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旭：九死一生的王守夫
九死一生的王守夫
－－作者：赵旭
上大学时的王守夫
今天我和好友吴季陵在甘肃省第三人民医院看望了病中的王守夫老师，在这里我看到了他生前最后的心愿。这封遗嘱内容有三条：一、我死亡后自愿进行遗体捐献，以服务于我国医疗事业；由甘肃省红十字会有关遗体捐献接受单位负责接收。二、遗体捐献委托单位甘肃省第三人民医院医务科负责执行，其他任何人无权干涉。本人申明：委托事项为我本人意愿，也不涉及与第三人民医院的任何利益纠纷。三、我所在单位一切丧事从简，不发讣告，不做遗体告别仪式。
望着形容憔悴面带笑容的王守夫老师，看着压了鲜红手印的遗嘱，我强忍着自己的眼泪，此时我不知对我的好友王守夫老师说什么才好。我不敢相信难道这就是毛泽东时代九死一生差点被专制子弹枪毙了的“右派反革命”王守夫老师吗？
王守夫是我写作《从土改到文革－－中国当代一百位知识分子的厄难》时采访的对象。他1934年10月生于河南省淮阳县安平区前王堂村一个穷苦农民家庭，10岁以前他的父母就病故了，由于家庭太贫寒他近两岁的弟弟其后被送了人，所以他是一个无牵无挂的孤儿。1947年7月，刘邓大军南下渡黄河到了大别山，河南淮阳县暂时解放，他的家乡成立了淮阳独立团，后改编为中原军区二分军区三团，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打游击。当时，他的家乡是淮阳六区，也就是平安区。这年7月他在家乡参加了刘邓大军的游击队淮阳独立团（后改编为中原军区二军分区三团）。当过侦查员、司号员、通信员、警卫员等，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打游击战。参加过1948年解放开封、睢杞战役。1948年3月在河南太康县常楼寨战役中，差点牺牲。他们村的张忠华就战死在了常楼寨战场。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他还参加了淮海大战，参加过大小战役十几次，但他都与死神擦肩而过。
王守夫是1950年转业到河南省鹿邑县公安局工作的，在这里他主要做管理劳改犯人及犯人的思想改造工作。1952年12月至1957年6月他被重点培养送到河南省郑州市河南省第一工农速成中学学习，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产党培养自己知识分子、培养建设社会主义的骨干人才、培养又红又专无产阶级可靠接班人的摇篮。1957年他在这所中学毕业后回到河南省鹿邑县公安局办公室工作，做干事秘书工作。
河南省鹿邑县相对全国来说反右运动比较迟，1957年10月才集中了全县中小学教师1200多人进行大鸣大放、开门整风，给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并一再强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由于这里消息闭塞，不知道全国引蛇出洞后早已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另外，引蛇者早已有了经验，他们使出各种伎俩，鸣放的结果使这1200多人的一多半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有些学校的教师100%被划为右派。就在宣布右派分子的当天晚上，就有十几个人投井、上吊自杀了。王守夫看到这种情况非常震惊。他说，“哪里会有这么多的右派分子？如果有这么多人反对共产党，说明共产党已经不得人心了。”
另外，当时公、检、法领导组织学习了《八一》杂志陈沂的一篇关于山东临沂老解放区农民生活困苦、吃不饱、穿不暖的文章。陈沂当时是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文化部长。王守夫看后很有同感，但他不知道这是毛泽东的“阳谋”和引蛇出洞，他说，“农民生活苦，农民有意见。”“工农业产品价格差距大，农产品价格太低。”当时在农村流传两首民谣“吃糁子，吃皮子，半夜三更拉犁子；拉犁子，没有劲，社长抓住打一顿。”“社长见社长，票子哗哗响；会计见会计，你说去洗澡，我说去看戏；社员见社员，两眼泪涟涟。”他认为这是农民的不满情绪。由于他说了这些同情农民的话后，1958年元月王守夫也就被打成了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黄泛区农场劳动教养。可是，他到了黄泛区农场，农场里已经人满为患，右派分子太多连牛圈里都住满了，农场不接受他。于是，他又被送到河南省太康县戴火庙村劳动教养改造。白天挖池塘、担涡河淤泥，晚上还要对他进行“脱胎换骨”的批判斗争。他在此时想，这样下去迟早要被累死、整死、饿死，不如趁身体还没有垮掉，早点逃命。
1958年7月，他从农村跑了出来，一夜瞎摸走到开封，坐上火车到了青海省西宁市。下了火车在火车站看到铁道部工程六局在招工，他就在404工区报名当了一名筑路工人。在西宁市以西德令哈市附近修隧道、建路基。1959年二三月份，他们单位迁到甘肃省陇西通安驿马河镇，在这里他主要干架桥梁、开挖隧道工作。这两年当筑路工人，虽然条件差，干得都是苦活累活，但他头上的“紧箍咒”右派帽子甩掉了，他的身心还是愉悦的。
1959年8月，王守夫隐瞒了自己右派分子的身份，以工人和转业军人（有转业证书）身份考入甘肃师范大学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在这四年大学生活中，他夹着尾巴刻苦学习，提心吊胆度过每一天，生怕暴露自己真实的身份。可是，1963年8月大学毕业时，由于他的档案不健全，查出他是“潜逃右派分子”，勒令让他写检查交代问题。他写了检查，又说他在检查中继续攻击党的政策，将他开除学籍，劳动教养。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就是有一百张嘴也没有办法说清他的冤情，也没有办法辩清别人对他的诬陷，感到生不如死。于是，他义无反顾去跳楼自杀，可是老天爷不收他，后来上吊又被救活了过来。
1963年秋，甘肃师范大学派人将他押送到甘肃省安西县四工农场进行劳动教养改造。这个四工农场在1957年反右运动后，曾经饿死过几百名右派犯人。他在劳动工地上，看到大沙包上有十多具没有风化的干尸，这些冤魂让他触景生情、兔死狐悲痛心不已。这里农活非常繁重，农忙时一天十六七个小时的劳动，一年四季根本没有休息日。
1965年10月，他又被转送到了甘肃省建设兵团农建11师一团（黄花农场）继续监督劳动改造。在这里他遇到了兰州大学的李耀文、卓肇龙；兰州铁道学院的霍玉田、张家绶（女）；甘肃农业大学的王生德；甘肃师范大学的蔺振华、高德林和他；大约有十多人。他们都是被定为“反动学生”或“右派”的罪名到这里接受监督劳动改造的大学生。同时到这里的还有西安、青岛、天津等省市的支边青年和学生。到这里来劳动，先是挖大渠、斗渠和毛渠。再就是春种秋收冬灌等农活。任务紧张的时候一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总之都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同时他还要每月定期向甘肃师范大学写思想改造情况汇报。他们这些人当时不仅要受革命群众的监督，而且他们这些所谓的“反动学生”、“右派”也要互相监视，农场领导有意识地诱导他们揭发同类难友的言行。
毛泽东时代最大的灾害是对人性的摧残，对民主的剥夺和对自由的蹂躏。当时对人性的扭曲已达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那时的政策将人性中最丑恶最肮脏的东西挖掘了出来。老子揭发儿子，儿子告密老子，妻子揭发丈夫，丈夫告密妻子。在这里也是一样，右派们之间互相告密揭发，专政者却从中渔利。但王守夫从来没有做过缺德坏良心的事情，从不诬告检举揭发别人之事，所以改造了二十多年，他也得不到有摘右派帽子的机会。
1969年12月，由于中苏关系紧张，要准备打仗。他这个阶级敌人，被遣送回甘肃师范大学。学校人事处、保卫科把他安排到后勤处生产科监督劳动改造。主要的劳动是掏厕所、拉垃圾、冬天烧锅炉。这一阶段他吃的是学生定量，干的是重体力活，饿得皮包骨头，瘦得像个麻杆，体重只有八十斤左右，大风都能将身体刮倒。而且形势一紧张他就会被拉出来作为阶级斗争的靶子进行批判斗争，说他是大粪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1974年5月，甘肃师范大学的造反派们诬陷他恶毒攻击伟大旗手江青，于是王守夫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兰州市公安局逮捕入狱，坐牢两年半，后又被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正在上报审批之际，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被逮捕了，这样王守夫也就在1976年底被无罪释放了出来。
1979年，甘肃师范大学已成了西北师范学院，落实中央关于右派改正的政策，认为他的右派分子是被错划了，可直到1980年才摘掉了他的右派分子帽子。接着恢复了他的学籍，恢复了他的工龄，给予200元的生活补助费，安排他到西北师范学院教育系办公室当干事。经过无数的坎坷磨难后他在此时也找了女人成了家，22年后他才真正摆脱了奴隶般的命运。这以后他在西北师范学院附小当了三年副校长。1984年又回到西北师范学院教育系任办公室主任，直到1992年按离休干部待遇处理，享受晚年的离休生活。
今日里我捧着王守夫的遗嘱，看着这位戴着呼吸机坚强、淡定的朋友，我觉得他是那样的真实，他又是那么的崇高，此时此刻我觉得能有这么一位心直口快的朋友而感到无比骄傲。反右运动后，经过那个年代的人，大多数已经噤若寒蝉，可他不论过去还是现在说起话来还是那么滔滔不绝。记得他看到习近平这届政府大刀阔斧的反腐，是那样的欢欣鼓舞。苦难的经历让他越老思想越深刻，对国家民族更有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他曾经以很重的河南腔对我说道：“好的体制，坏人也能变成好人；反之，坏的体制，好人也可以变成坏人。”“你别看那些满口马列主义的骗子们，他们是经不住历史考验的。他们为什么不敢公布个人财产，他们为什么要反对司法独立、反对人类制衡权利的智慧三权分立，他们为什么要抹黑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因为他们为了要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你别看这些人在台上时一个个人模狗样，掀起他们的尾巴屁股上都有屎。”“关键是体制问题。我们现在有很多领导只为他的顶头上司负责，因为他不是老百姓选出来的，他是上面任命的。政治体制不改，这阵风过后新的苍蝇老虎还会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是永远打不完的。”这些话犹如在昨天，如洪钟大吕，振聋发聩，不断地回响在我的耳际，引起了我对民族前途深深的忧虑。
清代文学家纪晓岚的先师陈伯崖撰的一副联书上说：“事能知足心常泰，人到无求品自高”。这里说的“无求”，是告诫人们要舍弃满脑子的功利与浮躁，不为外物所羁绊，不为浮云遮双眼，从而获得一种超然物外的自在与宁静。我觉得这种超然物外的品行主要是一种自珍自爱自律自修的结果，它是无法刻意模仿的。无数的事实说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要扫灭绞杀的是人类最可宝贵的知识文化和近代以来所造就的一批文化精英，反出的大多数是一些品行高洁之人。这些知识分子年轻时为了国家富强与民主自由掉入了“阳谋”的陷阱，年老时他们依然如故“位卑未敢忘忧国”。纵观王守夫的一生，不论是身陷囹圄的过去，或是物质充裕的今天，他都用一个“无私、无畏”大些了一个真正的“人”字，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敢于担当的知识分子挺立的脊梁。我在心里默默祝愿，好人一生平安，王守夫老师但愿您再能度过这次病魔的纠缠。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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