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宗礼:由王道隆之死看“批彭”时的反党言论”

1989-06-04 作者: 赵宗礼 原文 #这样走过 的其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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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王道隆之死看“批彭”时的反党言论”

--作者:赵宗礼

1959年10月,南阳县在“批判彭德怀运动”中,县计委副主任王道隆被斗自杀身亡,还有32位中层干部成了“反党反社主义的右倾也会主义分子”。他们都“右”到哪里?“反党罪行”是啥?先请看南阳县县委“关于县计委副主任王道隆畏罪自杀情况的报告”:
地委:
王道隆系南阳县潦河公社人,中农出身,学生成份,1951年入伍,1954年入党,现任县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由于他坚持富裕中农立场,思想、立场没有得到改造,因而在国内外敌人向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进攻的紧要关头,与敌人遥相呼应。在这次县委扩大会议的小组会议上猖狂地攻击人民公社、大办钢铁和大跃进运动。他的严重错误被揭露出来后,10月6日晚,小组会上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斗争,会上他承认了全部反动事实。7日上午王道隆在小组会上进行了检查交待,与会同志摆事实,讲道理,对其反动论点逐个展开了批判,他理屈词穷,假意表示愿意重新检查交待。7号下午夜晚在集体宿舍写系统的检查材料,深夜1点钟从县委集体宿舍逃回人委机关,用手枪自杀身亡。本来10月4号下午县委扩大会议进入重点人批判和斗争时,宣布一律交出手枪和住集体宿舍。王道隆虽搬进了县委集体宿舍,但他隐瞒了枪支,实际上那个时候他就知道自己错误严重,准备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这完全证明了他顽固坚持的反动立场。他的主要错误事实如下:
一、攻击、否定大办钢铁的伟大成绩。他在县委扩大会议小组会上发言说:“去年大办钢铁就是赔钱,要得不赔钱,只有干脆不办。”更疯狂的是,他竟说:“我说的赔钱是经过调查的,有第一手材料,我在茶庵公社调查时发现,炼出来的铁每吨成本在380-390元上下,可卖给国家的铁,每吨只收回200元,净赔190元。”
二、反对人民公社,竭力否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他说:“对公社化运动我有三点看法,一是搞的早了,二是这不是群众要求,三是公社制度不优越。”他说:“再晚几年,等人民群众觉悟提高了,各方面都适应了,再办人民公社,才能办好,一句话:公社不如高级社;”又说:“去年秋季庄稼长的可好,就是收的粗糙,特别是红薯收的粗糙,抛撒的太厉害。今春我去大姑塚经过双铺时,看到茶馆里烧茶燃料全是干红薯,他们告诉我,要不是去年红薯没有收好,我早就烧不成茶了。其它茶馆,也是烧的干红薯。今年去赊镇梁杜庄组织抗旱,看到该队生产管理上没有建立劳动管理制度,公社化后社员们就是出勤少,劳效低;公社化后因土地来回调拨,全县清是减少54,000多亩土地。
三、反对大跃进。他在小组会上以嘲笑的口吻说:“麦子还没长出穗,定指标时就说要保证每亩2000斤,争取3000斤,县里当时就按各自报的跃进数字分配征购任务,分!我自己就不相信谁能够完成任务。不分又不行,那就分吧!”此时,他身为县计委副主任,却一贯对统计数字不相信,他说:“1958年、1959年生产大跃进年那肯定的,但到底增产比例有多大,我一直怀疑。”还说:“我和杜部长一块下乡,到金华与瓦店两公社交界处,看到麦子长的很低,稀稀拉拉,一摸一大把,想着下边的麦子实际上就长的这个样子,便觉得工农业大跃进上报的统计数字都有问题”;还说:“县统计科抓的数字比不上各公社上报的多,各公社上报每亩施肥40车。毬!哪会有那么多,不要迷信下边报的数字!”这显然是对大跃进的全面攻击和诬蔑。
南阳县委书记处办公室
1959年10月10日
关于王道隆的死,2012年8月26日,时南阳地委办公室主任、后来从地区常务副专员退下来的范广畯给我介绍了这件事的原委:
省里召开为时半个月的“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时,南阳县第一书记魏兆铭因病没有出席,县长刘俊章代魏赴会,回来后又主持了南阳县的贯彻落实事宜。魏、刘二人不和已经多年,在刘俊章看来,被地委一直认为“稳当、公正”的魏兆铭“右倾问题相当严重”,通过“批彭”会议有望取而代之。而要要挤走魏兆铭,就一定要选择一个魏的最亲信的人搞倒、搞臭,资历较浅的王道隆就成了刘俊章的目标。王道隆是一个直言快语的人,最爱出同级干部中“吹大气”者的洋相,一旦找他们的茬子,便添油加醋,绘声绘色地编一个小故事,当个笑料,小型会上相互傻笑一阵子,这些事情很多。但是你要把它上升到“反对三面红旗”的高度上,那就是个大问题了。南阳县的“批彭”会议上刘俊章为了能够多整一些“小彭德怀分子”,以达“整在别人的脸上,疼到魏兆铭心里”的目的,刘俊章独出心裁,用的是1958年5月南阳教师队伍“交心活动”使用过的:“向党交真心,以黑心换红心”的“拖刀计”;并宣布:“主动交出来,不批判、不追究,哪里说哪里了”,大家都信以为真了。当时南阳县的中层干部都不同程度交出了对“批判彭德怀”、“三面红旗”、“吃食堂”、“大办钢铁”等想不通的地方。滑头的人交的浅,后来都没事;老实一点的人,交的深,交的透,后来都受到了批斗或组织处分,王道隆当属于后者。他们怎么斗争王道隆呢?我们查出来竟是“炒铁豆”的体罚手段,即七八个人把王道隆抬起来,撂人把高,让其直接跌落到平地上,就这样撂来撂去,跌上跌下,叫谁也受不了。王道隆想着与其让斗死,还不如自杀算了,所以就走了绝路。王道隆的事情出来后,地委书记林晓带着我们到南阳县参加会议,发现了刘的私心,不再让刘主持会议,又让魏兆铭停止养病,重新主政,会后又把刘俊章调到方城县当县长,刘俊章的愿望没有实现,而像王道隆这样年轻、且很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好干部却夭亡了。范广畯说的情况和时县委农工部副部长惠国庆说的十分一致,应当就是事件的真相。
南阳县其他上当受骗的干部们人交出来的“黑心”是什么呢?请看1959年10月15日南阳县委写的“关于批判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情况和问题的报告”;
“我县于10月2日开始的三级干部会议,通过传达文件,启发诱导,向党交心,发现认识模糊,甚至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动论点,有反对党中央、毛主席,反对三面红旗,反对大办钢铁等十个方面(原来是按性质分类,人员多重复,本文都回归到每一个人身上,没有分性质,笔者注)具体如下;
“社干组的反党言论”;茶菴公社李庄管理区书记樊中甫说;‘彭德怀为首的那几个人只不过说了些大实话,咋能算反党问题?所以不是要打倒的问题,而是如何搞好团结的问题。现在中央里的问题如同打麻将,你把一万,我把一万,各说各有理,谁对谁错眼下还看不出来哩;现在的干部都是顾上不顾下,今年夏季粮食都征透底了,好些队连种子都没有留够’”。
“溧河公社张营大队支部书记龚华亭说;‘彭德怀为什么要这么说?我猜想是听下边的反映多了,下边的话到底对不对?我看不出来错在哪里!顺着上边说好是好,有时候就是害党害国,过去叫欺君之罪。彭德怀只是反映一下民意,就这样整人家,是不是有点过头了?”。
“溧河公社机关党总支书记许文昂说;‘彭德怀说的跟咱们说的一个样,都是实话实说,为啥还处理他?照这样的话以后谁还敢说实话?’现在领导上光叫说好的,我看大办钢铁就不好。大办钢铁搞的都是“三无”牌的产品,一无技术,二无人才,三无设备,清是异想天开。”
“金华公社党委副书记田进安说;‘中央处理敢说实话的彭德怀会影响党的形象,会削弱的领导。譬如,彭德怀说的头脑发热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客观存在的,就拿大办钢铁来说,确实是有点盲目和蛮干。据我所知,大办钢铁上报的出铁数字都是假的,放卫星的数字也都是估计的,公开搞假,还美其名曰是敢想敢干;现在检查评比净搞形式,摆花架子,实行站岗放哨,看检查团来了,才大干一阵子,检查团一走,看谁比着歇!’”
“金华公社副书记黄德印说;‘彭德怀资格老,功劳大,犯错误也是难免的,再说了,这算啥错误?到底谁对谁错还不好说呢!人民公社不是没有一点问题,比如公社化后家禽家畜就没有过去多,要是全都是优越性的话,现在就不会缺蛋缺肉吃了。’”
“潦河公社青华管理区党总支书记王廷臣说;‘大办钢铁对南阳的树木的破坏比王凌云(国民党1948年在南阳设立的第十三绥靖区司令)还厉害得多,王凌云为了修城墙到处放树,也没把树木放完,几个月的大办钢铁就把南阳城乡的树木全放光了,社员们的家具也烧光了,鸡子也杀光了 妇女们的头发也剪光了,屋里屋外都弄光了,所以我把大办钢铁的成绩总结为‘五光政策’。大办钢铁时把能干活的青壮男女劳动力都抽走了,留下的都是老弱残兵,农活没人干了。我长这么大没见过秋收搞的这么差的,大块大块的红薯地竟没人刨,即使有些地块刨了、犁了,也是马马虎虎,留下的红薯遍地都是,1958年的秋收就是这个样子,丰产没有丰收,这就是大办钢铁的成绩。去年由于吹的太厉害,自己坑自己,青华管理区明明只搞80万斤粮食,却上报200万斤,结果卖光了粮食,现在只能光吃清水煮红薯了;公社化后实行‘七化’,即吃饭食堂化,劳动军事化,住宿集体化,老人住敬老院,幼儿托教化,青少年住校化等,一家几口人分几下住,没爹没妈了,没儿没女了,也没有女人了,真是妻离子散!’”
“石桥公社干部任中恒说;‘大办钢铁时到处烧家具,扒房子,清是搞的大破坏,还到处逮鸡子,没收社员们的猪羊,真是没世界了!’”
“安皋公社潦河坡大队支书王纪亭说;‘大办钢铁时到处烧柜子,扒房子,像土匪一样,还到处砍树,把山沟里的树木都砍光了;互助组、初级社时都觉得怪美,整着整着整不成了。旧社会当个二流子、懒汉睡半天,干半天也能吃饱饭。公社化后白天黑了干,天阴下雨也不歇。却吃不饱,真还不如旧社会呢!’
“ 新店公社红泥湾管理区总支书记赵富有说;‘大办钢铁把劳动力都抽走了,农活没人干了。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农民外出搞钢铁,而是在家搞农业,多见的粮食换成钱能买更多的铁。’”
“英庄公社干部朱明堂说;‘大办钢铁得不偿失人所共识,可党委总结和上报的材料都说成绩很大很大,到底大在哪里?我一点也没看出来。”
“金华公社干部陈玉海说;‘人民公社不是群众自愿参加的,据我所知,成立之初,群众都想不通齐哭乱叫,有的人干脆把家禽家畜都杀光了。’”
“茶庵公社周庙管理区党总支书记李春山说;‘一家一户弟兄多了还要分家,几百人家在一个锅里捞稀稠谁也搞不好。人民公社摊子大,揽的宽,财务审批任务重,一天从早到晚得一个书记、一个乡长、一个委员搞审批,这样的整法能长久吗?’”
“溧河公社副书记赵繁生说;‘公社化后乱的很,干家和富队吃亏大,这咋能搞好生产?我们一个叫陈其宾的队长就公开说,现在粮食和其它东西兴胡乱调拨,干不干都吃饭,谁愿意干活?反正我们的队人都是在混日子的,我看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的。’”
“瓦店公社龙桥管理区党总支书记徐书清说;‘如果不办食堂,还是一家一户吃饭,兴许会好一点,食堂整天吃的是一号饭菜,过节也不能吃顿饺子,社员们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咋能有劲搞好生产?’”
“新店公社干部张金道说;‘俗话说,众口难调,一家一户的饭菜都做不好,现在几十户,几百口人在一个锅里吃饭,谁也办不好,越坚持越危害大。初级社时非要对牲口实行合槽喂养,最后牛也饿死了,生产也耽误了,人也散伙了,食堂化也不会有好结局!’”
“茶庵公社袁黄庄大队支书杜永昌说;‘食堂化后顿顿吃饭得几个钟头,都是吃饭的时间了,还光吃冷饭,好胃也成了害胃了。’”
“茶庵公社薛营管理区党总支书记张炳恩说;‘总路线光叫鼓干劲,可人的干劲总是有限的,鼓完了也得歇一歇,人有动有静,有紧有松才能有新的劲头,没完没了的光叫鼓干劲谁受得了?’”
“溧河公社副书记赵一敏说;‘大跃进也不能一个劲地跃,中央提出的跃进、跃进、再跃进,根本做不到!’”
“安皋公社书记刘岐说;‘既然五八年是大丰收,今年春上为啥都吃统销粮?所以我就不认为去年是跃进年,可是领导上、报纸上、广播里都把五八年的成绩说得神乎其神,彭德怀说了点问题,就大批人家,这说不过去嘛!’”
“新店公社仟陌营管理区总支书记刘喜元说;‘去年大跃进时强迫种的密植小麦,今年长的跟马鬃一样,刮风四下飞,老早就割喂牛了’。”
“金华公社宣传委员赵元龙说;‘今年秋天高粱一亩地才打16 斤,十里河大队的庄稼长的爬到地上看不见头,仰倒看看不见地,真好比猪八戒背捆滥套子,人没人,货没货,就这还说是又一个大丰收年;现在农民们一天一斤粮食,又没有副食和蔬菜,根本不够吃,群众饿的光吃西瓜。’”
“潦河坡公社华寨大队支书刘富有说,检查团来时群众干劲大那也是被逼的,不干不是批判,就是不让你吃饭,谁敢不干?’’。
“县直组的反党言论” :“县人委秘书张枫;‘现在说彭德怀攻击群众运动了,在我看来,眼下的群众运动不是没有一点问题,在有的人人看来,大搞群众运动就是让农民干着活还得喊口号,比干劲时青年妇女干活也得脱光上身,男劳力还得打花脸,穿短裤头,这让人看见头皮都是麻的。这哪是搞群众运动?纯粹是在折腾人民;人民公社这样的搞法也是瞎折腾,什么政社合一呀?什么‘工农商学兵五为一体’呀?什么县直公社呀?县民兵师呀?全是乱弹琴!’
“县检察院副检检察长沈志中说;‘大跃进以来的成绩和问题不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相比的问题,大办钢铁就是问题多,成绩小,浪费大,误工多,确实不够本,得不偿失;公社化后实行大搬家,自己的房子不得住,一家四、五口人挤住在一间小房子里,夜里小孩撒尿都撒到别人头上。老百姓的日子过成这个样子,还能算问题小?’”
“县粮食局副局长张德贵说;‘吃食堂清是胡整乱来,历来是小锅饭吃着香,潦河坡公社的食堂可大,几千人在一个锅里耍稀稠,吃饭排长队,都得光吃冷饭;报纸上说,湖南有个队的稻谷每亩单产1万多斤,我说那稻秧长得像小树。有个地方说,红薯亩产达到30万斤,我说那每个红薯地个头长的像小孩一样,有几个不是农村出来的,骗谁去?’”
“赊镇中学副校长张琨锦说;‘现在光兴说好话,可就是不敢联系实际,都说五八年各项工作都实现了大跃进,可今年河南的教学质量却是全国向后转第一。’”
“县邮电局局长白廷训说;‘光叫说大跃进好,可是大跃进以来物资供应却越来越短缺了,现在市场上没烟,没肥皂,啥都买不来,这能叫成绩很大很大?’”
“英庄中学校长解学增说;‘社会主义现在真的不如资本主义,照这样的整法,将来能战胜资本主义?’石桥中学校长徐子信说;‘乡党委就是不能领导学校,学生们正上着课,来个队干部,打着乡党委的旗号,叫停课去摘花、收秋,这简直是胡来!所以,黄德印有句话说得好,对党委的有些决议,应该有选择的接受。’”(其实都是说的实话,针砭的都是时弊,笔者注)。
然而,南阳县的(59-10-15)报告却说:“从暴露出来的问题看,有明显三个特点:一、公社党委副书记以上的干部鸣放的言论一阴一阳,恶毒阴险,牵扯制度体制方面的问题多;基层干部鸣放时直截了当,牵扯具体问题多。二、从暴露出的问题类型来看,基层干部突出地对大办钢铁、人民公社、大跃进、公共食堂、粮食工作,群众生活等六大新事物的普遍看法不好、反对的多;公社党委副书记以上的干部主要是对处理‘彭、黄、张、周’有抵触情绪,还对大办钢铁、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大跃进,大搞群众运动、党的领导,市场管理等八个方面的问题看不惯,想不通,怨气大,因而暴露出来的反动言论多。三、从部门行业暴露出来的问题看,除上述八大方面外,最突出的是学校、经企部门对党的绝对领导方面的错误意见多;武装部的干部和转业军人们对批判彭德怀清是持反对的态度。”
“南阳县在这次批判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三级干部会上,还揭发出了7名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严重右倾错误的人。他们是县委委员,县委办公室主任刘清云;县委委员、商业局党委书记李杰;县委委员,副县长刘蔚然;县级干部,石桥公社党委书记宋银发;溧河公社党委第二书记王松杨;县交通局副局长周天录;县计委副主任王道隆等。他们的主要错误事实是,如刘清云在9月12日县委座谈会上说,我认为中央对彭德怀处理的确实重了一些,不管怎么说这些人历史上有大功劳,批评批 评算啦,值不得给这么重的处分,更值不得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批判。他嘲笑中央领导在对待彭德怀问题上都是“老幼稚”。还说,现在说彭德怀反对毛主席,我认为即使现在的情况下你让彭德怀去打毛主席,他也保险不会去干!李杰在10月3日的小组会上,不仅不积极引导大家批判彭德怀,反而极力为彭德怀评功摆好。他说,彭德怀问题正式传达前,县委赵金玉书记就给我透露了,我当时很感惊讶。彭德怀可是个老革命,政治上很坚定,作风上很艰苦,战略战术都很好,又是毛主席的老战友,咋会犯反党的错误?听了正式传达后我发现对他的错误错在哪里指出的不明确,不具体,批驳的也不力,但我对这是中央的决议不怀疑,原因是毛主席就在会议的现场。当李杰交出这样的“黑心”后,在小组会上就受到有的人的批评,可他竟说,谁说毛主席就一贯正确?难道几十年来在重大问题上没犯过一星半点错误?在10月3日的小组会上,李杰还反对公共食堂,说,都说食堂大了好,那干脆全国只办一个食堂,买一口像北京城那样大的锅,全国人民都坐飞机到北京吃饭去!宋银发的问题是,竭力替彭德怀辩护,他在10月3日的小组会上说,彭德怀可是老革命,赫赫有名,革命战争时华北、西北各家各户挂的都是毛主席、朱德、彭老总的像,人家会犯这样的错误?又说,我断定,批判彭德怀对我们党是个大损失;还说,庐山会议前半个月开的是神仙会,后半个月却像群众会一样,开着开着就吵起来了。他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啦,跟小孩一样,多么幼稚可笑!又在3日晚上的小组会上说,我去年回山西老家看了一看,一到晚上遍地都是灯光,遍地都是炕,连路都挖断了,好家伙,党中央、毛主席可真敢想敢干。又说,省里有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说大办钢铁丢了大丰收,咱这里是大办钢铁丢了很多红薯。”
该报告最后说:“现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芒像初升的太阳一样,金光万道,普照大地,任何人的诬蔑攻击都丝毫不会影响它的无比光辉……”这些言论是爱党,可恐怕连写该报告的人也十分清楚这是在骗党,也在欺骗自己。那个时代真正的悲哀是什么?是“英明领袖”和广大干部及人民群众在对“三面红旗”、“吃食堂”、“大办钢铁”等问题上认识上的天地悬殊。孔子曰:“君子德之风,小人德之草,风吹草偃”,吏、民百姓们再“共识”,还得跟“风”走呀!所以,后来的结局就不用说了。
粉碎“四人帮”前,“反党言论”特别多,凡是人民群众说“吃不饱”,“这不好,那不对”的话,都是“反党言论”,以至于那时候的公安局到处忙着破“反标案”,各单位“内保”人员整天“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虎视眈眈,又是对笔迹,又是搜集言论,窥察“表现不好”的人整天在干啥,忙的不亦乐乎!结果发现多是缘由“丢斧子人的理论”。现在,“敌对势力”多,以至于平民百姓发封平信,还得凭身份证,这真是疑神疑鬼,千古奇观。不知道下一步走路、到饭馆吃饭、逛公园是不是都得凭身份证?在阶级斗争年代搞“全民皆兵”,按动辄就是“敌对势力”人的“恐怖论”,现在是不是“全民皆敌”?前天,有位小学教师非常吃惊地对我说,赵叔呀!昨天我的一位同学说,现在公安、安全部门有一种设备,你在家里不动,你在干啥,人家都能够知道,厉害的很哪!我告诉他,你记着!再先进的公安、安全仪器不是用于对付人民群众的,平民百姓只要遵纪守法,谁也不敢找你的事,民安也就是国安。现在看来,像发封信之类的事情也要添加身份证作保证,此“妙招”也不知道经过哪位领导批准的,请明确的告诉他们,我投反对票!按照当年南阳县“批彭”时发牢骚话的人都是“反党分子”的逻辑,今天我的话安全部门或公安部门也该抓了。在党威国强,真理在手,政权在握,军队在掌,起码“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和群众”是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拥护习近平的情况下!不要说有“三个自信”,就是没有一个自信,也不能这样搞。铁路部门为了防止“票贩子”倒票,采取凭身份证购票的办法,那是为民、利民,而发信也要凭身份证的办法,则是“限民”、“疑民”,搞草木皆兵。既如此,何不釜底抽薪,禁止书信通行!出此“臊主义”的人其实对我们共产党高大形象的强力矮化,存心、故意给现实“抹黑”的。高度疑神疑鬼那只能说明自身有严重的神经病,因为即使“阶级斗争年代”,也没神经质到如此程度!所以,不要以为爱搞“草木皆兵”的人都是什么忠臣,恰恰相反,鬼知道他们出这些“张士贵歪才”图谋何在?

转自《共识网》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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