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宗礼：“在劫难逃”的余泽泮、周贺镐
“在劫难逃”的余泽泮、周贺镐
－－作者：赵宗礼
2009 年 8 月 18 日下午，亲手把于泽畔打成“右派”的原南阳农校校长、学校党支部书记孙天祥 (80 周岁 ) 对我讲，为了不让给于泽畔打成“右派”，我当时破例地向地委主管打右派的何凤德副部长好话说尽，可还是没有保住，以至于当时农校就编有“孙校长好话讲百遍，还是没保住于泽畔”顺口语。尽管如此，我说句凭良心的话，在于泽畔右派问题上，我确实是有力使尽了，无愧于心。从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这话符合实情。
为什么要给于泽畔专写一篇？这是因为于泽畔的学历、本事、胆识都堪称为当时南阳专区数一数二的人。他是解放前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解放后一直担任南阳农校的常务副校长，主持农校的日常工作， 1954 年后还被推荐为河南省人大代表，和一高教导主任李光涵是全专区教育界仅有的 2 个省人大代表。与别的学校领导所不同的是，于泽畔在繁忙的公务之余，始终没有丢掉教学业务，在地理课和历史课的教学中那可是初了大名的。“八大”以后，即 1956 年 10 月到 1957 年 4 月期间，为了实现党的工作重心向“发展经济第一要务转移”，南阳地委、专署机关还曾请他到机关或党校搞过专题讲座，让他为南阳经济发展献计献策。没有开展整风前，于泽畔在南阳可以说红的发紫，吃香的要命。
然而，整风“反右”时，于泽畔却成为一个“大右派”，而我查到的于泽畔的鸣放言论，仅仅就这么 1 条：
“优先发展重工业，轻视农业发展，这是本末倒置。工业投资多，农业投资少，势必影响到农业发展。没有农民生产粮棉油，全国人民吃机器、穿钢铁？眼下最要紧的是如何先让农民填饱肚子”。这是多么有前瞻性的批评和建议，作为一个省人大代表的身份，他有理由也也有责任向和政府提出这样的合理化建议。要是仅凭这些就把于泽畔打成右派，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于是我找了好几个熟悉于泽畔的老同志询问于泽畔到底为什么被打成“右派”的，较普遍的说法是：余泽泮的右派是讲课讲出来的。这种说法也说得绘声绘色，大致意思是，于泽畔不仅是一个出色的历史课教师，那地理课讲得也无人可比。他眨眼工夫能在黑板上用粉笔勾画出一个犹如放大了的中国地图，细心的人曾测量比对过，其精确度之高令人咂舌和惊奇。据说每一次在课堂上画了中国地图后，总是有点十分惋惜和遗憾地说，同学们，我们伟大祖国的地图原来的形状有人说像桑叶，也有人说像海棠叶的型状，说罢随手擦去中国现状图，画了一幅中国原状图。同学们要问为什么少了这么一大块，变成了今天的雄鸡状呢？余泽泮说，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致使我们中华民族的国力越来越弱，在这种情况下，沙皇俄国就凭借着武力强占去我国东北 15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15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多少？那是相当于今天 15 个浙江省的面积啊！ 1945 年，现在的苏联又支持蒙古的分裂势力，把外蒙这么一大块从祖国的版图上分裂了出去，算到一起那是近 400 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呀！说到这里他往往情绪都很激动，总是十分感慨地叹着气说，唉！弱国无外交啊！所以同学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后好好报效祖国，为强国富民而奋斗。不少了解余泽泮的老教师说，余泽泮就是这么一个能把地理课变成爱国主义教育课的高级教师。整风反“右”时，有人却说他煽动反苏情绪，破坏中苏友好联盟，因而就被划成了右派。
还有一种说法是，于泽畔是当时南阳最大的知识分子，按照当时的说法，凡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不仅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还是“旧知识分子”，于泽畔都占完了，越大越臭，而且还出身地主家庭，这恐怕是他成为右派的必然理由！到底哪种说法正确？在打听到亲手把于泽畔划为“右派”的当事人孙天祥老先生仍然健在，我哪种说法也不听了，直接找孙天祥去！
2009 年 8 月 18 日下午，我来到南阳农校高干宿舍楼，找到了时已 80 岁高龄的享受副地级待遇的孙天祥。说明来意后孙夫人用十分警惕的目光仔细地查阅了我的证件，还说了句：“你进门时我还以为是骗子或老年乞丐呢？如今登上门入室讨要钱财的的乱七八糟的人可多了。”看来，本人不仅貌不出众，穿着也很土气，以至于比孙老先生小 20 多岁的孙夫人竟把我当成了老年乞丐。孙老先生倒十分客气、大气，他先严肃地批评他的夫人说：“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赵记者的大作我 20 多年前就拜读过，我们也可以说神交已久吧！”这话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笑着说，不错！我还真是登门入室讨要东西的，不过不要钱财，讨要的是比钱财金贵得多的东西！
于是，我就说明了来意，并向他交换了来之前在于泽畔右派问题上听到的各种说法。孙天祥说，我所知道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是南阳专区最有名望的高级知识分子，当时好像他们都是划右派的重点人群。孙天祥回忆说，大概是 1958 年 2 月中旬的某一天吧，地委宣传部副部长何凤德通知我到他的办公室一趟 ( 当时何是地委分管宣传、文教、卫生工作的具体领导 ) ，我立即赶到那里。见面后何凤德开门见山地问我“余泽泮在鸣放中说了些什么？”我如实回答说：“没有鸣放什么反动言论。他是一个言语非常谨慎的人，说话总是想着说。譬如他在一次会议上批评地委领导有官僚主义，说我们农校干部下去抗旱的那个地方，明明已经下透墒雨了，可地委关廷秀书记还一个劲地开抗旱电话会，三令五申硬让继续抗旱不放松。这件事情我清楚的很，人家批评的没错。余泽泮还说过，现在农村的情况并不像会议讲的、报纸登的那么好，我们的农村工作是有偏差的，依我看这些也都是事实，都还算不上右派言论”。 ( 其实，余泽泮还是真有“反党言论”呢，就是前边的“本末倒置”的批评和建议，笔者注 ) 何凤德听后，又问了一句：“这个人有历史问题没有 ? ”我说：“余泽泮历史上不但没问题，还有亮点呢！解放前他是内乡师范的一位普通教师，其爱人崔明是内乡县北仓中学的教导主任，该校是私立中学，是进步人士办的，崔明和余泽泮早年就倾向共产党。南阳还没解放时，也就是 1948 年暑假期间，为了让共产党及早了解南阳教育界的情况，做好从国民党政权手里接收好南阳各学校的准备，余泽泮夫妇和另两位内师和北仓中学的教师，不顾到处是国民党军队设的明卡暗哨、便衣特务、散兵游勇、土匪等种种危险，从内乡县城出发，徒步行走近 400 华里，来到当时设在宝丰县城的豫西六地委反映情况，介绍南阳教育界的各种底子，又提出了在南阳解放后如何尽快恢复教育工作的很好的意见，发展教育的一整套想法，可以说为南阳教育界的稳定接管和恢复立下了汗马功劳。”
孙天祥说，何凤德听了我的这一大段话后，深思了一会儿说：“要是这样的话，根据你说的这一新情况，仅把余泽泮划为一般右派算了，原来孙鼎书记我俩交换的意见是一定要把他划成极右的，既然他早就有革命的表现，那就从轻发落吧！定为一般右派，由你们学校整理报批材料！”孙天祥说，听了这话，我当时就傻眼了，说：“何部长，这恐怕让我犯难吧？”何风德说：“什么犯难？犯什么难？孙书记几次给我说，像余泽泮这样的大知识分子要是不划为右派的话，南阳专区就没有一个右派了”。孙天祥说，我当时还想分辩，还想为余泽泮再开脱，何部长却说：“你知道不知道？包庇右派就是右派，你难道也想当右派吗？”戗的我哑口无言。孙天祥说，不过在后来的右派处理时，由于余泽泮有这段特殊表现，何凤德特地指示我对余泽泮手下留情：“余泽泮虽划为右派，但可以不开除回家，只免去省人大代表和副校长职务算啦，还可以继续教书，别的右派们一般要降薪 4 级，给他只降两级吧！”我只好惟命是从。余划为右派后一边让他教书，一边让他在学校的农场 ( 即城北犁铧庄农场 ) 和学校的另外 8 位右派们一共种了 200 亩土地，一直到 1979 年改正。关于前边提到的余泽泮为啥被打成右派的种种传言，孙天祥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只反复地给我说了句：“我所知道的余泽泮被划成右派的原因就是这些。”
看来，于泽畔就是属于“在劫难逃”型的右派分子，因为他学历高，本事大，又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南阳第二批整风运动没开展前，地委就首当其冲把他内定成为了“极右”分子，鸣放不鸣放都是那回事。所幸，于泽畔遇到了还算很有良知的单位主要领导人，他要是像刘耀南那样地遇到了周占一型的“千方百计非要把下属打成为右派”的领导，恐怕至少要遭到“双开”的严重处理了。所以，一个单位的右派多少，与单位领导的“左”、“右”程度关系极大，并非都是上边的原因。
南阳农业机械学校教师周贺镐“右派”的成因，跟于泽畔属于同一个情况，即“在劫难逃”型，所以，这里将他们“合二为一”，放在一个单元里写了。
1957 年 8 月 18 日，南阳报刊登了“疯子的秘密—南阳农业机械化学校右派周贺镐现形记”。报道揭露说：“大白天，周贺镐身上挂着手电筒，同志们问他为啥这样，他说，我是想找光明的；他把共产党和其它政党相提并论，恶意混淆是非，诬蔑党组织说，我一直认为党尚黑 ( 意思是凡是政党都是黑暗的 ) ，言外之意包括共产党。还多次说过‘君子不党’；曾贬低共产党和新社会‘没有西方国家文明’；辱骂党团员是‘喝纣王水，不说纣王无道’；胡说：“新社会、旧社会一样不讲道理，狗皮袜子没反正”。整风运动中群众批判他的反动言论时他狡辩说：“不管是谁的话，你只要细抠，抓住不放，都会成为右派；想杀你有的是材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凡是有历史问题的人，再处处小心也不中，鸟且惊弓，何况人乎？”依据以上“事实”，周贺镐即被划为“极右”分子，押送监狱进行监督劳动改造，不久死于狱中。妻子作为“右派老婆”不仅忍受着失去丈夫的巨大悲痛，还终日在政治上遭受巨大的压抑，不久也随之离去，两个儿子成为流浪儿童。一个原本是当时南阳专区在苗圃、农技方面的权威专家，就这样被罗织的“罪名”闹得家破人亡。
2013 年 8 月，非常熟悉周贺镐身世和悲惨遭遇，曾经是南阳地委常委、地委宣传部部长的耿安中老先生向我讲清了事情的原委：
耿安中说，周贺镐是我的邓县老乡，是一位毕业于河南农大农林专科的高级农艺师，在农林苗圃等方面很有造诣。解放前在邓县政府工作过，解放后先是邓县苗圃场当场长，后调到方城县农技站当站长， 1956 年才调到南阳农业机械化学校当高级教师的。这个人眼睛不太好，每到冬季一早一晚外出或上厕所时，都要用手电筒照明行走，这不是为了别的，纯粹是为了行路安全。再者，解放初那几年，手电筒也是一个装饰品之类的物品，就像后来人有个手表故意捋起袖子炫耀一下一样，也算是一种时髦吧！
关于“党尚黑”之事，耿安中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因为周贺镐是当时南阳有名望的知识分子之一，又因为他历史上曾在旧政府工作过，早已“内定”为右派，而他其实并没有什么恶毒言论，只是向领导提了些实质性意见，如党对农业重视不够，对机械化学校投资不够等等，纯粹是工作方面的意见，仅仅凭这些是谁也不敢把他划为右派的。于是主抓运动的人就让“促鸣放积极分子”们“诱”他“出洞”，千方百计套他的话，从错话或认为“可作为把柄”的话中寻找划右的理由。积极分子们就问他，“周贺镐，你旧社会曾在国民党邓县县政府工作过，据说邓县县政府里的工作人员都曾集体参加了国民党，你难道没有参加国民党？”周贺镐回答说：“我真的不是国民党员，这是因为我爹是个私塾先生，我小时候父亲教我识字时对我说‘党尚黑’ ( 原来繁体字党是‘尚’字下边有个黑字，我就一直误解为党与‘黑暗’俩字有联系。 ) 再加上受圣贤们说的‘君子不党’的思想影响，所以别人都入了国民党，我真的没有加入。”南阳报记者采访此事时，也走访了周贺镐本人，周贺镐说这话时的背景原本是写的是清清楚楚。但登载批斗右派的所有材料，都是由地委整风办最后审定的，他们为了把某某打成右派，对一些材料作了掐头去尾，断章取义，根据政治需要打成了“极右”，这里头不仅有“罗织”罪，还有“文字狱”呢！《难忘的记忆 .207 面》。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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