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进斌：我的家族史及其中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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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族史及其中的父亲
－－作者：赵进斌
我的故乡事实上也是我的家族，盖因全村都姓赵，均是一个先祖上繁衍生息至今。目前我们这个家族已经立世387年，在这387年间，是否有先辈们写过家族史，已无从得知。我的故乡属于古莒国，我曾查阅现存最全面的文献资料《重修莒志》。莒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同齐国、鲁国齐名的诸侯国，最早的《(成化)莒州志》早已佚失；明朝万历年间的《续修莒州志》，仅存《莒志野述序》篇目；清朝顺治五年编纂的《重修莒州志》也不复存；刊于光绪十九年的《莒州图志》约有50万言，可惜原稿遗失。民国21年，时任莒县县长卢少泉又起了重修这部志书的念头。他为此找到了享誉莒地的晚清翰林学士庄陔兰。于是亲自登门造访，聘请他出任《重修莒志》总纂。
说起庄陔兰，可是大名鼎鼎，在近代山东历史上，庄陔兰是一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莒州大店镇庄氏家族自明朝万历年间始兴，历经400多年的成长壮大历程，官员上至明代巡抚、清代道台，下至民国的国会议员等任职者百余人，成为鲁南苏北最大的名门望族。庄陔兰生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十六岁考取童生，十七岁中秀才入郡庠，二十七岁乡试未中，翌年拔贡放乐安县(今广饶县)训导。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恩科殿试，中二甲第十四名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诰封朝议大夫。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官费去日本东京大学学法政，秘密加入中国同盟会，后参加辛亥革命。1914年后任山东省民政长官公署总务厅厅长、兼任山东图书馆馆长，曾任山东省议会会长、国会参议院议员。1934年春出任《重修莒志》总纂，他修志主张资料要“实”， “若征今而不实，人皆得正其失而纠其谬也，吾为此惧”。他修编志书态度严谨，“必详著乎政治之演进，社会之嬗变，以究极夫治乱得失之所在”。“莒自春秋以来，以国名县，至今无改，与他县异；则其为志，当与他志异，至民国而为莒志，又当与前志异。然综述数异，而有一同，曰记实而已矣。”并重视志书的“资政”作用。庄陔兰倾其精力，历时10年。编纂过程因资金不足，他曾卖字“以补其缺”。这部堪称“集莒地方志之大成” 长达77卷、计百余万字的宏篇巨制的《重修莒志》终于编纂完稿，刊印成书并作序。作为研究莒文化和莒历史的重要文献，至今有着重要的参考研究价值。1936年，他应曲阜孔府之邀，任孔子77代孙孔德成汉文教师，专教韵学和经书，1936年孔1946年在曲阜去世。
我的家族史在《重修莒志》中这样记载：元明更朝期间，赵氏从冀州密云始适青州府大湾桥，能、全兄弟二人迁于莒，能迁绪密，全迁络密。明末崇祯年间(1622－1644)从绪密又迁出两支，其中一支迁出的七世祖讳璨即为我的先祖。如今全村3000余口人，传至17世，均是他的后裔。
应该说，先祖赵璨选择这块土地落脚生息，确实眼光独到，村庄西临沭河，南面浔河，两条河在村西南汇流南去。村西村南全是细密黄沙土，这种沙土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沙岭河滩均是纵横十多里的绿树茂盛的树林；村后是一马平川的田地，适宜种五谷杂粮，村东是石岭，由一种红褐色石头组成，是盖农村宅院必备之物。在农耕社会中，这种地利已经最大程度具备自给自足的天然条件。我小时除了听老人们说起历史上遭蚂蚱年一荏庄稼被扑天盖地的蚂蚱吃光外，大多年景是旱涝保收。我在故乡30多年间，也从未出现过庄稼颗粒绝收的年景。
故乡现名曰：大公书。我小时在家听老人们传说，村原名曰桃花村。村西沭河当初只是一条大人可一步跨过的沟壑。这条沟壑因1668年7月25日晚8时许(清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时)郯城莒县大地震发生而被撕裂变宽。这是历史上中国东部发生过的最为强烈的地震。据历史记载震级约为8.5度，地震有感总面积近200万平方公里，涉及河北、辽宁、山西、陕西、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江西、浙江、福建等十余省及中国东部海域，有文字记载的受震地区达400余州县，受灾最为严重的是郯城、临沂和莒县。
据史料记载：地震发生的刹那极，震区郯城、临沂、莒州，城池、县治、官衙、学宫、仓敖、民房、庙、寺、祠、塔、桥等建筑物倒塌，地裂、喷砂涌水山崩地陷。极震区内城廓、官民庐舍、庙宇等一时尽毁，郯城倒塌如平地，莒州百里无存屋，并伴有大规模的山崩地裂、地陷、涌水喷沙等现象。震时如舟覆，如桔槔上下，崩为堑，漩为渊，沙涌井湮，地侧树偃，百谷陨箨。康熙《郯城县志》有载：“一时楼房树木皆前俯后仰，以顶至底者连二、三次，遂一颤既倾。城楼垛口、官舍民房并村落寺观一时俱倒塌如平地。”康熙《沂州志》：“地震有声，自西北来，响若雷，城郭、宫室、庙宇公廨一时俱毁……平地水深丈余，井内涌水高数尺，山崩地裂，所漂有朽木乱沙。”康熙《莒州志》：“沂州地震，彻夜摇动如雷，官廨、民房、庙宇、城楼、墙垛尽倒，仅存破屋一、二，人不敢入。河水暴涨，城中上无寸椽，下无片地。”“震塌房屋约数十万间”莒县“城内四方遍地裂缝，或宽一尺、二三尺，或长数丈，百步、数百步，亦有十字形裂者。城东南沭河东崖裂缝宽三尺”；“它是沂沭断裂带内一次最大的破坏。地裂缝也是郯城地震造成地面形变的主要形式之一，沿沭河河漫滩及阶地呈带状分布，北起莒县，经莒南、临沂东部，南到临沭岌山，形成一条长约80公里，宽5至15公里的构造裂缝形变带。
当时清朝的辖区内有1500多个州县，现在从史料上能查到的受灾地区就有400多个州县。郯城和临沂之间是震中区，烈度达12度。据清朝户部统计，有5万余人在这次大地震中丧生，死难者人口占当时人口总数约千分之三。共压毙5万余人，死尸遍野，不能殓葬者甚多多，凡值村落之处，腥臭之气达于四处。暴雨烈日，瘟痢随作，人民流散。震后又发生6.5－7.1级余震6次。
桃花村先祖们被这次大地震到底夺去了多少生命，无从知晓。但肯定有些幸存者。我在“文革”前后在家乡生产队，夏季在沭河边上劳动时，歇工收工时经常和社员们下到河中洗澡。在近10米高崖壁下的河滩沙水里，发现不少青砖瓦、泥罐、缸和各种花瓷碗碟碎片处，这些残存砖瓦片分布十分密集，我们洗澡时要避开这些河道，防止被这些破碎的瓷片划伤。有不少又大又厚的青砖在水中被冲刷了那么多年仍然保存完好，我曾经从河水捞出后在地上使劲摔都摔不碎，为此我还用独轮车推回家用来垒猪圈。
近10米的沭河断层崖壁，那些被沉没在河道里的断壁残垣，当时我和不少社员们都猜度不出原因，现在想来应该就是先祖们在那次地震中湮没的见证。
现在村名，来源于宋代马鬐王(宋代农民起义军首领杨妙真、李全)在莒南、莒县交界马鬐山为根据地拉起一支抗金起义队伍，这支起义军为眷顾部属子女就学，曾于此地设塾课子授徒之故事，冠村名曰“公塾”。后又改名为“公书”。
先祖讳赵璨自落户我的村，家族先祖祖辈历清朝300多年至上个世纪是四十年代前，查遍史料，在《重修莒志》除了能查考到贞妇烈女章中个别记载外，均没有在外有吃皇粮混个一官半职的记载。祖辈基本上是过着脸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的生活。我青少年时代在家乡听老人们口头传说某某先祖们曾在青州府飞檐走壁、仗义行侠等等口头传说，又不足为凭。列入新中国史志记载是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由于山东省莒南县大店镇当时是日本鬼子、国民党、八路军三方势力进行拉锯式争夺，中共在山东较早开辟的根据地地域。1943年1月，当时中共山东分局确定莒南县为分局实验县，受山东分局和滨海地委双重领导。1944年5月，大店镇开展“查减”斗争，穷苦的农民向鲁东南一带最大的封建堡垒宣战，号称“马行百里不吃别姓草，人行百里不宿别家店”的庄氏地主，这个绵延400多年的家族，这一次彻底迎来了灭顶之灾。大店庄氏从清末开始兴办实业，至抗日战争时期，其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历经半个多世纪，期间虽屡遭社会动荡，仍达到了相当规模。据史料介绍，抗战前，庄氏家族在外地兴办的工商业主要有：贸易公司5处、车行3处、汽车站2处、钱庄银行7处、煤矿1处、针织厂3处。1907年，庄氏族人在大店镇北门里设立了“小广寒”电影院(手摇发电)，还在济南开设了山东省第一家电灯公司。民国年间，在大店庄的主街上，庄氏家族当铺商号林立幡展，饭馆茶室遍布街巷，药铺账房随处可见，72堂堂堂有自己的工商业项目。
这次“查减”斗争涉及到3县、10个区、64个村、612户农民。1944年5月28日，中共山东分局和滨海区党委于大店镇，召开有该镇和邻乡及外县代表共三四千人参加的大会，控诉庄英甫、庄景楼等地主因贫苦农民打死他们一只老鹰，被强逼为死鹰披麻戴孝，捧牌位出鹰殡，筑鹰坟，树鹰碑的屈辱罪行。会议结束后，数千人一起平了鹰坟，砸了鹰碑。1978年上映了一部电影《平鹰坟》，讲述了贫苦农民因打死当地恶霸一只老鹰，被强逼为死鹰披麻戴孝，捧牌位出鹰殡，筑鹰坟，树鹰碑的屈辱故事，确有其事，而且就发生在离我老家五六里地的前王家庄子村。事实经过是这样的：1923年3月2日，大店镇中和堂少爷庄善昌和仆人外出放鹰捉兔，不料鹰未驯好，直向农舍里的鸡扑去，前王庄村农民魏学墩正在门前捣粪，忽见一只鹰飞来抓他家的鸡，一锨连鹰带鸡拍死了，他提起鹰一看，见脖子上挂着一个铜牌，知道糟了。这时，庄善昌领着仆人赶到，见此情景暴跳如雷，将魏学墩毒打一顿，不仅让他出钱赔鹰，还逼着魏学墩以葬父之礼给鹰出殡。魏的母亲卖掉自家仅有的两亩土地，找人做了1米多长的棺材，扎成纸鸡、纸兔，雇了八个吹鼓手，给鹰出殡并请了吹鼓手，让魏学墩披麻带孝哭“鹰爹” 跟“鹰灵”，为鹰出殡、立碑。这件事激起人们极大愤慨，居业堂堂主庄余珍也认为中和堂的做法有损大店庄氏家族的声誉，狠狠训斥庄善昌父亲庄怡教子不严，中和堂家人只好派人给魏学墩一些钱粮，并赔礼道歉。另外，还发生了松柏堂浪荡公子庄景楼试买德国毛瑟枪打死长工，另一家堂号打死烧火丫头等事件。1978年，上海电影制片厂以此事为题材，拍摄了电影《平鹰坟》，出鹰殡一事从此闻名全国。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莒南县大店公社有这样一个在全国都极为罕见的忆苦思甜典型，县、公社、管理区、大队都极为重视。我青少年时代在家乡上小学、初中期间，每年全区、全公社都要多次组织广大中小学校师生去王家庄子，召开忆苦思甜大会。大会程序都是这样－－全场师生们先集体唱出鹰殡事实经过谱成歌词的歌，听魏大娘(魏学墩妻子)回忆控诉当年出鹰殡悲惨经过。全场师生不停地挥舞拳头声嘶力竭地高呼“打倒庄阎王”、“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之类的口号。记得那个魏大娘是个身材矮小满脸布满麻子坑的小脚老嬷嬷，又是文盲，我记得头几次听她在台上诉苦，由于会场师生太多，离得太远，虽有扩音机和高音喇叭，但也听不太清楚她那沙哑口音在说什么，只是听她说不了几句，就放开沙哑噪音大哭。她一哭，按老师们事先给我们布置的任务－－与会的师生们便都得低下头装哭，由于实在动不了真情，大多数人同学只是低头闭眼，屏气静声，装做悲痛状。有几次老师还挨个扳同学们的脸，检查同学们到底哭没哭，以此来作为全班评先树优的必备条件。由于我们怕被老师事后批评，每逢这时，都要吐唾沫抹在眼脸上以蒙混过关。魏大娘一哭，会场各级领导们便都要小心翼翼地上前安抚劝慰，有几次还发生魏大娘因控诉悲痛过度，被现场医护人员护送出场抢救事情发生。现在想来，那个年代那种仇恨教育对青少年思想人格、道德观、世界观产生不良潜移默化和影响的后果，至今仍令我每每深思。
“查减”斗争开始，中共地方政权便发动民众，随之将庄氏家族庄园的土地财产分给贫苦农民。中共莒南县委对此写出长达6万字的总结，中共山东分局在机关刊物《斗争生活》上全文刊载了这份总结，并发出通知将莒南县“查减”斗争经验推广到全省，这对整个山东乃至全国的“查减”斗争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1945年8月，山东省临参会、省政委会在莒南大店镇召开第联席会议，决定将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改为山东省政府，1945年8月13日，山东省政府在大店镇宣告成立。大店镇庄氏庄园由此成为山东省政府驻地和八路军115师司令部，刘少奇、罗荣桓、陈毅、谷牧等老一辈革命家都在这里工作、战斗过，大店镇遂有“山东小延安”之称。
大店镇庄氏家族那些来不及逃跑或抱有侥幸心理的各堂号财主们，由此开始陷入灭顶之灾。我青少年时代，就听不少老人们说起对庄氏家族土改复查事实经过。在共产党人诸如“刨穷根、算总账”，“想当年受地主压迫，多少佃户成了屈辱鬼，到如今有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都是新主人”口号标语的鼓动下，全镇各村由贫雇农组成的贫协会领导的土改复查就此拉开序幕。对大大小小富裕之家开始了轰轰烈烈地清算，那些所谓的地主富农们被五花大绑游行示众、在仇恨启发式批斗中，先是震天愤怒口号拳头挥舞，接着就是仇恨的贫雇农一涌而上，拳脚交加，棍棒飞舞，刀、剪、锥等各种锐器齐上，地主恶霸家人们在惨不忍睹惨叫中血肉横飞，一命呜呼。接着他们的田地、宅院，妻子、家产、牲畜被瓜分殆尽。在那场惨绝人寰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中，绝大多数地主乡绅，被从肉体上消灭掉。
我的家乡离大店镇距离5公里，在四十年代以前，村里有些人主要是靠给大店镇庄氏堂号打长短工、当伙计谋生计。有文化的多是在票号、当铺当账房伙计。我的三爷爷就其中之一，他是私塾文化程度，曾给某某堂号当过当铺柜台先生多年。文革前，我们这个家族过年门上贴的写春联，大都是他手写的。我曾听我叔伯们说起过多次，他曾保存有庄陔兰手书“福”字一张，每年都要偷偷摸摸地拿出过几次私下欣赏一会再藏起来。庄氏家族被彻底瓦解，他只好回家种地，但由于对种地不太在行，日子由此过得有些艰难。
对庄氏家族的土改在全镇风起云涌，我的村自然也逃不过这一劫。全村虽然均是先祖一脉相承，但在160多年演变中，各分家分支子孙后代们，勤劳节俭，精打细算者，日子越过越好，置办田地房屋牛骡甚多；游手好闲者，赌钱嫖娼坐吃山空的自然卖田卖房饥寒交迫。他们谁也没想到，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除了官宦世袭罔替富贵荣华外，百姓一直是勤俭持家兴家，攻读诗书博得功名继世，但这次是破天荒地真正改天换地。
我青少年时代在村里，听土改过来人说最多的莫过于我们村土改复查所谓砸地主分财产的事例。先是区里派下来工作驵，发动贫苦农民成立的所谓贫协会，大多数是那些平日好逸恶劳、游手好闲、赌钱嫖娼不屑子孙组成。运动一开始，他们把日子过得不如别人而平日累积的妒忌、红眼、不满、愤恨一古脑发泄出去。他们当然对自己日子过得穷困潦倒的原因心知肚明，决不是同族人的压榨压迫剥削，但面对工作组们充满仇恨启发教育的形势，也就难得糊涂。在区里工作人员的鼓动、煽动、撑腰打气下，全然不顾那些被划为“地主富农”的，论辈份均是他们爷爷、叔父、叔伯弟兄平日接济赊欠之亲情、善举，在工作组敌意仇恨鼓动煽动下，人性被魔鬼兽性所取代。从批斗开始就下死手。我曾听老人们绘声绘色说过贫协会拉着五花大绑被划为“地主富农”成分的家人们到西河滩，男人们被要求带上磨棍、铁锨、镢头，妇救会妇女们被要求带上镰刀、剪子、锥子、烧开的水等工具砸地主的恐怖场面，那些血腥的情节，曾一次次令我怵目惊心、惊恐不安做恶梦。在乡下很多年，我独自一人都不敢去砸死地主那些地方。那些听过的残酷无情、血淋淋砸死地主的情节令我至今一想起仍不寒而栗。
在那场土改复查运动中，我们村以地主恶霸被砸死的五六个，被划为地主富农成份的也有七八家，大多论辈份我应该叫他们几爷爷、几叔伯，也有的比我的辈份还小。为不堪回首计，他们被含冤惨死而导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具体细节，我实在不愿再书写！
那场运动，到底产生多少无辜冤魂、冤假错案，至今我们的历史仍是不明真相讳莫如深。
中国以农耕文明历史悠久著称。乡村社会历来大致遵循“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的治理模式。乡绅、长老在农村的公共事务的管理上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代替政府行使权力，为政府征税，摊派徭役、听讼案件、维护治安、以及定民户籍、课植农桑等任务。同时还起到了教化乡民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他们通过集资、捐助等方式带领村民修桥铺路，兴修水利等基础设施；以传统道德和习俗来调解村民之间的纠纷；甚至还有兴办学校、资助孤老病残等义举。可以说，士绅阶层在维持古代农村社会稳定和正常运转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传统社会中农村的秩序主要由士绅与家族来承担，而中国共产党20世纪40年代掀起地亘古未有的土改复查运动，将中华民族千百年绵延的乡绅阶层的彻底消亡，这场浩劫以及以后的十年文革盛行的打倒一切的无神论，对人们千百年来延续形成敬畏天地鬼神、善恶报应观、互助友爱、纯朴善良的乡规民俗，而演变成是非颠倒，指鹿为马、道德败坏、世风沦丧、互相仇视导致人心不古、一盘散沙、文明倒退，其严重后果之影响至今仍在盛行。这将成为将来这个民族历史叩问的沉重命题。
我爷爷成家分家时还算富庶小康之家，由于他好吃喝挥霍，至土改前，家产已被挥霍得差不多，土改中，我家被定为中农成分。
我们村虽是一个家族后裔，但历经160年繁衍生息，逐渐发展成两大支系，在清道光年间，第二支系的部分人德迁居本县湖北口村，之后又有些人分别到大店镇大官庄、小官庄和大店西村、临沂等地，两大支系其中含若干小支系，各小支系参差不齐，有的从七世到十三世，有的从十一世到十七世，各小支系间在哪一世同祖不详，但世系不乱。2008年，鉴于全村原有族谱在文革中被当做牛鬼蛇神被烧毁，全村17世以下无法起名，也鉴于周边村纷纷修家谱的现实，在村里几个年长之辈提议下，征得我本家几个有文化的叔叔和我大哥意见，联络各支系热心人成立17人赵氏谱碑续修小组，到莒县绪密村等地走访细考，号召全村人捐款修谱，历时两年多，重修后由我大哥亲笔写序的《赵氏族谱》面世。
我的家族史是从20世纪40年代掀开了新的一页。
我的曾祖名讳九合，生我爷爷锡苓，二爷爷锡仁、三爷爷锡缜兄弟仨人，另有姑姑四名。
我的爷爷赵锡苓光绪十七年生，1957年卒。享年66岁。他去世时，我正好三岁，在我记忆中毫无印象。我在青少年时期，曾一次次的问奶奶爷爷的情况，但奶奶基本不愿提及，父亲更是从不提及。只是听别的叔伯说起过，爷爷也算身材高大，少白头遗传，绰号老白毛。中年后大概染上一些好逸恶劳、外养女人的不良习气，奶奶患痨病，他也不太上心照顾和顾家，对父亲兄弟仨个也没有多少亲情关爱。这有我父亲生前曾说起过事例为证，父亲在外参加工作后，最烦的就是听到爷爷不时要他寄钱回家的信。父亲不是不孝之子，而不愿寄钱给爷爷，肯定是心有纠结。
1944年冬春之际，对抗战时期被誉为“小延安”的莒南县来说，正呈现出一片抗战胜利的热潮，土改复查斗争结束后，中共莒南县委及时把群众高涨的政治热情引导到发展生产和团结抗战工作上。全县随即掀起生产自救、参军参战的热潮，到处是一片火热景象。鲁中、滨海、鲁南三大抗日根据地斗争形势好转，滨海根据地掀起参军热潮。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莒南县大店镇是日本鬼子、汉奸、八路军三方势力争夺区域，三方经常进行拉锯式争夺战。我们村是游击区，河西是敌占区，东面是八路军根据地。我青少年时代在乡下常听奶奶和其他老人们说他们“躲反”(躲鬼子汉奸组成的扫荡)如何如何。一河之隔的赵家岭村就有鬼子修的炮楼，距10多里地的夏庄镇驻有日本鬼子一个班，村里青壮年被鬼子汉奸征粮拉去挖沟修路垒炮楼是常有的事。由于我们村西临河的地理位置，全村当时又修有围村一圈高高的石头围墙，又是一姓村，人心较团结，八路军县中队独立营看到这个优势，就经营派人来村进行发动武装组织民兵，对隔河的炮楼鬼子汉奸进行特别是夏季麦收征粮与反征粮进行有组织的武装抵制、抵抗，被隔河敌占区的鬼子汉奸视为眼中钉。他们组织过一次较大规模的军事偷袭，这次有计划偷袭事件过程大致是这样的：1944年夏粮收割后，由于当年我们村对赵家岭炮楼鬼子汉奸摊派的征交麦子数量不但本村敷衍了事，而且公然拦截其他村去交粮。这种举动彻底激怒了鬼子汉奸们，他们下定了彻底消灭我们村决心，事先进行周密准备计划。先是让汉奸们多次打扮成货郎担几次进村侦查地形、打听消息。8月23日晚上，鬼子汉奸集合夏庄镇、马坡和赵家岭炮楼里的兵力共一百多人，趁月黑夜偷渡河悄然将村围困。鬼子汉奸们是这样布置的，他们将主要兵力埋伏在村南岸上，由小部分兵力从村西、北、东三面进攻，计划一旦村民跑出南围墙大门，向河南岸逃命，正好落入他们包围圈一网打尽。由于村民们事先并不知情，也未做好准备，更未向八路军县独立营地方武装汇报。
天黑后，村里民兵仍象往常那样在围墙大门上巡逻交接班。也是天不灭我们村，鬼子汉奸见村西大门围墙无人值班，本想偷偷爬过村西大门围墙打开大门攻其不备，但两名汉奸在爬墙头时不小心弄出了动静，被墙壁卡住了脚。动静引起了正在附近巡逻民兵的注意，在民兵大喊口令无应答的情况下，汉奸们首先开枪，想掩护爬墙被发现的汉奸退回去，因围墙下边是二三十米的开阔地无处藏身，两个民兵便用土压五步枪还击，幸亏当时村里民兵手里有独立营配发的手榴弹，村民兵自制的土炸弹比较充足。这种炸弹平日试验时经常有哑弹炸不响的概率，但那晚却是颗颗炸响；更恰巧当时又是身高力大的基干民兵赵传得在附近巡逻。他投弹一百多米的距离远，也是急中生智，他将身上带的土炸弹猛一下投到大门前，随着炸弹爆炸声响，村民们知道鬼子汉奸来了，随之全村呐喊声响起。民兵队迅速组织跑向各围墙大门。村西、北两门上鬼子汉奸这时见偷袭不成便展开强攻，一时枪声大作。这时已经跑到大门围墙边的赵传得已看见被半开的围墙门外身影，他又连投两个手榴弹。汉奸们正拖着受伤的人退向三十米远的树林里，赵传得又是瞄准远处树林里，将一颗炸弹猛投过去，随着一声巨响，汉奸们纷撤退。这时村民兵队已经迅速登上东门和北门，居高临下，用土压五和土炸弹将正在爬翻围墙的汉奸们打了个措手不及。鬼子汉奸随后又从西、北、东三个大门发动的几波攻击，但都被众志成城的民兵们打退。好在土炸弹充足，弥补了土压五步枪子弹和射程不远的不足。
这时村民早已乱成一锅粥，拖儿带女向南大门跑去，按正常情况，应打开围墙大门向河南逃命。此时民兵队长绰号叫二酋的镇守南门。也许冥冥之中祖宗暗示，他总觉得村南平静得有些不正常，便端起枪把守大门，任凭人群叫骂哭喊，他不为所动就是不开大门。这个人平日板着脸孔性格较阴凶，有些怕人。他被骂急了便黑着脸乱拉枪栓，声称谁要硬来别怪我不客气。人们知道惹火了他可真敢开枪，男女老少对此愤恨而又无可奈何。人群就这样僵持着。听着村西、北、东三面枪声、炸弹声不断，就这样激战了三个多时辰，鬼子汉奸见攻不进来，怕八路军独立营听到枪声前来增援，半夜时分便撤退了。这时民兵队才派出民兵向区里去报告县大队请求支援。
由于当晚八路军县大队驻地较远，事先又没得到消息，根本没有前来支援的可能。河南几个村庄村民们只听到大公书半晚枪炮连响，又没见逃出村的村民，他们猜想全村肯定被鬼子汉奸们杀光了。第二天清晨，有不少村民想前来公书村捡浮财家产。这时县独立营也接到消息前来增援，谁知一进村便被民兵和村民气愤后怕嘲笑奚落一顿：“你们来捡子母壳吗，吃屎也赶不上热的啦……”弄得那些独立营战士们十分难堪。这次反偷袭战斗事件，是载入莒南县县志和临沂市志的。
就因这一次独立反偷袭成功事件，我们村在全区威望一下树立起来。鬼子汉奸后来只是隔河在炮楼上往村里打过两次迫击炮弹报复，但由于准确性不够，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后来建国后在我们村在整个大店公社知名度较高。也许是受这次事件激励影响，在整个40年代，我们村共有近20多人或报名参军，或参加地方工作，在整个大店公社是参军最多的村。参军入伍的先后有八世赵长玉、九世赵传金、赵传友、十三世赵恒武、赵恒敬、赵恒志6人因战斗牺牲成为烈士。活着的人，有建国后官至正厅级离休后医疗享受副省级待遇，本族我二叔十世赵永贵，官到军分区司令员正师级大校军衔的十二世赵传宣，官至厅级离休干部十二世赵春萱、十三世赵进步、十四世赵长秀;官至县团级的离休干部十三世赵恒玉、十二世赵金岱、十三世赵恒章、九世赵文卿、十二世赵修甫、十三世赵恒玺、十三世赵恒文、十三世赵恒祯、十二世赵金荣、十二世赵春荃、十一世赵峰、十二世赵忠林。就因这些人文革在建国以后至改革开放前二三十年间，他们中有的人不时回家张探亲，有几个是开着吉普车，由县里或者县武装部干部们派人随同来村，这种规模在当时是引起全村及四周村民的轰动的。在其他村民眼里，公书村是出大官、大干部、高干的村，村民们为此很是感到骄傲自豪。又因为先祖赵璨选择了这块风水宝地，土地肥沃，特产丰足，我在村里近30年间，青年们说媳妇从来很容易。
1945年我们村又一轮参军动员开始后，当时参军动员对象，是一家有兄弟俩必须有一个要走。我父亲兄弟三人，三叔年幼尚小，父亲和二叔必须去一个。父亲时值21岁，当时，因爷爷是个好玩不顾家的人，奶奶又有痨病，作为长子的父亲，就承担大部分家务。那时附近村里有外国传教士开设的洋学堂，八路军来了后又成立识字班，教人识字，不少同龄的孩子都贪玩，但父亲却抽空就想方设法地参加读书识字，断断续续地学了几年，竟也识得不少字，达到高小文化程度。十七八岁时，诸如农家耕、耘、耩、耙地里农活，家里一日三餐烧火做饭蒸、煮、烹饪；甚至女人才会的缝、补、织、裁等活，他都学得象模象样。区里动员参军的工作组一次次登门做工作，看看实在脱不过，父亲想到二叔大字不识一个，参军打仗也是头脑不够用。还是自己去好，便一咬牙报了名。奶奶是一百个不情愿，说儿呀，你要走了这个家咋办呐！但形势是不走不行啊。
1945年5 月，山东根据地自从根据地内停止使用法币和伪币后，北海币成了山东根据地内唯一的本位币，为了解决北海币流通短缺的状况，北海总行印钞厂决定抽调人员来鲁南组建鲁南印钞厂。而父亲在教会学堂学习认识的大店镇名叫王玉林的，他早已参加工作到北海总行里。这次王玉林正好回来参加筹建印钞厂之事，由于他认识父亲知道其文化程度，从事印钞工作必须得具备一定文化程度。便找到了父亲说了这事，汇报到上级领导后，便确定父亲参加印钞厂筹建。经过王玉林的介绍，父亲便从此走上了革命队伍，成了北海印钞的一名从事通讯保卫工作的战士。临走前想想这个家他走了后会怎样？父亲实在犯了难。但自古忠孝难两全，父亲还是一咬牙走了。
在这拨参军热潮，除父亲外，还有我二爷爷家二叔赵爱民，他去的是山东军区。
父亲到了滨海根据地的北海银行后，组织上了解考虑他能吃苦耐劳，又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就让他从事通讯保卫工作。在战争年代反扫荡中，通讯员翻山越岭送情报传信息是很艰苦的，但再艰苦父亲也很少流露出来。每次都能圆满完成任务，受到印钞厂领导的好评。有次敌情突发印钞厂紧急转移，父亲在抬机器时不小心被部件掉下砸在脚大拇指骨节上，骨折错腕，当时疼得他直冒冷汗，他愣是忍着没吭一声。待转移到了安全地方，找卫生员一看，由于他轻描淡写地说，卫生员也没认真看，只开了点消炎药。父亲就这样自己造成了脚的伤残，他的右脚大拇指扭曲的关节突出一个大疙瘩，以至于一生右脚穿鞋都别扭不得劲。在接下来了五年中，父亲跟随着北海总行，伴随着反扫荡，转战于鲁中、鲁南、胶东、滨海等地。在紧张的战斗工作之余，父亲跟其他人学会了吹箫和笛子，在工作间隙，只要条件允许，他都要拿上箫笛子，什么《王大娘钉缸》、《翻身五更》、《翻身道情》、(《二郎山》、《小放牛》，沉浸难得的悠扬快乐时光中。1948年，又随北海总行北上先后到河北石家庄、天津、北平一带继续参加解放战争，直到1949年2 月跟随中国人民银行迁至北京。
1950年，父亲响应总行党组织报名南下的号召，报名参加大军南下，他和行里其他报名同志一起，随大军南下一路转战千里，近半年时间千里迢迢来到广西梧州市筹建人民银行梧州市支行的工作。我们村上述我提到几个人，他们也是报名被抽调的南下干部，到上海、浙江等地。全村南下人员中要论里程最远，当属我父亲。
到广西梧州后，父亲先后任梧州市支行保卫干事，出纳科副科长、科长。我曾后来听他说起在广西梧州护送运钞车与当地土匪遭遇发生激战事件，几次都化险为夷。1957年春，支行领导推荐他到玉林地区党校参加学习，准备提拔使用。
1951年底，已近30岁的父亲探亲回家经人介绍认识母亲并结婚，母亲的村和父亲的村一河之隔，结婚后便回到梧州。由于母亲也是高小文化程度，组织上鉴于当时筹建支行缺人员，母亲又有高小文化程度，便批准母亲进入支行从事出纳工作。父亲和母亲以山东人特有的耿直、诚实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把全部身心都扑在工作上，俩人在行里每季、年度评先进时，都是榜上有名。到1955年底，哥和我先后出生。母亲又是个极要强争先的人，生我们兄弟俩，都是没休完产假就去上班。事业与家都要顾，要请保姆照顾家。父亲的同事就把当地罗秀珍介绍到我们家。罗阿姨就承担起我们家的全部家务，罗阿姨能干又吃苦，把我和哥照料得比妈照料还要强。妈见这样，便将家里所有的门、箱柜的钥匙全交给了她，家里买办全由罗阿姨说了算，连爸妈的工资领回来也交给了她。母亲曾说每当行里结算时，她经常忙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回家，只要一坐下，罗阿姨就会把热腾腾的饭菜端过来。罗阿姨将每月全家的吃穿用开支精打细算得恰到好处，有了节余零钱，她便放在一个虎头钱匣里。母亲说罗阿姨对我们兄弟俩的疼爱不亚于她，特别是我小时候淘气，不愿躺睡篮，罗阿姨就专门做了个绣当地时行花纹红花的蓝卡叽布背带将我背在背上，领上哥上街买办，回家里里外外地拾掇忙乎。她一刻也不肯闲，身体好象有永远使不完的劲儿。家中拾掇得物品整齐有序，窗明几净。那时，不少人家特别是当地人请的保姆，一般在衣食住行称谓上还保留主仆之分，爸妈却把罗阿姨当做亲姊们样，有啥也拉不下她一份。在一些事上，爸妈都要听听罗阿姨的意见，那种亲密无间关系使不少左邻右舍的保姆们羡慕罗阿姨的机运。银行里的同事和邻居们到我们家谁看了谁夸。爸和妈说，罗阿姨在我们家的那几年，是他们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天有不测风云。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风暴中，父亲因在党校学习期间鸣放中说了几句不平则鸣的公道话，既被打成右派而被隔离审查，屈辱的批斗折磨和非人道的遭遇使有很强老革命的自尊心觉得天一下塌了，在被单独隔离交待问题的个把月里，他便落下一个毛病－－只要一思考事，他就会下意识地把后牙咬磨得吱吱响，以至于终生也未改掉这反右给他带来的精神创伤。他觉得无颜再回原单位见同事和妻儿。当时组织上给两条路，一是下放到当地农村劳动改造，二是遣返回原籍劳动改造。但父亲耿直性格觉得一同南下战友们就自己成了阶级敌人，一个老革命一夜之间成了敌人，这让他精神上无论如何接受不了，更觉得愧对战友们。也正是父亲在遭难时联想到自己回老家凭双手技艺能养活全家的信念，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被遣返原籍这条路。一同南下的老战友们听说父亲选择回山东老家，他们考虑到鉴于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俩的状况，纷纷劝说父亲，要他选择在当地下放劳动改造，以便日后战友们能给我们母子们以适当照顾。但生性耿直执拗父亲却听不进战友的善意提醒劝说，他迫不及待地连续十天十个报告给单位，要求组织遣返回山东老家改造。组织批准后，父亲在短短几天中，就草草变卖了一家四口人积攒多年的所有家产，带着四个皮箱、被迫辞职的妈和我们兄弟俩回山东老家。临别时，罗阿姨抱着还不懂事的我哭得难舍难分，爸妈也直掉泪，劝她另谋职业多保重，和罗阿姨一步一回头地哭着分了手。正是父亲这种执意鲁莽的选择，使我们家父子两代人为此付出长达二十多年的身体心灵遭受双重煎熬的人生代价。
我们全家回到山东老家后，正赶上大跃进，全家人生活艰苦困苦自不必说。1958年春，罗阿姨通过爸原单位的同事来了信，说她自我们走后几个月也未找到合适的工作和人家，非常想念我们兄弟俩，有时想得睡不好觉，提出来山东老家看我们。父母亲接信后喜出望外，就赶紧寄了路费给她。时间不长，罗阿姨就千里迢迢地从广西梧州市来到我们山东老家。
罗阿姨到我们的老家后，就立刻跟爸妈到生产队和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挣工分，自此后一年中她就和队里社员们早出工晚收工，热火朝天地投入到大跃进劳动热潮中去。由于她吃苦耐劳，在队里干活不亚于整劳力，特别是挑担割锄，她干得更是卖力，她干起农活来那种不怕脏累的泼实样儿，使村里队里的社员们无不夸奖，直夸这个广西卯子女人(因她的话当地人听不懂)实在是少见能干。我青年时期在乡下在生产队里劳动那些年，不时有社员提起我们家的保姆罗阿姨当年干农活的事，他们都是赞不绝口。
光阴似箭，秋风一刮，天气就凉了。罗阿姨是南方人，不如我们北方人撑冻，一到霜降她就冻得直打哆嗦。我们家的条件又十分清贫。再说，她这样在我们家呆下去也不是办法。一天，爸妈问她打算咋样，罗阿姨说她自来到我们家后，就萌生要在我们家乡干一辈子的愿望。父母亲听了既万分感激又十分不安，但父亲的身份和当时全家的处境都不能允许这样做，这样做既使罗阿姨受连累也不现实，就力劝她回梧州成家立业。罗阿姨虽不情愿但也找不到更合适的理由，又恋恋不舍地住了半个多月，快立冬了才起身走，临走又抱住哥和我亲了又亲，含着泪踏上了回程。
父亲回到老家后，文革前的那几年时间，父亲虽然戴帽改造，但政治上的歧视还相对小些。他大概知道自己将终生为农，以父亲沉默寡言、不轻易求人的性格、再加上被打入另类强烈低人一等的自卑感，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凭自己的双手，最大努力地具备换取养活全家的自给自足本钱，几年的时间便对各种农家活学得是样样精通，而且在生产队里不管人家分派他什么脏活重活，他从来都是默默地努力干好。再说我和哥年纪都小，还察觉不到政治上的歧视，他内心的负罪感还轻些。身心有了艰难和痛苦，唯一的诉说就是带回家用战争年代学会娱乐的吹箫吹笛子，在夜晚独自来到村西沙岭上，用悠长呜呜喑喑地旋律来诉说他心中的不平和愁苦。我现在努力回想起为数不多的夏日夜晚，父亲那根箫管留在我记忆深处的旋律，联想到当时父亲的处境和心情，分明是一种悲伤凄凉无奈的流露。文革一来，随着接二连三阶级斗争专政风暴肆虐，父亲的遭遇每况愈下，批斗、管制、劳动改造的打击使他的身心一蹶不振。任那两管箫笛挂在灰暗的墙角布满灰尘，他再也没动过一次。随着我们兄弟俩成大成人，政治上遭受的岐视也无孔不入，父子两代人长达二十多年的政治、生活、心灵上所遭受的苦难一言难尽！不堪回首！
父亲自小就沉默寡言，能忍善耐。奶奶说父亲从小就是个有“价钱”的人，所谓有“价钱”，是我老家的方言，是指一个人面对艰难困苦能忍辱负重，特别是对自身有了小病小灾头疼脑热的不在乎，不轻易地叫唤，一声不吭地就抗过去了。父亲自小碰着摔着胳膊腿上少皮没毛的事常有，从没哭过叫过，不让自己的痛苦感染别人，干什么学什么靠自己，尽量不求别人。在农村劳动改造的二十多年中，父亲再也不轻易开口说话，面对强加给他的无数不平、敌视，他忍辱负重的承受力达到惊人的地步。事实也证明，他的忍耐是值得的，在以后阶级斗争风暴肆虐的岁月中，他再也没让人们抓住他的新“罪行”。这让全家人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精神压力和对未来生活的绝望程度。
父亲更有“价钱”的是表现在他对疾病疼痛的身心承受力，在长达二十多年的农村沉重艰难地劳动改造中，以那时农村的医疗条件，家庭的贫困，他头疼脑热发脾寒、长疖子生疙瘩是常有的事，但父亲是从来都是硬是忍挨抗过去。他的性格倔又能忍是生产队里出了名的。同时，面对政治上的屈辱岐视，以及我们兄弟俩长成人后，每当遭受的种种岐视，母子仨不时怨恨都是因他而受他牵连时，他的巨大心理压力可想而知。每当这时，他总是一声不吭地窝在屋中一角，几乎是整夜把牙磨得吱吱响。记得有一次哥说的又一个媳妇因为他的问题被别人“戳媒”又散了时，母亲眼看村里和自己俩个儿子同龄的青年都说上媳妇，而自己的儿子还是个问号时，那种耻辱感化做怒气，连续几天都在流泪中骂都是父亲做的孽。这一次，也许是父亲一生中唯一一次流露出想到以自己的死来换取家庭境遇改变的迹象，他默默地拿了根绳出了门，待晚上快半夜了还未回家。母亲明白要出事时急忙跑到林地里一看，(父亲心中有了愁苦找去世奶奶诉说的唯一方式)见父亲正蹲在奶奶坟前，烟袋灰都磕了一堆，绳就系了个上吊的扣挂在树上。母亲见状又急又怕，嚎啕大哭：你要真死了，我们娘几个怎么过呀！他长叹了几声对母亲说，他想来想去觉得不能这样，他得硬撑着“熬”下去，直到重见天日的那一天，以后父亲再也没这样做过。
1978年夏天，广西梧州市支行派人来落实政策时，在临烧毁父亲当年在党校被打成右派的材料时，父亲和哥曾认真看了一遍，厚厚地一摞对父亲莫须有的诬陷罗列言词，令人触目惊心，全家人欲哭无泪！
父亲的问题平反后，我和哥已在农村成家，在落实政策时，父亲去了趟广西梧州，在原单位的同事们的帮助打听下，找到了罗阿姨，见面的时候父亲和罗阿姨互相看着对方鬓白的发丝和脸上道道皱纹，想起当年的快乐时光和沧桑岁月，不觉得都泪流满面，哽咽不能语。得知罗阿姨自那年年回梧州后，因年龄已大，不适合再干保姆，就找了个当地老实的船工成了家，有了个女儿，生活过得一直清贫。丈夫五十多岁就得病去世了，留下她和女儿相依为命。她说多少年来她无数次梦见当年在我家的情景，每梦见一次就遥想怀念我们久久。
生性耿直的父亲虽然遭受这么多年的不白之冤，但对党的忠诚，对组织的相信及他沉默寡言内向的性格决定了他的人格，而长期乡下被管制的孤陋寡闻的生活又造成落实政策时的被动。当梧州市支行来人向他宣布组织要他退休的决定时，他默默接受没向组织提任何要求，再一次被组织所欺骗，以至于他自己和全家平反落实得到政策待遇大打折扣完全走样。直到我参加工作后，才得知当年我们被组织所欺骗时，为讨还父亲落实政策的应得待遇，父子三人又不得不在广西、北京、老家莒南县之间长达五年之久的奔波上访之路。
父亲和母亲落实政策后，我们兄弟俩已在农村成家，尽管我们兄妹仨后来由于多种原因都参加了工作，但我们兄弟俩的家属子女却多年仍生活在农村。母亲1986年因患脑溢血后遗症半身不遂，由此生活不能自理，全靠父亲操持家务。父亲70多岁时又发展成老年性脑动脉硬化、脑萎缩，冠心病等好几种病，一年要犯好几次。而每次犯病，他都是自己靠吃点常备药应付了事，无论我们怎样动员，他都坚持不住院治疗。有一次犯头晕病晕得实在起不来床了，我正好回家遇上，将他弄到县医院，但刚住了三四天，觉得稍微轻点，他又坚持出院回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兄妹真是拗不过他。也许父母明白是自己牵连了子女，才在经济上想方设法地弥补，他们自己省吃俭用，晚年把退休工资基本上都用孙子孙女教育上。
父亲被反右精神创伤时还落下一个长期困扰他的神经性头晕毛病，住在乡下实在是不便，动员他们跟随子女生活他又不肯，俩个身体有病的老人生活在乡下的困难可想而知。我们只能轮流多往乡下跑来尽点孝心。每当说起这个话题，父亲就说，再怎么难也要比那些年好过。2000后年父亲实在做不了饭了，才去镇上跟大哥过。他老是怕影响我们子女的工作耽误我们的时间，有身体病痛自己能坚持就坚持，包括夺去他性命的前列腺癌的发展。2004年初，他因腰腿痛得厉害到县医院做检查时，侄儿才发现他解一次小便要十几分钟，一问才得知他小便困难。而此时，他还把厉时一年多的老年性前列腺肥大造成小便困难的原因说成是农村常见的“小肠火”。待我得知这情况不妙，赶紧带他到临沂市、北京301医院一检查时，一切都已晚了。此时，前列腺长期发炎肥大已恶化成前列腺癌，而且发展到晚期骨扩散。而医生说，如果早一点检查治疗的话，这本是一个普通的电汽化手术切除就了事的。我敬爱的父亲，就因自己一生能抗就抗过去不麻烦子女的性格，这一次终于再也没有抗过去，尽管我们姊们仨想尽一切办法想尽量延续他的生命和减缓他的身心痛苦，父亲一生都是不轻易喊一声痛的人，但后期无情病魔给他带来的疼痛竟使他呻吟不已，每当看到他的痛苦状而医生和我们均无能为力时，那种为自己忽视造成的父亲生命痛苦的痛不欲生负罪感就噬咬着我的心。因临近春节，我们兄妹多么希望有价钱的父亲能抗过去这个春节，一生中凭着有“价钱”的信念抗过无数艰难险阻的父亲这一次终于没有抗过，2004年腊月13日，80岁父亲永远地走了。
父亲在本家兄弟三人中是老大，二叔终生务家，我三叔是我们村文革前全村唯一考上本科的大学生，后来在市里农科所工作至高级职称退休。父亲在我们家族叔兄弟12个人中年龄第二。他1984改为离休后享受处级待遇。我本家二叔先父亲俩年去世，只有三叔在世。从我这辈开始，我们这一支家族兄弟姐妹参加工作在外是全村十几分支中较多的，这主要得益于恢复高考和允许当兵，没有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受我父亲的牵连，家族中根本不可能有当兵之说。
1974年，在全国如火如荼的“批林批孔”运动中，莒南县曾掀起了的平坟造地运动，这是一次将村村祖宗坟墓及遗传文物彻底毁坏的一次运动。县、公社、管理区三级干部们传达上级决定，都做了措词严厉火药味十足的发言。特别是对地富反坏右家族的坟墓，既从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高度，警告黑五类们不要乱说乱动，否则，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定将砸烂粉碎云云，气氛相当严厉。我们村有三个较大的坟茔地，那是从七世祖赵璨以下先祖们世代留存的坟墓，这些坟墓都十分高大，松柏参天，野草野菜遍地。我们小时放学后，经常结伴去这些坟地挖给猪吃的各种野菜。有不少坟墓前都有墓碑和用石砖砌摆放供品的桌。离我们村里一里多地的小公书村，这个村杨姓住户最初是给大店镇庄氏家族一支看守坟茔的长工。那座庄氏家族坟茔地在我青少年时代印象中，高大的松柏参天，坟茔一片阴森森气氛。由于听过太多关于鬼的故事传说，连大人们都极少进去。那些坟墓听说当初修墓时是用石灰、水泥、沙子、豆浆四合一混凝土建起的，十分坚固。平坟运动一开始，社员们用在山岭上起石凿壁的铁锹、镐根本挖掘不动。好在当时公社都批给被各大队用来平坟的炸药，将坟墓土层挖开后，露出彻成圆顶的混凝土，社员们打好雷眼放上炸药，人们四散躲开。只听一声震天轰鸣，土石横飞，硝烟弥漫，坟顶被炸得土崩瓦解。如果坟墓真有风水脉气神鬼守护，肯定被炸得丧魂落魄，逃之夭夭。炸开坟墓后，还得等待一会，坟墓里的死人腐烂霉烂气味散开，社员们才围拢过去，然后队长喝几口白酒往被炸开的坟墓里喷几口，找几个大胆的社员钻下去，清理出棺材、死者腐烂骨架。这活儿如果自愿，社员们大都不愿开，好在各生产队事先早已制定了激励措施－－下坟墓清理的社员每天一个半工时。如果随葬品中有些大头洋、玉件等小玩意，归个人所有。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每个生产队里总有几个大胆的或楞头青。他们含上口烈酒，戴上口罩拿上铁锨就钻下去。先将死者骨架用锨清理扔出来，(如果有亲属的现场会让下去的人拿个塑料袋在下边装进去或在坟墓边用一张芦席铺开，以便放死者骷髅。)但“黑五类”的祖宗们当时遭遇是这样的：有后人的趁天黑社员们收工后偷偷将祖宗们的尸骨收拾一下带走。没有后人的则被社员们扔到乱草丛沟壑里。由大队的队长或治保主任、民兵连长在被炸开坟墓现场召开批斗及忆苦思甜大会，让社员们看看万恶的地主剥削阶级压榨贫下中农的罪证——他们上好的坟墓和棺材，然后群情振奋呼口号。我当时已是整劳力，全程参与了这场平坟墓运动。由于有些坟墓死者刚死去时间不长，坟墓被掘开时尸体还没有完全腐烂，还有坟墓里充满臭水，那种尸臭味令人作呕，带着口罩也能闻得到。平坟头几天里，有不少社员实在受不了，想方设法以各种理由请假。收工后用各种土办法来消除这种味道和影响。在平那些得各种传染病、怪病死去的人的坟时，由于社员们听了种种传闻、传说，人们普遍怕被传染，往往在扒出棺材后，没有人敢上前去打开棺材，这种情况，就是考验党员、团员队干部们先锋模范作用的关键时刻，在当时，这些先进分子确实发挥了作用。为时几个月的平坟运动中，全县各村都是轰隆的炸药声响不断，那些流传近百年坟墓青石碑帖被彻底砸毁平掉，掘出的散乱棺材板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风吹雨打后，没变质的被生产队做成公用犁、耙等物，被掘出无主的尸骨到处都是。后来我在生产队干活时，多年来都能看得到。
我们村三个坟茔地彻底被荡平，我清楚地记得，我的曾祖赵九合的坟墓被掘开后，历经24年，坟墓黄土十分干爽，松木棺材基本完好。由于他生前不是罪大恶极，被大队允许父亲叔伯兄弟们把他的棺木迁到新坟地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曾带领全大队六个小队队干部们和部分社员现场召开批判大会，让贫下中农看看剥削阶级压迫穷人的罪证。
庄氏家族的坟茔坟墓都是修得十分坚固，在被炸药炸掉平整后，由于那块土地不太适合耕种，被炸得乱七八糟的坟茔断碑残骸、散乱的棺木很长时间里没人清理，任凭风吹雨打。
现在想来，那次平坟运动由于是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天天讲的时代，对待“黑五类”死者们掘坟鞭尸行径，比历代王朝掘坟鞭尸行径有过之而无不及，惨不忍睹，影响极为恶劣。不少参加革命在外家庭出身成分不好的闻听后，虽然鉴于当时形势忍气吞声，后来影响后果还是显现出来。例如我本族的二叔赵永贵当时正在临沂煤矿任矿务局党委书记，按理说是当时高干，就因他父母坟墓被平时，大队既没有通知他，又对村干部们对其父母尸骨草草了事埋葬在新坟地的做法耿耿于怀。改革开放后，他升任地市书记、省人大建委副主任，对前几届村两委干部不时去巴结讨好，他一直对待他们十分冷漠。生前他只在八十年代回过一次村，而且拒绝村两委成员接待他。他的几个子女，一直拒绝承认大公书村是他们的老家。
大店庄氏家园，建国后至文革开始后，作为国家粮库、中学、供销社及公用事业厂址，庄园虽部分被破坏，仍基本保存原样式。那些建筑用的大块笨重青花岗岩建筑而成的宅院、房屋门台阶、厂址房屋群址大致保存基本完整。它们那用桐油浸透、粗壮的东北红松做的屋架梁、檩、自然榫卯构造，环保低碳而且冬暖夏凉的建筑设计，曾令我一次次叹为观止。我至今仍对庄园群的规模样式记忆犹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由于当地政府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招商引资和拓宽街道，对庄氏庄园进行多次彻底撤除、清理，使这个今天本可与四川大邑刘文彩庄园媲美的庄园和弥足珍贵的历史、民俗、文化遗址彻底片瓦无存、毁于一旦，教训实在令人痛心。这也是当地党委政府相关领导，在招商引资时千方百计找到庄氏家族在外有经济势力后人们，劝说他们回家乡投资兴业均遭拒绝的原因。前几年，县委县政府鉴于国内现存的地主庄园都成为旅游胜地。才想起自己守着金饭碗要饭吃的困窘尴尬，又祭出庄氏家园这个曾经响亮招牌。为了打造红色旅游基地，找到史志资料，想重新按照当年庄氏家园的面貌，建起了“山东省政府旧址和八路军115师司令部”， 又重新打出庄氏家园为吸引眼球的亮点。打出了红色旅游胜地旗号，大肆宣传推介，但处处皆是东施效颦，显得浅薄无力。我想想记忆中庄氏家园规模式样，看看目前东施效颦的仿造，不禁感慨：这个与四川刘文彩庄园媲美的庄园和弥足珍贵的历史、民俗、文化遗址之所以彻底片瓦无存、毁于一旦，是几十年来执政党公权力不受约束、监督，官员急功近利、唯利是图、肆无忌惮、腐败堕落的真实写照，这是将来历史叩问的沉重命题。
由于我的家属和子女是1995年以后才从我们村农转非出去，在加上父母亲一直生活在村里，村里乡亲们对我一家来说十分熟悉。改革开放35中，我耳闻目睹了这个一姓村是怎样一步步走向堕落深陷腐败、导致村庄衰败，村民一盘散沙的过程，实在是这个国家的缩影。
在大包干之前，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们村由于祖宗选择好地方种植庄稼，再加之两条河流围绕村，树林茂盛，果蔬繁荣，祖辈温饱一直不成问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随着乡镇企业村办企业遍地开花，土法上马的炼铁、造纸、印染、火碱等私营企业迅速发展，迅速地污染河流、土地，破坏生态环境。围绕我们村沭河、浔河迅速被污染。最严重时河水如酱油一般，散发着刺鼻的酸臭味，沿河沙地种的各种果树、庄稼接二连三地干枯死光。更严重的是村里原先有3口井，全村人都是吃这3口井的水，单干后这3口公用井被填平，家家户户在自家院里打压水井，祖辈就是吃的两条河地下渗入水。河水被污染后，水井压出的水碱涩味道浓烈，没法饮用。一开始乡亲们还不知道这饮用这种污染水的后果，好歹凑合用。后来陆续出现问题——村里人和沿河村庄村民们得各种肿瘤病的越来越多，村民们才知道这地下井水实在不能饮用了。原先村里沿河有连绵十几里的树林、果木，更有肥沃的农田，到八十代后期，村里家家户户人均分几亩口粮田和承包地还比较公平。但到世纪之交，在国家权力后撤、市场化浪潮冲击、意识形态领域的世俗化三重作用下，乡村的基层组织整合能力遭到空前削弱，呈现出无序、松弛、低效的状态。我们村虽是一姓村但已繁衍发展成十几支族，原先具有血亲关系的自己人关系不断外化，村庄层面中熟人社会日益陌生化，年轻一代深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原先淳朴善良的乡亲们血缘宗族意识也随之日益淡漠、冷漠，经济利益算计和斤斤计较之风气盛行。近十几年来一届届村两委选举争夺中，基本上以各分支宗族势力的争夺，一任任村两委干部选举，都是用钱财向乡镇干部贿选的结果。由于谁上任都是为自己家族假公济私、中饱私囊、贪赃枉法谋取经济利益，有几任村委干部勾结乡镇干部一起的贪赃枉法的数字和事实相当令人震惊。将祖宗留下几百年来的树林、果园、河滩公有财产抢夺瓜分殆尽。这些集体财产被少数村干部勾结地痞、乡镇干部共同侵吞、瓜分，尤其是村民的口粮田和承包地，曾经有一年发生村西大片沙岭地公然哄抢，拳大胳膊粗谁抢得多地就是谁的，而老实巴交的户只有忍气吞声，吃哑巴亏，连应分得的承包地也没有的令人震惊的事实。多年来，村干部在村中为所欲为、横行霸道，贪腐行为令人震惊，而乡镇政府对这种违法犯罪活动多年来却是放任自流。我每次回村听说这种现象，都十分震惊气愤，但由于他们的祖父辈都和我熟识，我本家的兄弟姐妹又都不在村里，碍于世俗情面，我也无可奈何。为此我也吃过哑巴亏。本来村里河道里的黄沙以多和优质闻名，但近年来，早被原任村干部的儿子，勾结县里奸商完全霸占为私有，拉黄沙的大卡车日夜不停，把村庄的道路压坏不说，还将河床挖得千疮百孔，惨不忍睹。本来是祖辈留传下来全村村民共同拥有的集体财产，却被这些形同地痞恶棍不屑子孙们几个贪占。如今乡亲们垒墙盖房，都要以几百元一车的价格从他们手里买沙。我前两年回老家修缮原先宅院，光买黄沙支出的钱近千元。我曾鼓动一些乡亲们写上访信，到市、县相关部门去上访。但乡亲们却大都因种种因素表示只能忍气吞声、无可奈何。(因到镇上和县里上访多次也不起任何作用)面对此情此景，我每次回老家，想想青少年时代故乡那曾经拥有过的绵延起伏的沙岭，一望无际的茂密树林，郁郁葱葱、鸟语花香的果木草地，日夜流淌沭河、浔河清清河水、飞鸟鱼虾翔集的遨游;芦苇摇曳的池塘，牛羊哞叫的河滩，勤劳、善良、淳朴的乡亲们……如今，河流被严重污染且断流成常态，夏天在河塘里尽情地戏水洗澡早已成为遥远的记忆。老家村容村貌日益衰败、环境污染的凌乱、脏乱，河流池塘的断流、干涸，沙岭光秃、单调，地下水无法饮用，数年如一日地买水吃成为困扰乡亲们最大的难题。吃上自来水仍是乡亲们的几十年来无法实现的奢望。本来我们村自建国后就是全管理区联中学校驻地。我中小学时代曾有不少老师都是师范院校毕业分配到村里的教师。记得那时他们每到星期天就去公社粮管所买大米白面吃国库粮的日子，曾令当时吃地瓜干煎饼的我极为羡慕，我当时最大梦想就是好好上学读书，争取做他们那样的老师。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随着村里腐败无能现象，已经存在了30多年的学校被镇上正式撤销，这又是一个让我心里极为失望的心结。如今村里孩子们上小学都要去四五里外的其他村办小学，初中要去镇上，上学成本随之加大。
原先淳朴善良的乡亲们血缘宗族意识也随之日益淡漠、冷漠，经济利益算计和经济利益斤斤计较之风气盛行。一个先祖繁衍生息的后人为何盛行丛林法则？形同陌路？村里几任村干部勾结乡镇干部、假公济私、中饱私囊、瓜分祖宗遗产问题以及欺压乡邻为何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这种令人发指的恶劣行径为何多年无法遏制？令我一次次悲观失望：几千年的绵延不绝的农耕文明，流传于数百年阡陌之间的袅袅乡愁，已经面目全非，几近消亡殆尽。
由于我自己还拥有宅院，由于叔伯近亲们还在家乡，还由于父亲埋葬在家乡，更由于离家百多公里便利交通，我每年都要多次回老家。老家近年来和全国其他乡村一样，在中国经济化城镇化大潮中日益衰败。年轻一代均进城打工，不少人成为候鸟式农民工，在各大、中城市、县城定居的也日益增多。我本家叔兄弟中大都在省内外、市县城工作。从我这年龄段开始，在外工作人虽也不少，但能在当今党政机关官场晋升职位，最高的也就是处级干部。最近20年来，中国官场的贪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权贵阶层固化的现象不亚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今日之中国，窥一斑而见全豹。平民百姓的孩子想在官场出人头地何其难也。
村容村貌衰败，环境污染，村干部贪腐风气盛行，血缘关系日益冷漠，人心不古，法治不彰，道德风尚堕落，乡亲们对天地、自然、鬼神无任何敬畏，只崇尚金钱、权力，数千年流传的农耕文明风俗日益衰败消亡……这就是改革开放35年来，我自己对我的家乡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得出印象，正印证了一句名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前几年“赶农民上楼”新型城镇化运动，是山东诸城市在试点成功后要在全国推广。由于近年来我个人工作的关系，我早知此情况并做过相关调研。当时我回村时，叔伯兄弟还给了我一张镇上印发的关于拆迁全村，要到大店镇上去住楼房这样撤村并居好处的宣传材料。我当时还忧心仲仲，庆幸后来拆迁之说不了了之。
在写这篇征文时，我在想我们这个有着387年历史的家族，追根溯源，历经明、清封建社会、民国至20世纪五十年代之前，家族之人虽谈不上光宗耀祖，却也田野阡陌、农耕牧渔，走街串巷、鸡犬之声，自得其乐，薪火相传、繁衍生息，为何共和国进入改革开放数十年间，却是祖宗遗留的物产基本被不屑子孙败坏恶行糟蹋挥霍一空，自然环境衰败，社会纲纪废弛，人心世态炎凉、勾心斗角登峰造极？这样类似问题的村又何止千千万万？这实在不能不能令人深思根源。在“中国梦”复兴过程中，这个家族在这块土地到底能存在多久？有无正本清源之时?我实在是茫然、悲观，只能借《论语·微子》原文“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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