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越勝：獄卒囚徒兩徬徨——記沈公
獄卒囚徒兩徬徨 —— 記沈公
－－作者：趙越勝
沈昌文
第一次見沈公，是在 87 年初春。我被甘陽拉去參加《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與三聯書店的一次業務洽談，地點在朝內大街人民出版社大樓。那時三聯書店已經恢復建制，但還沒有自己獨立的辦公地點。沈公是以三聯書店總經理的身份和我們見面，編委會方面出席的人有甘陽、蘇國勛大哥、王煒和我，三聯方面則是沈公和董秀玉女士。當時編委會已經和三聯開始合作，出版《現代西方學術文庫》、《新知文庫》兩大譯叢，同時也籌備出版《文化：中國與世界》研究集刊。 86 年 12 月 10 日，編委會在《光明日報》上打出整版廣告，列舉自己的大部分選題，出版方就是三聯書店。和三聯合作，用甘陽的話說「找對地方了」，因為叢書籌備伊始，合作者是工人出版社，和甘陽聯繫的人是何家棟先生。何先生是個思想開放的改革派，人也極誠懇敦厚。但甘陽對叢書的設想，從氣質上就和他不合拍，況且何先生還是按老習慣辦事兒，要找個什麼名人來給叢書當個掛名主編。甘陽惱了，說「他媽豈有此理，誰能給咱們當主編？！」當然，在甘陽心裡，能當這套叢書的主編，除了他也就只有上帝了。
隨後，經王焱介紹，甘陽和沈公談妥，由三聯書店和編委會合作。沈公後來回憶這段合作因緣時說：「那時聽說一些青年學者組織了這樣一個編委會，趕緊尋求合作。他們已經同有的出版社有聯繫，我們表現了極大誠懇，終於拉過來了」。記得甘陽和沈公見面談定合作之後，打電話叫我立刻到他家去，他那會兒住在小黃莊。王煒借給了他兩間小屋，屋裡到處都放著稿件。甘陽高興得不得了，根本坐不下來，手拿著煙捲在屋裡走來走去，滔滔不絕地跟我講與三聯合作的好處與前景。他強調的幾個重點是，一，三聯書店是民國時代的大牌子，有文脈相承。二，沈公是最懂文化的商人，他懂得我們選題的前瞻性，對叢書的商業前景也頗看好。三，他明白甘陽對編委會的構想，承諾完全不干涉編委會的工作，一切選題、編輯，全由編委會負責，他只管印書和付錢。這在當時可謂是破天荒，因為這打破了出版界多年層層審查的慣例，由我們這些青年人自主決定出什麼書。與三聯合作，讓甘陽有雙重的滿足，首先，他可以自主實現他宏大的文化設想，其次，沈公的這個做法等於承認了編委會的學術水準。甘陽後來說：「這幫人都是很狂妄的，就是說海德格爾是我們譯的，還有誰有資格來審我們的稿」。
那天討論的主題和編輯費有關。因為編委會有人覺得，編輯費的標準和書的印數，也就是和三聯的收益相比，有點吃虧。像《存在與時間》這樣艱深的書，居然印到 7 萬冊。《存在與虛無》竟然印到 10 萬冊。似乎當時的青年人若不懂「詩意的棲居」，說不上幾句「存在先於本質」，都不好意思談戀愛。甘陽似乎提出了一個編輯費按印數比例提取的建議。當時王煒負責編委會的財務，我對算賬這種事兒本來就不大關心，只是為了一睹沈公風采，才被甘陽說動去參加會談。
我們先到會客室坐下等待，董秀玉女士到了，和大家一一握手，很誠懇的樣子。不經意間一位中等身材的男子進來了，他走路很輕又很快，讓我覺得他好像是「飄」進來的。因為甘陽他們已和沈公很熟，所以根本沒作介紹，我猜這就是沈先生。他比我想像的年輕得多，戴著厚厚的眼鏡兒，說話很客氣，看不出是位領導，倒像一位中學教師。那時大家還稱他沈先生，何時改稱沈公的？怕是在他年高以後吧。沈公坐下就開口講話，誇讚了一通編委會的工作成績，還提到了編輯的質量，也是表揚為主。《現代西方學術文庫》在三聯印的第一部書，是周國平譯的《尼采美學文選：悲劇的誕生》。我是這部書的責任編委，自認為對文字還算認真，所以聽沈公表揚，心中多少有點得意。沈先生洋洋灑灑講了一通，和那天要討論的主題全無關係。我正琢磨著何時能入主題，沈公的話卻戛然而止。他起身雙手一揖，說抱歉，他還有個要緊的會要開，先告辭了。至於具體事項，由董秀玉女士和我們細談。隨後，又輕快地「飄」出了會議室。我頓時想起甘陽對他的評語「最懂文化的商人」。但這會兒，懂不懂文化還沒看出來，一個狡猾的商人形象已然確立。我記不起來那天編委會從三聯那裡是不是爭到更多權益，但以沈公這種「避實就虛」的功夫，怕也難。
以後再見沈公，大多是在《讀書》服務日。他總是一副謙謙君子的樣子，可我卻見他發過脾氣，那天在服務日，我正和麗雅閒聊，沈公過來了。不像往日滿臉堆笑，倒是繃著臉，厲聲對麗雅說話，好像是嫌新書展示台佈置得不好，有些書擺放的位置不對之類的事兒。事情不大，但他那副較真兒的樣子挺嚇人。麗雅乖，立即起身隨他到了展書台，我遠遠看見沈公拿起幾本書重新擺放，似乎在教麗雅如何展示新書。這讓我見到了他「暴躁」的一面。但後來再見面，他又恢復了溫和寬厚的樣子，不但沒脾氣，還挺愛「自曝其短」，從不避諱他銀樓學徒出身，沒讀過名牌大學。當初走進出版界，也沒想追求什麼偉大理想，只是想「找個吃飯的地方」。但言談話語中，不自覺地流露出他對書的「痴愛」，讓我對他有了親近感。在一個愚蠢充滿自信的時代，你碰到一位愛書的人，好像遇難的水手在孤島上碰到了同伴。人之愛書，就是知道自己無知，而想豐富自己，變得聰明。一個人知道什麼是好書，並且願意盡一己之力，讓更多的人都能讀到，必是善根深植，秉性良厚。所以見到沈公談起一本好書便眉飛色舞，而且總想辦法把它出出來，讓更多的人分享，我便敬意油生。
沈昌文和《讀書》吳彬楊麗華趙麗雅等
與沈公熟悉的人，都知道他愛搞「工作餐」。 88 年春天，他在「小馬克西姆餐廳」有一次簡單的工作餐，忘記為什麼他要我一起去。這個餐廳在崇文門老新僑飯店前面，似乎是皮爾卡丹的馬克西姆餐廳的通俗版。那天上午我正巧陪麗雅女史去外文書店淘唱片，頗有斬獲。到餐廳時，沈公已在等候，是《讀書》編輯部的一個活動，楊麗華和吳彬都在。去這個餐廳的人不多，所以裡面相當清淨，柔美的音樂伴著淡淡的奶油味兒，瀰散在高大敞亮的廳堂中。吃飯前麗雅給大家展示剛覓到的唱片，我一時技癢，說了些聽不同演奏版本的心得。大家談得很熱烈，唯有沈公沒有加入談話，坐在那裡有點落寞的樣子。我不知好歹地問他一句，您聽這些東西嗎？他一句話懟回來，我只愛聽鄧麗君！我一時無語，心裡翻上幾句不恭的話，沒敢說出來。後來讀沈公的書才明白，他不聽貝多芬是階級鬥爭惹的禍。他說：「以後上了北京，天天是無休止的鬥爭－－階級鬥爭，加上為自己的生存而鬥爭，實在顧不上去學習欣賞什麼貝多芬」。而他後來聽鄧麗君卻悟出「這位鄧小姐的尋求孤獨的極境是她的生命的終結，可以說此人是以身殉個性，殉孤獨的」。這個感覺有些奇特，我不記得鄧小姐曾有過裂帛之聲。她的歌只是一味地似水柔情，而沈公能從這纏綿悱惻中聽出剛烈的孤魂，我猜是鄧小姐的歌聲，唱出了沈公每日歡顏下深藏的寂寥吧，「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是歟？非歟？
沈昌文和陳原（木木攝影）
我第一次給《讀書》投稿，就被沈公退了，這其中的緣由，我在別處講過。不過，我去國前與沈公最後一次見面，竟又和他退稿的事兒沾上了邊兒。那天我本是去東四街道辦事處看望《讀書》的姐們兒，正巧遇上獨坐愁城的沈公。在那「落葉滿長安」的肅殺時節，我們漠然相對，他沒忍住，給我展示了某公手澤，我卻不知輕重地出言譏諷他，完全不體會他惶惶不可終日的心境，每一回想，都痛悔不已。沈公他們這一代人，在出版界幹事兒不容易啊。在我看來，國朝的出版界就是一座沒有圍牆的大監獄，裡面只有兩種人，獄卒和囚徒。而且他們的身份依需要隨時變換，鮮有人不一身而兩兼，今日做獄卒，明日當囚徒。譬如沈公，在他負責審查書目，在字裡行間尋找犯禁言論時，他擔負著獄卒之責，他得好好看著作者得言論，不可曰雷池一步。如此一來，作者就成了由他監管的囚徒。於是，他刪《寬容》，刪《情愛論》，刪《第三次浪潮》等等，用他自己的話，叫做「用不寬容的辦法做出版」，「不寬容作者多說多話，尤其是不讓外國作者不說不得體的話」。我有一位「髮小兒」是國朝中主掌意識形態的首腦之一，他曾很真誠地對我說，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不讓人「思想越界」。他一臉嚴肅地正告我「守土有責啊！」所以你能想象得出沈公枕戈待旦的樣子。但是，他之盡獄卒之責，實在因為他也是個囚徒，頭上，身邊，背後還有獄卒在看著他。因為他發表了荒蕪的詩，就讓人給上了《內參》，所以他要不停地「拜山門」、「作檢討」，也著實練就了一身獄中輾轉騰挪的功夫，免得成了胡風，想監外執行而不可得。
被刪節的《寬容》
可是，對沈公而言，還有一層難處與人不同，他從小養成用功學習的習慣，又碰巧遇上幾位飽讀詩書，歷經磨難仍不辱斯文的老先生，沈公隨他們浸淫書海，親炙學行，便有了分妍媸、知良莠的眼力，一遇好書便生「魚色之心」，不過縱然色膽包天，頭上仍戴著緊箍，只好「為了愛的不愛和為了不愛的愛」，而委曲求全。可惜低眉順目幾十載，自認「一輩子做牛式出版，聽話、恭順」，仍是「跋前躓後、動輒得咎」。他曾說，麗雅「腦後有反骨」，孰不知他自己那根反骨比誰都大，因為有了這根反骨，他就既不願當獄卒，又不甘做囚徒，落得個「獄卒囚徒兩徬徨」。此情此景，殊堪玩味，總讓人想起施溫德的名畫《囚徒之夢》。所以，他看到新版《寬容》恢復了被他刪掉的文字，便歡呼雀躍，好像看到自己監管的囚犯越了獄，有種報復的快感。報復誰呢？報復自己。因為要跟黨談戀愛，非練成受虐狂才有快感。
施溫德的名畫《囚徒之夢》
去國之後，我與沈公仍時常通點消息。 97 年初秋，沈公來巴黎了。我陪他到 Bistro Romain 吃飯，席間聽他談些我走後的奇聞逸事，也談及他個人的出入際遇，語多娓娓，顯出置身事外的平和。飯後接沈公回家，他告我中午定要小憩片刻，我請他到客房小睡，他堅不允，只是要一把能靠的椅子，於是便在一把扶手椅上入定，片刻便有輕輕鼾聲。巴黎的初秋氣候宜人，輕風拂帷，小鳥啁啾，沈公就在這異國的寧靜中安睡著。
下午，洛朗來，他也是我在北京的熟人，沈公跟他談些版權方面的業務。晚上我給沈公做了頓飯，想我竟敢給他這麼個大美食家做飯，膽子也忒大了點兒。沈公走了，帶走了我的地址，隨後就常有航郵包裹寄來，先是《萬象》，後又有一疊疊的《生活週刊》，每個郵件上的地址都是沈公手澤，想著郵寄的瑣事都是他親自打點，心中的感激無以言表。
沈昌文和趙越勝
2006 年底，去國 17 年後，我回國探親。到京就請於奇幫我約沈公，並不是為了要當面謝他這些年為我寄的書刊，只是想要見到他，聽他說說這些年他所經歷的那些事情。這些經歷都已凝結成歷史，構成我們生活的一部分。沈公約我們去三聯大樓的咖啡廳，建這座大樓的故事已聽他講過，但走進這座大樓，仍讓我吃驚。想想我與沈公分手是在東四街道辦事處，那裡水泥地面粗粗拉拉，牆上油漆斑駁陸離，窗戶上釘的鐵柵欄鏽跡斑斑，而眼前這大廳高敞豁亮，滿目書籍琳琅，兩相比較，所差何止天壤。那天吳彬、麗雅都來了，我們坐在咖啡廳閒聊，見兩位女史仍像從前一樣和沈公開玩笑，時不時擠兌他兩句，沈公一副受用的樣子。看《讀書》老班底仍舊親密無間，心中不知幾多感慨。後來每次回國，沈公總要呼朋喚友，來一起吃飯。每次都是他買單，他說這是遼教出版社給他的待遇，他為遼教工作不取報酬，遼教為他報銷「談情說愛」的費用。話是這麼說，結賬時，他總要找出飯店的優惠券算清楚，我說何必這麼仔細，他說不是為了自己省錢，是為遼教出版社節省費用。一次在哇哈哈飯店分手，沈公與大家道別，背上他的雙肩挎包，與麗雅一起登上自行車，在滾滾車流中翩然而去，我想沈公如何不老呢？
今年 3 月回京，又請于奇約沈公，他選定西總部胡同 77 咖啡室見面。東單北大街變化太大，西總部胡同，這條從前閉著眼睛都走不錯的地方，我竟一時找不到，徘徊良久，直到看見于奇冠中來了，才知道沒走錯。沈公已在咖啡室落座，見我們高興地起身招呼，又要啤酒又要小菜，忙個不停。我拉他坐下，知他幾年來聽力下降，便靠近他說話。我與沈公已 6 年未見，不忍說沈公老了，只是身上又多了歲月流逝的痕跡。沈公早已是泉間林下之人，話題當然多虛無飄渺之事。其實朋友們見面本不為什麼具體事由，只為相坐相望。在友誼的藴藉中，充實彼此的生命。只有片刻，沈公說起自己雖平生蕭瑟，但退休金不薄，以至沒地方花。他不斷要我們添酒添菜，說「退休金花不完吶」。好像我們多吃多喝，能幫他消耗點兒退休金。而我卻在想，何來平生蕭瑟呢？想沈公自 80 年代初起，復三聯，主《讀書》，編《萬有》，業績煌煌，莫不正應了老杜所吟「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嗎？平生蕭瑟，正是憶舊的悵惘。當我們老去，在清冷的黃昏，吹起追憶的洞簫，那裹挾而來，一並湧現的，便是我們全部生命的在場。
走出咖啡室與沈公告別時，已是日瘦暮薄。胡同西口，東單北大街上，市聲沸天，而記憶中的舊市井一鶴杳然。眼前的沈公，要東行返家，我見街上快遞電動單車無聲地倏忽往來，很不安全，便執意要陪沈公回家，沈公堅拒。站在街上僵持了一會兒，善解人意的於奇說「你走吧，老人家不願你看他走路緩慢的樣子，我們會跟著他，看著他回家」。於是，與沈公擁別，道一聲珍重再見，便掉頭西去。到胡同口，我駐足回望，見沈公背著雙肩挎包的背影，緩慢卻堅實地漸漸遠去。噢，沈公，不知何時才能再見？
转自《照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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