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宗礼：从三间房村看“土改”的必要性
从三间房村看“土改”的必要性
－－作者：赵宗礼
有人要问你对“土改”是啥看法 ? 我说，大道理我真的不敢跟研究这一问题的专家、学者们相比，但联系实际谈问题那就不好说了。我从家乡三间房自然村解放前土地的实际拥有量，看“土改”前土地高度集中到什么程度，其“土改”的必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我是 1945 年 11 月出生的，从 1963 年 1 月到 1969 年 10 月期间，又在家乡－－南阳县新店公社菱角池大队三间房村当了 7 年的生产队会计，对乡情变迁做了多年的业余“调查研究”。我觉得，三间房自然村的情况，最能够“窥一斑而见全豹”，对解放前中国农村、农民问题的突出矛盾是啥也就十分清楚了。
我所在的三间房自然村解放时仅 100 来口人，却拥有耕地 1700 多亩 ( 还不包括快解放时地主们争相贱卖出的 100 来亩 ) ，其中约 1600 来亩的土地是 8 户地主和 4 户中农、 5 户下中农所有。也就是说，平均每户地主就拥有土地 200 来亩。如果再往前追溯的对话，其实整个三间房村原本是一家姓李的人家一家所有，而且是由“散闲房村”演变过来的。
我在家当生产队会计时，在没有别人或“头脑里阶级斗争这根弦蹦的不紧”的时候，时常同本村的一位叫李成乾 (1995 年去世 80 来岁 ) 的地主分子和一位叫李成敏的“右派分子”聊天拉家常时，曾“打烂砂锅问到底”般地询问“三间房为什么有‘散闲房’的传说”？李成乾和李成敏都告诉我，我们的先祖是李贤 ( 李贤， 1408 － 1466 ，字原德，河南邓县人，官至兵部尚书，华盖大学士《大明一统志》的作者，百度可查 ) 的后裔，大概在清初年间左右吧，其一嫡系分支搬迁到在南阳城东关经商为生。那时候一般有点钱财的，除了在城里有生意、有住处外，临近的乡村里都还要置买地产和建造专供消闲散心或躲避兵荒马乱的别墅。这里离南阳城东关仅 18 华里，又毗邻白河和赴省晋京的主大道 ( 当时叫许南公路，现在叫“豫 01 线公路” ) 于是就被遴选上了。由于在建造别墅时，其中有三间瓦房，就是现在李金祥的们住的房子的最前身，特别高大壮观，就成了咱们这一带的人作为区别村庄的标志，临近村民们都叫为“三间房”。而先祖们起的村名是“散闲房”，可是大家都叫“三间房”，毕竟“民言”散布者众且快，“一家言”怎抵“众家传”，后来先祖们不得不顺从民意，按谐音拍板改名为“三间房”了。
李成乾、李成敏他们说，由于先祖开始是老弟兄俩，分家后据说遗言要求子孙们比着正混，比着置地，这些话原来家谱上都有，后来怕当成“变天账”，解放后都烧掉了。由于尊循先祖遗训，这老弟兄俩的后人们比着置地盖房子，到解放时已经是东八顷 ( 即 800 亩地 ) ，西八顷 (800 亩 ) 了，瓦房盖了大几十间，要不是战争毁掉了一些更多。由于土地多，钱多，解放前每年都根据收成的好坏程度，在农历正月十五左右，或叫来一台木偶剧团，或叫来一台汉剧团，搭台子唱三天，也算是慰劳四邻乡亲和周边众多的佃户们吧 ? 每次在戏没有开演前，先祖们总要先说几句答谢四邻和众佃户的话，这也成了一种习惯或规矩。所以，便有了“三间房一圈沟，正月十五唱木偶，或是汉剧胡乱吼”的说法。只是我们西边的这一分支的后代没有东边那一分支的后代“官气旺”，到这里后好像一直没有再出什么大官，而东边李明中 ( 与他们同辈分，作为区别西边的分支是“成”字派，东边的分支为“中”字派 ) ，远的不说，李明中的佰父李楚白是国民党河南省参政议事会的专员级议员，正厅级。他的兄弟李英甫是国民党南阳县党部书记，只是那时候县长赵芝亭是一把手，他是第二把手。 ( 说到这里时，穿插一个传说，据他俩讲，李英甫大概在 1938 年到 1947 年间为国民党南阳县党部书记时，南阳地下党创办的“芳林酒厂”主要负责人邰士芳、邰士林与他们打的火热。李英甫早就知道他们是共产党，但从不说破，只是缺钱花时写个条子到那里拿钱就是了。但有一条原则，那就是要钱、要物却从不安排人，以防当作把柄让别人抓着。国民党官吏们之腐败手段也可见“一斑”，笔者注 ) 。那时候，三间房村的农民们进程说话气粗得很，要是驾着牛车或马车进城那就更气势了，简直是横冲直闯，就好比现在敢闯红灯的人一样。甚至跟人家打群架时，也依仗着李英甫的势力，处理此事的警察们也总是把别人的有理说成没理，三间房村的人没理说成有理。其实，李英甫这个人架子大得很，成年没有回过村，像我们这些本家的人去找他时也都是傲慢的很，待理不理的。好在他死在解放前，要不也肯定像生定他爷爷一样，是要被镇压的。因为像他们这样的都有人命案，民愤大，共产党和老百姓们是不会放过他们的。
李成乾说，但由于李楚白、李英甫这弟兄俩预测出了政治走向， 1947 年底在陈赓部队打到南阳以前，他们家就开始贱卖土地，解放时他们家仅仅划了中农成分，加之当过南阳县中心粮库主任的李英甫胞弟解放后自杀身亡，这就使李楚白、李英甫的亲侄子李明中能够在解放后照样上学，且一路顺风，大学毕业后当上共产党的正县级干部 ( 从平顶山市物资局局长位置上退休 ) ，听说明中的两个儿子混的更好！仅此一门人，就先后出了两个国民党的县长以上干部，共产党的一个正县级干部，按过去的说法叫“华盖满此门”。而我们西边的这一分支呢 ? 清是地气不好人太笨，到三间房后再没有出过县长级以上的官。每每说到这里时，“宿命论”思想很浓的李成乾总是充满着遗憾和无奈。
好家伙呀！这么多土地实际上原来仅仅是他们老李家一户的地产，解放后却成了 54 户人家的共同地产，还不过仅仅是其中的一少半而已。为啥哩 ? 周边所有种老李家的临近村像菱角池、张雷庄、关营、白河新庄、西雷庄村及大盆窑村的部分土地，都是土改时政府统一划归过去的。怎么划归 ? 具体说，凡是种这些土地的佃农，佃农在哪个村的归哪个村所有，大致就划归周边所有的土地约在 8 顷 , 即 800 亩左右。土改时，在政府统一安排下南阳城里无地无房子的李慧敏、晋天顺和我们三家已经无法生计的城市贫民，区公所所在地新店街上王志德、王要亭、张书文、南京州等 5 户也将要进入讨饭吃的小镇居民，两项共计 50 来口的城镇贫民都在这里安了家。“土改”不仅使三间房村所有的佃农和靠扛长工为生的 20 多户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也使我们这么多城镇因主业凋零没饭吃、没房子住的贫民们开始有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和起码能遮风挡雨的房子居住。所以，开始那几年，三间房村的老户们每当说起我们这些得以新生的“外来户”时，总带着嘲弄的口气对我们说，是三间房村救了你们这些外来户，要不是解放，要不是你们来到三间房村，恐怕早就逃荒要饭了。上过 5 年私塾的父亲每听到这话时，向来不饶人，总是这样说，是的！确实是三间房村收留了我们这些“外来户”，但这只能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不是他们叫我们来到这里，不光是李家户的地主们不答应，就是你们这些“坐地炮”的老户们也不会答应的。还不仅仅如此，就是共产党当时安排我们到这里等着分地分房时，老王婆 ( 后来我们叫她“王大娘”，三房村佃农 ) ，竟敢把我们暂住的磨房里的门窗全部扒下来扛走了，又是共产党命她再扛回来。所以，我们只能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但这类话，村里的老户们都嫌难听，私下里总是说明明是三间房村救了他们，反而不承三间房的情，每每遇到能教训我们的时候，总要千方百计教训我们一番，“欺生”在这里尤为突出。他们在平日的交谈中从不提父亲的大名“赵永成”三个字，而是叫“帽壳匠” ( 因为我父亲只会做“帽壳”即老式帽子 ) ，私下里贬称他为“圣人蛋”，意思是说爱说“之乎者也”之类的文绉绉的话。直到 1963 年我当上村里的会计后，父亲的名讳才开始有人叫了起来。为啥要说起这些是不利于团结的话，我想通过我们村，我们家的一些情况，告诉年轻的人们，“土改”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让当时最弱势的穷人们当家翻身，确实很不容易的。由此引起的不仅仅有少了土地和房屋的那些人对共产党的长期不满或怨恨，就是自己营垒里的人反对的也相当明显和激烈，分三间房村地主们的土地和房子就好像分着他们自己的土地和房子一样，也是心疼的很哪！
“土改”从南阳专区的角度来看，那就更有必要了。
南阳是 1948 年 11 月 4 日获得解放的， 1949 年底到 1950 年春，南阳地委即领导全区人民完成了剿匪反霸和土地改革工作，“全区贫下中农从地主、富农手里分得土地 368 万亩，耕牛 7.4 万头，房屋 1602 万间，农具 3.9 万件，粮食 1762 万斤，衣被等物品数十万件。不仅解决和改善了当时生存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也实现了几千年来贫苦农民一直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的期盼”《南阳市党史第二卷》。
所以说，没有当初，怎会有今日？若没有“土改”对全国土地“大和泥”般再分配，接着而来的“合作化”呀！“借地”呀！“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呀 , 特别是后来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顺利实施，简直是不可能的，一系列的“大戏”、“好戏”也就根本无法演唱。而“土改”就是“撘台子”的问题，俗话说：“先搭台子，后唱戏”嘛！所以，有些学者或“土改”时曾被“革命”的部分后代们 ( 我觉得他们当中对土改认识不到位的是极个别人 ) ，从根本上否定土改的必要性、正确性这是非常错误的。但我也不赞成重演像“暴风骤雨”、“白毛女”这样的老电影 ( 作为历史教科书还是很有必要，而作为“高台劝话”般的小说和电视剧就未必了 ) ，更不能再搞什么“控诉地主压迫之苦”的所谓“阶级教育”了。我甚至还认为，现在全国城乡风行的“斗地主”的游戏的名字是否要改一改？换一个既准确，又中性的名字，譬如，可否叫“一对三”或“三对一”？让这一游戏远离政治？这是因为“斗地主”的做法，尽管当时是很有必要的，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毕竟对一部分当事人或他们的后代人都是有刺激的，是一个应逐渐淡化和忘却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当年“搞阶级斗争”很有必要，现在再”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恰恰相反，我反倒认为现在应适当宣传“阶级调和”，淡化历史矛盾和历史仇恨，不然的话，恩恩怨怨何时了？什么时候才能达到“和谐社会”和“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所以对“土改”问题，只能讲历史的必然性。
其实，关于这一点，党内远见卓识的领导干部早就看出并指了出来。 1953 年初，潘复生当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时，就“认为土改后再以阶级分析的观点，即把农民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的阶级分析的做法是‘土改观点’” ( 吴芝圃 1958 年 7 月 4 日批判潘复生的文章，见当日的河南日报第二版 ) 可见像潘复生这样的封疆大吏当时就认为，土改后农民们应该团结一致，安心搞生产，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那时更多、更大的领导人却认为“地主们都有盼望蒋思想，整天想的是变天复辟”，“反攻倒算”什么的。对此，我当时也是深信不疑的。只是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期间，我多次与李成乾就这样一问题进行交谈，想听一听他们当时到底是咋想的。我说，三叔，你给我说实话，也就是要挖着心窝说，土改后到底你有没有“盼美望蒋”的思想 ? 有没有“反攻倒算”的企图？他说，这么大的地主分子群体，你要说一个人没有也很不现实。可是要说都有，起码冤枉了像我这样的曾被地委土改工作组树立为“开明地主”的人了。李成乾说，谁都明白得很，不要说蒋介石根本就打不回来，即使真的打回来了，那对我们这些人来说，简直就是毁灭性灾难呀！即使被共产党不杀我们，像你们这些翻身农民也主动会杀我们的，所以我们才最怕蒋介石打回来的呀！不仅如此，起码我们家是这样的，总是怕孩子们想不开而仇恨现实，处处与政府作对。因为要是那样的话，就会出现走极端的问题，咱们村这么多地主子弟们在多次挨斗的情况下，没出现一个因走极端而犯罪的人，就是很好的例证，就是像我这样的地主们不断教育孩子增加理解和宽容的结果。我也不断给他们搞“新旧对比”，这就是比社会安定，比不逃老日，不跑土匪，没有兵荒马乱，没有流离失所，都能安家立业，几十年太平盛世等等，毕竟生命安全和繁衍生息是第一需要嘛嘛！所以，我始终从内心深处能够理解“土改”，随大众而跟共产党走的嘛！可有的人总是要把我们都放到对立面去想，搞什么假想敌，其实有的警惕的对，而更多的恐怕不太准确。
看起来，无论什么时候，如果仅仅地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分析问题，闭门造车般地去设想，或者“一个思维僵到底”的话也或许真的冤枉了像李成乾这样的人呢！所以，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立即摘掉所有地主分子帽子的决定那是多么的正确呀！而过去长期不区别谁改造好，谁还没有改造好，甚至对他们越来越严厉，也确实伤害了其中有些人的自尊心。本来已经是我们自己人岂不更好？为什么非要把他们都推敌人那一边去呢 ? 但现在，有的人否定“土改”，这也是很不应该的。
写到这里，我再重复一遍，“土改”是共产党成功地选择，历史地选择，是共产党高于国民党、打败国民党的一个重要原因。蒋介石到台湾后，借鉴共产党的经验搞起了“土改”，而且还真搞成了说明，实现“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是中国社会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土改”拯救了当时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的中国的几亿农民。当然，由于当时的共产党都是由“穷棒子”为主的人群组成，没有钱，不可能采取其它的办法。据说蒋介石从大陆逃到台湾岛时，仅从上海银行就带走了国库了价值 7 亿多美元的黄金，所以他才能够把从大陆弄来的钱“买地主们的土地，租给无地农民”。而刚解放时的共产党采取“没收统分”的办法，那也是历史的正确选择。
我这里用这样一句话来结束此文：“从一滴水中可以看见太阳，从三间房村无地农民们的翻身，看、想土改给当时中国农民带来的翻天覆地般变化！”这也算是“小中见大”吧！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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