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奇珍：我的弄堂往事
我的弄堂往事
－－作者：达奇珍
作者按：《我的弄堂往事》写于 2006 年，当时是作为往事留痕给自己看的。不料同学看了很感兴趣，遂征得我的同意后刊发在网刊《民间历史》。时隔 12 年，我对部分章节作了些微增删，再次授权《民间历史》重新发表。有趣的是，我那耄耋之年的长兄看了以后竟也有感而发，写了他对曾住过的三条上海弄堂的记忆。长兄是 1932 年生人，他三岁半入学， 16 岁考进光华大学，在学校里加入了地下党组织，于 1949 年 5 月上海甫一解放时就参军跟随曹荻秋魏文伯的西南服务团去了四川。之后他在外地工作，几十年中仅回过两三次上海。因此，他对弄堂和故居的回忆仅限于解放前的那段时光。
上海遍布着弄堂，但挂着优秀历史建筑铭牌的却不多，我住了几十年的祥德路 2 弄，就是其中之一。
2 弄早先叫山阴路 “ 祥德邨 ” ，五十年代末划入祥德路，因为没有 1 弄， 2 弄便成了祥德路的开路先锋。文革后开辟祥德支路，祥德路逐步延长，一直通到高楼林立的曲阳地区。我小时侯，那里还是大片的菜地。我住 2 弄的时候，它是山阴路祥德路的分界，两条路也短，在地理上是一条，加起来才 600 多号。上海有不少门牌号码逾 3000 的大路，更有象南京路、淮海路等贯穿上海的大马路。所以，这两条 “ 联路 ” 只是上海的袖珍型马路。祥德路 2 弄的紧邻是山阴路 340 弄，也称 “ 积善里 ” 。马路对面的山阴路 343 弄，是基督教青年会宿舍，我们沿袭旧称，叫它 “ 青庄 ” 。
当 2 弄被划入祥德路，曾引来不少麻烦。父亲的朋友寄信，照旧在信封上写了变更后的 2 弄，却常常沿旧习写 “ 山阴路 ” ，而巧的是山阴路顶端原叫 “ 千爱里 ” 的弄堂，才是一路两名后的山阴路 2 弄。幸运的是我们的信件一件都没丢过，这恐怕主要归功于我罕见的 “ 达 ” 姓，也归功于当时邮递员的敬业。
祥德路 2 弄在五十年代是一条相当出色的弄堂，在周边地区乃至整个虹口区都小有名气，直到现在仍经常是艺术学院学生的写生对象。后来山阴路变得更有名，是因为有鲁迅以及瞿秋白的故居。
2 弄美，是因为弄堂建筑与绿化环境和谐统一：朝南的外立面是立体感很强的奶黄色拉毛墙，朝北是清水红砖。红瓦绿檐，色彩丰富而亮丽。弄堂很短，总共才 8 幢联体小洋楼，屋顶上有双坡老虎窗，屋檐有三角形双坡山墙，二层落地钢窗外挑出一方铸铁铁花栏杆的阳台，小巧而精致。这种样式在后来的房租改革中被划归于 “ 新式里弄 ” 。
弄堂里栽着一高一矮两排行道树，高的是杨树，矮的是冬青。杨树在夏天要长刺毛虫，害我们乘凉都提心吊胆。冬青倒是四季常青。弄堂干净整洁，从来看不到垃圾和污水。弄堂口有两扇漂亮的铸铁铁花大门，样式和弄内每幢房子的花园铁门一样。五十年代，每家每户都在自家小花园里和阳台上种植了树木花卉。印象最深的是我家隔壁的 4 号，有棵高大的枇杷树，每年初夏，墨绿油亮的树叶下，半遮半掩地探出一串串深黄色的果实。枇杷树的主人，我小学同学冯音音的母亲就会摘下来，然后挨家挨户地送上门，让众邻一起分享。枇杷的果肉虽然还有些发硬，口感略带酸涩，但邻居们的心里却甜甜的。 4 号花园还有几个青花圆桶瓷凳，学名叫 “ 绣墩 ” ，夏天坐上去凉爽宜人。记得 7 号里也有棵枇杷树，可是比不上 4 号的漂亮，印象中似乎也没结过果子。
3 号里惹眼的是棵凌霄花，枝干一直援生到二楼，沿着阳台盘了几圈，爬满了墙壁，有点像常见的爬山虎。凌霄花在夏天开满橘红色花朵，样子有点象喇叭花，叶子是鲜亮的草绿色，谁经过都忍不住要看一眼。
1 号、 2 号的花园好像只有冬青树和夹竹桃。 6 号的园子种了许多美人蕉，还有一棵孤零零的棕榈树。树干很细，胸径不过四五寸，树冠却高过二楼。每年春夏时分，顶端树叶下会结出一些象玉米棒一样的果实。有时外面弄堂的男孩子用竹竿打下来，扒开外面的包皮，里面是淡黄色象小米似的颗粒。我母亲说，棕榈树会带来背运。
我家花园很有特色：两棵高大的柏树，四季常青，高度超过了三楼。有海棠花、金香八角、玉兰花。还有一棵叫不出名字的树，墨绿叶片上散布着金色的斑点 , 我们小孩都叫它麻皮树。数十年后我才在人民公园里见到同样的树种，前面竖着的小木牌上书着 “ 洒金珊瑚 ” 。石阶边一棵蔷薇花细细瘦瘦地长到了二楼，每年夏季只开三四朵粉色的花。那时常有被我们称为 “ 野蛮小鬼（上海话音 ju ） ” 的孩子来我们弄堂采花，我家那几朵可怜的蔷薇都开在二楼阳台，他们采摘不到，只能望花兴叹。花园里长满青苔，除了冬季，春夏秋三季都碧绿生青，像绿色的金丝绒地毯。不少人来挖回去铺在盆景假山上。青苔中央是一条尺把宽的鹅卵石小道，那种又称为雨花石的小石子是父亲特地托人从南京雨花台买来的。
春天，园子里那棵海棠树会开粉白两色的小花，我会剪一些插在玻璃花瓶里；夏天，阳台上有蔷薇花和盆栽夜来香。夜来香象牙色的花朵是晚上才开，所以招来的不是蜜蜂和蝴蝶，而是蝙蝠。那时的晚上坐在阳台上乘凉，心里总有点害怕。印象中，花园里的白玉兰从来没开过花，母亲说是品种不好。
弄堂里最出挑的是 8 号的园子。 8 号里住着易帜前整条弄堂的房东张天宠一家，也是全弄堂最富的人家。他家没有小孩，园子也老锁着不让随便进，所以文革前我只在姐姐去他家学钢琴时溜进去过两次。不过铁门镂空，隔门也能一睹大户人家花园的派头。瓷绣墩有好几个，是更漂亮的粉彩纹饰。花园墙角处，还依墙筑一座玲珑假山。整个花园里种满花花草草，除了我熟悉的花，更有许多我至今叫不出名字的名贵花草。
每年春秋两季，同济大学建筑系的学生带着可折叠帆布凳，坐在弄堂里一画就是几个小时。那时，弄堂和花园还经常出现鼬、蛇、青蛙和松鼠等小动物，我父亲和邻居都有过在花园里打蛇的经历。我记得父亲用木棍打过一条长约三尺的蛇，因为用力过猛伤了腰，疼了好多日子。后来还是父亲好友、著名武术大师王子平先生送来自己配制的药酒，涂擦多次才治愈。最有趣的是 7 号二楼周家姆妈，她在阳台上边乘凉边吃放在脸盆里的甜黍粟，突然感觉手里的甜黍粟又凉又滑，定睛一看竟是条绿色小蛇，吓得她魂飞魄散。树上也经常停满麻雀和不知名的鸟。有次我看见 4 号的枇杷树上停着一只长着五彩长尾巴的大鸟，如今想起来大概就是雉吧。还有一次我正在爬弄堂口的冬青树，猛抬头看见头顶杨树上立着一只猫头鹰，一对玻璃弹似的的黄眼睛凶巴巴盯着我，吓得我跌跌撞撞逃回家，跑上二楼隔着阳台玻璃门再瞧，它还耿耿于怀地怒视着我。按理说猫头鹰都是在夜间活动，不知它怎么白天就出来了。
2 弄建造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日本占领时期，而虹口又是日租界，所以我家是在 1945 年抗战胜利后搬进去时，里面住的都是日本人。当然并不是说，日本人都是侵略者，例如鲁迅的日本好友内山完造开的书店和住宅，都在附近。我家搬来时住一楼，二楼三楼都是日本邻居，所有房间都铺着榻榻米，所以地板保护得极好，原来的红色油漆一点都没脱落。母亲说，我家搬来后与邻居相处很好，二楼三楼两户人家凡做了好吃的，都会送一盘下来。送的最多的是生鱼片，外加一碟用麻油、酱油、味精调好的调料。可是我家吃不惯，母亲等他们走后，就在铁锅里温热了油，加了葱姜料酒再重新炒一下，改造成中国式炒鱼片。
日本人不久后回国，我家就租下了整幢房子。他们留下了一些不便携带又没多大价值的东西。记得有一个日式梳妆镜，约一尺宽、三四尺高的立式镜上，用一条缎面绣花巾盖着。镜子是立在一个长约二尺、宽约一尺的梳妆台上，梳妆台有六个小抽屉，外立面上镶着细细的竹片。梳妆台是红木的，质地硬而光滑。母亲怕我们把镜子打坏，把梳妆台和镜子一分为二，分别放在两个房间。这种式样的梳妆镜，我后来在日本电影中见过。镜子在文革中卖掉了，梳妆台则至今还在我的客厅里。台面上置一硕大青花瓷盆，里面养了几条红锦鲤，红木配青花，很有点古色古香的韵味。我家至今还有一些日货的陶瓷杯碟盆碗和金属刀叉，却未必是我家日本邻居留下的，因为解放前上海滩上日本货比比皆是。我家二楼大房间曾挂着一支温度计，泛黄的刻度木板上有 “ 四川北路佐佐木大药房 ” 的标记，可惜后来随手扔了，据说日本人将 50 年以上历史的物品都定性为 “ 古董 ” 呢。
父亲在二十年代末移民上海，老家是四川三台，至今不甚发达的川北小地方，家境贫寒，但父亲读书很勤奋。大学毕业来到上海，进了美商杜邦公司。听母亲说，在杜邦公司工作，凡满五年工龄，公司颁发一枚铜质戒指，满十年是一枚银质的，十五年的则是金戒指。父亲在杜邦快要领到金戒指的时候，上海解放，公司也就解散了。一枚小小的金戒指值不了几个钱，但是一种资质和荣耀。我曾见过那枚代表五年工龄的铜质戒指，好象还镀了一层深蓝珐琅釉，我没当回事，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随垃圾一起扔掉了，现在想想真有点后悔。
父亲与洋行里的美国大班关系很好，经常互相请客。父亲请客通常就在自己家。母亲出身大户人家，原先不善家政，但住在马浪路（后称马当路）时跟邻居学了不少南京菜，厨艺精湛。父亲在洋行也沾了不少洋气，比如喝咖啡，生食芹菜。我的咖啡瘾不能不说有点父亲的遗传。父亲的专业是化工，却一生酷爱文学。直到七十年代，父亲谢世多年后，我才听父亲生前友好范祥雍先生说起，父亲原本考进北大中文系，因家境贫寒无力担负学费，只能忍痛割爱，进了天津纺织专科学校。在当时工业救国背景下，这所工科学校提供奖学金。不过在他的同学中倒是出了个文学名人，即中国戏曲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赵景深。
解放后，父亲失业了。那年代，帮外国人做过事会被认为是洋奴，甚至有通敌之嫌。父亲 1901 年生人，那年已经 48 岁，也难有合适工作安排。起初他做过里弄干部，那只是父亲人生长河中一个转瞬即逝的泡沫。依父亲的性格脾气是绝对不合适做干部的，他为人忠厚、乐善好施，但常常管不住自己的嘴，喜欢谈论国家大事，容易祸从口出。父亲曾在复兴中学和虹建民办中学代课教语文，也曾在区政协帮忙翻译一点资料。我上学后每次填表格，在 “ 父亲单位 ” 这一栏里，我都写 “ 虹口区政协翻译组 ” ，怕填失业会被同学看不起。十多年前小学同学李晓林从美国回上海探亲，闲聊时说起，我小时候曾告诉她，父亲在银行里领工资，她当时不解还回去问自己的父亲。我大笑，钱是存在银行里的，年幼的我就想当然认为父亲去银行取钱就是领工资了。
父亲在家就是看书，有中文的，还有英文法文的，有平装精装的，还有线装的。当时我家有六个大书橱，三个红木三个杂木，里面清一色放线装书，其他书到处放，甚至桌子椅子上都放满了。父亲后来经济拮据，无力再购置书橱。一套廿四史，是父亲最钟爱的书，整套书每个断代史都有一个木匣子装着，而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木匣子又能错落有致地拼装成一个大书橱。书橱基部是四条弯腿的架子，顶部架子有点象传统建筑的屋檐，不过形状是倒过来的。书橱是棕色的，每个书匣子上有白色的魏碑体刻成的 “ 秦史 ”“ 前唐史 ” 等字样。那廿四史大书橱占据了半堵墙，非常气派。
59 年以前，我家底楼一分为二，前面是客厅，放了两套沙发，一套是皮的，一套是布的。墙壁是白底上用印花滚筒滚出来的一串串淡紫色的葡萄。墙壁上的字画，大多为张大千张善孖昆仲的精品，因为父亲与张氏兄弟不仅是四川同乡，更是上海马浪路西成里的隔壁邻居，两家交情很好。客厅里有钢琴，却琴声寥寥。我家只有在教会学校晏摩氏女中读书的大姐学琴学得比较好，有时候会坐下来弹几曲。同在晏摩氏读书学琴的二姐，却从没听她弹过。三姐四姐虽然跟 8 号房东的女儿、上海音乐学院教师张碧华学琴，却都因并不喜欢而没什么长进。记得三姐把琴书撕成一片片藏在沙发垫子下，被我母亲发现后狠狠骂了一通。这事令我父母对女儿们学琴彻底死了心。我从小有病，家里没让我学。小学四年级时，我和同学到已搬去山阴路的冯音音家玩，我们唱歌她弹琴，我对音音能弹琴羡慕得一塌糊涂。可那时家里早把钢琴卖了。母亲知道我的遗憾，一声长叹无语良久 ……
我家底楼后半部分是饭厅。有一张大菜台，我们曾当乒乓桌使用。橱柜里一套银质西式餐具，匙柄上镶有宝蓝色的玻璃。还有好几套金边绘有梅花、山水等纹饰的中式细瓷餐具。每逢初夏，母亲把草莓浸入牛奶，盛在小碗里给我们吃。我用镶着宝蓝玻璃的银质小匙搅动鲜红草莓，看着雪白的牛奶一点点被渗出的草莓汁染成粉红，然后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尝。有时母亲会用一个亮晶晶的铝质咖啡壶在煤气上煮咖啡，咖啡沸腾时，棕色的液体沿着壶中金属管升腾到壶顶的透明玻璃球中，再经过滤网流回壶底，袅袅升腾起的蒸汽带出浓浓的咖啡香，弥漫了整栋房子。煮好后，母亲在镶着金边的英国咖啡杯里兑了牛奶加了糖，让我用托盘端着，一一分发给父亲和姐姐们。不过小时侯我根本不喜欢喝咖啡，只喜欢享受它馥郁醇厚的香气。
盛夏，母亲会把洋菜（即琼脂）煮化，加入橘色果子露，再浇入大大的白瓷盘，冷却结冻后用刀划成小块，分装在碗里，送给左邻右舍品尝。母亲是北方人，擅做面食。她经常用鲜酵母发面蒸几大淘箩葱油花卷、白糖馒头和三角形红糖馅的糖三角，也是每家分送几个。邻居也一样，有冰箱的 4 号冯家会送来自制棒冰。有一回邻居送来油煎茄饼，是把一种圆形茄子削成片，蘸了面糊再用油煎。焦黄面皮里有细细的葱末，很香，但茄片却寡淡无味，所以我就啃了外皮随手扔了茄片。
父亲没工作，家境也就每况愈下。等我稍谙世事，眼看家里的东西一件件往外搬，先是卖了德国钢琴，接着是放餐具的橱柜、大菜桌、皮沙发、布沙发、书橱等，一一送进了淮海路的三勤旧货店。 1959 年二姐考进大学，我进入小学，家庭经济更是捉襟见肘。那时我家房租要 40 多元，当时是笔大数目，于是只能把底楼让出来。新房客是我三姐学校的一对教师夫妇，两个孩子。记得他们搬来时送了我家一斤黑饼干，父母姐姐们帮他们搬家什，我就坐在二楼楼梯上慢慢地独自享用那包饼干。
五十年代末是我个人记忆中的最好时光。环境还比较宽松，社会也相对比较朴素安定，邻里关系和睦。我母亲经常和邻居主妇交换食品探讨厨艺，谁家女儿有了漂亮衣服，会借回家做样板仿制。记得母亲从 4 号冯家借了音音的皮凉鞋，用皮底和棕色灯心绒给我做了一双布面凉鞋。别人送我一件带小外套的连衣裙，是流行的泡泡纱面料做的，上半段象背带裤下半段是小裙子，浅蓝的面料用藏蓝格子布条滚了边，谁都夸漂亮。连衣裙被冯家借去，冯家姆妈用白色泡泡纱镶大红滚边也为音音做了一件。
弄堂里有住家，住家中有人物。
2 号的二楼住着李家，以前条件不错，男主人解放后是中学教师。李家二女儿李旦华与我二姐沪珍同年。我家买什么，旦华回家一说，她父母便也给她买。有些家具如小椅子高脚凳，我们两家的一模一样。 2 号底楼后客堂住过一家姓郑的，后支援内地，全家去了江西。搬走后住进了我的同学陆明华一家。
3 号的诸家是除房东外的第二号富人，主人诸颂恩是资本家，只有一个独生女儿诸玲。诸玲父母离异，跟父亲一起生活，父亲视她如掌上明珠。我从小与父母住一间房，而诸玲有自己的房间，放一套乳白色的儿童家具，上面绘着五彩小动物，让我们好生羡慕。诸玲聪明活泼，从小跟 8 号张碧华学弹钢琴，能闭着眼睛弹很长的曲子。诸家住了整栋楼的一、二楼。诸颂恩人很宽厚，他家简直是我们整弄堂小孩的聚会场所。他家信基督教，每个星期天，诸玲都和父亲一起到多伦路鸿德堂去做礼拜。同去的还有 6 号邬家父女和 8 号张家父女。以前从没想过：怎么弄堂里信耶稣的都是单亲父女呢？
诸家客厅里挂着一幅硕大的镶金色雕花框的油画，长着翅膀的小天使或坐或卧在鲜花丛中，背景是墨绿色的树林。每次到她家，我都会看好长时间。诸玲家后来把底楼后客堂让给了一户朱姓人家，户主与诸颂恩好象是同学还是同乡，家境比较拮据。不久男人病逝，诸颂恩经常接济他们孤儿寡母。
隔壁 4 号冯家的二女儿音音是我同学，她家也是住了一、二楼两层。冯家大女儿韵韵也跟张碧华学琴。她非常用功，与她妹妹的懒散马虎截然相反。当年她与我三姐一起去学琴，据说三姐的指法和领悟能力都超过她，但三姐死活不肯学，撕琴谱逃课，而冯韵韵却不分白天黑夜练琴，把手指都弹肿了。我还记得她用包着厚厚白纱布的手弹琴的样子。六十年代初，我气喘病发得很厉害，整天病卧在床，就听着她飘洒在弄堂里的钢琴曲度过了几年光阴。我后来问过中学同学李玲的母亲吴葆贞，她是音乐附中钢琴教师，她说附中学生中，韵韵水平相当高，甚至比音乐学院大学生弹得都好，可因为她家成分不好，所以没能进入大学部。文革中，冯韵韵曾被样板剧组找去为钢琴伴唱《红灯记》伴奏，文革后我还在电视上见过她。
五十年代后期的冯家在人们眼中似乎有些诡谲。我们年龄相仿的小伙伴在各家串门都是直进直出，家长们待我们都很客气，惟独冯家从不让小孩子进去。从后弄堂窗户望进去，她家有个很大的冰箱，大得足以在里面藏两个大人。早年冯家在夏天总会做许多赤豆棒冰分送邻居，还在客厅开过几次 PARTY 。 PARTY 上有弹钢琴的，也有拉小提琴的，女主人还用花腔女高音唱外国歌，我们小孩就趴在窗户下偷看。 1957 年以后就再也没有开过 PARTY ，冯家男主人出门还戴着一顶鸭舌帽，帽檐遮住了大半个脸，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遇到熟人也不打招呼。我上学后稍谙世事，才知道冯家男主人在反右运动中成了右派。六十年代初，冯家搬到离 2 弄不远的山阴路恒丰里。那是石库门住宅，论气派远不及 2 弄，却是独门独户。他们连枇杷树也一同带走了。可惜枇杷树移到那里没有存活。
6 号里居住的人家多，二楼女主人是我中学的卫生老师林竟，丈夫苏志成是个新四军老干部，可只担任一家街道工厂厂长。三楼柴英原名王静静，长着一对漆黑明亮的眼睛，是我们弄堂的美女。柴英与母亲和姐姐住一起，据说她父亲在易帜后去了台湾，姐妹俩改姓母姓，但我们叫她王静静已经叫习惯了，总也改不过来。底楼前客堂住一家姓邬的父女俩，男的是牧师，和蔼可亲。他家两个单人床很高，比一般的床要高出将近一尺，我觉得好玩想爬上去，他们父女就把我抱上床。他们父女俩都是瘦高个，鼻梁上都架着一副眼镜。邬先生平时出门喜欢戴一顶巴拿马帽子，穿长风衣，象极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外国电影里的绅士。邬家女儿邬显恩，不分季节，总是穿着一袭合体的旗袍，我们都叫她邬家阿姐。他们常会给我一些糖果，这也是我频频光顾他们家的原因。他们家很简单，但有很多精装外文书，大多是五颜六色封面的圣经。邬家父女俩相依为命，那时邬家阿姐好象已经三十几了却一直未婚。
7 号一楼刘家，男主人刘忠豫是市第一人民医院内科医生，夫人是大名鼎鼎的红房子产科医院的护士。刘医生气质儒雅，略显清高，跟邻居从不搭界。但他夫人极随和。他岳母是南京人，经常住在上海，与我母亲过从甚密。儿子刘恩桃白白净净，我们一群女孩子都比他大好几岁，把他当成洋娃娃。二楼周家是老实本分人家，周乐天在五、六十年代支援内地建设，去了洛阳拖拉机厂。儿子周曦比我们所有的女孩都文静，从未见他出来玩过，说话声音轻轻缓缓。周家女儿后来嫁给了我的同事、电视台音乐编辑孔白基，音乐学院毕业的广东人。听邻居说，周家女儿任谁也看不中，惟独对孔一见钟情一往情深。周家在文革后期也买了钢琴，孔白基老在家里吊嗓子， “ 哦、哦、哦 ” 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从白天唱到黑夜总是那几个音。我们听了只当耳边风，但对面弄堂里一些小孩子开始恶作剧，他们在 7 号对面的墙根下齐刷刷坐成一排，待第一个音一唱出来，就有节奏地齐声喊叫： “ 难听死了！难听死了！ ” 邻居们听了相视无语，抿嘴一笑。
三楼男主人曹良模是工程师，妻子徐良知是四达路小学音乐教师。曹家子女与二楼周曦一样文静，功课极好，也从未到弄堂里玩过，所以我跟 7 号的孩子都不熟。
8 号，住着我们整条弄堂的房东张天宠。老先生的夫人很早去世，非常疼爱独女张碧华，称之为 “ 小宝 ” 。小宝戴着近视眼镜，走起路来一阵风，一直没出嫁，被邻居背地里称作 “ 老小姐 ” 。但她一手钢琴弹得行云流水，是音乐学院的钢琴教师，也是我们弄堂里许多小孩的钢琴教师。最近从网上得知，她还是著名作曲家陈刚的钢琴教师。诸玲父亲诸颂恩与张天宠关系很好，诸玲小时侯很喜欢张碧华，一口一声 “ 小宝嬢嬢 ” 。谁也没料到， 60 年代中期，张碧华突然嫁给了诸颂恩。小宝嬢嬢瞬间变成了母亲，母女关系却变得生疏了。婚后张碧华嫁还是住 8 号，丈夫则依旧住在 3 号，吃饭时让佣人把饭菜端到 3 号去。直到文革， 8 号的房子被没收，这对夫妻才算进了一个门，住到了 3 号里。
张家尽管曾是资本家，却也没住整幢楼，三楼租给了别人。承租户周修睦在一家报馆供职， 1957 年也成了右派，被发配去了外地。周夫人潘兰影是四达路幼儿园教师。周家有三个孩子都非常可爱，潘兰影注重仪表，把自己和孩子都打扮得光鲜亮丽。特别是老二周颂，大大的眼睛，卷曲的头发，五六十年代上海某知名婴儿奶糕包装上的那个漂亮小女孩，就是用了她的照片。潘兰影带着三个孩子走过，路人都会不约而同行注目礼。周修睦直到 80 年代平反后才回上海，好象在《新民晚报》上班。潘兰影年轻时亭亭玉立，兰心蕙质，如今那些出演旧上海题材影视剧中名媛闺秀的女演员，与之相比简直是差之千里。二十多年来，她独自含辛茹苦将子女抚养成人，也等来了丈夫的归来。
五十年代，我们弄堂的钢琴密度很可观。除了 2 号，其他 7 幢房子都有过钢琴。进入弄内，仿佛徜徉在音乐的溪流中。当然弹得最好的是张碧华，其次就数冯韵韵。 6 号邬家女儿和诸玲差不大离。 7 号刘家子女尚小，他们练琴都在文革中后期了。最差的大概就数我姐姐，用老底子上海话说就是 “ 呀呀呜 ” 。
日子就象虹口公园的湖水一样平静而安详。
父亲人缘很好，因此朋友众多。记得在三年大饥荒时粮食紧张，可每逢来了客人，父亲还是让母亲下碗面条或是端碗糖粥。看着孩子菜色的脸，母亲心里虽不情愿，也只好照办。
父亲朋友中往来最密切的有三位。范祥雍先生住在山阴路大陆新村，离我家约三四分钟，一个星期几乎要见六七次。范老家境贫寒，凭着自学在大学里带起了研究生。他是国学大家，尤精中西交通史和古籍的考据校注，他校注的《洛阳伽蓝记》享誉学界，几十年来屡屡再版。另一位陈子展先生，解放前是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与毛泽东是湖南同乡兼同学，都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也参加过船山学社。但他本性耿直，自诩 “ 楚狂人 ” ，也因此命途多舛。他是著名的诗经楚辞专家，编著的《诗经直解》《楚辞直解》至今无人能出其右。这两人学问渊博，为人善良，并在父亲逝后犹如慈父般关心我。
父亲与朋友之间常常会谈论国家大事，躺在病床上的我也就会听到一些小道新闻。父亲还有个桂姓同学，是清廷大臣后裔，家里很有钱，年轻时留学美国，读书享乐两不误，解放后还带着家人游遍中国。此人很大方，思想却很激进，老跟我父亲唱反调。他们一个星期见两三次面，见面就吵，过一两天好了再见面，见面又吵得不可开交。五十年代中苏关系如胶似漆。妇女儿童穿的是苏联花布，我的姐姐们嘴里哼的是苏联歌曲，看的是苏联电影，家里堆满了苏联书籍，什么《海鸥》《士敏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当时风靡全国的《知识就是力量》《无线电》等杂志。我清楚地记得，一次在客厅里，我父亲和桂老坐在沙发上，父亲例举好多苏联的不是，而桂老拼命说苏联的好话。他俩喋喋不休争了好多年。后来在六十年代初的古巴问题上也是互不相让。不过桂老一家都很喜欢我，我小时候穿过一件白色山猫皮大衣，他们都叫我小白兔，每次父亲去他们家，都让父亲带上我。他们家很注重吃，我吃到许多家里吃不到的东西。比如用炒稣的糯米放上盐和麻油，用开水冲了，再放上一个煎得金黄的荷包蛋，洒上碧绿葱花，吃起来糯米酥酥脆脆的，荷包蛋则鲜鲜嫩嫩，无比美味。后来我和小姐姐试着自己做，结果炒的米硬硬的吃了咯牙，只好倒掉。他家儿童书籍也很多，我从他家借《格林童话》《一千零一夜》等，一借就是几十本。
父亲逝世时适逢文革初期，其他人都明哲保身，惟独这三位自身不保还赶来慰问。
五十年代末，社会上搞大炼钢铁，拆除了我们弄堂与积善里之间的水泥砖墙。弄口的大铁门以及每家院子的铁门都被拆走。隔墙倒后，漂亮的弄堂和私家花园都成了公共绿地，外来的小孩子在我们弄堂里踢球狂奔，弄堂里垃圾随处可见，喧嚣此起彼伏。我家自将底层让出后，生活拮据，也粗糙了很多。名人字画收起来藏进壁橱，细瓷碗碟杯盘和银质勺子，也被母亲用旧报纸包了放进储藏室，平时就用粗瓷杯碗。饥荒时期食不果腹，遑论点心。咖啡倒是还常喝，那是因为食糖配给，买一斤咖啡却能搭买两斤白糖。为了买白糖，我家的许多茶叶罐里都装满了咖啡，一直被我喝到文革后期。那时牛奶已经成了凭户口本供应的婴儿配给品，白糖则以糖精替代。
1966 年春，大姐从北京回上海生孩子。大姐身体不好，一直以为会难产，结果平平安安产下女婴，我父亲遂起名叫意平，即意想不到的平安，不过意平最终只作了小名。姐夫毕业于清华，在大学教书，他去海淀派出所报户口时，将意平改成了意红。姐夫为这事特地给我父亲写了一信来负荆请罪，我看过那封信，大意是现在社会上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树欲静而风不止，要让女儿成为红色接班人云云。父亲看后哑然一笑。
那年春天，我大姐的婆婆，也即我姨妈，从郑州到上海帮我母亲带孩子。那年夏天比往年热，在没电扇空调的年代很难捱。报上在批判《海瑞罢官》、 “ 三家村 ” ，接着又有北大聂元梓炮打司令部等等。父亲不止一次跟母亲说， 66 年属于红羊赤马，历史上的红羊赤马总要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果不其然。七八月份外面大字报贴得铺天盖地，各单位楸出牛鬼蛇神批斗，弄堂里不断有人家被抄。弄堂口蓝底白字的门牌号码，被弄堂对面的革命小将们用白纸黑字写的 “ 牛鬼蛇神第一村 ” 大标语覆盖了。
文革初期的重灾区是学校。楼下人家与校领导关系好且是业务骨干，被称作保皇派，在七八月份被批斗了。学生中分对立两派，一派保皇派，一派造反派。当时有冒充邻居的匿名信到学校告他们，他们就怀疑是我家写的，于是叫了几个学生到居委会探听虚实。结果居委会把我父亲叫去 “ 揭发 ” ，我父亲只说了一些鸡毛蒜皮，比如浪费自来水啊，不肯关门不安全等等，不了了之。
3 号 8 号是资本家，免不了被抄家。接下来 2 号李家、 6 号邬家、 8 号三楼周家等都被抄了。我那年 14 周岁，心里也一直担惊受怕，一听到街上锣鼓声就心脏砰砰乱跳。 1966 年 9 月初的一天，大约晚上 9 点多，我在学校参加完批斗大会回家，刚拐进 2 弄，就见弄堂中央一片亮堂，不少人围着观望，凭直觉就知道终于轮到我家了。说也奇怪，原来每时每刻都提心吊胆害怕的我，这时反而不怕了。大门敞开着，从一楼到三楼的灯全开着，平时父亲从不允许没人时屋里亮灯的。房子里一片狼籍，连楼梯上全堆满了抄出的书籍和杂物。我走到二楼房间，简直象垃圾场，几乎无法插脚，几个红卫兵还在起劲地翻箱倒柜。正在我东张西望的时候，红卫兵发现了我不是他们一伙的，其中一个问： “ 你是谁？到这儿干吗？ ” 我说我住在这儿，这是我的家。那个红卫兵叫我跟她走，走上楼梯到了三楼一看，逼仄的厕所里关着一家人：父亲母亲姨妈，我的小姐姐和才六个月大的外甥女。厕所不到两个平方，一个抽水马桶和一个立式铸铁大浴缸就基本占满。母亲抱着小外甥女坐在马桶上，父亲姨妈和小姐姐三个人坐在浴缸沿上。他们脸上也是出奇地镇静，没有半点恐惧。我的小外甥女，平时见生人就要哭，那晚却特别乖，没有发出一点声息。我再被关进浴室，里面已经象插蜡烛一样不能动弹了。那天三姐正好做中班没在家，否则再加上她真不知如何安置了。
朦朦胧胧中捱到了天亮。红卫兵叫来一辆卡车，把他们的战利品搬上车。其实我家早就是破落户，值钱东西早进了旧货店，只剩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空架子，在别人眼里却还是有钱人。搬走的除了装满呢料布料和父亲西装、母亲旗袍的两个大樟木箱以及一些零星家什外，其余全部是父亲倾其毕生的心血购置的书籍字画。卡车来回开了几次，把家里几乎所有的书都搬走了。望着满地撕碎敲碎的纸片杂物，我心里一片茫然 ……
没有书的日子里，父亲只能与毛选、毛主席语录为伴。文革初期，我还是很革命的，羡慕班里极少数成分好的同学能当红卫兵，看着他们臂戴红袖章头戴绿军帽耀武扬威的样子，不止一次地埋怨父亲：都是因为你，我不能当红卫兵。记得我还说父亲：你那时从四川出来读书，经过华莹山时，就该扔掉皮箱，跟江姐、华子良一起闹革命的，那样的话我就是革命干部子弟，现在就是红卫兵了。父亲沉默不语。万幸的是，父亲并没有被楸出去批斗，没有经受皮肉之苦。而住在山阴路头、翻译过黑格尔著作的一个父亲的彭姓朋友，不但被斗，还让他吞下一瓶墨汁，说是黑帮就该喝墨汁，把心染黑。 6 号邬先生被拉出来站在弄堂里的一口井上，脖子上挂着牌子批斗。据说他嘴里还喃喃背诵着圣经。不久邬先生就去世了。
几天后，我们才知道，就在那个夜晚，母亲做了一件不算惊天动地却也够令人瞠目结舌的事：在红卫兵冲进家门的那一刻，母亲果断地把一根上海人俗称 “ 大黄鱼 ” 的金条藏在了我的外甥女身上。事后大家都被吓出一身冷汗，要是抄家那天被红卫兵知道，不知会怎么处置我们。我们极力主张赶紧扔了，我还出主意：扔到大八寺（现名大柏树）附近的水沟里。因为我有回从复旦大学看大字报回家，发觉那里十分荒凉，两边都是农田，沿马路都有排水沟，人迹罕至，扔那绝对没人会发现。母亲却无论如何也不肯。在争论无果的情况下，母亲又拿去藏了起来。开始几个月里，我们一家一直惴惴不安，后来时间久了也渐渐淡忘了。
2 号李家伯伯是市六女中教师，据说给他定性是大地主，不久被学校红卫兵批斗死了。 3 号诸颂恩自不必说，连女儿诸玲也被从北京来的红卫兵莫名其妙地用很粗的军用皮带抽打。她家底楼后客堂住着朱炯母子俩，朱炯父亲很早去世，他母亲在四清时被说成是地主婆，受不了惊吓用绳子吊在自家铁窗上自尽了，这时朱家也被人贴了大字报。
抄家后不久，房管所就上门让我家让出房子。于是就把三楼给了房管所。房管所则让他们的亲信住了进来。搬进来的人家姓朱，男主人是电信局技术工人，经济条件相当不错。尽管他们的生活习惯与我家不同，但心地都很善良；虽然他们是响当当的红五类，却不象红卫兵那样对我们横眉冷对，还 “ 达家伯伯 ”“ 达家姆妈 ” 地称呼我父母，这在当年政治背景下相当难得。所以我们两家的关系一直处得不错。
我父亲，一个一生与书为伴的人，在失去书籍报刊，失去朋友，还有不懂事的女儿跟他胡扯的情况下，可想而知日子是多么难捱。他天生谨小慎微，胆小怕事，既无任何宣泄渠道，还要把苦水往肚里咽。每每想起，我都负疚自责。抄完家，我的气喘病大发。一个月后，母亲胃出血住进医院。父亲忙里忙外，日益消瘦。 1967 年的 1 月 29 日下午，一向身体不错的父亲从菜场买了一棵黄芽菜回家，说喉咙痛。父亲那天吃完晚饭早早就上楼睡觉去了。 30 日上午，已经 8 点多了，一向早起的父亲却没有下楼，母亲遂让小姐姐孝珍上楼去叫。叫了几声没应，又敲了敲门，还是没有回应。三楼的新邻居朱家姆妈就用她一贯的大嗓门 “ 达家伯伯！达家伯伯！ ” 地一面喊一面拼命敲门。我们听到后本能地害怕起来。母亲和三姐赶紧上楼。朱家的儿子玉林自告奋勇从自家老虎天窗爬到我家窗外，大惊失色地叫起来： “ 不好了，达家伯伯从床上摔下来了。 ” 父亲是个很谨慎的人，每天晚上睡觉要把房门锁了。那房间没有安装弹簧门锁，是老式的用大铜钥匙开启的锁，从里面用钥匙才能锁上。那天他实在病得不轻，锁完后钥匙有一半落了出来。当母亲又拿来一把钥匙从外面捅进去，里面钥匙落了出来，房门遂被打开了。那天我躺在病床上没能上去。据说父亲半个身子探出床外，小便已失禁。姐姐赶紧到弄堂口的公用电话亭去叫救护车。可是当时各单位两派武斗严重，许多单位陷于瘫痪，一片混乱。救护车整整等了一个多小时才到。送到医院，医生说人已死亡。为了安慰家属，还是用两三寸长的粗针管往心脏里打了一针肾上腺素，然后对我们说，没办法，死了。父亲马上就被裹上蓝色尸布，推进太平间。
父亲死后，我们也不敢通知在外地的兄姐。大哥是走资派正在挨批，二姐在部队回不来，大姐体弱多病怕她受不了。正在一筹莫展，桂老来了，告诉我们该如何办理殡葬手续。不记得是哪天大殓了，那天桂老陪我们去了西宝兴路火葬场，因为是文革期间破四旧，所以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更没有挽联。父亲躺在那里，就象熟睡了一样。父亲生前一些朋友原来说好来参加大殓，可到时都没有来。三姐说等他们，桂老说不用等，他们不会来的。是啊，那时谁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倒是范老和陈老在隔了几天听说后，不顾自身安危，照旧跑到我家来吊唁，让我们感动不已。
父亲死了，可是因为死得突然，外面都怀疑他是 “ 畏罪自杀 ” 。公安局便衣警察来了几次，分别向我和母亲、姐姐旁敲侧击地打听情况。在当时，说不清原因的死亡就等于自杀，而自杀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与人民，就是畏罪自杀，说明你罪孽深重。在那样形势下，我们全家作出一个明智决定：将父亲的尸体解剖。当时医院也处于瘫痪，从寒风刺骨的 1 月底我家作出决定开始，一直等到梅子都熟了的 6 月份。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是 6 月 1 日，上午弄堂口电话亭的阿姨来传呼：医院打来电话让你们家人立即过去，于是我三姐四姐去了医院。医院拿出尸检报告，说我父亲死于心肌梗塞。自报告出来后，公安局的人再也没有来我家。
文革初期的两年时间里，我们弄堂总共 8 幢房子，除了 4 号比较太平外（冯音音一家已经搬走了）， 7 幢房子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且死于非命的竟有六人之多。
整个弄堂变了。外表上看，除了我家两棵大柏树和 6 号的棕榈树、 7 号的小枇杷树外，其余花花草草都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象征被铲除了。又过了两年，我家花园里的两棵柏树也被人挖出来运走了，为什么要挖，搬到哪里去，谁来挖的，我们也不敢问。从此我家再不养花莳草，就在花盆里种些葱，除了能看到一些绿色，更能省下几个买葱钱。这个方法后来被多家邻居和同学仿效。我母亲过去与对面弄堂积善里的许多人家不来往，现在渐渐开始打起了招呼，甚至一起上菜场买菜上公园散步。
我们弄堂按那时的成分划分都应归入黑色系列，只是黑的深浅有点区别罢了。变化最大的要数 8 号里原来独来独往的张碧华，文革后期 8 号的底层发还给了她，她不但对众邻居开放，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厅里的钢琴居然也对众人开放，任何人想弹就可以去弹，她还不厌其烦地向那些革命小将传授钢琴知识。
1968 年夏天， 66 、 67 届的中学生开始毕业分配。北郊中学 66 届初中生的诸玲分进了工厂。 6 号三楼 “ 美蒋特务 ” 子女柴英去了崇明农场。 1968 年 12 月 21 日，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的号召，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风起云涌，这个运动不分红五类黑五类，几乎触及了全国所有家庭，弄堂里绝大部分我的同龄人都被上山下乡大潮冲出上海去各地插队落户。我从小体弱多病，没有去插队。而且我的病众人皆知，也就没遭到学校里弄 “ 三结合 ” 敲锣打鼓上门 “ 劝说下乡 ” 的境遇。下乡的有 2 号陆明华和她一个哥哥两个弟弟四人， 3 号朱炯， 4 号徐邦宁， 5 号我的小姐姐和三楼朱家姐弟。 6 号苏家 3 个子女，除老大苏林是 69 届外，老二老三分别是 70 届 72 届，不过他们母亲即我的中学卫生老师林竟表现积极，把三个子女一起送到了北大荒。走时没有行李包裹布，结果把朝南大房间的三块蓝色塑料窗帘拆下来裹了被子。记得当时报纸表扬了他们家的光荣事迹，他们的窗户也就无遮无拦地好多年。还有 7 号曹家的儿子， 8 号周家的大女儿周雅，统统去了广阔天地。
我在 1974 年 4 月作为病休青年被分进了街道生产组，同时被分配的还有弄堂里另外两三个病休青年。这时弄堂里早已没有了我们的身影。我们从懵懂少年进入了青年，在弄堂里玩耍的都是比我们小好多的还在上中小学的孩子。
我所在的生产组是皮箱组，在四平路大连路之间。生产组隶属于街道，属于小集体性质。工资是按小时计算，一小时一毛钱，一天做足七小时，一个月出满勤 26 天能拿 18 元 2 角。不过我经常病假，一个月能拿到 10 元，对我和母亲来说就是皆大欢喜了。那段日子很压抑。我觉得在生产组工作很丢人，要求分得离家远些。这样每天都要从祥德路穿过四达路、四平路进入邮电新村，再从邮电新村里穿过一条雨天满是泥泞的田埂，才能到达皮箱组所在的简陋平房内，路上需要半个多小时。生产组周围还是一片农田，居民也都是农村户口。即便是雨后晴天，柏油马路早就干了，我还得穿着橡胶套鞋上班。后来在安徽的小姐姐给我弄了张自行车票，我买了辆永久牌 26 寸自行车，这样只需 15 分钟就可到达。
生产组的所在地在我看来完全是乡下，与 2 弄的环境截然不同。生产组阿姨们多不识字，整天婆婆妈妈唠叨个没完，谈话内容还略带颜色，经常为些鸡毛蒜皮争吵不休。不过她们都是心慈手软的人，对我非常好。我的工作是为出口的箱子装锁。因为有病，在家从来不干家务的我，干一会就累得腰酸背痛，手上磨起血泡。阿姨们就会帮我装几个。阿姨们家里大多经济拮据，但逢年过节有什么好吃的，哪怕是一把花生几颗硬糖她们都会舍不得吃，却等节后上班带到组里给我吃。记不清是哪个阿姨带给我一小袋人造海蛰皮，味道极鲜极美，吮指难忘。那是在夏天把西瓜皮去了红瓤绿皮后，再洗净晾干，切成细丝，拌上酱麻油，嚼上去有点脆有点韧。在物质非常匮乏的年代，真正的海蛰皮一年中只有春节时才配给一丁点，早已忘了它的滋味，所以品尝这种代用品还真算是一种奢侈。
又过了两年， 1976 年的秋天文革结束，小姐姐从安徽调回上海，携夫带子和他们的家具一起搬进了 5 号。家里本来住着我和母亲、外甥女以及已经结婚的三姐一家三口，原本尚算宽敞，小姐姐一回来就显得拥挤不堪，再加上人多嘈杂，洗衣做饭洗漱如厕，处处不方便事事不如意，大家心里都沉甸甸的 …… 此时，弄堂里其他人家也陆续有插兄插妹返沪。他们也基本上都是结了婚拖家带口的，挤进了原来就不宽敞或经文革缩小了的房子，家庭成员之间为了空间， “ 战乱 ” 频仍，邻居之间则为了公用部位争论不休，弄堂里经常充斥了闹哄哄的喧嚣声。
此时父母辈大多已经作古，各家的子女间则基本不相往来，邻里之间的事知之甚少。所知道的是 3 号诸玲的父亲去世了，她嫁了个划船运动员，又高又大，女儿是个小胖墩。改革开放后，诸玲带着女儿去了澳大利亚。 2 号李家只有老五一家居住，文革后他家只剩下两间房间。老五叫李维屏，后来做到虹口区的区委委员，他儿子读书很好，在美国留学。九十年代中，李家由区委分了房子搬走了。临走给我三姐留了地址，让我们有事去找他。后来真有事想找他，却怎么也找不到他留下的地址条了。 6 号邬家阿姐在父亲去世后没几年就搬到杨浦区的玉田新村并结了婚。文革后邬显恩成为我中学同学孙健莲在上海第四师范学校的英语教师。九十年代的一天，孙健莲从香港回沪来看我，提起了邬家阿姐。她对邬老师心存感激，因为当初学校有英语和俄语两个语种，孙被分在俄语班，是我带她到邬老师那儿说她有良好英语基础，孙才重新被分在英语班。这件事邬是出了力的。可我一点记不起当年带她去玉田新村的事。后来我上网，在 GOOGLE 中搜索，终于发现她早已退休在家，曾被评为她五角场街道的五好家庭，但还是无法知道她的确切地址。
6 号二楼的苏家，三个插队的子女总算历经磨难后都回到了上海，各自成家立业。 7 号三楼曹家的子女读书都很好，大儿子去了美国，女儿在大学教书。二楼周家的女儿早搬走了，留下周曦和媳妇儿子一家三口。底楼的刘家，刘忠豫在八十年代末是第一人民医院的内科主任，后来与妻子一起去了美国。他历经坎坷后回国，被深圳某机构作为人才重金聘走。真是无巧不成书。刘家情况是原来 4 号冯音音的姐夫沈增康告诉我的。沈是原来上海香山中医院的医生。八十年代中期，香山医院治疗哮喘很有名，有人推荐我去那里看病。开始挂不上号，托了我先生同学的岳母去开了后门。谁知沈看了我病历卡上的家庭地址，问我是否认识 2 弄 7 号的刘家，然后说起来竟是老邻居冯韵韵的丈夫。刘家的儿子一家也去了美国，大女儿在瑞典，小女儿在一家工厂工作，九十年代下了岗。从沈医生处得知，文革后冯家全家都移民美国了。冯韵韵在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沈医生也在那儿开业。音音的三个兄弟在美国都术有专攻学业有成。
8 号周家在落实政策后也搬离了 2 弄。房东女儿张碧华是在九十年代中期去世的。她去得很突然，去世前两天，我还在二楼阳台上看到她在捡地上被风吹落的枯树叶，一边捡一边嘴里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没想到几天后竟成永别。 5 号原来我姐姐的老师那家也早已搬离。三楼朱家大女儿在家乡溧阳插队后结婚生子，在那里当了小学教师。儿子则顶替父亲回沪在强生出租汽车公司工作。
弄堂里失去了早先的宁静与安详，与这个城市一样喧嚣而烦躁，垃圾污秽随处可见。花园里和阳台上晾晒的衣服挂得像万国旗。花园里的泥土换成了水泥，房管所在七十年代为每个花园种植了一棵泡桐树。绿化倒是有了一点，可每逢夏初，先是纷纷扬扬地飘起漫天白絮，接着是成熟了的果实滴滴答答落下象酱油一样的液体，行人路过时不小心中彩，洗都洗不干净，所以许多人家就把树锯掉了。但是日渐长大长粗的树干却不失为晾衣的绝妙支架。
1996 年，我的小姐姐搬走了。 1997 年我也搬离了 2 弄。楼下又换了新住户，空关着房子没人住。三楼朱家的儿子搬到新房去了，朱家姆妈则到溧阳乡下与女儿共同生活。弄堂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陌生面孔。弄堂里的房屋也越来越破败，屋顶漏水严重，地板下面白蚁猖獗。每到黄梅季节，白蚁从地板的缝隙里钻出来漫天飞舞 ……
1999 年，上海市第三批优秀历史建筑名单公布，祥德路 2 弄被列入永久性保护建筑名录。 2 弄老住户中，母亲算得上是长寿的。 2004 年她 92 岁， 12 月 16 日，母亲走完了她历经两个世纪的坎坷一生。也是在那年，在商海游刃有余的外甥给我三姐在苏州河边买了新房，三姐也搬离了 5 号。如今 5 号里已经没人居住了。昔日的一切复归平静。
十年前 5 月的一个傍晚，我突然心血来潮，去山阴路祥德路作了一次怀旧式的散步。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昔日奶黄的拉花立面，而今灰蒙蒙的；花园的红砖墙，也被抹上了一层灰不溜秋的水泥。不仅昔日的精致与幽雅荡然无存，即便是所谓 “ 历史沧桑感 ” 也无从寻觅。弄堂象停车场一样停满了轿车。每家花园的黑色铁皮蒙面的大门都关着，门里偶尔会露出一张陌生的脸，或许还会客气地问： “ 你找哪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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