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效文：雪泥鸿爪忆旧弄
达奇珍按 ：
《我的弄堂往事》写于 2006 年，当时是作为往事留痕给自己看的。不料同学看了很感兴趣，遂征得我的同意后刊发在网刊《民间历史》。时隔 12 年，我对部分章节作了些微增删，再次授权《民间历史》重新发表。有趣的是，我那耄耋之年的长兄达效文看了以后竟也有感而发，写了他对曾住过的三条上海弄堂的记忆。长兄是 1932 年生人，他三岁半入学， 16 岁考进光华大学，在学校里加入了地下党组织，于 1949 年 5 月上海甫一解放时就参军跟随曹荻秋魏文伯的西南服务团去了四川。之后他在外地工作，几十年中仅回过两三次上海。因此，他对弄堂和故居的回忆仅限于解放前的那段时光。
雪泥鸿爪忆旧弄
－－作者：达效文
父亲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刚到上海时，曾在基督教青年会住过，不久后搬到方浜路晉昌里居住。我是在方浜路期间出生的，淞沪抗战爆发后搬进了法租界马浪路西成里，抗战胜利后又搬迁到山阴路祥德邨。上海的弄堂，浓缩了社会万象。我在弄堂里生活、成长，接触了各色人物，见识了各种事情，弄堂是我人生的大课堂，给我留下了不可抹去的记忆。
晉昌里
晉昌里是上海的珠宝富商马晋卿所建，整条里弄才十几个门牌号。马是上海伊斯兰教的名人，曾多次捐资兴学，济困，还为抗战捐款。晉昌里的住户主要是穆斯林。我们住的是一幢二楼二底房子底层的西厢房。同住这幢房子的邻居姓改。改老太太是马晋卿的妹妹。那时候由于我太年幼，还不记事，只有几件事印象较深。
方浜路地处上海老城厢，离老城隍庙很近。老城隍庙有园林，有商铺，十分繁华。那时父亲经常带我去老城隍庙游玩。我记得九曲桥下的池塘里育有一对鸳鸯，毛色非常艳丽，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水禽。我最高兴的是父亲买来饼饵，让我往池塘里投喂，顿时会引来成群的乌龟和鱼儿围抢，煞是好玩。方浜路离外滩也不远，父亲有时也带我去外滩看轮船，看那波澜起伏的江水，聆听那轮船低沉的鸣笛声。这些初历人生的遭遇，居然印象如此深刻，至今八十多年过去，却依然记忆犹新。
我妹妹南珍一两岁的时候生过一场大病，翻着白眼惊厥了过去，母亲急得哭喊南珍的名字，不知所措，父亲马上出门去请医生，被惊动的邻居也都赶了过来。不一会医生来了，我看见他一手握住南珍的两只小脚，把南珍倒提起来，在身上拍几下，瞬间就缓过来劲了。我就觉得这位医生真是好神奇，好像有魔法一样。
晉昌里弄堂口的对面是敦化小学，是马晋卿出资兴办的。因为附近没有幼儿园，父母亲在我三岁半时就把我送进敦化小学，让我跟着玩，想让我玩上两三年再正式入学。我年龄太小，学习成绩自然不好，但却勉强能及格，也就踉踉跄跄地跟着升了级。因为学校就在对面，所以上学放学有时由父母接送，有时就是我自己走。一次放学后我自己回家，过马路时，有一辆黄包车从北边拐弯飞快地跑过来，把我撞倒在地，头上破了一个大口子，血流满面。黄包车夫见状赶紧逃跑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受伤，也是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 八一三 ” 淞沪抗战打响前夕，老城厢的居民为了避战，纷纷迁入租界。我家通过张大千的关系，搬到了法租界马浪路西成里。
西成里
西成里建于 1926 年，沪上的一些文化名人曾经在这里居住过。
16 － 17 号就是张大千的住宅。周巍峙、黄宾虹和影星上官云珠都曾在此居住过。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居民大量涌进租界，人口极度拥挤，住房极其逼仄。西成里这种二楼一底的房子，一般要入住两三户。五行八作，三教九流，鱼龙杂处。有的住户比较有钱，主要是一些小老板，如开米行、酱坊的，大老板是不会住这种地方的。这种人家一般都是独门独户，生活比较奢华，有的还有包车，就是漆成黑色、装潢华丽的黄包车，并且雇有车夫。中间层次的是知识界，有医生、教师、律师、工程师、公司职员等，生活境况不一，除少数稍微宽裕外，多数生活比较清苦。最底层的有工人、小贩、报贩、舞女、龙套演员等，他们都挣扎在贫困线上。
西成里 16 － 17 号是张大千的故居，他迁往苏州后成为了他四哥名老中医张文修的住宅兼诊所。抗战爆发后，张文修全家迁往大后方，就把房子转租了出去。我们家通过张大千的关系，也从老城厢搬了过来。
张文修对房子进行了改造，把两幢房子的天井打通，上面加盖了玻璃顶棚，估计是用作候诊室的。改造后拆除了 16 号的楼梯，把楼上的前楼和楼梯间打通，连接成一间厢房。我们就住在这间厢房里。
我们家的生活起初还过得去。珍珠港事件后，日军侵入租界，洋行关闭，其中包括父亲所在的杜邦洋行，父亲也因此失业，生活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为了我们兄妹精神和身体健康成长，父母亲费尽了心血，首先要省出钱来，保证我们的学费，如有余钱，则不吝买书订报。伙食是两稀一干，保证让我们吃饱。母亲每天给我们调剂花样，菜包子、糖馒头、面疙瘩，虽然很少有肉，但我们都吃的很香。那时最苦的是父亲，他每天一早出门，总要到下午三四点钟才饿着肚子回家，他的午饭就是用开水泡剩饭，就着自己炮制的四川泡菜充饥。抗战期间父母亲没有添过一件新衣，而我们小孩子则是老大新，老二旧，缝缝补补给老三。另外父母每年都必买公园的 pass ，保证我们能经常接触大自然，亲近树木花草。在那段清苦的日子里，我们家依然有欢声笑语。
16 号的一楼，从客堂、楼梯间到灶披间，都租给了金祖荣。金先生是生意人，做报关行发了财，家里有收音机、留声机、电风扇等当时一般家庭置办不起的新玩意。他为人和善，但有吸鸦片、赌麻将的陋习。 40 岁时做寿，大摆宴席，请来弹词、滑稽、滩簧艺人唱堂会，极尽奢华。事前有个算命先生曾告诫他， 40 岁不宜做寿，那样会折阳寿，生意也会败。他不听劝告，执意而为，结果没多久生意就黄了，生活陷入了窘境。这并非算命先生的话灵验，而是由于战局的发展，进出口贸易做不成了，他的报关行也就黄了。金先生那时有四个孩子，却个个都很争气。老大培德知书明理，谦虚有礼，最受称赞，解放后参了军。老三美莉妹妹也参了军。老二福德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天天在一起，一起玩也经常打架，感情非常好。
16 － 17 号的亭子间也是打通的，入住的是沪上的国文名师俞长源。俞先生国学功底深厚，曾在沪江大学、南洋模范中学、上海中学等名校任教。他藏书颇丰，惜因居处逼仄，只能堆放在筐子里。放暑假时，他们为节省开支全家回扬州，就把房子托付给我们代管，我和南珍就暂住进去。我常到他的书筐里探宝，掏出来的经史子集我看不懂，最后掏出一部《绣像今古奇观》，如获至宝。这部小说成了我整个暑假的最佳伴侣。
俞先生育有二子一女，儿子俞律、俞启是我的好朋友。俞律稍长几岁，勇敢睿智，是小伙伴里的孩子王。他经常从同学家借来京剧唱片，又从金家借来留声机和《大戏考》（京剧唱片的唱词集），大家跟着学唱。我从那时开始接触了四大名旦、四大须生，了解了京剧的各种流派。我后来爱好京剧，主要是受他的影响。俞律还带领小伙伴们到公园去捉蟋蟀，黑夜里讲完鬼故事又带大家到山东会馆的坟地去比胆量。
17 号的客堂里有一部电话，张文修离开时，托金家代管，金家就在拨号盘上加了一把锁，电话只能接听，不能拨打。俞律鬼聪明，他发现拍打听筒挂叉可以拨号出去，于是我们就常常偷打电话，主要是打报时台问时间。现在回想起来都很有意思。俞律继承父志，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卓有成就，著述颇丰，文革后任南京市作家协会副会长。
17 号二楼前楼住的是中法中学的法语老师贺先生。那时候实行灯火管制，低瓦数灯泡外面还要加个黑布罩。贺先生每天晚上都在极度昏暗的灯光下，戴着近视眼镜批改作业，十分辛苦。他有时候还对我讲解法语和英语的不同处，不过我也听不懂。由于教师的薪酬很低，难以维生，于是在小沙度路开了一爿烟纸店，因为比较远，来去不便，干脆全家都住到那边去，也把这边的房子托付给我们代管。他的两个子女都小，和我不是同一拨的伙伴。有一次他家男孩在弄堂里玩耍时摔了一跤，把上嘴唇撕裂了一个大口子，血流不止，当时贺先生没在家，贺师母不知所措。父亲见状，往我手里塞了一把钞票，让我赶快带他们母子去找伤科名医、我的武术老师王子平。我急忙叫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前去。王老师看裂伤太大，让赶快到医院做外科缝合。我又带他们找医院做了缝合手术。那时的民营医院服务态度极好，在我办手续还没交费时，手术就开始了，很快就缝合好了。孩子才五六岁，很坚强，一声没哭。我那时也只有十一二岁，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不知道是哪来的主意和勇气。
这两幢房子里，三户读书人，一户生意人，相处还算融洽，基本上还是读书成风，礼让关照，不沾恶习，没有被生意人的庸俗陋习所影响。
西成里是老式石库门房子，二楼一底，进门是天井，底层是客堂和灶披间，中间隔着楼梯，楼上有前楼，灶披间上面是亭子间，再上面是晒台。老式石库门没有卫生间，家家户户用木质的马桶。每天早晨收粪车来时，家家户户拎着马桶出来倒粪，弄堂里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臭气，经久不散。弄堂里还有一个无遮挡的小便池，男人们当众方便，十分泰然，毫无赧色。
由于人员来自五湖四海，每逢过年过节，西成里就会呈现出不同地域的民俗风情。楼下金家经济状况好的时候，每年一过腊月廿三就忙碌起来，在 17 号的客堂里挂起福禄寿三星的画像，长条几上摆好锡制的烛台和香炉，八仙桌上擺好用锡箔叠成的元宝，到除夕那天，红烛高照，香烟缭绕，鸣响炮仗，焚烧元宝，孩子们排队磕头领压岁钱。小伙伴们看了都羡慕不已。中秋节也很热闹，家家户户都在门前摆上香斗，有钱户的香斗层数就多，有人就借此比富。香斗上插着纸扎的月宫和嫦娥，月亮升起的时候点燃香斗，恭送嫦娥升天。整条弄堂里弥散着檀香的浓郁香蕴，也是令人难忘的。
在西成里还见识了婚丧嫁娶的各种仪式，有西式婚礼，也有中国传统婚礼，有和尚做法事超度亡灵，也有道士做道场祭奠先人。
弄堂里有各种小作坊。我们隔壁就曾是一家小织袜厂，一楼摆放了十几台手摇织袜机，孩子们没事就去看织袜子。弄堂里还有做年糕的，做辣糊酱的，做雨伞的，做鞋帽的。还有许多游贩，是就地现做现卖，譬如有手摇制作冰淇淋和龙须糖的，也有弹棉花的和修棕綳的。弄堂口则有修锁配钥匙的，卖大饼油条和蟹壳黄的。过街楼下有练功排戏的，一出出就像个大舞台。弄堂里每天都有各类叫卖贩子， “ 烂货吔，啊有洋瓶申报纸卖伐？ ” ， “ 桂花赤豆汤，白糖莲心粥 ” ， “ 刮剌松脆白糖梅子 ” ， “ 黄泥螺虾酱 ” ，一声声犹如交响合唱。
西成里是一部百科全书，是一所大学校。生活在这里，我接触了各色人物，见识了各种民俗场景，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祥德邨
祥德邨位于山阴路北端，抗日战争时期被日本人占用。 1945 年抗战胜利，日本人被遣返回国，他们聚居的虹口区便腾出了大量房子，于是租界里的住户纷纷外迁。我们也就在那时租下了祥德邨 5 号。
祥德邨的房主是张天宠，一位善良的基督教徒。当时上海租房子要付顶金（押租），像祥德邨这样档次的房子，在沪上一般要 20 ～ 30 条大黄鱼（一条是旧制市秤 10 两），但张老先生说，我这个人不爱财，来的都是我的朋友，顶金只要 10 条就可以了。
1945 年秋末，我们搬到了祥德邨 5 号。那是一所西班牙式的联排小洋房，造型非常优美。
来到新的住处，顿觉气象一新。首先是幽静，远离了喧嚣的市井。这里处于城市边缘，是山阴路的尽头，也是祥德路的起点，柏油路就铺到祥德邨弄堂口。祥德路长不到 200 米，再往前就是稻田和菜园。西边一路之隔是虹口公园，空气非常清新。山阴路的北段没有商店，没有摊贩，行人稀少，几乎没有机动车来往。这里没有哇哩哇啦的大声谈笑，没有高声叫卖，没有不顾他人感受而把收音机音量开到极大的。这里有的是悠扬的钢琴声，还有蛙声和秋虫的鸣叫声。
其次是干净卫生。这里有梦寐以求的卫生设备，再不用天天倒马桶闻臭味了。这里有煤气，再也不用生煤炉倒煤渣了。弄堂里也总是保持得干干净净。
再就是周围人的素质不一样了。祥德邨的住户都是知识阶层的，都有体面的职业，知书达理，互相尊重谦让，没有商场的市侩，没有不务正业的混混。
在这种环境里生活是十分美好的。
之前居住在 5 号的的日本人，一二楼是梅野八郎一家，三楼另住一家。那时日本已经投降，所以那些日本人对我们比较谦恭有礼，我们也没有歧视他们。在他们等待回国的短暂日子里，彼此相处得很好。
梅野八郎在上海从事什么工作，我不了解。但看得出这个人是有文化，有素养，很讲究生活品味的。他收藏有日本浮世绘画作，有很多日语歌曲唱片，这些东西带不走，都留了下来。由于文化的差异，我们并不喜欢，都给处理了。他有自己专用的信封信笺，上面印有梅花图案和签名；有计算尺和绘图仪、地球仪和石膏塑型的三维中国地形图；有精致的各种矿物标本；他还有中西餐的各种精致考究的用具，楼下还设有一张西餐台。
梅野八郎对房子的改造，在祥德邨是独一无二的。他用的煤气灶是四个火头，下带烤箱，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厨房里安装了一台小锅炉，专门用来烧洗澡水。二楼的卫生间安放了一个半人高的日式木质大浴桶。他还专门邀请父亲和我去体验过日式泡澡。
楼前的小花园，虽然园地很小，但是经梅野八郎精心打理，种植了多种花木，倒也别有一番情趣。令人印象最深的，一是两株龙柏，矗立在客厅飘窗的两侧，侧枝盘旋而上，酷似两条盘龙。我们搬来时还只长到飘窗的檐边，后来长到了二楼的窗口，四季常青，在万物凋敝的冬天，仍然苍翠傲立，十分有生气。还有一簇蔷薇，起初只长到二楼阳台边，后来长满了整面墙。每到五月，满墙开满了粉红色的花朵，只露出门窗，一进祥德邨就闻到扑鼻的玫瑰型的芳香，成为祥德邨的一景。
三楼住了另一户日本人，看来不及梅野富裕，人都很和气。这家有个 16 岁的女儿，具有日本女孩特有的温柔和美丽。女孩被父亲的四川老乡、空军飞行员冯大谦看上了。他托父亲做媒。父亲推辞不过，去说了几次，但她父母不放心把女儿独自留在中国，于是婉言谢绝了。
房东张天宠家在 8 号，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老两口有个女儿张碧华，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 1946 年毕业，老先生特意邀请我们参加她的毕业演出音乐会。那天演出的，除了她，还有一位学声乐的。倒是声乐曲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Ave Maria 》、《 The Last Rose in The Summer 》、《 Alleluja 》、《玫瑰三愿》，这些美妙动听的歌曲，成了我终生的记忆。后来我的几个妹妹都跟张碧华学过钢琴。
7 号一楼住的是韦牧师。因为祥德邨和对面青庄的住户多数是基督教徒，因此韦牧师是颇受尊敬的。每年圣诞节平安夜，四川北路和山阴路的基督教徒都会结队上街，手持蜡烛，有的拉着提琴，有的唱着圣诞歌曲，到青庄和韦牧师家祝贺，气氛非常欢快热烈，也是祥德邨的一景。
韦牧师育有二女一男。大女儿韦郁瑾住在 4 号，她和丈夫郁为瑾同在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他二人的名字里，各取了对方的一个字，这样有两字相重，两字同音，以示永远相爱不弃，此事传为佳话。小女儿韦郁琇曾经和我同学。她有明星般的美丽，甜美可人，是班上男同学们垂涎的梦中情人。他们都擅长乐器，两个女儿弹钢琴，儿子拉大提琴，女婿拉小提琴。业余时间他们常在一起演奏，俨然是家庭音乐会。这时候弄堂里响起乐声，邻居们都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之中。
7 号的二楼住了一户画家，不清楚他的姓名。他在家里办了一个绘画班，还为话剧《大雷雨》画舞台布景，就在弄堂里支起布景架，他站在梯子上作画。解放后才知道他是地下党员。解放前上海军统曽派特务以学画为名，打进绘画班监视他的活动。
上海的弄堂，是社会的大舞台，是生活的百科全书。所闻所见使我终生受益，也留下了终生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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