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一民：文革中外交部“造反派”的短暂政治生涯（上）
文革中外交部“造反派”的短暂政治生涯（上）
－－作者：邹一民
(1966 年 12 月— 1967 年 10 月 )
在国务院系统中，外交部是知识分子成堆的一个国家部门，其中不乏海归的精英。文革中，领导干部和群众在思想上都很活耀，皆有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他们毕竟是生活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少知识分子包括笔者本人，有程度不同的弱点。文革期间，周总理批评外交部干部，说他们摇摆性大 ; 患得患失。但也确有少数政治扒手、私心杂念重的家伙，乘机浑水摸鱼，冀望在政治上捞一把，踩着他人的肩膀往上爬。可是文革初始，大家还是非常谨慎的，因有前车之鉴。
1957 年外交部“整风”运动鸣放期间，部长助理兼研究室主任乔冠华和情报司司长龚澎 ( 女 ) 夫妇与他们的同事经常在一起发表涉及国家基本制度的言论。“反右”后期，要不是周总理的偏爱惜才，乔氏夫妇大概难逃右派的“法网”。其他参与的人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有些“秀才”和“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干部”由于言论过激，被打成“右派”后，都被调离原工作单位，下放到农村践行“劳动改造”。
1959 年外交部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批判张闻天 ( 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 在政治上“右倾”、“反党、反毛主席和反对党的总路线等错误”，还杜撰一个“张闻天反党宗派集团” 的冤案，揭发批判该“反党集团”成员，伤害了一些优秀的外事工作干部。这些人都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调离工作岗位，下放农村参加劳动。例如：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张闻天的得力助手何方被定为“张闻天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打入冷宫近 20 年。
1957 年“反右”运动和 1959 年“反右倾”运动后，外交部的政治运动几乎就没断过，一场运动没完又开始了另一场运动。很多人意识到政治的凶险，党内斗争的复杂。原本熟悉的同志和同事一夜之间会被定为“阶级敌人”。于是，大家对政治问题谨言慎行，不随便议论国是，而是集中精力和时间埋头做好各自的业务。但在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影响下，外交部干部总的政治趋势是向“左”的方向倾斜。
1965 年底，姚文元发表《论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文革序幕。由于大家不了解上层路线斗争的情况，对这场政治运动无动于衷，认为这是文艺界的事情。所以大家仍忙于各自本职的业务工作，无暇他顾。 1966 年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改组中共北京市委、罢免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等人后，这才在外交部引起震荡。经部党委动员，广大群众包括当权派行动起来。他们的原始动机不是为了得到什么，而是自保。因为置身于史无前例的“文革”之外的人会被认为是“政治上落后”、“政治觉悟低”、“不关心国家大事”、“漠视阶级斗争”等等。这会影响他们的晋升、提拔或入党。所以动员后，大家表现出异常积极踊耀，盛况空前。除患病在家休息或住院的病号外，几乎所有的人都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口诛笔伐写大字报、看大字报、参加批判会、声讨会等。
外交部“文革”的特点是，整个运动始终在毛主席 ( 毛主席侄孙女、外交部干部王海容经常有机会向毛主席汇报外交部运动情况，并接受毛主席的指示。 ) 和周总理 ( 建国初期曾担任外长。文革爆发不久陈毅外长就靠边站了，周总理又直接领导外事工作和外交部的运动。 ) 领导下进行的。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权威一直在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与作用。即便是在最狂热最激进的极左时期 (1967 年 8 月 ) ，“造反派”在表面上也都得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指示。 ( “造反派”这个名词，是文革中相对于“走资派”而言的一个新名词。它是文革的早期产物，也是文革后期弃物。 )
外交部文革展露了主持中央工作、直接掌管外交部的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分歧、有矛盾、有妥协，但都是通过群众运动的形式来显现的。
一、 群众写大字报，揭发领导干部的特权思想等问题 (1966 年 5 月－ 11 月 )
上世纪 60 年代初，外交部陆续调入许多出身好 ( 即出身于党政军官员、工人、贫下中农等家庭 ) 学习外语的本科毕业生。他们是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关心政治，要求上进，争当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批年轻人当仁不让地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冲锋陷阵者”。文革爆发后，他们怀着“关心国家大事”的良好愿望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狂热地投入到激流狂潮之中，投身到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为形式的“大民主”运动中。群众在“造反有理”旗帜下，践行“四大”，掀起贴大字报的浪潮，揭露领导干部的特权思想、享乐思想、当官做老爷、官僚主义等问题。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外交部党委按照传统做法领导文革运动。 1966 年 5 月 28 日，外交部党委布置全体人员学习“五 ? 一六通知”等中央文件，领会其精神。
6 月 1 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对外交部党委负责人说：“运动分两层，先搞领导，后搞一般群众。分两阶段，先把文件传达完，展开讨论，再到机关群众中去。”并提出“这次运动要有领导、要有组织、有计划、细水长流地进行。”他还说：“我们是掌权者，动摇害怕就要犯错误。……有人想把我拉下马，我也不怕！真金不怕火炼。有问题也不隐蔽，就在这次解决。”
6 月 5 日，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姬鹏飞在部党委会上传达陈毅 6 月 4 日对外事口领导干部的讲话。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底’是反对政变集团，搞牛鬼蛇神，解决工作中的缺点”。又说：“不能由他们 ( 指革命小将 ) 乱搞，这对我们是个考验。做外交工作还要靠老老实实的人去做，敢闹敢写大字报的人没什么用处。要劝阻干部上街 ( 游行 ) ，跟着闹有什么意思，积极投入斗争，但要冷静一点，一定要认真领导”。他说：“领导的五条方针是：①内外有别，上下有别，党内外有别，机关内外有别。②大字报，开会，可以搞，但要党委领导。③到一定时候可组织一些批判对象。④有些单位要派工作组去协助。⑤严格区分问题的性质，使运动正常进行，不要急噪，不要希望一哄就解决问题。”姬鹏飞对各位负责人说：“在机关内可以组织几个批判对象，有牛鬼蛇神很好，没有的也可以批判思想突出的。现在放得不够，应该心中有数，要沉得住气。”他还宣布外交部党委决定派联络员到部内某些单位，派工作组到部属一些单位去领导运动。
6 月 6 日，外交部党委召开全体工作人员的动员大会。姬鹏飞代表部党委作动员报告，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挖掘一切毒草”，号召大家联系本单位的实际，采取各种形式，积极揭发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牛鬼蛇神 ; 揭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以及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他说：“不管是谁写的，讲的，只要你认为是毒草，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都可以揭发。对部党委和各级领导可以揭，对其他同志也可以揭”。
外交部政治部规定每天下午搞运动。大家都决心，要自觉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到这场伟大的革命中去，经风雨、见世面，争取做一个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人人都争先恐后地表态，表示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都不愿被认为在思想上右倾保守，在政治上落后或站错队。大家决心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按照政治部的安排，在每天规定的、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时间内，大家各自浏览式地阅读有关文件和资料，或集体边读、边议、边批判，单独或集体书写大字报。
在联系外交部实际时，群众有对革命理想的浪漫幼稚的想法，也有对部内某些领导干部腐败、特殊生活的愤怒声讨。在短短的几天内，外交部群众贴出了无数张大字报，每天有近千张，揭发领导干部在生活特殊、贪图享受、官僚主义工作作风等方面的问题。主要事实有：
一、许多外交部副部长独占一幢楼房，各自配备秘书、专车司机、厨师、看守等工作人员，有的还雇佣人服侍，由公家供给地毯、沙发、衣柜、钢丝床、写字台及其他大批家俱。
二、据揭露，×××大使从国外回来时带回四十多只箱子，大发横财 ; ××副部长从香港购回一只电冰箱。××大使爱好字画，就以陈设美化使馆为名，不惜化钜资购买大量高贵名画，供其欣赏。同时还利用困难时期大使不检查行李的机会，从香港买回面粉若干袋。×××副部长甚至不惜违反中央政策套用外汇，购买洋货。
三、外交部的老爷们长期养尊处优，四体不勤，一出门就要坐小汽车，而且车子还要新式的、西方的才行。××大使出国时，为了排场，不惜损失国家尊严，千方百计购买苏修出品的“海鸥”牌小轿车。还有，国务院规定司局长下班不坐小轿车，而这些老爷们也拒不执行。例如，非洲司副司长××每次下班都要坐小轿车，而且还经常发牢骚，问司机为什么老是开这辆破车。有一次他乘小汽车到育才小学接孩子，竟不惜耽误去机场迎接外宾这样重大的任务。
四、这些老爷们的生活十分腐化，每个副部长、大使、司机一年的薪水好几千元，而且各自都有成千上万的存款。在国家困难的时期，人民生活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可他们却可以照样大肆挥霍，他们每月除按规定供给肉、蛋、油、糖、香烟之外，还经常多分机关的生产品，如打来的黄羊 ( 上世纪 60 年代初，耿飚副外长通过总参支持外交部在东北捕猎黄羊，改善外交部人员的生活－－笔者注 ) 捕来的鱼 ( 外交部农场养殖的鱼－－笔者注 ) 等等，有时还到钓鱼台、友谊宾馆、国际俱乐部去吃喝玩乐。此外，他们还收到许多从国外回来人员赠送的礼品。
五、这些老爷们不仅自己官气十足，享受特权，而且破坏制度，让其家属子女也都跟着享受特权。真是一人当官，全家享福。例如：有时举行招待外宾的晚会，有任务的同志都没有机会参加，可是我们的部长、司长们却能携带家眷坐在贵宾席上，甚至把保姆也带去。有时还违反规定，把他们的家眷带着参观保密的展览。这些老爷们还以私人关系代替组织关系，滥用职权。薄一波的夫人曾“指示”干部司要把他的女儿分配到外交部，而干部司也就照办了。后来她又想要女儿到国外“锻炼、锻炼”，结果又如愿以偿。×××大使的女儿不愿在公安学校随班下乡劳动锻炼，他就通过非法途径，把女儿硬塞进外交学院，并指使专人为她单独一人开课。外交部豫王坟幼稚园甚至专门安排高级干部子女坐飞机浏览北京，让他们去开“眼界”。有的少爷小姐还经常充当代表团的成员随同他们的父母到国内去游山玩水。又如：×××大使的儿子为了显示自己，竟带着他父亲的手枪到学校里炫耀。
在众多无数的大字报中有一张严厉批评外交部领导干部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的执笔人是办公厅翻译室施燕华 ( 女 )( 英文译员、翻译室团支部副书记 ) 。当时外交部团委开会动员青年积极参加这场政治运动，施燕华出席了动员会。会后，她就积极动员翻译室年轻人写大字报。翻译室年轻人多半是在 1965 年入部的，对外交部情况了解不多，无材料可揭发。有人建议，把已贴出大字报中揭发领导干部的问题归纳汇总写成一张大字报。施燕华是翻译室的团干部，团支书正在国外出差，于是她受托担当了此重任。完稿后共有四十四位青年签名，于 6 月 10 日贴出。这张 44 人大字报的标题为“致党中央、毛主席的公开信”，揭发部领导不突出毛泽东思想和生活特殊化等问题，指出在外交部“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正在形成！”全文如下：
敬爱的党中央、敬爱的毛主席：
在当前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们从群众揭发的大字报上看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就在我们外交部，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正在形成！为数不少的一批部、司领导干部，身居要职，却在许多方面有严重违反中央政策和毛泽东思想的行为和作风，这使我们感到痛心。出自对无产阶级事业的强烈责任感，出自对党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我们一致感到必须豪不迟缓地把我们了解的一些情况和我们的看法写给您。十几年的和平环境使一些高级领导干部脑子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大为滋长，其表现范围甚广。下面是我们初步了解到的一些情况。
( 一 ) 不突出政治，不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在不少问题上有错误观点
一些负责干部长期突出政治很不够，不能像广大工农兵那样热爱毛主席的书，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以至在对内对外不少问题上表现出糊涂甚至错误的观点。从大字报上我们看到不少工人同志和年轻同志已经对这些领导同志的错误观点和言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陈毅同志这样的中央负责干部也曾在学习毛选问题，政治和业务关系问题上和一些中间地带国家的政治动向估计上散布过一系列的错误言论和判断。有些副部长同志在某些问题上也有不符合甚至严重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在六五年四月七日的外交部毛选学习展览会的题词中，陈毅同志告诫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习他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要死背字句，脱离实际，犯教条主义的错误。”这是对群众学习主席著作运动的正确引导吗？如，陈毅同志曾表示本贝拉、凯塔、杜尔 ( 阿尔及利亚、马里和几内亚等非洲国家的领导人－－笔者注 ) 这些人有可能领导他们的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乔冠华副部长在赫鲁晓夫下台的一次报告中所作的估计和判断，后来证明是完全错误的，对修正主义抱很大的幻想，这些都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总之，他们都没有把毛泽东思想提到最高指示的位置，下面有些司、处领导人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香花毒草不分，有的向群众推荐过向阳生 ( 见附注 ) 的文章，有的在声讨大会上还称叛国分子为“同志”，温和得很。在干部政策上，一些人严重违反主席的教导，用人唯“才”。他们不是突出政治，而是突出业务，一味赏识某些“才子”，甚至对他们的严重问题采取姑息和包庇的态度。有的甚至严重丧失了阶级警惕，不少高干的家庭成了地、富等阶级敌人的“庇护所”，有的跟自己剥削家庭划不清界限。外交部竟有几位部领导干部家里都雇有地、富成份的保姆，组织上要他们换，他们推托说，这些保姆对孩子照顾好，用她们放心。有的干部还想把有民愤的地主婆母亲接到北京来住，引起群众不满。多么可怕啊！他们完全丧失了阶级警惕性，庇护阶级敌人，在群众中已经造成很坏的影响。
附注：
“向阳生”是邓拓的笔名。邓拓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他是《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杂文的作者。他用“向阳生”笔名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就几个理论问题与吴晗同志商榷》，把政治斗争引向学术争论。 1965 年 12 月 12 日《前线》、《北京日报》同时发表这篇文章。
( 二 ) 追求资产阶级趣味，生活开始腐化起来
我们一些部、司级干部看电影，专门爱看西方的“尖端”片，黄色淫荡片、鬼怪片。有些领导同志出国访问时在使馆专点放映西方片，香港片，不惜用大量外汇去租借和购买这些低级趣味的东西。他们究竟为什么欣赏这些东西呢？我们百思不得其解。还有些驻外大使竟学起西方外交官大量购买古董、古画，甚至竟有率使馆人员参加赌博的现象。这是无产阶级外交干部要得的东西吗？无产阶级外交官要有自己的风格，要像个无产阶级的干部，是革命者，决不容许学洋人。我们认为，一旦在生活上、意识上“洋化”了，他们就会永远失去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这是外事部门的一个严重问题。
( 三 ) 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看不起劳动人民
不少高级干部，特别是驻外大使，长期脱离劳动，跟洋人打交道、领高薪，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有些大使回国，竟带回成箱成箱的“财产”。据揭露，陈家康大使 ( 时任副部长，曾任中国驻埃及大使－－笔者注 ) 回国时带回几十箱的东西；李一氓 ( 曾任中国驻缅甸大使、中联部副部长－－笔者注 ) 也带回十几箱。他们究竟是出去搞革命，还是出去“发洋财”的？据说，非洲司副司长谢丰的夫人，看不起劳动人民，甚至还蛮不讲理地骂我们的工人同志是“穷鬼”，这和国民党官太太有什么两样？您经常教导我们要做人民的勤务员，对劳动人民要俯首甘为孺子牛，但是竟有干部辱骂我们国家的台柱子－－工人阶级。这怎么不令人愤慨！
( 四 ) 自己特殊化，家属也沾光
有些领导干部有架子，耍派头，在生活上要求很高，车子要好的，新式的，西方的；房子要大的，宽敞的，舒适的，千方百计通过种种途径去满足自己的享受。请看事实：有人揭露，乔冠华副部长甚至曾违反中央政策套用法郎外汇，购买洋货。还有国务院规定司、局长上下班不坐小汽车，在我部一直不能有效执行。例如，非洲司副司长谢丰每次坐车都要牢骚两句，问司机为什么老开这辆破车。有一次，他为了乘小汽车去育才小学接孩子，竟不惜耽误这辆车去机场迎外宾这样重要的任务。这像个革命干部的样子吗 ? 有的时候部里招待外宾的晚会票子较少，大部分工作同志都不一定能得到机会去。可是，我们的部长、司长们却能携家带眷坐在贵宾席上，甚至把保姆也带去。有时内部组织参观一些保密的项目，规定不准带家属，可是有些干部竟非带不可。这些领导同志不仅自己等级观念很重，而且要想一代一代往下传。有一次“六一”儿童节招待孩子们看电影，竟规定司、处级以上干部的子女坐在中间，其他孩子只能坐在边上。他们不仅自己官气十足，享受特权，而且还让自己的家属子女跟着享受特权。他们甚至利用职权，破坏制度，以私人关系代替组织手续。例如：薄一波副总理的夫人曾“指示”我部干部司要把她女儿分配到我部，而干部司就照办，后来她又想要女儿到国外“锻炼、锻炼”，结果，又如愿以偿，但实际证明她的女儿根本不能胜任工作。陈毅副总理在成都时，把他的三个孩子都接去玩，享受代表团成员的一切待遇；丁国钰大使 ( 曾任中国驻阿富汗、巴基斯坦、挪威大使，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笔者注 ) 的女儿不愿在公安学校随班下乡劳动锻炼，他就通过非法途径，把女儿硬塞进外交学院，并指派专人为她单独一人开课；外交部豫王坟幼儿园甚至专门安排高级干部子女坐飞机游览北京，让他们“开眼界”；…………… 以上种种做法，不但严重违反党的政策、制度，更严重的是他们不是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是在培养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您教导我们青少年要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提高阶级觉悟，当好无产阶级的接班人，但是他们滥用职权，违反制度，助长子女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对比起主席您老人家对自己侄儿的教导，我们觉得他们的做法是完全不符合主席思想的，是一条危险的道路！
敬爱的毛主席，您老人家教导我们，在社会主义社会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阶级敌人千方百计对我们干部进行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企图通过“和平演变”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我们的领导干部中间存在的这些问题不正是给阶级敌人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突破口吗？这样下去，就会像您老人家所说的那样：“ ……… 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这是多么危险呀！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关系到世界命运的大事。我们对这种现象，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坚决斗争。我们注意到，这几年来，这样一股特殊风一直没有得到有力的制止。我们切望党中央对这些情况给予足够的重视，责成专人进行深入调查，尽早采取措施防止在我国出现任何像苏联那样的特权阶层。我们要坚决与一切特权思想和行为斗争到底！
我们中间不少同志刚从湖南农村搞完社教 ( 全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笔者注 ) 回来，比较了解贫下中农的劳动、生活、思想和感情。他们坚决跟着党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了把祖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不管在严寒的冬天还是在酷热的夏天，风吹雨打，披星载月，一年三百六十天在田里辛勤地劳动。目前，我们的国家是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是广大工农群众尤其是贫下中农群众的生活水平还是很低的。我们亲眼看到他们过日子是多么精打细算，甚至化一分钱都要斟酌半天。一个壮劳力一年辛勤劳动只能生产出四千斤谷子，折合人民币三百二十元，而我们这些部长、大使、司长们一个人一年薪水达三、四千元，相当于十几个农民一年劳动的全部果实。至于在国外工作的，那就更高了。他们身为国家高级干部，受党多年教育，却忘记了谁养活谁的这一平凡真理。他们在一味追求特殊化的时候，恐怕早把劳动人民丢到脑后去了吧！想到我国的广大工农群众，想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压迫和剥削，我们对这些同志的行为感到十分愤慨。这是可怕的忘本！我们齐声要求中央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
我们虽然年轻，但是在您的教育和培养下成长大的，我们向党和您老人家保证：我们有决心和勇气跟一切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思想斗争到底！我们誓做毛泽东思想的接班人，做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永远忠于党中央、忠于毛主席，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万一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我们一定像您所教导的那样坚决起来反对他们，革他们的命！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施燕华、赵祥龄、邹明榕、朱曼丽等 44 人签名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 ( 大字报全文完 )
这封“公开信”出笼后，部领导非常重视，也非常紧张，认为这张大字报是年轻人批评外交部领导干部最严厉的大字报之一。当晚，部党委开会研究这张大字报，认定它是一株“大毒草”，并决定派人到翻译室“了解情况”。政治部主任刘新权副部长即向办公厅主任董越千 ( 部长助理 ) 布置说，这封公开信很恶毒，是很坏的大字报，不能说外交部没有反革命分子。政治部随即决派工作组到翻译室去“调查”。
6 月 11 日，姬鹏飞常务副外长在党委会会议上说， 44 人大字报，这个毒很大。一方面让他们放，一方面要加强领导，各单位也要注意不要冲击，会引出一些东西来。目前要让他们暴露一下。
同日，刘新权副部长 ( 主管政工和人事工作 ) 在司长级干部会议上说：“对一些可疑分子，可让他们暴露一下，如翻译室四十四人大字报，他们攻击领导，想转移目标，至于有人想反击一下，不要阻止。领导同志、骨干分子的头脑要清醒些。因为有的人看大字报动机不纯，想把问题集中起来宣传，推翻领导”。他还说，翻译室“放着本单位运动不搞，专门收集部领导的材料，转移运动目标”；“有些人平时看起来很好，一到关键时刻就看出来了。现在有人想换班，要注意坏人，要提高警惕。部党委对自己的问题是有底的，我们怀疑有人在搞鬼。”
6 月 13 日，姬鹏飞常务副外长在司长会议上说：“整个来说，大字报很好，仅出了两张尖端的。一张是四十四人，一张是外语学院 ( 当时《北京外国语学院》受外交部领导。该大字报宣称，“外交部是黑帮，陈毅是黑帮头子。”－－笔者注 ) ，但这两张大字报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反击大字报太多，有的吓住了，有的赶快检讨。蛇刚一露头就被打下去了，转入地下。希望碰到这样问题不要慌，要沉着。毒不放出来不行，还是让他们大暴露。现在司长一带头，给部领导写大字报，有的人就会说：‘时机到了，毒出来了’，不要组织人反击。这是策略，司长掌握”。刘新权副部长补充说，现在不善于引蛇出洞，蛇出了洞又不善于抓住。
6 月 14 日，部长助理宦乡 ( 兼研究室主任 ) 在外交部运动办公室印发的翻译室四十四人“公开信”抄本上批示：“到一定时候，我们要批判这株毒草”。
6 月 20 日，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部长助理的陪同下，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到外交部来看大字报。他看完东交民巷 15 号、 30 号、 40 号以及东单外交部街 33 号等外交部工作地点的大字报后 ( 当时外交部没有整幢办公楼，所以部内各部门分散在上述几个地方工作－－笔者注 ) ，专门来到位于东单外交部街 33 号的办公厅翻译室听取意见。办公厅下属的机要局、档案室、文印处、信使队、政治处等单位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也参加了会见。
陈毅说：“我的来意不是约束运动，是使运动正常化，使大家放下包袱。被贴的人不要有恐惧心理。如果改正了，可以成为好同志。贴错的人，不要顾虑重重，不愿再贴，怕没有把握，还可以大大的贴。不会因为贴大字报将来遭到迫害，工作、学习、政治待遇决不会发生问题，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是不会这样做的。如果这样，外交部就是大黑帮，外语学院的大字报就有了贡献， ( 指当时北京外国语学院一些激进学生贴大字报说“外交部是黑帮，陈毅是黑帮头子。”－－笔者注。 ) 欢迎大家贴大字报，被贴的人不要顾虑重重，实事求是，讲对的就接受，就改正。讲得不对，让贴大字报的人自己考虑。…… 外交部这么多知识分子，这么多剥削阶级出身的，这么多大学生，占 80%-90% ，难道没有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修正主义思想？当然，划成反革命我不能承认。…… 你们贴的‘致党中央、毛主席的公开信’，有好的，也有不正确的，不是全盘否定。………… 最尖端的是说形成特权阶层，要大家好好研究，但这不犯罪，我今天宣布不犯罪。……外事口受到一次大教育，是伟大运动，是健康的，我们应该积极支持。我们党和国家是有很大希望的，没有别的国家能这样，伟大的力量就在于此。………我站在绝大多数人一边，要你们积极参加运动，如果落后的，有问题，能改正，可以成为好同志。………大家应该是‘生为共产党人，死为共产党鬼’， 哪怕人家不正确，也要从中取得一定积极性。不要怕毒草，毒草可以治怪症。‘好！你这是黑话’ ( 众大笑 ) 这是辨证法。有些怪症要靠毒草治，蜈蚣、最毒的蛇很能治几种绝症。毒草也要加以利用。……………这次运动对党、国家、机关、对文化机关是伟大的推动和改造。对每个人也是推动改造。对被贴的人和贴的人都是推动和改造。可以考验我们青年人的辨别能力。外交部是不是大黑帮、反革命？副部长是不是好？可以大胆怀疑，不要做结论。有什么不可以？这犯了什么法？你可以用大量事实反驳，让群众辩论，组织决定。我要是瞒着中央、毛主席、群众做事情就是大黑帮。只要不瞒，就是做错了，群众也会谅解的”。
在讲话中，陈毅多次要求同志们大胆放下包袱 , 特别是被批评的同志要放下包袱，承认、改正错误，前途是光明的。陈毅即席讲话持续了约 20 多分钟。
6 月 21 日，陈毅在部党委扩大会议 ( 各司司长参加 ) 上说：“大字报最好贴科处以上干部，不要去提倡以下的，但对牛鬼蛇神、思想意识形态要有所批判”。又说：“这个运动揭露得不够。司长们要顶住，一变、二变、三变、四变，把戏就出来了。现在刚开始，要顶住”。
6 月 24 日，姬鹏飞 ( 常务副部长 ) 在外交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说，自 6 月 6 日至 24 日，外交部共贴了一万八千多张大字报，连部属单位共有五万多张。他解释说：“外交部部长助理以上十四个同志 ( 十四位部级领导是，部长：陈毅； 10 位副部长：刘晓、章汉夫 ( 因病住院 ) 、罗贵波、姬鹏飞 ( 常务副部长 ) 、王炳南、乔冠华、韩念龙、刘新权、徐以新、陈家康； 3 位部长助理：龚澎 ( 女 ) ，董越千，宦乡。－－笔者注 ) 都被贴了大字报，百分之百被点了名；司级干部被点名的有六十七人，占我们部全体司级干部一百零六名的百分之六十三点六 (63.6%) 。姬鹏飞还说，处级干部被点名的七十八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六 (26%) ；一般人员被点名的有一百二十六人，占我们一般人员总数的百分之六点九 (6.9%) 。”他说涉及的主要内容有：①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文化大革命。②坚持剥削阶级立场，对党严重不满，和地、富、反、坏、右明来暗去。③滥用职权，欺上瞒下，蛮横专断。④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向往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革命意志衰退。⑤埋头业务，不突出政治，不突出学习毛主席著作，使用干部重才不重德，对干部只管业务不管政治，作风不民主，“一言堂”，集体领导差，群众观点差。他宣称，今后斗争目标仍是“三个横扫” ( 横扫党内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剥削阶级思想意识 ) 。姬鹏飞要求大家学习有关毛主席著作和文件，把运动搞得更深更广，把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今后仍旧以大字报作为斗争武器，同时可以结合开一些小型的会，进行面对面、背靠背的揭发，在揭发中进行辩论。
7 月 9 日，在外交部各司负责人会议上，常务副部长姬鹏飞回顾一个月的运动情况时说，“一个月当中，出现几次大字报高峰，每日都在千张以上，多的时候曾达到两千张。全部共贴了大字报两万两千二百九十一张 (22291) ，平均每人十张多。运动声势大，重点明确 ( 主要是揭发处以上干部的问题 ) ，目标集中 ( ‘三个横扫’ ) ” ( 即横扫党内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剥削阶级思想意识 ) 。他说：“大字报由大量揭发问题，逐步转向进行综合和分析。下一阶段的任务是进一步发动群众，壮大左派队伍，要进行不断排队，分清左、中、右，使运动向深向广发展，把问题严重的人继续揭深揭透，把主要问题搞清楚。方式主要是开小型辩论会，配合贴大字报。总之，要把“三个横扫”搞得更彻底，更深入，为下一步重点批判作好准备”。
外交部一些“积极”分子闻风而动，开始整这帮年轻人。四十四人“公开信”贴出两三天后， XX 司就带头批判，之后批判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他们参照了反右斗争的做法，将各级党委特别是党委领导人当成党的化身。他们把那些对领导不满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地视为阶级敌人；或称他们是别有用心、有私心杂念的个人主义者 ; 批判他们“反党”、“反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妄图把他们打成 “小牛鬼蛇神”。某些单位的一些领导把群众分成“左”、中、右三等，指使“左派”协助领导开展工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一时出现了群众斗群众的场面，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
翻译室的 44 人分别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围攻，挨整的人感到大难临头，惶惶不可终日，沉陷在惊惧恐慌的气氛中。他们中的多数人被迫或无奈地写“自我检查”，承认错误，背上犯了立场错误的包袱。有些人不敢再贴领导的大字报。有的人还总结写大字报的“三不要教训”：一、不要综合；二、不要提高 ; 三、不要上纲。群众的造反情绪受到了打击和压抑。
在中央决定派工作组前，外交部党委对“有问题”或“领导不力”的单位派出工作组或联络员。 5 月 11 日外交部派柳雨峰工作组到国际关系研究所。 6 月 6 日派张越工作组到外交人员服务局领导运动。 6 月 7 日派王越毅、雷阳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到北京外国语学院领导运动。 6 月 7 日派吴化远工作组去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 6 月 8 日派工作组到世界知识出版社。 6 月 17 日派出以郑为之为首的工作组到外交学院。 6 月 17 日派王笑一工作组去外交学会。 6 月 20 日派樊作揩工作组去国际法研究所和印度研究所。外交部党委共派出八个司级干部领导的工作组到下属单位指导运动。反应强烈抵触的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红卫兵。工作组进驻学校不但没能控制局势，反而火上浇油，激起了红卫兵更加激烈的反抗。红卫兵轰赶工作组，要求自己开展革命。由于吴化远无法掌控《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局势， 6 月 17 日陈毅增派刘新权副部长 ( 主管人事 ) 去加强对该学院运动的领导。
7 月下旬，毛主席畅游长江后回到北京，严厉批评了刘邓矛头向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他下令撤销工作组，并指出派工作组是“方向、路线的错误”，主张让群众大鸣大放，为学生平反。之后，全国开始批判把运动矛头指向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获悉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的指示后，外交部党委也陆续撤回八个工作组。 7 月 29 日外交部工作队撤出《北京外国语学院》。 8 月 11 日撤回派到《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工作组。 8 月 12 日撤回派到去《国际法研究所》和《印度研究所》的工作组。 8 月 13 日撤回派到《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工作组。 8 月 16 日撤回派到《外交学会》的工作组。 8 月 20 日撤回派到《外交人员服务局》的工作组。
在《十六条》精神的鼓舞下，外交部干部和群众的革命激情又被发动起来，开始批判工作组执行的“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8 月 25 日，第二亚洲司姚广司长等人贴出“陈毅为什么和毛主席唱对台戏 ? ”大字报，揭发 6 月 2 日陈毅对李先念说，《人民日报》不该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也不对。 8 月 27 日第一亚洲司张彤等六位司级干部给陈毅贴大字报，标题是“陈毅同志是否坚定地跟毛主席走？”大字报的列举事实说明“陈毅同志对运动的领导是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犯了方向性错误”。 8 月 29 日，吴亮璞 ( 国际组织司副司长 ) 等一些领导干部贴出“部党委把革命矛头到底指向谁？－－部党委领导运动大事记”，揭露部党委“引蛇出洞”的指导思想。
8 月 26 日，翻译室的一些年轻同志贴出《部党委在运动中犯了方向性和路线性的错误－－评部党委对待四十四青年“公开信”的态度》的大字报。其他单位的群众积极响应和配合，批判部领导的错误。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陈毅和姬鹏飞数次代表部党委公开承认前一阶段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分别向受到伤害的群众表示道歉。 44 人在政治上得到了平反。在后来的运动中，“ 44 人大字报”中施燕华等大部分人是反对极左的，没有参与外交部 “造反派”制造的险恶活动。
9 月 11 日，《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百多名红卫兵冲进位于东交民巷 44 号的外交部政治部，搜出刘新权副部长率领的工作队编写学生的材料。学生们决心要揪斗刘新权。当晚，罗贵波副部长宣布，周总理决定刘新权“停职反省”。
根据上述事实，外交部某些青年工作人员认定，文革爆发后，以陈毅为首的外交部党委不引火烧身，反而把火往下引，矛头指向各级领导干部和一般群众，并派工作组到下属的八个单位；在部内派一些联络员到一些地区、业务司，打击和压制各单位的革命群众和干部起来“造反”，把一些敢于造反的群众和干部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假左派”、“小牛鬼蛇神”、“政治上不可靠”等等。这些年轻人还认为， 1966 年 8 月 8 日“十六条”公布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部党委仍然坚持错误，包庇工作组，不给受打击的群众平反，而且转移或销毁黑材料，继续欺骗群众，不聽取和接受群众的批评。青年群众断定，以陈毅为首的外交部党委顽固地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毅是外交部党委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根子。意气风发的青年人宣称要起来造反，大造陈毅的反，大造部党委的反。
二、年青人成立造反组织 ( 《革命造反联络站》 )(1966 年 12 月 )
1966 年 9 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外交部党委下属的《文革筹备委员会》领导运动。主任是宋恩繁 ( 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 ) ，副主任是朱传贤 ( 礼宾司一般干部 ) 。该机构批判外交部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很不得力。外交部群众对部领导及其《文革筹委会》意見很大。在红卫兵“大串连”浪潮的影响下，群众打破陈规，去北大、清华、北航等院校去看大字报，学习革命小将的造反经验。
12 月 16 日，姬鹏飞在全部大会上代表部党委作运动检查。他陈述外交部文化大革命和十七年外交工作的成就，认为部党委“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造反派对此结论极为不满，急切渴望批判部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彰显了他们的造反精神。在“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党内有特权阶级”、“走姿派在党内”、“批判资反路线”等理论指导下，造反派们认定，陈毅执行了刘邓制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部党委作触及灵魂的检查。有些人认为，必须搬开外交部《文革筹委会》这快绊脚石，深入彻底地揭发和批判资反路线。为此，各单位的造反派开始串连，酝酿成立造反组织，策划夺取外交部《文革筹委会》对运动的领导权。
在新闻司科员王中琪和国际司科员张殿清等人的倡议下， 12 月 20 日晚，来自外交部本部和部直属单位约五百名一般普通干部在东交民巷 30 号外交部办公楼一层小礼堂召开串联会。他们来自外交部新闻司、国际司 ( 全称为“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司 ) 、苏欧司、西欧司、美澳司、亚非司、二亚 ( 全称为“第二亚洲司” ) 、条法司 ( 全称为“条约法律司” ) 、领事司、干部司翻译队、干部司业余学校、办公厅翻译室、办公厅机要局、办公厅文印处、政治部组织部、总务司医务室、总务司管理科、生活科、总务司劳动办公室以及《国际关系研究所》、《外交学会》、《世界知识出版社》、《外交部招待所》等部直属单位。
《国际司》张殿清第一个发言。他说：“今天召集大家在一起是为了造反。文化大革命以来，部党委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压制群众。现在部党委作了个不象样的检查，这是立场问题，只能加深自己的错误。贴大字报，他们不理。我们不能使文化大革命再如此冷冷清清下去了。我们要讨论一下，我们怎样干？！”
《文印处》一造反派说：“让我们联合起来帮助部党委革命，帮助他们触及灵魂。我们要警告他们：如再不觉悟，非垮台不可。”
《翻译队》一造反派提出三点建议：⑴建议真正闹革命的同志组织起来，没有组织就不能很好闹革命；⑵要大做宣传工作，大做舆论工作；⑶为了搞好外交部文化大革命，暂时不要出去长征，先把外交部的火点起来。
《世界知识出版社》一造反派说：“部党委的检查不触及思想，不触及灵魂，很不深刻，很不象样。说外交部的工作组除外语学院的以外执行的都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这样的吗？派往我社的工作组不信任群众，压制群众，甚至打击群众。对敢提意见的革命群众打击报复，说他们是牛鬼蛇神，并写了报告。这个报告被我们拿到了。”
《国际关系研究所》一造反派说：“柳雨峰的工作组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自己当成‘保姆’，‘救世主’，不发动群众，把群众放在一边，斗黑帮时严重右倾。挑动群众斗群众。研究所运动冷冷清清。黑帮没有斗臭。姬鹏飞代表部党委作检查，下结论表扬柳雨峰工作组，我们不同意部党委检查。”
《西欧司》一造反派说：“我不同意姬副部长代表部党委作的检查。部党委检查最致命的弱点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姬副部长没有遵循主席的教导。”他要求把部党委在运动中的公开讲话统统印发给群众，以便揭发批判。
《新闻司》一造反派说：“造反必须要有一个组织。要联合起来，团结起来，战斗起来。”他说，“成立一个组织一定会遇到各种困难、阻力。但我们决不回头，决不被困难所吓倒。”他还提出：“部党委除集体检查外，还要个别人作检查，各人一本账，不要集体担风险。我们群众可以组织辩论会和部党委辩论。”
《机要局》一造反派说：“ 6 月 24 日姬鹏飞的报告和 6 月 23 日李雪峰的报告是一路货色。这个报告是大毒草，必须拿出来批判。对外交部九月九日毛主席发出‘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的指示，部领导没有真正贯彻，只作了表面的改良。难道脱掉西装、旗袍就算革命化了吗 ? 最主要的是思想革命化。我们要为贯彻主席的指示而斗争。”
《苏欧司》一造反派说：“姬副部长的检查，起了催化剂的作用，革命造反者被这个检查激怒起来了，振奋起来了。我们应成立组织，各单位互相支持，互相声援。我们成立组织，打破陈总的框框。工人按宪法规定有权组织起来，难道我们机关干部按宪法规定就不能有这种权利吗？”他还建议，以外交部全体造反者的名义写一封信给周总理，要求总理来外交部点火。
《总务司交通科》一造反派说：“姬鹏飞同志在检查中，对能给部党委搽脂抹粉的事就大谈特谈，对丢臭的事就提也不提。这个检查使我们很失望。”他指出，部《文革筹委会》是部党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保护伞。部《文革筹委》除了抹稀泥，没干什么好事。中央说什么事，它不办；群众要它办，它不办；部党委说什么，它就办。两头不听，光听部党委的。建议改组部《文革筹委会》。”
《办公厅翻译室》一造反派说：“我今天能在这样的大会上讲话感到非常激动，又使我增长了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公开信 ( 指翻译室四十四人公开信 ) 受围攻的日子里，许多人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们背了犯立场错误的包袱。到现在翻译室冷冷清清，公开信围攻的流毒至今没有消除。不但在翻译室，而且在全部引起了严重后果。部党委还说对公开信是‘批判’，而不是‘围攻’，说明他立场还没有站到革命群众方面来。希望部党委要深入群众，再不要把群众当成阿斗。陈总每次到部里来，总是做指示，讲政策，就是不到群众中听听意见，要求陈总到群众中走一走，看一看。”
《办公厅机要局》一造反派说：“外交部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部党委的检查很不深刻，是部党委为自己的辩护词。难道围攻四十四人公开信、派工作组、派联络员，都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运动以来，外交部领导高高在上，不深入群众，他们有什么资格下结论？最有资格下结论的是那里的群众。”他还说，“从今天的会上，我们看到了外交部的新的希望。我们一伙人，就是我部机关革命化的最大希望。”
《新闻司》科员王中琪 ( 会议发起人 ) 最后发言说：“今天的革命串连大会好得很！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它的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这个大会成了一个革命群众自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是我部革命造反派的誓师大会。它生动地体现了我部革命同志彻底革命、革命到底、革命造反的坚强意志！我们今天这个大会，并不是所有人都赞成、都支持的，它的召开，本身就是革命造反的成果。这标志着我部文化大革命将要出现一个新局面。”他号召敢于造反的同志们联合起来，战斗起来！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冲破阻力，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向部党委猛烈开火！要坚决造外交部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一切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反，把外交部造成一个革命化的外交部，造成一个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外交部。
最后，串连会通过了关于“外交部革命造反串连大会”的通报，陈述串连会的情况。
12 月 21 日，上述单位的造反派代表再次聚会，宣布成立《革命造反联络站》 ( 简称《联络站》 ) 。随后发表“宣言”，声称：“要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反，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造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的反，造剥削阶级‘四旧’的反，造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言行的反。我们就是要造帝、修、反的反。”
串连会还声明：“以陈毅同志为首的部党委，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自始至终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把它揭深批透，就不能真正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不能完成外交部一斗二批三改的战斗任务。”造反派表示“誓把外交部办成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要大大发扬‘造反有理’的精神，坚决造反，彻底造反，一反到底，直到胜利。”
12 月 25 日，周总理宣布，同意外交部成立群众组织。据此，《革命造反联络站》 ( 以下简称《联络站》 ) 取得了合法地位，正式亮相，并宣布夺取外交部文革运动的领导权。王中琪 ( 新闻司科员 ) 被推选为核心组第一把手，其他领导成员名单附后。外交部各个部门的造反派组织应运而生，并接管各自单位的运动领导权。《联络站》的举措得到周总理的承认和支持。
1966 年文革时，外交部部内有 28 个司、局级单位，共有 2300 多名工作人员， 1700 多人参加了掌权的造反派组织－－《联络站》，成员基本上都是一般干部 ( 科员 ) ，可是多数人并不积极参与过激的活动。《联络站》中也只有百余个头脑发热，极左思想严重的铁杆“造反派”。近 300 名的司处级当权派中只有不到十人参加《联络站》。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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