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宗礼：旧书稿打倒了刘耀南
旧书稿打倒了刘耀南
－－作者：赵宗礼
“罪不够 ，旧事凑”， 1957 年 8 月南阳第一批整风运动“划右”时，南阳中心银行会记刘耀南的鸣放言论够不着划右时，地方党组织竟主要靠刘耀南十年前写的且并没有发表的书稿《唯一论》而把其划为“极右”，而且叫“学者型极右”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刘耀南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
关于刘耀南其人：刘耀南其实是在南阳尚未解放前半年就冒着杀头的危险，积极投身革命的革命知识分子。他高师毕业，学历不高，却博学，还学有专攻 ，是解放初期南阳银行系统干部中的佼佼者。 1949 年初已经是泌阳县银行的秘书，即泌阳县银行的“三把手”，那时候除了行长、副行长就是秘书了。 1951 年就调到南阳中心银行，可能是为了提拔重用吧 ? 该刘耀南不幸的是，对他印象最好的行长刘洁林在刘耀南刚调到 中心银行不久，就平调到省行了，唐河县县长周占一 当上了南阳中心银行行长，兼支部书记。由于刘耀南的直言快语和家庭出身富农的原因， 1954 年中心银行调整干部时，比刘耀南晚参加工作的，能力比刘耀南差得很多的几个干部都得到了提拔重用，刘耀南却原地未动，这可能驱使他平时里牢骚话要多一些。事情恶性循环的结果是，刘耀南的牢骚加大了和行长周占一的矛盾，而周占一借助“审干”、“肃反”运动，几次大翻腾刘耀南的历史问题，特别是在“肃反”时还违法搜查了刘耀南的家，更加恶化了和刘耀南的关系。
1957 年 5 月，南阳整风运动开始后，地委为了把鸣放提意见搞起来，在物色“党外干部座谈会”人选时，单找平时对单位领导有意见的人，于是，刘耀南就参加了由地委副书记孙鼎两次主持召开的“党外干部座谈会”。作为一个在单位长期受压抑的刘耀南，一下子坐到安装有麦克风扩大器和装饰一流的会议室里，直接面对的是地委副书记和几个部长级干部，其激动之情和高兴劲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他的两次发言不是拥护中央开展整风运动的决策，就是毫不客气地批评中心银行党支部书记、行长周占一，借此向地委领导们痛诉了自己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之苦，认为周占一就是理所当然的整风对象，而自己就是理所当然的整风运动的“动力”了；当然，发言中也说了替农民鸣不平的话，但说的很有分寸；他也批评了地委领导，但也只是批评地委在组织运动上“右倾”，怕群众运动，“纵子行凶”就是包庇向周占一这样的目无法纪的干部问题。所以，第一批整风运动进入“划右”阶段后，别的单位参加地委座谈会上发言的人，都把那次发言的内容作为“实质性的反党言论”划成了“右派”，而刘耀南在会上的鸣放发言，比方说，“我认为，这次整风运动就是思想战线上一次大的革命行动，中央就是英明！” (1957 年 5 月 31 日上午的发言 ) ；“关于整风的方法问题，和风细雨就是好，和风细雨不伤人。过去政治运动采取的粗风暴雨的办法，那是受了斯大林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影响，是一个策略上的错误” ( 同上 ) 。刘耀南虽说对下是批判的，但对上几乎都是称赞的，他的“停止发展党员”和“清除一部分党员”的建议，也仅仅算个建议，谁再对刘耀南有意见，也不敢据此把刘耀南划成为“右派”。
但“臂膀毕竟扭不过大腿”，“磨道里找驴踢”还不容易，于是乎，“人才济济”的南阳地方党组织就抓着刘耀南所谓的“历史问题”大做文章了。请看 1957 年 8 月 27 日，南阳中心银行党支部请求地委把刘耀南批为“右派”的“报告”中的“主因”：
“历史上主要政治问题：根据本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交待，有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刘 1942 年春在镇平开封高师 ( 因躲老日，开师迁到镇平 ) 上学时，同学赵宗仁推荐他参加三青团组织，填了表，但未被批准，原因不知； 2 、 1945 年冬季李先念部队途径新野时，国民党政府印发了许多反动传单，内容有说‘共产党共产共妻’之类的诬蔑性语言，刘曾在课堂上给学生们宣读过，替国民党宣传放毒。 3 、 1946 年在开封高师上学时曾参加了国民政府组织的‘反苏’游行，跟着别人呼过‘反对东北特殊化’，‘反对国际秘密外交’等反动口号； 4 、 1947 年解放军打到中原时曾提出‘走中间路线’，让胡适、章伯钧之流组建一个‘好人政府’，叫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把武装交出来，由这些人来执政”。
更不应该的是，当时的南阳中心银行党组织，竟把十年前刘耀南在上学时虽写出来，却从未发表过的书稿《唯一论》，作为划成“右派”的一大罪证。该报告说：“ 1956 年肃反运动时，对刘耀南的住室进行了搜查，在刘耀南的书堆中搜查出了刘耀南的反动著作《唯一论》。其主要内容是：一是企图用‘一’字哲学来解释社会复杂现象，把宇宙万物都包括在一’字里，即庄子所说的‘万物一体也’”。其用意是把一切事物都等量齐观，用模棱两可，含糊其辞，似是而非的是非标准来迷惑群众，把人们引入玄虚缥缈之中。二是，‘唯一论’抹杀阶级性、不要斗争性。文中认为解放前的中国社会没有什么贫富差别，地主、穷人在国外都是穷人，只是‘大贫’、‘小贫’而已。其实质是用来掩盖阶级剥削，麻痹无产阶级斗志，劝导贫人不要搞阶级斗争，只能向自然界去索取，通过孜孜不倦的劳动改变自己，和富人抗衡。 3 、宣传宗教迷信思想，宣传‘善恶因果报应’，认为服从统治阶级就是善，将来可入‘净土’或‘升天’；反抗统治阶级就是恶，将来要被打入‘十八层地狱里去’。 4 、反历史唯物主义，歌颂蒋介石，污蔑共产党，胡说英雄造时势，认为历史是英雄创造的，胜者王侯败者贼。书中根据刘自己的研究，发现人类自身都有‘惰性’，社会发展前景只会愈来愈坏，书稿中还诬蔑解放区是‘共产共妻’的禽兽社会等”。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列举的刘耀南历史上的这些”问题，都是刘耀南参加革命时，主动向组织交代的，而不是组织上“审干”时被动交代的。更重要的是，以上这些所谓的“历史问题”都是解放前当学生或在国民小学当教师时，按照当时官方的宣传口径，人云亦云的。俗话说，端人家的碗，属于人家管，刘耀南没参加革命前说的话，怎能是“划右”的理由呢？
银行党支部大概知道这一点，所以就有了关于刘耀南“大鸣大放中的表现”这一段：“ 5 月初全国的大放大鸣开始以后，刘对文汇报、光明报上所发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称赞不已，尤其是对章伯钧、葛佩奇、储安平之流的反党言论格外欣赏，称赞有加。看到储安平在报纸上攻击‘党天下’时，不仅用红笔将那段谬论醒目地勾勒出来，还在报头上挥笔批上‘尖锐正确’，以示赞同支持 ( 这搞的是“腹诽罪”，笔者注 ) ； 5 月 16 日刘看到郑州的一些大专院校，信阳、许昌两专区都已开始鸣放，南阳却未见动静，便按捺不住自己的急迫心情，竟然给河南日报写稿，批评指责南阳地委迟迟不敢行动 ( 给省党报写稿反映情况何错之有？党报本来就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嘛，仅此就可见那时候一些人的可笑和无知，笔者注 ) ； 5 月 28 日，刘接到地委让他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通知以后，借搜集意见的幌子，首先向市行马旭浩，中支关健翼取得联系，认为他俩都是单位搞黑板报的人，掌握的材料多，可以为他提供向党进攻的炮弹。继而又奔跑了两个分理处，寻找到冯湖晨、崔伟生，进行串连活动，研究如何通过座谈会向党发难。当时，刘在机关院内到处跑着鼓励说：‘同志们，有意见请大胆地提了，我保证给你转达，这一回我一定要放好头一炮，争取上南阳报！” ( 这就更不对，刘耀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千方百计帮助党整好风，岂能是罪过？笔者注 ) 。
刘耀南整风鸣放中的“核心观点”，即前边在地委座谈会上的两次发言都是赞上的，联系单位实际时讲的有根有据的。而南阳中心支行党支部写的“关于刘耀南右派问题的报告”，却是断章取义，胡乱上纲上线：“ 5 月 31 日，刘将事先思考成熟的反党论点气势汹汹地在地委座谈会上进行了兜售。如刘提出：‘停止党的发展，要把党员改成社会主义专家，用制定标准和奖金的办法提高人们学习业务的积极性。通过竞赛把党内没有文化的工农干部赛垮，以达到因人制宜，各奔前程的目的；有党就有派，啥事不一定非要共产党员参加不可，共产党有偏见，用人不公，有些党员不合格，要‘剔苗’。通过这次整风，清出一批党员领导干部我是有信心的；‘三大主义’安排得不当，宗派主义是主要的，中央应重新调整次序；肃反是战略上的错误，大家都是炎黄子孙，谁还能跑到美国去？不应该那样斗争，要对肃反肃错了的对象进行‘赔偿道歉’，处理主办人；有些单位的领导有秦桧作风，他管辖下的人事部门的党团员是特务；南阳地委只站在共产党方面，而没有站在人民方面，把人民看成洪水猛兽；怎么样才能把整风运动搞起来呢？我提议搞大民主，要求党委书记们坐下来，分系统召开鸣放动员大会，否则群众不满，党委书记也下不来台”。这些对照当时规定的“辨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和“划右的内部的六条标准”都够不上，可见该“报告”是怎样的牵强附会，强词夺理！
“报告”第五部分是中心银行党支部对刘“错误”根源的分析和结论：“刘的这次借帮助党整风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行为，决非什么偶然的错误，或因对领导和积极分子的作风问题引起的不满造成的，而是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封建的富农阶级出身给刘打下了一定的阶级烙印；孟子的‘民无恒产则无恒心’的封建说教，毒害他反对社会主义制度；长期接受庄子、胡适、冯友兰、蒋介石、希特勒等人的封建没落思想、法西斯理论、反动唯心主义学说，构成了刘根深蒂固的反动思想体系；特别是在对待知识分子的看法上 ( 指旧知识分子 ) ，刘很赞赏古人所言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士为四民之首’、‘天地君亲师’等及‘学而优则仕’封建反动观点。把知识分子看成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人群，把世界上一切发明创造，都说成是知识分子创造的。他一直错误地认为，自己能著书立说也是最高贵的人物了，因而看不起劳动人民，更仇视党的领导。刘常讥讽说：‘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们都是些没文化的大老粗，党团员们啥也不会，只会念个‘小小猫’，但他们却身居要职，吃得开，我干了七、八年，还没捞到一官半职……”。
其实，书稿中引用的“民无恒产而无恒心”的理论，那是《孟子》一书中，孟子教导齐宣王的话。原意是这样说的：“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移邪，无不为之。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这句话的意思是，没有固定的财产能有固定的道德追求的，只有士阶层 ( 也就是知识分子们 ) 才能做到。至于老百姓，要是没有固定的财产，也就不会有固定的道德追求了。而民众一旦没有了固定的道德追求，就会胡作非为，什么都会干。而等到犯了罪再去惩罚他，这就等于张网捕捉老百姓。哪有仁德的君王在位，而故意陷害老百姓的呢？
所以，据此，我认为，如果说刘耀南写的书稿《唯一论》可以作为划右的依据的话，那首先应该把老子、庄子和孟子都打成“右派”，这是因为孟子的“民无恒产而无恒心的封建说教，毒害他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老庄的“万物一体”也是刘耀南思想根源之一。“反右”逻辑之可笑的事例很多、很多，这里顺带援引原南阳地委常委、地委宣传部长耿安中老先生写的《难忘的记忆》一书中，“反‘右派’令人啼笑皆非”一节中的文字：“王德纯，原在邓县政府工作，后来抽调他去了桐柏县，当上了桐柏县供销社主任。因为他和供销社党支部书记关系不好，“反右”时领导上再动员，他也不鸣放提意见。后来主管领导亲自找他谈话，才勉强强写了一张大字报，批评“供销社的通讯员倒茶不积极”，因为这个通讯员是个党员，更因为是支书的亲信，后来就说他“反党”而被划成“右派”《难忘的记忆 .208 面》。与此相比，南阳中心银行党支部对刘耀南的“定罪”还算讲点“事实”的。只是把孟子、老子、庄子的话当作刘耀南“阶级根源、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就未免太滑稽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由起初的“反对三大主义是整风的宗旨”，到后来奉行的“整风就是抓右派运动”，本身就底气不足，自知理亏，于是就只好强词夺理，生搬硬凑了。
刘耀南被划成为“极右”后，被开除公职，发配到老家新野王集农村监督劳动。这当然更增加了他的怨气和不服气，经常发牢骚说，奉旨而鸣，何罪之有 ? 被小报告打到上边。于是，又对他实行了“二次处理”，发配到青海省三八农场劳改， 1960 年春上饿死在那里，终年才 41 岁。
我忽然又想到刘耀南在地委党外干部座谈会上的建议：“整风结束时要搞评功表模，对提意见多的、好的要表示，只有这样才能广开最后言路，树立正风。战国时一个叫齐威王的曾宣布过这样的规定，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之过者，受中赏；能谤议于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整风总结时，应该效仿前贤在倡言纳誎方面的高明做法。”
刘耀南还提出了以下建议：“今后开大会作报告须事先通知报告人是谁，主要内容是啥，听不听可以自由选择，也可以自由退会；提拔干部应该先党外后党内，这才是大公无私；地委首长最了解干部情况，不要光依靠人事部门；南阳报应该多登一些人民的新鲜言论，现报道整风鸣放的文章太少了。”对于整风运动，刘耀南所寄托的期望值是多么的高呀！谁知期望值越高，最后失望的越很、越惨，整风结束，先是刘耀南政治生命的结束，然后是生命本身的结束。
刘耀南是南阳第一个“右派”，上过河南日报，也是全省小有名气的“学者型极右”，而他的“主要罪行”，说来说去，翻来覆去，无非就是旧社会写的并没有发表的旧书稿。旧书稿打倒了刘耀南，也“一叶知秋”，见证了知识分子们所处的的高寒天气。
主要依据材料：“ 1957 年 8 月 27 日南阳中心银行党支部关于刘耀南右派问题的报告”；南阳地委党外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材料；《南阳右派言论集》。口碑资料： 1957 年划右时参与划右的银行党支部成员李国彬 (2014 年 83 岁 ) ；刘耀南的同事王书文 (2014 年 86 岁 ) ； 1948 年 6 月刘耀南参加“鄂豫干部训练班”时，刘耀南所在中队的中队长林书运 (2014 年 6 月 22 日时在南阳中医院 7 楼住院，从邓县教师进修学校校长位置上离休， 2014 年时 95 岁高龄 ) 。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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