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立权：我和荆田夫的一面之交
我和荆田夫的一面之交
----作者：赵立权
1958 年，就在我大学毕业前夕，我们的伟大领袖继反右派斗争之后又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在反右斗争中没有被打成右派的同学，全部去到大跃进的前线，参加大战钢铁铜；被打成右派的、像我这样还被“保留学籍”的同学，就被送到农场去“劳动察看”。我和另外的三个同学一起被送到位于宾川县的“宾居机耕农场”去，和我们一起同车队前往的还有云南省各省级单位的右派分子好几十人。走到农场之后，才知道：宾居农场是新建的全国二十几个示范机耕农场之一，农场的成员有创办农场时的干部和当地的农民进农场以后成了“老工人”的基本成员，还有从省级各机关因为有各种问题而被下放去劳动锻炼的“下放干部”，和我们这些右派分子以及莫名其妙地被扣上了“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帽子之类的人物，之后又增加了从昆明军区去的右派分子。后来，宾居农场跟太和农场合并后，又增加了一些各州县去的下放干部和“右派分子”、 “反革命”和“坏分子”。当然队伍最庞大的还是我们这些受压迫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以及“坏分子”。实际上这些人后来都平反改正了，说明他们都是极左路线的受害者。
在大跃进的年代，在地广人稀的宾居机耕农场里，有的是拖拉机、圆盘耙、播种机等等各种各样的农机具。拖拉机拖着宽长的犁耙耕作过去之后，人们必须把它后面的土地整理好，把土地两端机耕不到的土地用人工翻挖平整出来。然后是作畦、种棉花、种包谷、种红薯苗、平整水田、插秧、防治病虫害、中耕、除草、收获，样样都离不开人们的辛勤劳动。虽然机耕队的场地上，停放着播种机、摘棉机等许多农机具；有的甚至是从苏联运来的各种农机具，但除了拖拉机、圆盘耙以及间或有播种机之外，很多从来也没有使用过。为了不误农时，领导要求我们苦战 45 天五昼夜——没有星期天，五天五夜不准睡觉，吃饭在地头，不准回宿舍。每天的粮食供应不足以平衡劳动者产生劳动力所付出的体力消耗。像我这样的穷学生，自然无钱购买其他的食物充饥，即使是带薪下来的右派分子和下放干部，虽然有钱，市场上也没有可供人们购买的食品。
食不足以果腹，衣不足以遮羞。太阳出来以后，宾川的天气十分炎热，我于是脱去衣服和鞋子，全身除了一条经过多次缝补的小短裤，一无所有地在田里劳动。身体被宾川万里无云的晴空阳光，晒得黑黝黝的；脚上因为干燥而裂开了 2-3 厘米的口子，不时有鲜血流出。为了按照领导的命令要求砍伐野生的仙人掌用来积肥，而在路上到处都留下了许多锋利的从仙人掌上脱落下来的仙人掌剌，常常戳进足的肌肉里叫人疼痛难当。年复一年，许多人患上了水肿病，不少妇女子宫脱出（人们说他们“夹茄子”）。在如此严重的现实面前，机耕农场不得不成立了水肿病医院，由资深的医生检查，对确诊的水肿病人，送进水肿病医院住院治疗。对住院治疗的病人，只做些轻体力劳动，每天除正常的供应以外，还增加供应一两黄豆，一两红糖和一两肉。
医生是老八路卫生员出身的荆田夫，他是从昆明军区下来的右派军官。他身边跟随着几个由上面派来向他学习医学技术的本地医院的医生，这些本地的医生，对靳田夫医生的高深技术和实践经验十分崇敬，都希望能从他那里多学习点东西。
靳田夫认识我——毕竟在学校尚未毕业的大学生就被送到这个农场里来“劳动察看”的年轻人，包括我在内只有的四个，所以多数人都知道我们。但是这之前我们并没有打过交道。本来，像我这样年纪轻轻的大学生，受到过共产党的良好教育，怎么就成了“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大多数人对我都充满了同情和对当时所执行的政策的怀疑，当然也包括靳田夫医生。轮到我去接受检查了，他用听诊器在我的胸部听了一阵，然后，一脸严肃地对着跟随他的医生们说：“他必须立即住院治疗，水肿病已经累及心脏了！”他还拿了一张纸在上面画了些示意图，向他们指点着我的病情的严重性；接着，又把听诊器交给其他医生到我的胸部去听诊。本地的医生们，一个接一个地对我的胸部认真地进行了听诊，十分佩服靳田夫医生的判断，还充满同情地询问了我的病情，鼓励我好好养病。虽然这之前，我也知道我得了水肿病：因为在脚杆上肌肉长得最少的“穷骨头”的地方，把手指用力压一下，马上就会在那里留下一个小窝，很久也恢复不过来。然而有这样症状的人，在全机耕农场，占了全体劳动力的大多数，水肿病医院怎么可能把他们都收进来住院治疗呢？除非是他们当中的严重病人，不然是沾不了这个光的。
从水肿病医院开办开始，我都一直在里面住院治疗，直到它关门结束。
有一天晚上，靳田夫稍稍地找到了我，把我领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对我说：“小赵，畜牧队死了一头架子猪，我去检查过了，不准他们供应给伙食团，叫他们埋了，就在那个地方。”他用手指点着位置，继续说：“你约上几个人，后半夜去把它挖出来打整后煮吃了，补充点营养。不要让人知道！”他说完以后我还没有来得及感谢他，他就转身走了，消失在黑夜里。
我被他感动得热泪盈眶。这是一个善良的人对一个受到摧残的年轻人的同情，是一个革命者对他的后来人受到无情迫害时的保护，更是良知对邪恶的反抗。
大规模的水肿病症状，直到人民公社的伙食团解散下户，整个社会的经济情况好转之后才逐渐消失了。
摘选自《伤病录》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