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三年,我家饿死了三口人……

1989-06-04 作者: 原文 #这样走过 的其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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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三年,我家饿死了三口人……

--刘桂英撰写 程正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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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在四川仁寿老家祭拜刘家祖坟。( 2007 年摄)

右起:刘江文(刘蜀川小儿)、刘桂英(刘蜀川长女)、刘菊明(刘学如长女)、王君健(刘学如外孙)、王正付(刘学如长女婿)。

1

我的老家在四川省仁寿县珠加乡刘家湾村。据父祖辈们讲,明末“张献忠剿四川”,四川人口死亡过半,接着战乱持续 30 多年,四川残余人口仅 60 余万。 1694 年《康熙招民填川诏》下令湖广填四川,持续数十年,移民 100 余万。我们祖辈刘家人就是这个时候从广东来到四川的。

我的祖父刘文繁( 1900 1954 )解放前也是唸过私塾的有文化的人,一直在成都工作,直到解放才回到家乡务农。

祖父和祖母萧氏于 1924 年结婚,生育了大姑( 1925 年出生)、二姑( 1927 年出生)和我的父亲( 1929 年出生)三个孩子。大姑嫁到方家,二姑嫁到朱家,都离得不远。

我的父亲刘蜀川( 1929 2003 ),也读过私塾,粗通文墨,会打一手好算盘。解放前就喜好肩挑背驮出外做小本生意,到过甘孜、阿坝。 1950 年父亲和母亲舒淑琴( 1928 1998 )结婚,母亲是四川本地农家女子。

我叫刘桂英, 1951 12 月出生时非常瘦小,叔伯姑姑刘淑霞来看到说,“桂英瘦小得像只猫……”。我说话比较晚,两岁多了还只会“啊——啊——”地叫。有一天祖母让我去叫祖父回来吃午饭,我就跑出去,对在地里干活的祖父“啊——啊——”地叫了起来,祖父听到,放下锄头说:“孙女会说话了,叫我回去吃午饭呢。”

1954 年祖父去世,一直等到在外面做生意的父亲回家才入殓下葬。

我的大弟出生于 1954 年,二弟出生于 1956 年。

有一回父亲挑着我和大弟去赶集,回来时给我们姐弟仨一人买了一根棒棒糖,给二弟的叫我拿着带回家。等回到家时才发现,我不知不觉地把二弟的棒棒糖也吃得剩的不多了……

还有一回母亲给弟弟喂奶,没有我的份,我急了,在母亲的背上咬了一口。母亲说:“桂英还想吃奶,弟弟还不够吃呢!”--可见我小时候多么调皮。

母亲和祖母脾气都很好,平日话都很少,又都是勤快人,婆媳关系融洽,我从没见她们红过脸。

2

1957 年上半年,父亲在外面跑生意,“反右”运动开始了,村里认为我家是“中农” (1) ,父亲有文化,又常外出做生意--是个批判对象,而他又不在家,就把我母亲叫到乡里,叫她交代丈夫在哪里。我母亲回答说:不晓得。无论干部们怎样开导,我母亲只有一句话:不晓得。于是乡干部把我母亲关了起来,让她坦白交代丈夫的下落。而我母亲还是只有一句话:不晓得。乡干部把我母亲关了半个月,无可奈何,只得把她放了回来。

就在母亲被关在乡里的时候,恰逢村里干塘捕鱼。祖母是小脚,下不了水,还得照看我的两个弟弟。只有五岁多的我是家里唯一的劳力,于是我拿了个筐,也跟着大家下塘捕鱼。全村的人都下到池塘,个个泥水满身咋咋呼呼,放了水的池塘里那么多的鱼活蹦乱跳……我拿着筐也急忙扣鱼,却怎么也扣不着;我好不容易扣上了一条大鱼,等我动手抓时又蹦跳得不见了……我拼命地扣呀抓呀就是抓不到……别人都抓到好多鱼了……父亲为什么不在家呀……散场了,我浑身泥水低着头拿着空筐朝家走时,心里想,如果父亲在的话,我也会像别的孩子那样,抱上一筐鱼回家的……

我们的邻居、近亲刘运武大伯,家庭成分也划了个中农,也有些文化,也有刘家人平日好高谈阔论的特点。村里“大鸣大放”时,都怂恿他发言。他果然在大会上慷慨陈词:现在都说形势大好,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可是吃饭还得吃红薯米饭……。于是,他的这番言论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他成了重点批判对象。在批判大会上,还没几个人发言,刘运武大伯就遭到众人围攻毒打,一连打断了三根竹棍!刘运武大伯被打得皮开肉绽奄奄一息,抬回家后就卧床不起,又没钱去医院看病,躺了两三个月就去世了。

到了 1959 年下半年,刘运武大伯的妻子又病又饿也撒手人寰,留下三个女儿,大女儿刘秀英才十三四岁。

我父在“反右”之前还通过叔伯兄弟刘学如(刘运武的亲弟弟)给家里写过几次信、汇过几次钱,后来听到刘运武遭到批斗毒打致死的风声,就再没给家里来过信、汇过钱,也越发不敢回家来了。我父那时在甘孜阿坝跑小生意,恰恰遭遇藏民暴乱,只得和当地逃难百姓随着平叛部队前行,一路到了青海,以后又从青海去了新疆。

3

1958 年上半年除四害,在我们村里搞得热火朝天。我们那里除了完成上面规定的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外,还要消灭一种吃菜叶子的“猪儿虫”。大人都有除四害的具体任务,每天必须完成。妈妈带着我们姐弟仨,除了摇着树枝吆喝着驱赶麻雀外,主要是捕杀专门嚼食菜叶、约 5 厘米长的猪儿虫。路边的一口枯井,不久就倒满了大家捕杀的全身墨绿肥墩墩胖乎乎的猪儿虫。

1958 年下半年实行公社化,队里办大食堂,过共产主义生活--吃大锅饭,家家户户的锅碗瓢勺都收走了。开始伙食还不错,一天吃三顿饭,每顿有几个菜,大鱼大肉,浪费很大。

1958 年下半年大炼钢铁,我们村子附近山坡上密密麻麻的树林,被统统砍了拉到公社去炼钢铁了。家家户户的锅碗瓢勺,凡是带铁的统统收去炼铁了。

到了 1959 年上半年,队里大食堂的伙食就不行了:一天两顿,稀饭,不见油星的汤菜。

一天,我饿得不行了,扯下门口挂着的红辣椒就往嘴里塞,顿时辣得我大哭起来;接着肚子剧痛,痛得我满地打滚……

一天晚上,奶奶看我们姐弟几个饿得实在可怜,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些豌豆和一把米,用家里仅有的砂锅偷偷煮起来……谁知烟囱冒烟被生产队长刘俊臣(也是近亲、近邻)看到了,他大吼一声冲进房子,提起砂锅狠狠地甩在地上,砂锅碎了一地,砂锅里那点稀饭和豌豆甩了一地一墙。奶奶只有默默地流泪--因为那时生产队规定不准任何人在家里另起炉灶,有违反者就是这个下场!

那时,其实队里的库房里还有一些粮食,地里的稻子、小麦、花生、红薯、豆子之类还是有的,但是生产队规定不准任何人吃和拿,否则,就要挨批斗,甚至劳改!--那个敢呢?

1959 年下半年,队里大食堂的伙食就更差了:一天两顿,每顿每人一碗,瓢儿菜汤里的米粒更少了。大人们说,那大锅瓢儿菜汤里的米粒真像“一个螺蛳打十二碗汤”的螺蛳一样稀少而珍贵呀!

人是最不经饿的。这时人们个个瘦得皮包骨头,有的则浮肿了,有的肿得皮肤发亮、流黄水……

一天半夜,五岁多的大弟饿醒来了,用微弱的声音说:“阿妈,我想喝口米汤。”那时家里哪里有米有锅做米汤呢?妈妈只得给他喂了点水。不一会儿,大弟就断气了。在暗淡的灯光下,看着大弟瘦弱可怜的模样--妈妈、奶奶和我都哭了。妈妈伤心地哭着说:“孩子你走了,阿妈对你阿爸咋个交代呀——”

不久,三岁大的二弟饿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也悄然离去了……

我那时也饿得死去活来--没有饿死确实是个奇迹!究其原因,是因为我比弟弟们大些,可以跑到外面找吃的,抓起什么都吃:挖出草根来就吃,抓到蝗虫蚂蚱烧着吃,挖出虫蛹来也烧着吃( 2 );我还在地里来来回回地转,看有没有剩在地里的花生、红薯、豆子、萝卜、莴笋、蔬菜之类的东西,若找到了立刻就塞到嘴里生吃掉……

有一回,我们一群孩子在地头找吃的,队里的罗会计赶来,单单把我抓住打了一顿,还边打边吼道:看你还敢不敢来拣公家的东西了!你爸躲到哪里去了!……

原来是因为我爸爸不在,才单单只抓住我打!

我那时看到别的孩子的爸爸都在家,心里想,爸爸如果在家多好啊,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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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在仁寿刘家老宅废墟前留影。( 2007 年摄)

右起:刘江文(刘蜀川小儿)、刘桂英(刘蜀川长女)。

4

1960 5 月的一天,我和妈妈、奶奶在队里大食堂吃饭,忽然看到我家附近火光冲天,我们急忙赶回家来,大火已经把我们家和邻居刘秀英家烧成一片废墟!十三四岁的刘秀英已吓呆在废墟旁。原来是她在地里捡了些豌豆,偷偷在家里烧着吃,一起火就着成了大火,当时我们住的都是低矮的茅草房,大家又都到远处的大食堂吃饭去了,大火很快就把我们相毗邻的两家的房屋吞噬了!

前面讲了,刘秀英的父亲刘运武在 1957 年反右时遭到批斗毒打致死,其母也在 1959 年又病又饿死了,只留下十三四岁的刘秀英照看着两个妹妹。

大火无情地烧光了我们两家的房屋,我们两家这些年已经一贫如洗了,现在可真是一无所有了!连一根针一根线都没能从家里拿出来。二舅妈看我身上的衣服很破了,就给了我一件旧衣服,我以后就一直穿在身上。

公社安排我们两家到邻近的民和(村)居住。我家的房东是母子俩,男孩子跟我差不多大,他们家其他人都饿死了,也很可怜。我们到他们家住在一间小茅草房里。他们刚好抓到一条小蛇烧熟了准备吃,见我们来了,特地给我们送了两块蛇肉来。我有点害怕,不敢吃。奶奶劝我说:“要保命呵,吃吧。”我鼓起勇气吃了一块。奶奶和妈妈推来推去,后来合着吃了另一块。

奶奶常感叹地说:“解放前就是灾年红薯还是吃得饱的呵!现在还没有天干,也没有洪水呀……”

民和(村)这边的大食堂和刘家湾(村)那边一样,每天开两顿饭,每人每顿也只是一碗清汤寡水的饭--飄儿菜汤里飄着几粒米。

奶奶终于饿得起不来了--走了!我和妈妈眼泪都哭不出来了……

在那三年,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三年困难时期”,我家饿死了三口人:大弟、二弟和奶奶。

大姑父和二姑父赶来,用薄板皮钉了一个简陋的棺材,把祖母的遗体抬回刘家湾,埋在祖父生前准备好的夫妻合葬墓的墓穴里,草草殡葬了。

妈妈带着我也回到了刘家湾。妈妈对生产队长说,我们不去民和(村)了,这里才是我们的老家。队里只得把我们安置在一位姓周的家里的一间矮小的柴房里,放了一张床,铺了一张席子,我们就住下了。

刘秀英没有带两个妹妹再回刘家湾来,她为了养活两个妹妹,十五岁就嫁人了。

5

1961 年,饥饿依然在天府之国肆虐。

1961 年春天里的一天,母亲带我去看外婆。母亲说,这次啥子都没得带的了。

记得前些年生活好些的时候,有一次母亲带我去看外婆,带了一只煮好的鸡腿,母亲一路嘱咐:给外婆留起。谁知我一路上不知不觉地把鸡腿吃完了,到了外婆家啥子也没得了。母亲说了我几句。外婆说:“来就好,啥子也不用带。”说着,外婆用钥匙打开她的小木箱的锁,取出一些花生、豆子给我吃。

这回来外婆家,外婆流着泪说:“外婆啥子都没得了……”。她的那只小木箱空了,锁扣也被撬了。

外婆对母亲说:“那时候我一个人带三个娃儿,在地里勤干活,还是能吃饱肚子的;青黄不接也饿不了肚子。那像现在呵……”

后来,母亲对我说,大舅妈把外婆的小箱子的锁撬了,不许她再为孩子们收藏一些花生、豆子之类的东西。母亲还说,大舅妈可凶啦,大舅在外面混得不行,饿着爬回家来,被大舅妈赶出家门,以后再也没有音讯了……

不久,外婆来我们家了,我和母亲住在周家的小柴房里一无所有,--外婆没想到女儿家过得这么惨!

吃饭的时候,母亲在大食堂多要了一只空碗,把自己碗里的饭(其实就是飄儿菜汤里有几粒米)倒出一半在空碗里给外婆,叫我也把碗里的饭给外婆一些。我不给--心里想,自己都吃不饱还给别人。外婆说:“我不饿,够了。”母亲对我说:“她是外婆,你给外婆倒一些。”我还是给外婆倒了一些。

--长大后,我想起这件事就内疚,我那时候怎么那么不懂事啊,多伤可怜的外婆的心啊!

外婆回去后不久就去世了,当然是饥饿……

呵,我这个不孝的外孙女,连外婆的姓名都不知道!听母亲说,外公姓舒,是个老实的农民,在我母亲小时候就过世了。外公、外婆育有二儿一女,他们的家在邻近的方家公社(镇)。

但愿外婆在天国不挨饿,原谅并保佑我这个爱她的外孙女。

如今,我也六十多岁了,也当上外婆、当上奶奶了,每当我想起那三年两个弟弟饿死的凄惨情景,想起奶奶、外婆在饥饿中挣扎的日子,不禁悲从中来,久久不能平静!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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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在新疆温泉县种畜场农七队刘蜀川家门口留影。( 1987 年摄)

前排右起:程冰莲(刘蜀川外孙女)、刘蜀川、舒淑琴、程尊现(刘蜀川外孙)

后排右起:刘江伟(刘蜀川四儿)、刘桂英(刘蜀川长女 ) 、程正渝(刘蜀川长女婿)、刘江文(刘蜀川小儿)、刘春玮(刘蜀川小女)。

1961 年秋天,父亲从新疆写信并汇钱到刘学如叔叔处,请他送我母亲和孩子到新疆去。刘学如叔叔不想去新疆;正好刘淑霞姑姑来家,母亲问她愿不愿意去新疆,她毫不犹豫地说:“走,去新疆!”

刘淑霞姑姑读过书,有些文化,已经是二十来岁的大姑娘了,当时在水库上劳动,不愿意在农村找对象。她的父亲已经去世了,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都已成家,还有母亲和一个弟弟在家。她果断地跟我们一道去新疆。

生产队和公社出人意料地、很爽快地给我们开了去新疆的证明,也不过问父亲的事了。

我们坐上了从没见过的长长的火车。一路上都是穿得破破烂烂的拖儿带女的人们,不是逃荒的,就是要饭的,还有偷的、抢的……

到了乌鲁木齐,我们住在一家旅社里。我们的钱花光了。刘淑霞姑姑给我父发去电报,要他火速寄钱到这旅社来。我们没钱买饭吃了,我在旅社的食堂饿晕了,正好有一位在食堂就餐的干部看到了,问我母亲,这孩子怎么了?母亲随口答道,孩子病了,没得钱去看病。那位干部立即掏出五元钱给我母亲,说,赶紧带这孩子去看病吧。--我们只知道这位干部是新疆林业厅的干部,姓名都没问到。那时五元钱我们可以吃好几天的饭呢!母亲给我买了一碗稀饭,我吃了,顿时觉得好了许多……

刘淑霞姑姑急中生智,把从老家带来的自己绣的鞋垫摆在街头卖也挣了几元钱。

等了几天,父亲的钱寄到了旅社,我们买了班车票,搭上了班车,在茫茫的戈壁上又颠簸了两天,才来到西距乌鲁木齐五百多公里的边陲小城博乐。到了博乐,父亲乘着马车到客运站来接我们,--我终于见到了盼望已久的父亲!而父亲得知两个弟弟、奶奶和外婆都饿死了,当场失声痛哭,我和母亲也哭了……

父亲在新疆边境上的一个国营牧场当农工,每个月的工资虽然只有十多元,但一家人吃食堂的伙食费还是够了。场部领导看他的家属来了,就给他分了一间小地窝子 (3) 。于是,我们又有了家了。

那时新疆的这个国营牧场也有食堂( 4 ):主食以玉米面窝头为主,也供应少量的白面馍馍;菜主要是煮的冻洋芋,吃起来甜丝丝的,怪好吃的,菜汤里还有油花呢。--我们终于不饿肚子了!

过了些日子,母亲和姑姑也下地干活了--她们也成了国营牧场的农工。

我从此成了新疆人--那时快满十岁了。

注:

(1) 以后又改为“下中农”。

(2) 别的孩子还烧青蛙、老鼠吃呢。

(3) 地窝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始屯垦戍边时,为解决住房问题,创造的较简陋的居住方式,挖制方法比较简单:在地面以下挖约两米深的坑,宽约两三米,长度依需要定;房顶用整根的杉木作檩条(或放几根椽子),再铺上厚厚的秸秆(或铺苇把子);最后再在上面抹一层草泥(麦秸和粘土加水和制)这样一间地窝子就建成了。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疆农村广泛采用。

(4) 主要是为单身职工办的。

2015.6.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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