，不是同乡皮包骨。
希望你老心放正，莫让国人不高兴。
整风鸣放中，不少南阳人从臆断的观念出发，批评毛主席在粮食问题上心向湖南人，到底湖南省当时的农民年实际留粮量是多少？笔者至今仍是个谜。从后来的情况来看，湖南省的农民们的缺粮情况也很严重的，根本不存在什么“偏心”问题。所谓，湖南农民每人每年 480 斤的问题，阎君明说就是瞎猜的。 1956 年到 1957 年间，河南省农民口粮的“理论定量”是 360 斤，南阳有的地方仅 320 斤、 280 斤，或者更少。那时候我所在的南阳县菱角池乡的流行语言是：做不做三百六；干不干，都吃饭；征不够，口粮凑。所以，中央制定的农民年平均留粮标准实际上并未得到执行，而这些当时又没人去检查落实，以至于人们埋三怨四，其实，这些具体事情，毛主席根本就不可能知道。
在“怪现象里”阎君明和同组老师张雨民合伙写了一张大字报：
报纸上说，粮食增产了，可是农民却吃不饱；
广播上说，粮食增产了，农民群众的粮柴反而更少；
校长说，粮食增产了，可农民们的牛、猪、驴瘦的能随风跑 ( 意思是瘦干了 ) 究竟咋回事，问问谁知道？
我们的“主流媒体”和官方宣传，从 1955 年起就在大力宣传“合作化的优越性”和农村的“巨大变化”，瞎话满天飞，以至于老百姓把当时的新闻媒体讥讽为“瞎话工厂”。阎君明的这张大字报并没有说错，只是算嘴上抹石灰－－白说。
在题目为“千古奇观”的大字报里，阎君明写道：
干部犯了错，打到小学去。
这算啥处理？为啥把小学变成劳改所？
依笔者看来，当时的学校确实政治地位低下，是各级犯错误干部的收容所，客观地说，这一篇也算针砭时弊，是在为学校的政治地位鸣不平。
在“如此普及教育”的漫画里，阎君明画的是一所小学墙外林立着人民银行，一群穿着阔绰的富家子弟脚踏着人民币去上学，而一群衣服褴褛的穷人孩子则望着学校在哭泣。
笔者看来，此种现象不符合当时的情况，那时候学校是讲阶级路线的，并不是金钱至上的。我从 1952 年入小学校后，由于出身贫农，几乎没缴过每学期仅 0.5 角左右的书籍费 ( 含学杂费 ) ，那时候起码在农村无此现象 ? 由于年长日久，对此阎老先生也说不不出所以然了，我也不好意思去深究。很可能是阎君明当时为了完成鸣放的条数或大字报的张数，胡编乱凑了几条，用数量彰显他带头鸣放的积极性。
由于阎君明的毛笔字特别的好，为了鼓励鸣放，他还主动请缨，帮助别人抄了几十张大字报，算是为“为虎作伥或煽风点火”吧，自然是划为“右派”的“罪行”之一。。
不过阎君明的鸣放也真的像无声的命令一样，启发影响了大家，他领导的小组终于在鸣放方面后来居上。下面是该组几位教师的鸣放言论；
在“王法好忍饿难忍”的大字报里，李文堂写道：“明明是饿着肚子，衣不蔽体，却偏要说是丰衣足食，说瞎话不知脸红，还要下级都跟着说瞎话，这太过分了！”
余声三老师以“三个女婿拜年”为题，写了一个笑话，说的是合作化后一个春节，三个女婿都回来给岳父岳母拜年时，岳父让他们各以“红薯”为题目，吟诗一首。自然是大女婿先说，便以干部身份吟道：
“吃大肉，吃白面，红薯稀饭当改善。合作化，是金桥，农民生活步步高。”
二女婿是教师，便根据当时城镇居民的粮食供应情况，吟道：“吃蔬菜，掺杂面，蒸吃红薯是便饭，同生死，共甘苦，农工联盟是基础”。
三女婿是识了几个字的农民，便根据自己终日清一色的“三红馔”吟诗曰：
“红薯馍，薯面汤，红薯干来终日尝，吃的胃酸烦的慌。”教师李文堂以“新旧对比”的题目，写道：
“旧社会的农民们虽然也吃不饱，可是每天还可以吃到几个馍；新社会的农民早就吃不到馍了，搞合作化是新的剥削和破坏农业生产的极坏措施，真的把农民们搞苦了。”
教师王捷之除了用“小老鼠，上灯台”的童谣作了一首骂人的三字经外，还写了多张大字报，他那篇“合作化不是自愿的”大字报是直接对着毛主席的。
“合作化道路是关乎着 6 亿人民衣食住行生活的大问题，本应该在调查研究，充分论证的前提下才能决定搞与不搞，怎样搞的问题，可是我们的毛主席只调查了三户农民，便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搞开了，这太仓促了！”
写道这里，王捷之愤然质问道：“明明是错了，为什么既不敢承认，还不改正，甚至还反其道而行之？”
在“这是实际问题还是思想问题”的大字报里，王捷之写道：“粮食不够吃明明是个实际问题，可各级党委和人民日报都偏要说是思想问题，这到底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现今人民内部突出的矛盾是什么？是粮食不够吃问题，饿是王法之祖，管饭不管饱不如活埋。农民最大的痛苦就是饥饿，是空着肚子还得去干重活。”
王扶之也是阎君明这个小组的成员，他鸣放的问题仍然是粮食问题，他说的很具体：
“最惨的是红薯问题，市民不够吃以前尚能买些红薯补贴，可现在红薯也得抵粮食指标，且由 5 斤折 1 斤粮食改为 4 斤，咋能够吃？”
(1957 年前，河南省的红薯折粮一直按 5 斤红薯折 1 斤原粮的计算办法， 1957 年 8 月 5 日至 13 日的河南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上，省长吴芝圃等为了让河南农民“少吃建国”，向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发难说，潘复生在粮食问题上有片面的农民观点，过多地照顾了农民的利益，尤其提到红薯折粮问题。从这年秋开始，全省便改为 4 斤红薯折 1 斤粮食的计算办法，实际上，晚红薯就是需要 5 斤红薯才能晒成 1 斤薯干。用这种折法，南阳专区当年秋就多征了 5000 万斤粮食。笔者注 ) 。
南阳几次的整风运动中，几乎是无人不谈粮，无人不谈吃，足见吃饭问题已严峻到何种程度，可是当时的官方却一直把这种民情当作“污蔑大好形势的反党言论，”真正的奇怪和危险正在这里。
在阎君明的带动之下，他领导的集训小组的教师们都进行了鸣放，就连那个平时沉默寡言的老教师张自明也鸣放了两则：
一、 修路者之歌：
我修汽车路，我车不能走。我走汽车路，谁人替我修？
默默发长叹，心酸不能休。
二、 怀抱琵琶：
昨夜洞房灯红，心惊恐，郎君冤女，绕膝白头顶。
自喜得，娘陪嫁，弟高升，何论卖了自身全家荣。
若是别人，像张自明鸣放此两则后就不会有人再动员继续鸣放了，可是学校主抓鸣放的王文献传出话来，地委整风办说了，张自明鸣放的还只能算不深不透，语焉不具体，不明晰，且没有涉及到大政方针问题，还得继续鸣放，这是为啥呢？
原来，张自明不仅出身地主阶级家庭，解放前还曾在国民党南阳县党部当过秘书等职，也曾在解放前夕被迫集体参加了国民党，解放后才改行从事教育事业。由于他有上述的政治背景，第二批整风运动开始时就内定为右派分子。
可是张自明就不疼不痒地鸣放了上述两则，据此怎能名正言顺地把他划为右派呢？所以，学校就指示阎君明及其几位“促鸣放积极分子们”对张自明实行轮番动员。阎君明清楚地记得，他本人就对张自明进行过反复动员，还以自己和学校教导主任王捷之都带头鸣放，且已鸣放多条的事例来启发张自明。谁知张自明回应说，我咋能跟你们相提并论呢？你阎君明虽说在国民党军队多年，可最后参加了起义，是以解放军军官的身份转业安排到学校的。可我呢？我是以国民党旧人员的身份留用到新政权机关的。共产党不计前嫌，给我一个吃饭的饭碗，恩同再造，我真的对共产党没意见，你叫我鸣放个啥？
阎君明把这话如实向王文献进行了回报，最后还概括了自己的意见说，对张自明我是有力使尽了，我看也只能如此，要不，就到此为止吧？
攻不下这个“山头”可不行，王文献亲自到阎君明这个集训组督战，亲自组织积极分子们对张自明进行车轮战术，轮番“攻心，”诱他发言。譬如说，你不鸣放提意见，就是存心不帮助党整风克服“三大主义”，就是不想立功折罪，对新政权心存偏见或敌意等等。那时候人们已善于扣政治大帽子了，凡事都爱上纲上线，不顾事实，强词夺理，而且都多不近人情。张自明再能忍耐，也有难以接受的时候，积极分子们把他逼急了，便苦苦哀求说，爷们哪！放我一马吧 ? 我上有老，下有小，就凭我一个人的工资来养家糊口，我原有的历史包袱就已经让我够背了，别再给我弄顶右派帽子行不行？积极分子们说，好你个张自明！你把整风运动说成是抓右派运动，这不是蓄意破坏整风运动是什么？仅凭这一句话，就够划个破坏整风运动的大右派！王文献在结束此次“动员会”时说，这也算是张自明的鸣放吧，而且还是最好的鸣放。在阎君明送他离开时，还拍着阎君明的肩膀说，我们的“台湾岛”终于解放了，你和你的全组同志们的任务也算圆满完成了。
两天以后，张自明即以“破坏整风罪”抓进了监狱，这是面上整风运动中二高片区第一个被抓进监狱的教师。半月以后，阎君明所在那个组里的李文堂、余声三、王捷之等人先后被当做“右派”分子受到批判斗争，王捷之还被划为“极右分子”。这个组最后被划为“右派”的便是阎君明了。他感到很冤枉，便找校长魏焕亭诉苦，说是自己全是被逼无奈才鸣放的，而且一再辩解说，我鸣放的问题都是有第一手资料的，是客观存在的，你们说实行言者无罪，怎么出尔反尔呢？魏焕亭是一个颇有同情心的人，但由于心地善良，地委不让他抓整风运动，所以，此情此景魏焕亭也不便说话，只开导性地对阎君明说，你去给王校长好好说说吧，兴许有挽回的余地。
于是，阎君明便去找王文献，请求他给予关照一下。还一再说，王校长老弟，我的情况自始到终你应该最清楚。我原本是不准备鸣放的，也压根儿也不想当这个集训组的小组长，你一再说你是预备党员，学校里的骨干，一定要在整风运动中好好表现一番，所以，我确实是赶鸭子上架般地被动鸣放的。谁知王文献说，是的，我曾多次鼓励、动员你鸣放，可我是让你帮助党克服“三大主义”的，而不是让你攻击党的。谁让你说社会主不好什么的，仅你过去双手沾满解放军鲜血的罪恶历史，你阎君明要是不是右派的话，那南师近 46 个老师就找不到一个右派了。阎君明分辨道，我说的社会主义专指的合作化问题。王文献说，这就更不对了，合作化道路是通向共产主义康庄大道的金桥，是六亿人民的必由之路，更不能说它个不字。阎君明说，现在是划右派，应该打烂盆说盆，打烂罐说罐，你又翻腾我历史问题干什么？我是起义部队，这咋能算污点？王文献说，你毕竟当过国民党 15 军的上校政工员、军需员，这咋能算历史上的亮点？阎君明说，毛主席还当过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周总理、郭沫若都当过国民党的大官呢 ? 这也是他们的历史污点？
王文献理论不过阎君明，他可能也不愿得罪阎君明，或许也真的帮不上阎君明的忙，于是就无奈地说，不是我想把你打成右派，而是你自己的鸣放言论决定了你今天的帽子，在这个问题上，不仅我真的帮不上忙，甚至地委何部长都无力回天。出于咱们的友情考虑，我建议你下一步要反戈一击，带头起义。解放前夕，你跟随国民党 15 军的大部队向解放军起义了一次，这很好嘛！我希望下一步批斗右派时，再起义一次。阎君明一头雾水地问，怎么起义？王文献说，譬如说揭发批判王捷之、余声三、李文堂他们如何早有预谋，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你是怎样受他们蒙蔽的等等，这还用我教吗？如果在这方面有突出表现的话，兴许我还能跟地委整风办说一说，不给你戴帽子？阎君明说，让我把鸣放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打死我也不会干这种缺德的事。这一来，阎君明向王文献诉冤求宽之事以无果而终。
阎君明被划为“右派”后，被发配到河南黄泛区内黄县白条河农场劳改 4 年， 1962 年秋转回原籍－－南阳县黄台岗公社勾营大队杨庄生产队，进行劳动改造。由于阎君明在部队时学会了修理柴油机、电机等本领，该大队机灌站的 16 台柴油机全部由阎君明修理，在生活上和政治上都没有吃太多的苦。除了被错划为“右派”外，阎君明另一最大的不幸是 42 岁那年老伴去世，家中三个孩子全靠自己又当爹又当妈的养活。 1979 年改正时，阎君明已 56 岁，孩子们都已成家，自己也不愿再找老伴，这几十年来一直孑然一身。所幸阎君明一直坚持练书法，晚年书法作品多次在国家级评比中获奖，还曾得到过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奖项。由于坚持练书法，坚持锻炼和儿女们特别孝顺， 92 岁的阎君明身体十分硬朗，不仅头脑十分清楚，还能与人面对面直接交谈，正由于如此，笔者也就从与其三次交谈中，了解到许多南阳师范学校整风运动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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