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宗礼：鸣放积极分子何仁超
鸣放积极分子何仁超
－－作者：赵宗礼
研究当年“整风”的事情，不能不涉及到当时的“鸣放”典型，名言曰：“无点难成面”。南阳的“鸣放典型”是谁 ? 我个人认为第二批整风运动时，当属南阳师范学校青年教师何仁超。
关于南师青年教师何仁超带头鸣放的事， 2012 年 7 月 16 日， 92 岁的南师退休教师阎君明是这样介绍的：
何仁超，宝丰籍人士， 1957 年底时刚满 25 岁。此人毕业于河南大学文史专科，上大学时就入了党，在河大就是优秀的班干部。由于出身贫农，“根红苗正”，学习成积又好，分到南师后旋即担任了学校党支部委员、校团委书记，是按校领导后备苗子培养使用的，也可以称之为学校的“储君”。第二批整风开始后，集训在南阳二高院内的南阳师范学校的 40 多个教师们分了三个小组，何仁超是第一小组，即文史小组的组长，原本是让他给别人送“右派”帽子的。可是不知怎的，据说是学校抓运动的王文献副校长反复地对他说，只有带头鸣放，才能促进别人鸣放，才能把所在小组的运动掀起来：也只有把本组的运动掀起来了，才是展现工作能力的试金石，运动后期才能得到提拔和重用等等，把他给弄迷糊了，真的带头鸣放起来，而且越鸣放越不可收拾，后来竟成了第二批运动中最年轻且“跳的很高”的“青年右派分子”。
阎君明说，我是第三组，即职工教育组长，高占钦是数学体育组组长。由于他的身先士卒，把所在的小组的“鸣放”掀起来后，学校主抓运动的校长王文献便叫他大会小会上介绍经验体会，吹的不得了，何仁超真的有点得意忘形，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他多次踌躇满志地对高占钦和我说，就是要用毛主席青年时代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大无畏气派，来讨伐党内的“三大主义”，要通过反对“三大主义”正党风，正校风，起码改变全校师生的精神面貌。当时我们都说他有点狂，可是他却反唇相讥说，三国时弥衡不狂吗？不狂怎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裸体登大雅之堂，“击鼓骂曹”？明朝时的海刚峰不狂吗？不狂他咋会抬着棺材上金殿？古往今来，凡是忧国忧民？家国情结特别浓重的人都是“狂徒”，正所谓：“无士不疯狂”。我是共产党员，比别人又多了一些爱党情结，爱之深，情才真，所以我对党内的“三大主义”特别地深恶痛绝，就是要冲锋陷阵，献策献言。
阎君明老先生说，何仁超当时鸣放了许多，具体是什么我记不清楚了，好像还有批评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大字报，其中那首效仿毛主席诗词“雪”格调的词，在当时轰动一时，对我印象特别深。我即拿出《南阳右派言论集》中，何仁超仿毛主席“沁园春 . 雪”写的“农民怨”，念给他听，勾起了他的回忆，说，就是他它，就是它！我对这首词的共同看法是，这首词虽有点“关公门前耍大刀”和“狗尾”充“貂”般的滥竽充数、卖弄，却也有独辟蹊径，别开鸣放言论体例新颖之效果。这里献给大家：
农民怨－－和毛泽东“沁园春 . 雪”
何仁超
宛域碗状，帝乡郡望，田如腴膏。
望“伏牛”内外，满目苍翠，白河两岸，
麦浪浩渺。
孤峰独秀，桐柏山俏，蜚声天下是玉雕。
曾记否？听街谈巷议，颂党赞毛。
南阳过去美好，现民有饥色怨声高。
昔秦皇汉武，喜功害民；唐宗宋祖，
国泰民饱。当代天骄，毛公泽东，
只会金殿听汇报。当务急，
应解民倒悬，严惩奸僚。
在“晋惠帝与今关书记”的大字报中，何仁超写道：昔晋惠帝无道，不知民间疾苦。一日，路遇一人，面有饥色，便问道：“何以至此？”答曰：“饿。”惠帝颇有不解地问：“何不食肉？”
现今南阳地委关廷秀副书记官僚主义的程度也让人吃惊：一天，关书记路遇一面黄肌瘦的农民，便觉得不可思议，问其为啥至此，答曰：“成年粮食不够吃所致。”关书记便质问道：“何不买北瓜干、薯干吃 ? ”他哪里知道红薯干，北瓜干早就也买不到了。
何仁超还有一首诗配漫画，题目叫：“十八娇娇配老哥”，说的是“指某中央主要领导”，明眼人一看便知道讽刺嘲弄的是谁。那时候人们的信息普遍不灵，许多“秘闻”误传，比如把已是 40 来岁的妇女说成是 20 岁的黄花姑娘等，所以何仁超的这篇诗配画表达的内容，应属于“风闻言事”，道听途说：
“十八娇娇配老哥，享尽人间美事多。
妻是人间颜如玉，国人嫉妒奈若何？”诗的下面是一副老夫少妻睡在一起的漫画。
另一首诗漫画题目叫：“赠官太太”：
“干部太太生活好，吃香的穿棉袄。面白口红美娇容，对镜嫩态弄风情。一天三遍衣裳换，无事也梳妆。这样的生活乐无穷，恰似一夜做美梦”。下面画了一幅干部夫妻手拉手逛公园的漫画，意在表明城里干部们生活幸福，能过星期天，能夫妻一起逛公园，轧马路等。在那个年代，乡里人不满和垂涎三尺的就是当时城里能享受到的这些优越条件。其实，何仁超分配到南师时，已经与一位有工作的姑娘结婚，过着在他看来就是天堂般的幸福生活，按照“屁股决定脑袋”的逻辑，他不应该鸣放这样的问题，可是何仁超的鸣放言论几乎都是针砭城乡差别、官民差距这一类社会问题的。他另一首以“渔歌子”格律写的干民差别的词，还是批评干部生活优越，农民生活困苦的：
1957 年春，我区粮荒严重，但政府却救灾不及时，以至于使饥民载道，路有饿殍，这促使我作《渔歌子》以示愤怒：
“干部骑着‘飞鸽’飞，饱食逍遥太太肥。戴斗笠，穿破衣，饥民踏雪讨饭吃。”
注：“飞鸽”，即当时天津自行车厂生产的名牌自行车，在当时的情况下，区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和上流社会上的人群才有可能骑上这种自行车。
以当时的得志干部为“靶子”，在批评、讽刺挖苦他们的“三大主义”作风的同时，也对他们其它方面甚至私生活等优越条件进行嘲弄且借此卖弄才华，显摆自己，是整风时期基层知识分子一个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看！何仁超又仿照《红楼梦》中“女儿喜”、“女儿愁”、“女儿悲”、“女儿乐”的模式，讽刺了所谓的“干部的四种面孔”：
“干部喜：提薪升官娶美女；干部乐：周末回家睡老婆；
干部愁：完不成任务打屁股；干部悲：“右倾”、“下放”遭批驳。”
在一幅“荒唐的胡说”的漫画里，何仁超画的是，肚腩特别凸起的孙鼎副书记面前，跪着两个衣着褴褛不堪的农民，口里喊着：“孙书记，救救我们吧？我们缺衣少食，实在生活不下去了。”孙书记仰板着面孔说：“哼，装穷！”漫画有感而发曰：“孙书记我问你，说这话是否凭良心？你说逃荒要饭的农民是装穷，请问根据在哪里？”
何仁超漫画中所揭露的现实， 1956 年和 1957 年春夏之交青黄不接的当儿，南阳绝大多数农村确实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否有孙鼎副书记斥责逃荒农民的事 ? 笔者至今尚未找到文字根据。诗漫画采取的是形象思维，夸张比对的写作手法，按说是不符合有啥说啥原则的，但由于当时大家都反反复复重复这些问题，在“实无啥可放”的情况下，人们也只好变着法子卖弄了。当时此类作品很多，除顺口溜、诗歌、漫画、填词、打油诗外，还有什么坠子书、大调曲、小调曲、独幕话剧、答记者问等形式，那简直是“鸣放文化的大比拼”。几千名教师把鸣放阵地当文化平台，竞相通过自己的大字报显摆各自的鸣放角度、内容、辛辣程度和文字水平，那真是“比点子”，“比色彩”、“比浓度”，以至于在相互竟比中，不知不觉放出了一些出格或放肆的语言，这应是第二批整风运动中自发形成的的一种“文化怪象”。所以，南阳第二批整风鸣放高潮中，有的人施放的内容为啥越来越走样，这不仅有“引蛇出洞”的诱惑，也有基层知识分子“文人更相轻”的自身缺点，何仁超的有些鸣放作品当属于此。而这些正中了当时“抓右派越多越光荣”的政治需要。
当然，从根本上来说，存在决定意识还是第一性的，如果当时像现在这样的太平盛世，再让鸣放，无论如何也出现不了那么多的不满情绪和牢骚语言。所以说，后来对这些人实行“言者有罪”是非常错误的。这是因为，针砭时弊，仗义执言，替弱势群体代言，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品德。古往今来，称得起“士”的群体高人之处就在于敢于为民鼓与呼。没有“士”人为民高呼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只有进也忧，退也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为乐的人成为时代的脊梁，这个民族或这个地方才有希望。在当时的南阳专区，行署秘书主任葛清轩，南阳中心银行会计、学者型“右派”刘耀南，省人大代表，南阳一高中名师李光涵、高级英语教师戴季豪等，他们的鸣放内容都和何仁超一样，属于“针砭时弊”型的，所以他们才是民间真正的“形象大使”和代言人。当然，这样的人在当时是不会得到什么“好果子吃的”，请看 1958 年 4 月南阳师范党支部呈报地委整风办公室的“关于请求将学校团支部书记、青年教师何仁超划为右派分子的报告”：
“何仁超，年龄 26 岁，大学专科毕业， 1955 年 8 月参加工作， 1956 年入党，学校团支部书记。平时和历次政治运动的表现：‘来我校后一贯骄傲自大，不接受群众批评，群众对他的印象普遍不好。他曾说过王校长作风不民主，廖秘书好扣政治大帽子’等不满领导的话。确定为右派的主要依据是：一是 1956 年秋，他曾给人民日报写信说工资档次制定的不合理，大学专科的工资定低了。人民日报社回复说工资档次拉的基本合理，大学专科工资接近合理，没支持他的意见，他心怀不满。学校党支部廖秘书批评他不该乱给党报写信，党员应该无条件服从组织，他竟顶撞道：‘党员服从组织难道就是只有服服贴贴当奴隶吗 ? ’二是，他曾说过‘农村党组织建设方面问题多，党员水平低，是拉夫式入党的，入了党也不教育或者不会教育。’建议对贪污腐化或说假话，欺上瞒下者轻者开除党籍，或留党查看，重者要杀头、坐牢。三是鸣放中恶毒攻击党。他在‘不朽的功勋’漫画中讽刺各级领导，说上级好大喜功，下级好捏造汇报，祸国殃民。’又套用毛主席‘沁园春—雪’诗词的格式，写了一首讽刺现实的诗“农民怨”攻击领袖，并斗胆称周恩来总理为‘恩来阁下’。元月四日，何还在小组会发言中说：‘地委不关心农民疾苦，南阳近年来连年遭灾，农业社又没搞好，在这种国贫民穷的情况下，却地委、专署却建大楼，建人民会场，修葺电影院，据说前后花费百万余元。’据此，他在大字报中公然质问地委：‘这是关心农民生活的具体表现吗？这是摆阔气，腐化堕落，大修衙门，大兴士木，不是贪图享受，高高在上是什么？’”
这个“报告”当属王文献老先生当年指令廖秘书的“杰作”， 2010 年 6 月，我在拜会王文献老先生时，专门核实过此事。他一再叮嘱我最好不要把这收录到书稿中去，为此，他说了三点；第一，你说报告理由苍白无力，其实当时的申报右派的报告都是强词夺理，牵强附会的，这不是个象。二是，这是当时任务观点的驱使，大势所趋，正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尔。三是，就全区各中等专科学校来说，南师所划的比例最低， 40 多位老师只划了 8 个，我已经很右倾了。我纠正说，不是 8 个是 10 个，如某某等，他感到很惊讶，我说这是从“右派言论集”里找到的。至于不要把何仁超打成右派的报告写进书稿的事，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我一定会认真考虑此事的，不过有一点需要告诉你，这不是我们个人之间的私事，因为你是当时事件的亲历者，此材料对研究南阳“反右”来说很有价值，看来很难回避。我说，原地委宣传部长耿安中老先生，在他的《难忘的记忆》一书里有许多“被迫整人”的自责，而您赠给我的《往事如烟》的一书里，对把学校里那么多的老师打成“右派”的事，怎就没有一句自责的话？他说，此事没法自责和反思，因为党现在还没有彻底否定“反右”呢？！既然党认为“反右”有一定的“必要性”，那我跟风整人就有他一定的合理性，譬如文革中“造反派”们的问题，他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的，怎能是他们的个人责任 ? 我们当年也是响应“皇帝”号召，“引蛇出洞”抓右派的呀！何错之有 ? 王文献从他居住的四楼下来一直把我送出 100 多米远的家属区的北大门，然后又站在大门口目送我走远后才回转身回去，这让人很受感动。不久，即传来他病逝的消息，更是让我很是难过了一大阵子。
然而，最让我为他难过的是，王文献是带着“反右还是必要的”“阶级斗争思维”的脑袋去见上帝的。“反右”“改正面占 55 万多被划右派分子的 98% 以上 ( 中国共产党历史 . 第二卷 457 面 ) ，”，正确率仅 1% 点多，这样的政治运动我断定早晚有一天是要被彻底否定的。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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