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宗礼：邓县的“鸣放”和“甄别”
邓县的“鸣放”和“甄别”
－－作者：赵宗礼
“湍河水，急又鼓，育出邓县‘二百五’”，这是整风“反右”后，有的人根据邓县“大鸣大放”时一些中小学教师们的“恶毒言论”，而对邓县人以偏概全的评价，也成了后来邓州人自我解释“莽撞性格人多”的地理因素。
整风时的邓县已经有 87 万人口，是时河南省第一人口大县，被人戏称为“邓大国”。在第二次整风运动中，邓县县委“恶作剧”般的“促鸣放措施”，导致了“恶作剧”般的大鸣大放，全县中小学教师队伍最后“划右”高达 44.31% 。所幸，在 1961 年秋的“甄别右派”的工作中，邓县又遇到了坚持实事求是的县委第一书记，把整风时称之为“尖端右派”们的帽子全部予以摘掉。以至于坊间有：“邓大国有三怪，干部唆使民变坏，教师多是大右派，书记和‘极右’一把牌”的说法。
关于邓县第二批整风运动中的“尖端言论”，为了显现当时的恶毒和“杀气腾腾”的程度，这里原汁原味地予以再现：
白牛中学 30 岁的教师张清林把自己的鸣放小组命名为“中国教干联共党”，他公布的所谓《党纲》中公然叫嚣着要杀掉“三害头子毛泽东，推翻变质的共产党”。这个所谓的“中国教干联共党”《党纲》中说，凡年满 18 周岁以上的知识分子都可以加入本党，特别是数次申请加入共产党未被批准的中小学教师有优先加入本党的权力；不吸收贫下中农出身的教师；有一般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可优先参加本党等。
裴营小学刘德恒、张道运、金志豪、汤盛贤、赵俊等 7 个教师成立的鸣放组织叫“中国为民救国军”，分工是，刘德恒任司令，其它 4 人为委员，他们通过大字报发布的“公告”，“共匪奸作，自诩英明，毛匪执政以来，知识分子遭欺凌……用合作化之手腕，将全国土地充公。实行统购统销，致使民不聊生。搞水利化运动，逼得农民扒房挖墓，生者受欺当劳役，死者不得安宁……凡我中华民众，都是炎黄子孙，反抗暴政是我们的光荣传统。陈胜吴广是我们的榜样，除暴安良，为民雪恨，创自由之国，是我们的目标和责任。”
汲滩小学有一个叫吴清源的青年教师把自己组织的鸣放小组叫做什么“中国救民共和国”，自封“总统”，这是 1958 年元月 7 日他“公示”的“开国宣言”：
“全国人民在邓县救民党的领导下打倒了共产党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解放了全中国 ( 下面是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 。今天我受全国人民的委托，正式宣布我们的鸣放组织为‘中华救民共和国’，元月 2 日为全国国庆节 ( 热烈鼓掌 ) 。附带说明一下，我暂任中国救民共和国大总统，兼救民党第一书记职务 ( 长时间热烈鼓掌 ) 。亲爱的同胞们，希望你们在救民党的领导下，安心劳动和生产，没吃的我们开仓放粮，没穿的发足布证，保证有求必供。在政治上保证发扬民主，小材小用、大材大用。国家建设大计由人民讨论决定，提出意见再交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颁布施行，决不搞一个人说了算”等。
邓县一中有几个教师成立的鸣放组织叫做“中国政务院”，公推一中校长丁子振为“政务院院长”，此一布告刚贴出，丁子振赶紧发表声明说，本人无能，不能胜任，敬请另选高明。
22 岁的邓县城关镇房营小学教师丁家明的鸣放大字报上写的是：“党，我正告你！你现在与人民群众之间有一道很深的沟渠，你不改正错误，凭良心说我是不会跟着你走的。我是中国的好儿男，要为人民的真正幸福献出生命。我要组织第三党和共产党为敌，与共产党进行坚决的斗争！”他还在片区组织的鸣放大会上叫嚷“要把共产党杀光，杀干净！”
28 岁的白牛区前营小学教师张大清在鸣放高潮的后期，即 1958 年元月 9 日，宣布他们的鸣放组织叫“中国知识分子党”，并通过大字报公布了“中国知识分子党”中央机构的领导人名单：
“主席—张大清；副主席—陈靖；组织部长—陈宗亭；宣传部长—唐克举。该党领导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央政府”总理—宁长明；外交部长—王正印；财政部长—汤荣华；劳动部长—赵可田；教育部长—耿星东；“剿共”总司令—杨成义；水利部长—海本立；文化部长—张进科；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道甫；驻美大使—汤杰斌；全国妇联主任郭淑琴；中央委员曾广新；候补委员刘怀乾、张道信”等等，前营小学教师们几乎全部都在这个所谓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央政府”里担任着要职。该党“公告”还戏谑般地宣布：“授职人员自公告之日起到任，到运动结束自动免职”，此“公告”张贴出来的时间离此次反击右派时间仅距 3 天。 ( 反右结束与会的教师全部成了“极右”，只有一个敲钟的工友不是右派，像这种小学有好几所，笔者注 ) 。
邓县一中有个叫刘子英的中学教师，把以自己为首成立的鸣放小组叫做“中国反对党”， 1958 年元月 8 日，他以“中国反对党第一届代表大会主席”的身份发表了“新的匈牙利事件宣言”：“反动通讯社元月 8 日电：中国反对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1957 年 12 月 28 日至 1958 年元月 8 日在邓县一中召开。大会对目前国内的形势作了认真分析，发表了一项重要宣言。中国反对党认为，执政的共产党以大跃进的步伐，完成了所谓的‘三大改造’，从经济形式上来说，他们确实是成功了。可悲的是，他们在胜利面前冲昏了头脑，认为自己是万能者，渐渐变成了高高在上、蛮横独裁的暴君。他们目空一切，独断专行，完全脱离了工人、农民、士兵，特别是脱离了农民和知识分子。共产党的‘三大主义’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人心背离、一击即垮的程度。中国反对党号召他的全体党员，整装紧扣，立即发起推翻共产党的武装暴动，来一个中国式的匈牙利事件。这虽然不能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也是给共产党的官僚老爷们猛击一拳！”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像这种“有明显反党言论”，张牙舞爪的鸣放组织，在邓县县城的四个集训片区共有 17 个，还有构林完小女教师丁祥云办的“新人民日报”，裴营区文教助理裴希元、高志希办的“导弹报”，王集区张楼校长左绍良办的“台湾日报”，桑庄、罗庄教师们办的“桑庄日报”、“罗庄日报”等媒体，涉及教师和学校领导 75 人。类以次种情况，国内其它地方肯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恐怕正是当时甚至包括现在有的人，坚持认为“反右”仍有一定“必要性”、“正确性”的“事实根据”。不错！开始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我甚至在多种场合还反复重复过这样的观点，如果写这样反动透顶大字报的人不是右派，不是现行反革命的话，那什么人才算是右派和现行反革命呢？仅从这些反动言论来说，反右派运动起码在我们南阳有它一定的必要性、正确性！
然而，很快发现，我这个自以为“有根有据”的观点竟来自“不知内情”，是邓县后来的第一书记王廉清的“一番揭露演讲”，改变了我对这些书写“杀气腾腾”“反动大字报”作者们的看法。
2009 年 6 月 5 日到 6 月 6 日，在曾经是邓县县长的耿安中的组织下，邓县“反右”时整风办公室主任、组织部副部长王连 (2009 年 82 岁 ) ，“反右”时邓县四初中校长、县整风办公室联络员丁心德 (82 岁 ) 和从邓州市教育局局长位置上退下来的姚绍堂 (84 岁 ) 等几位耄耋之年的当事人，在座谈会上，向我介绍了 55 年前邓县新来的县委第一书记王廉清，力排众议，顶着上边的压力，果敢为那些“杀气腾腾的右派分子”摘帽的大致经过：
1961 年秋，三门峡市的主要领导王廉清调到邓县当了第一书记，正赶上中央关于“甄别右派、右倾问题通知”的下达，王廉清觉得这是纠正“反右”严重扩大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最佳契机。当时中央“甄别右派”的大致精神是，对于 1958 年初因大鸣大放 ( 可能中央知道这个时候各地的“促鸣放”措施都有不择手段现象 ) 而划的右派政策是：“抓尖端”和“一风吹”，即鸣放言论特别恶毒的属于“尖端型右派”，是不能摘帽子的，而一般性言论属于“一风吹”的范畴。
与别的县委第一书记不同的是，王廉清把“甄别”右派看成了县委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他先找整风办公室了解“鸣放”和“划右”时的背景情况，又亲自查阅了 10 份“尖端分子”的个人档案和“鸣放内容”、“划右根据”等，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做到“胸有成竹”后，才在县委常委会上亮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们邓县在河南人称“邓大国”，人口数量名列全省第一，各项工作争当第一名的思想十分突出，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情。可是反右时我们“抓右派”拿到的这个第一名，抓了 1963 个右派，教师们的“划右率”高达 44.31% ，这个第一名挣的不好，是给我们邓县抹黑，更是给共产党抹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王廉清说，如果说这些“吃皇粮”的公职人员中真有如此众多的“敌人”的话，那社会上该有多少敌人呢？所以说，把说错话的自家人当作“敌人”，这是故意往共产党头上倒“屎罐子”，是对共产党支持度和自身形象的自我矮化。我始终认为，土改以后，拥护共产党，爱戴毛主席的人在人民群众中占绝大多数，何况吃皇粮的公职人员呢！
王连老先生反复说，王廉清讲到这里时十分动情，他说，我仔细研究了所谓“尖端右派”的个人档案，发现这些人都出身贫下中农、根红苗正，没有一个有历史问题的。仅仅因为参加了县委组织的一个多月的整风会议，就突然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右派分子，一个个都成了青面獠牙般的怪兽，如此剧烈的变化，问题在哪里 ? 责任应该由谁负？王廉清说，当时的邓县县委不择手段地鼓励鸣放，还极力提倡自发成立什么鸣放小组，又大力宣扬鸣放什么都可以、都允许，谁越说越说恶话、说反动的话，越是积极的表现，越给予表扬；还实行什么插红旗、树标兵；拔黑旗，促落后等激励措施，特别是谁越说狂话、恶语、疯话越光荣的误导措施，把这些涉世不深的小青年们搞迷糊了嘛！所以，与其说县委领导的是整风运动的话，倒不如说导演的是一出“恶作剧”。是我们“恶作剧”的“促鸣放手段”，误导出了“恶作剧”般的鸣放。这些小青年人在整风前，没有一个人有说共产党坏话，或有什么不好的前科，大都还是单位的积极分子或工作骨干，整风会上他们的“由红变黑”，完全是是邓县县委极端误导或者唆使的的恶果，责任应当由地、县两级党组织负责。
在王廉清的强力说服和坚持下，先是邓县县委勉强通过了他的提议，接着便有人说他“与极右分子一把牌”，告到了省纪检委。地委纪检委书记陪着省纪检委一位负责同志来到了邓县，质问王廉清告状信反映的情况属实否？王廉清说，属实，省地纪检委领导便责成他“收回成命”。在这种情况下，王廉清通过自己了解到的材料，据理力争，光那句“我胸有成竹，敢作敢当，错了我负全责！”的话，也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还批评他们“高高在上，不了解下情，只看到有的人‘鸣放言论恶毒’的一面，而不知道‘促鸣放手段’恶劣的另一面，这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特别认为孟子的“不能张网捕民”的话可以古为今用，最终说服了省地纪检委的领导们。王廉清敢作敢当，率先在河南摘掉了 1958 年元月后所划的“右派分子”们的帽子。如不是后来重新高举“阶级斗争”的旗帜，王廉清本打算一鼓作气摘掉邓县所有“右派”帽子的哩！
王廉清说的有文字根据吗，有，而且大大的有！这里先说 1957 年 12 月 27 日，南阳地委第一书记林晓在邓县搞的“县、区、乡三级干部整风试点总结报告”，也是为下一步中小学校教师整风鸣放摸索“如何多抓右派”的“经验报告”：
其实，邓县人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开始鸣放时的情况是，鸣放内容一般的多，建议多；批评思想作风方面的多，批评方针政策的少；正面意见多，反面意见少；说远的多，说近的少”，是很理性的。但后来由于“经过几次领导表态，检查引导，情况逐渐发生了颠倒。现在正围绕着党群关系，粮食政策、合作化、肃反等要害问题鸣放，我们特开辟了专栏。现在看，越鸣放内容越反动。原来我们都估计，因为有第一批的地专市直的反右斗争，干部们之间互相通气交流，不少人会估摸到我们的最终意图，不会再鸣放。现在各县直机关正在进行的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也会影响这次鸣放。实事证明，不是那样的，稍有影响，但影响不大”，这叫不打自招，请看下边：
“第二个做法是，隐而不发，先让右派分子高兴一阵子。鸣放形成高潮时，右派们都忘乎所以，特别活跃，到处朗诵着反动言论，洋洋自得地高声朗读大字报，还积极到别区、别的小组煽风点火。如构林区助理高荣廷在这方面活动的就很积极，有个叫张宏义的右派说：‘现在不是说成绩的时候了，你们工作上有什么值得说的成绩’？有一个右派几天就写四、五十张大字报，并在小组会上大骂领导。桑庄区干部徐凤阁到处搜集材料，并积极帮助别人组写大字报。白牛区干部李明堂到处拉拢人，到处散布自己的反动论点，十分活跃。有个叫耿广生的右派就公开大唱：‘要民主、要自由，如敌人不给民主，我们就要拼命等。’眼下，我们都让其任意表演。第三个特点是，讽刺、控告，丑化党的领导干部的漫画多。有的领导干部看到这样的漫画后气得不行，坐卧不安，想立即挺身而出进行反驳，被我们发觉后及时做思想工作予以制止。我就明白地告诉这些同志，这很好嘛！这不正实现了我们要达到的鸣放暴露的目的吗？”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搞思想发动时，一定要耐着性子，不要急于求成，时间一定要长些，工作一定要做透。要知道，没有一定的时间和过细的工作，沉着的脾气是不能‘钓’着‘大鱼’的。右派分子也是琢磨不定，持观望态度，有的则是看风驶船，见啥人说啥话。等鸣放的热度起来了，他也迷糊了。有的开始时把大字报贴到偏僻的角落，采取试探性的办法，小心翼翼地鸣放提意见。鸣放形成高潮后，有的右派分子怕不鸣放受到群众攻击，放，又怕被抓住划成右派，往往都是举棋不定，反复考虑再三。但由于本性决定，所以最后还是放了出来。有一个右派分子贴大字报时就一再对别人表白说：‘我这张火药味有点浓的大字报贴不贴呢？贴吧？恐怕因此被打成右派；不贴吧？又怕说对整风运动态度不端正。考虑再三，还是要积极投身到整风运动中，这就贴出来了’，可见思想工作做到家后的威力”。
“鸣放的愈透，鸣放的愈深，第二个鸣放高潮就比第一个掀起的更好。右派暴露的一般规律是，第一次鸣放高潮时，开始暴露；第二次鸣放高潮出现后，明显暴露；第三次鸣放高潮出现后，彻底暴露。邓县县委、区委的主要领导们都身先士卒，带头鸣放。事实证明，哪个区委书记带头鸣放的早，鸣放的好，哪个区里就鸣放的热热闹闹。白牛区委书记思想有顾虑，怕整出自己的问题，不带头鸣放，这个区就如一潭死水。县委让其停职检查后，这个区的鸣放高潮立刻出现了。还有组织互相参观学习，以先进带落后等。”
另一份是， 1957 年 12 月 31 日地委副书记杨林波写的地“唐河县三级干部整风会议大鸣大放情况的报告”，其发动过程和“促鸣放手段”和林晓在邓县三级干部会议上使用的手段大同小异，有一点比林晓使用的更过之而不及，那就是：“对积极鸣放，特别是那些说恶话，放毒气，散布反动观点的人，不仅不另眼看待，而是热情看待”。好家伙！这一招好狠哪！
1958 年 1 月 12 日至 15 日，林晓在由各县 ( 市 ) 第一书记参加的地委扩大会议上，对正在开展的面上的整风运动进行再指导：“当前还是要通过策略和方法，直说就是通过诱导和鼓励让那些心里头对新中国，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心怀敌意的人把窝藏在他们心里的怒气、不服气、恨气、仇气都倾倒出来，把肚里的毒素都吐出来，把毒苗都催生出来！为此，首先要‘引蛇出洞’，然后聚而歼之。有人说这是拖刀计、是阴谋：我们说这叫鸣放、这叫诱敌深入，毛主席说，这是阳谋。自古兵不厌诈嘛！而要实现这一点，不提供一定的气候和温度条件，不故意造成一种假象，一种迷魂阵，给敌人一种错觉能行吗？”
林晓在会上还突出强调“反右倾”问题，他说：“整风运动还真有一个‘反右倾’的问题。就是首先反我们一些领导干部心慈手软，下不得手的右倾，抓不出右派的右倾，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可以想象，如果我们都有一颗菩萨心肠，是不可能搞好这次整风运动的”。
而邓县的所谓“促鸣放措施”，其实就是在地委领导“经验”的基础上再“添油加柴”，诱人手段的细化，请看 1958 年 2 月 9 日，邓县县委写的“三级干部会议及中小学教师整风鸣放会议总结报告”：
“我们突出地抓住了五个关键环节：一是指导思想明确。鸣放是放一把火，既烧自己也烧敌人。所以抓鸣放领导决心大，劲头足，彻底克服了怕搞乱不好收拾，怕事情闹大不好下台，不敢大胆放手群众的右倾保守思想。以冷静、沉着、热忱和虚心的态度组织指导运动。同时，领导深入下去，洞察运动的动向，摸清实底，心中有数，知道尚未鸣深放透就不会满足表面的轰轰烈烈。如一小领导小组 802 人，开始内定右派 53 人，在鸣放高潮的元月 5 日排队，已开始鸣放说心里话的 31 人，还没有动的 20 人。到元月 10 日，说心里话的已达 45 人，还有 7 人没动， 1 人暴露还不算充分，鸣放结束仍有 2 人始终没动。”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再进行摸底站队，采取有力措施，力促其全部鸣放；同时，光硬着头皮听不驳着；认真抓住了基层骨干和中层领导，切实强化他们的责任感和献身精神。要求各单位积极带头，边鸣放边整改，并对压抑鸣放提意见的立即进行严肃处理。四中片区 102 个小组长，由于片区负责人高寅昌、王丰昌俩人带头说出了内心话，鸣放出 30 条错误或反动意见，带动全片 98 个组长都鸣放了起来，引起 1262 教师中就有 1258 人起来鸣放。与此相反的是二中校长张家聪由于不能带头鸣放和积极领导鸣放，到会 33 人中，只有 4 人说了内心话， 29 人不能大胆鸣放。我们严肃处理了类似张家聪的 7 个小组长，进一步武装了骨干，号召党团员积极带头鸣放后，立即扭转了局面。二是根据不同时期，不同人和不同的思想顾虑，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促使其鸣放，说心里话。 (1) 组织 5 至 7 人的小组座谈会，或鼓励’自发成立鸣放小组‘，通过不拘形式的发言谈心，促使一些老右派和不识字的人，便于鸣放，并使有顾虑不敢写的人在他们认为这是空口无凭的情况下，不加留意地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城关镇医生组采用 5 至 7 人的‘自发鸣放小组’的形式后，使 6 个老中医说出了’要团结起来推翻共产党，恢复大清朝’等反动言论。 (2) 采取几十人或百人左右规模的‘自由演讲会’，这样会使一些比较猖狂的人容易在这种场合下暴露自己，并对别人起着一种互相传热和燃烧的作用。构林区组织 300 人规模的演讲会时，让右派分子韩星楷自由演讲，他利用这一阵地猖狂地谩骂和攻击粮食政策后，引起了在场 30 多人的同感和支持，很快都放出了各自内心里的毒素。白牛区在听到极右分子陈尚荣的恶毒攻击发言后，引起在场 20 多人的鼓掌称快。 (3) 鸣放中有意识地让积极分子互相发倡议，互相组织参观先进单位，互相激发，互相督促，逐步实现了先进带后进。林扒区在参观鸣放先进单位－－文渠教师队伍鸣放后，在原提 404 条意见的基础上，猛增到 1254 条，参观后有 9 个右派说：‘要大胆鸣放！坚决斗争到底’等。 (4) 还采取大会动员，小组座谈、个别谈心、骨干积极分子帮助攻心和设立意见箱等多种推动鸣放的形式。”
“三、是第二个鸣放高潮形成之后，右派分子开始猖狂放毒的时候，领导上必须坚决克服右倾思想，相信群众，相信天塌不下来，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这一关键时刻，必须随时检查领导上有什么右倾情绪，群众的主要思想疑虑是啥，内定的右派鸣放的深度和广度如何 ? 还有哪些障碍鸣放进一步深入的地方 ? 要清醒地认识到，鸣放的时间越长，右派尤其是老右派们才能暴露的越清楚，论点越突出，活动越猖狂，敌人在群众中才会越暴露、越孤立。然而对此有的中层领导人未能意识到这一点。如林扒区领导人李玉合面对着右派分子们的猖狂进攻，大肆攻击诬蔑的肆无忌惮场面，束手无策了，怕再放乱了，认为鸣放的差不多了，不敢进一步点火和发动群众了，使运动一度停滞不前。县里发现后敦促他立即纠正，运动才出现了新的高潮。针对群众鸣放中怕划右派、怕遭受辩论 ( 即批判 ) ，一部分人等待观望的情况，我们就采取小组座谈、个别谈心、自由讲坛、专题讨论，专栏鸣放和旁敲侧击等互相交递穿插的办法，造成了水混火热，添油加热的局面，促使了内定右派们的继续暴露。五是在基本鸣深放透的情况下，我们还抽出一定的精力，集中一定的时间组织群众进行自由辩论，有意识地把水搞混，通过此种途径，进一步澄清敌我，彻底暴露右派。”
“由于我们精心地抓住了以上几个关键环节，全县的整风鸣放运动很快出现了声势大，来的猛，来的真，进展快，群众情绪特别高的热火朝天的新局面。大家都废寝忘食，日以继夜，争笔夺墨，抢购纸张，戴镜带病赶写大字报。还充分地利用了小组会、座谈会、自由讲台，典型发言、互相参观、专题鸣放、专栏鸣放、漫画、对联、诗词、快板、论文和鸣放意见箱等形式，广泛地对党的方针政策和工作作风提出批评，参加会议的 5184 个人全部进行了鸣放。敌人在这种情况下错误地判断了形势，由幕后转向台前向党发动进攻”；“在解除一切思想顾虑，‘放心大胆鸣放，实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定心丸的作用下，有些人开始时说好话，后来便说难听话，再后来便是骂人，再后来便是原形毕露了。如张林教员关浩以新包公传漫画为题目，胡说毛主席、周总理为爪牙魔鬼，让新包公和新王朝、马汉把他们绑到刑场用铡刀铡了；城关小学教师胡玉选说：’我们起义造了反，破着坐它几年监，只要百姓有吃穿 ’；有人还煞费心机地编出什么‘讽刺电影’、‘讽刺戏剧’还有什么新三国演义、新三字经、新百家姓等，真是五花八门，花样翻新等”。
大量的证据表明，邓县一部分教师们施放的恶毒鸣放言论，确实是在地、县领导们千方百计的诱骗下，比着“拼尖锐”、“拼恶毒”、“拼疯狂”“拼”出来的。“假作真时真也假”，所以，那些看似“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实际上把自己当成了“舞台上的反面演员”，然而这是在搞政治运动，岂是“演戏” ? 亏得他们遇到了像王廉清这样的讲求实事求是的县委第一书记，及时发现了“制造右派”的种种证据，予以戳穿和纠正，要是遇到了“左令智昏”或至今仍坚持认为“反右还是必要的”型的县委书记，那些“尖端型右派”，恐怕到现在也不会得到“改正”呢！
王连 ( 实际是王廉，因和王廉清只差一个字，因怕弄混，故整篇文章里都用“王连” ) 最后对我说，有道是‘政声官走后，民意巷谈中’。 1992 年春，从黄泛区农场党委书记位置上离休的王廉清书记在耄耋之年回邓县一游，竟成了邓县人们奔走相告的头条新闻，到邓县县招待所看望的人排成了队 ( 此时丁心德老先生、姚绍堂还有一位姓陈的老先生都争相证实 ) ，许多人王廉清根本就没有见过。好几个也进入古稀之年的老人们不好意思地自我介绍说，王书记呀！我就是“尖端右派”某某呀！然后又很不好意思地检讨说，当年我们鸣放时恶毒地说共产党这不好，那不好，虽说是上当受骗，还是自己没把着嘴，要不是共产党，我能有现在幸福一家三代人，整个中国太平盛世几十年 ? 大恩无法言谢。好几个“尖端右派们”有的老泪纵横，有的热泪盈眶，不知道怎样表达对王廉清的由衷感激之情，“您是共产党的真书记”的话，不知道他们重复了多少遍。王连说，他们走后，王廉清笑着对我说，想不到我在邓县工作 5 年只挣了个“共产党的真书记”，想想后又很满意地说，其实这个评价还真不低呢！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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