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宗礼：整风鸣放花絮——黄毛丫头也“疯狂”
整风鸣放花絮——黄毛丫头也“疯狂”
作者：赵宗礼
南师附小女教师袁松芝“整风反右”时仅 21 岁，是刚刚分配到附小的南师毕业生，她的鸣放言论虽然不多，但也相当的猛烈和尖锐，颇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派头和狂劲。南师负责“划右”的王文献老先生就忆述过袁松芝。他说，附小袁松芝、芦清枝、冯国婷仨姑娘大鸣大放时冲锋在前，鸣放的比谁都厉害，“毒草长得特别高”，“言论特别恶毒”，有“黄毛丫头也疯狂”之说法。这里只着重叙述一下袁松芝的鸣放问题。
从“南阳右派言论集”中可查到的袁松芝的鸣放言论有两条，有一张大字报的标题叫“歪嘴和尚把民坑”：
太阳出来红彤彤，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双统政策往下行， 宣传时节都欢迎。
谁知统购板订钉 统销却是空对空。
屋里外头粮征净， 糠菜树皮是民生。
一天两顿稀汤饭， 紧紧裤带来打井。
党的政策是好经， 歪嘴和尚把民坑。
再不改变这状况， 上访告状到北京。
在“谁剥夺了我们的民主权力”的大字报中，袁松芝愤然写道：“解放前人民的权力被地主、资本家剥夺了，人民没有一点自由。解放后，说的是人民站起来成为国家的主人了，可实际上并不民主和自由，如南师选举工会干部时都是由领导先提出来候选人，还美其名曰群众选举，这和历史上的“猪仔贿选”有啥不同？”
2012 年 10 月 23 日上午，经过多方打听，终于在市教育局家属院里找到了现年 76 岁的袁松芝老人。这位圆脸庞、大眼睛，头发几乎全白了的老太太，“整风运动”时才 21 岁，可以想象当年是何等的有魅力、多漂亮。
我问她，整风时的鸣放言论您可曾记得？她点头答道：“这咋能会忘记呢？这是事关后来政治命运多舛的话，刻骨铭心，是上当受骗的结果，想起来就后悔极啦！”
我把她的两条“右派言论”念给她听，她又把材料拿过去仔细的端详了几篇，首先提出来的是，“我是批评了缺乏真正民主的问题，但把学校工会里的选举比作‘猪仔贿选’，我当时还没有这样高的水平。跟您说句不怕笑话的话，到现在为止，我一直没弄清‘猪仔贿选’是啥意思，当时年仅 21 岁的小学教师更不可能明白它是啥意思，而且还能应用到鸣放实际中？这肯定是‘划右’时有人在我的鸣放言论中做了手脚”。
关于“右派言论”是否有人做了手脚的问题，我原以为此事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 1957 年 8 月 8 日地委杨林波副书记曾在关于“反右”的会议上强调，各单位整理上报“右派”材料时，一定要按照鸣放时的大字报的原貌，做到“内容准确，材料扎实，原汁原味”，说是这样搞为了防止“右派们翻案”，“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按理各单位应该执行照办呀！可是第一次整风运动中，现健在的当时市化科主持工作的副科长马俊乾老人，就提出了伪造他在文化座谈会上发言的问题；第二批“整风反右”中现健在的姜玉英老人提出了，把她在地委座谈会上关于改进南师附小教学的意见和建议，当成了“右派言论”的问题；金玉英老师也提出了添加她右派言论的问题，现在袁松芝又提出了同样的问题。由此可见，在当时“暗箱操作”的机制下，想要把谁打成右派，在上报的“右派言论”中，掺杂点“上纲上线”的言论，这在南阳“划右”时可以说是屡见不鲜。
2012 年 5 月 9 日，时四小副校长、教导主任、支部委员范云威老先生向我介绍了这样一个实例，这就是南阳市四小女教师杨士敬所谓“右派问题”定性时，校领导特意指示写材料的人做手脚的事情。范云威老先生说，由于杨士敬出身地主家庭，有一种自卑感，加之他爱人是专区农业技术指导站的一把手，可能知道点内部情况，所以鸣放时她始终没有说什么，只在别人的一张大字报上签过名字，因而反“右派”时没抓住她的什么问题。“交心活动”时，她到底交出了啥，我记的不太清楚，大概就是对当时的教育方针某些方面，譬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讲阶级路线等提出了一些个人看法。后来进行辩论时她是学校继吴杰三之后第二个被辩论的对象。所谓辩论，在学校教师队伍中当时还是比较文明一点，大家坐在一起，开始一阵子也是有说有笑，但对原则问题，譬如讲阶级路线等问题也是挺严肃认真的，不允许被辩论者据理力争，说你是啥问题，你只能承认啥，不允许反驳。可杨士敬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偏偏不断进行反驳。为此，校长高星山决定用“熬鹰”的办法拖垮她，逼她就范。譬如说，几次熬到深夜 12 点或中午 12 点以后，让她吃不成饭，睡不成觉，并反复威胁说，只要你不虚心接受组织上和同志们的批评，这种“熬鹰”的办法就一个劲地使用下去。此话一激，杨士敬霍地站起来说，你们算厉害！你们算恶极！可以说是勃然大怒，狠狠地发了一通牢骚。实际上第二天后对杨士敬的辩论也就没有再搞了，学校开始对杨士敬的辩论情况进行总结，我是参与者之一。因为杨士敬满共就那几句话，觉得无啥可写，咋着也打不成右派。校长高星山于是就训斥我们说，谁说没啥可写 ? 杨士敬说的你们算恶极的话，其实是针对共产党的，因为我们是代表共产党对她进行辩论斗争的。经他这么一说，在“包庇右派即是右派”的政治气候下，谁也不敢再为杨士敬分辨了，就以此话为主，大肆地上纲上线，又搜肠刮肚般找到了一些其它的内容充实进去，报上去就将她划成了右派，并很快被开除了。据此，我认为像袁松芝说的情况，很可能也是存在的。
袁松芝在痛斥了有人乱改她的鸣放言论之后，向笔者介绍了她之所以在整风运动中那样积极，那样鸣放的有关原因。
我是 1957 年 7 月从南师毕业的，在南师读书时由于品学兼优，且一贯要求政治进步，魏焕亭校长曾几次有让我留校当师范教师的意思，后来虽然分配到了南师附小，但师范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们还一直把我当成分到附小南师学生中的佼佼者，正由如此，本人凡事都争强好胜，出人头地的思想特别突出。南师同届学生分配到附小的还有芦清枝、钱靖奇、郑彦杰、李明甫等，上届的毕业生还有冯国婷等。这些人到一起聊天或在学校讨论会发言时，也无不表示要积极投身到整风运动中去，争取都成一位勇于帮助党整风的先进分子，在运动中好好表现自己。那时候我们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人，思想单纯，组织上说啥就是啥，既然组织上声称这次运动完全是为了克服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是为了帮助党纠正缺点和错误的，那就应该有话直说、不讲情面、不管是谁，只要大家一致认为是犯了错误或者工作失误的地方，就应该狠狠地批评，轻描淡写引不起警觉。
袁松芝说，也不是没有人想到第一批整风运动中，因为鸣放不少人被打成右派的事，当时都想到了。可是一想到孙鼎、关廷秀两位副书记在动员报告中对上批整风运动中有的人之所以被划成右派问题的解释，思想上的疑云顿然消除了。我最相信关廷秀那句话，右派们都是有组织、有领导、有纲领、有计划地向党实施进攻的，你们想想自己属于不属于这种情况 ? 孙鼎说的更明确，只要你们自己坚信鸣放的出发点是为了党好的，不是出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目的的，党组织怎会把你们当成右派分子来对待呢 ? 地委两位主要领导人，他们当时就是用这种手段促鸣放的，下边的人如何千方百计地诱骗人鸣放，那就更可想而知了。
袁松芝说，为了鼓励鸣放，附小一天之中逐人逐条统计各自的鸣放情况，一天几次表扬先进，督促落后，谁不鸣放或鸣放的条数少、批评的不激烈像犯了什么严重错误似的，终日见不得人，把人“将”的都迷迷糊糊，晕晕腾腾的，一时间真的以为谁鸣放的越激烈越革命似的。说到她写的那条“歪嘴和尚把民坑”的大字报，袁松芝说，这其实也是拾人牙慧、抄录别人的。参观南阳县教育系统的鸣放时，我们都拿个记录本子，用心用意各取所需地抄录别人的大字报。那时候批评“双统”和合作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在私下里交谈时又都认为这两大方面问题不小，而且还都是因为毛主席听不得党内有识之士的反对意见，一意孤行造成的，后来有人说我这一条写的特别恶毒和放肆，就把我打成了右派。而在这方面鸣放了不少的芦清枝、郑彦杰等则平安无事。更可笑的是批斗芦清枝时，芦清枝说她之所以那样鸣放完全是由于受了我的唆使的结果，王文献等人竟相信了这一套，芦清枝最终没划为右派，当时的人们都怀疑是王文献包庇的结果。当然，我之所以被划为右派，还吃家庭问题的亏了，我出身地主家庭，父亲当过国民党地方政权的联保主任 ( 相当于现在的村主任 ) ，解放后因之被劳教了三年，在当时的情况下自然就成了“划右”的重点人群了。
袁松芝又举了南师杨宗良被划为“右派”的原因。杨宗良是南师的语文教师，速记水平很高，大鸣大放时专门让其抄录大字报整理存档。他出身地主家庭，父亲解放初期被镇压，基于此，他平时轻言寡语，大鸣大放时光埋头抄录大字报，一心想安安生生地度过整风运动。不鸣放怎能划他为“右派” ? 学校于是派人专做他的动员鸣放事宜。王文献派南师的整风办干部张宗则跟杨宗良谈话，让他对党提批评意见。杨宗良说：“我真的对党没有意见，要是有意见的话为啥还多次要求加入党组织呢？”张宗则诱导说：“你们家里那么多的土地和房子都被分配给穷人啦，难道你就心甘情愿地接受？”杨宗良说：“这是形势使然，大势所趋，谁掌握政权都首先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我作为共产党的工作人员，自然对党的方针政策是积极拥护的”。张宗则说：“这不是心里话，你写了六次入党申请书连个培养对象都没争取上，这难道也没有一点意见？”杨宗良说：“这一点我还是真的有意见呢，我觉得学校近几年在发展党员问题上问题不少，不重在表现。”张宗则说：“那你就写呗！只有积极向党提这方面的意见和问题，党才能引起重视和改正，其他方面呢？譬如农民方面的问题呢 ? 你家在农村，对农村实情应该有较多的了解，应该提点真知灼见的意见”。杨宗良经不住他的诱骗，就放了几条，就成了右派
“南阳右派言论集”里找到了杨宗良两条鸣放言论，一条是：“党把那些温柔的、圆滑的、提意见会拐弯抹角的人发展成党员，使人们向没有个性、没有棱角方面发展，对党的事业极为不利；党讲唯成分论，不是唯物地看待同志，而是单纯从成分上、主观上判断一个人的政治觉悟高低，这极不利于调动所有人的的工作积极性。”
另一条真的写的是农民问题，只是把农民的怨情看的太严重点：
“历来起来革命的都是农民，这是因为历朝历代农民都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要是大多数农民都衣食无着，心里不满的话，还是会有农民起义发生的。”
这和袁松芝说的大致情况是吻合的，从杨宗良身上折射出来也是极端的认识和无奈情怀。
袁松芝老人说：“整风反右的大框框是，家庭出身不好，历史上有点问题的人或单位领导特别讨厌的人，是‘划右’的重点人群，鸣放与否、鸣放的轻重都要成为‘右派’的。对此，当时有位精明的历史老教师就看破了这一点，他曾经说，鸣放的话无非是下一步被划成右派，其实‘右派’这顶帽子也并不十分可怕和吓人，因为毕竟还是革命阵营内部的问题嘛！不鸣放的话，也照样可以把你打成右派，磨道里找驴蹄还不容易？像我们这些老教师哪个没在旧政权里干过事？仅凭这一条就可以把你打成历史反革命，这个帽子的分量可比‘右派’这顶帽子压人得多，反正都是在劫难逃，干脆就放吧！所以，有的老教师一旦开了个小口子，就越发不可收拾，那可真叫大鸣大放啊！我们当时认为他这话有点耍小聪明似的，认为所有右派的鸣放都是本质决定的，认为自己的鸣放是真心实意帮助党整风的，是凭着自己的良心放的，即使话头言语重了点，那也是苦口婆心，君明民直嘛！这是我们青年人无顾忌的原因。‘整风反右’时人与人的情况不同，心境各异，我们几个黄毛丫头之所以那样鸣放，从大的方面说都是一样的。听了袁松芝的叙述，我对她大鸣大放时之所以那样激烈的原因，能够理解了。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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