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红斌：下矿井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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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邹红斌
按：本篇原载《中国知青通讯》总第八期，原题为《从知青到矿工》，现标题是另拟的，这次发表时作者略有修订。
作者邹红斌，原重庆市第十三中学（现已恢复兼善中学旧名）高
66
级学生，
1969
年
1
月下乡，
1972
年
1
月回城，当过矿工、宣传干事、基建科长、建筑公司经理、工程师、酒家经理。现为重庆北碚区知青联谊会会长、重庆知青联谊会副会长。
下乡的第三个年头，国家出台了子女可以顶替父母回城工作的政策。受益于这个政策， 1972 年 1 月 1 号我回到北碚，来到父亲工作了一辈子的嘉陵煤矿（原名复兴隆煤矿）。报到的时候，劳资科科长问我愿不愿意去矿子弟校当老师。虽然我是一名矿工的儿子，但我对矿工井下的工作并没有真正的了解和认识。而且，那时的我依旧是一个满怀革命理想热情的青年，所以，听了科长的问话，我完全没有往脑子里过一过，就干脆地回答：我不去，我要到生产第一线去采煤！科长继续关怀地说：采煤很苦哟。我充满激情地回答：不怕！
当然，在我内心深处还打着一把小算盘：采煤工每月有 53 斤口粮，教书才 26 斤。回顾一下自己二十几年不算长也不算太短的历程，似乎这辈子都没敞开肚子吃过饱饭。下井有那么多的口粮，总算可以有饱饭吃了啊！
这是一个百年老矿，因煤质好而闻名，但由于煤层薄，生产工具却相当落后，跟小煤窑一样，井下用的都是最原始的挖煤镐，还配有錾子、手锤、钢钎等石工工具。工人也没有配备最基本的安全保护——安全帽（在那样的井下也不适用），矿工每年每人发两块宽 30 公分、长 2 米的白布，叫做窑帕，用来包在头上插上矿灯替代安全帽，每天洗澡时洗干净轮流着用。澡堂是在离井口不远的一排夹墙瓦房里，里面安着三十几个约一米大小的石脚盆，听老工人说那些石脚盆最老的有六、七十年了，澡堂中间放了两个铁桶烤火炉，冬天 24 小時燃着火，用以洗澡時取暖，不当班的工人也常常站在中间烤火。
所谓矿灯，不过是用几片铅板装在一个长 12 公分、宽 5 公分、高 15 公分的土瓷瓶里，充电时里面灌满俗称“镪水”的稀盐酸，充足电后倒掉“镪水”，再把电瓶背在贴近腰部的地方。有时“镪水”没倒干净，流出来不但将窑裤烧烂，腰部的皮肉也被烧得火辣辣的，疼痛难熬。矿灯的照明部分是用手电筒灯头做的，插入头上的窑帕，一柱光亮让矿工在漆黑的工作面里勉强可以驱走被埋在坟墓里的感觉。这是当年井下最原始的矿灯。
嘉陵煤矿分为一矿、二矿，分别在北碚区的明家沟和合川的草街子，家属区分别在大沱口和白羊背，到矿上上班都要走泥泞小路翻山越岭走一个多小时，旧社会下井挖煤叫“走厂”，就是因为工作和住地很远而得名吧？这时的家属职工宿舍还都是棚户区，一家五、六口人挤住在十几平方的独房里。
我被分到一矿采煤三班，这个班每年都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因此连年被评为先进集体。班长叫唐元兴，老党员，是父亲的工友，也快退休了。
上班第一天，我 6 点起床，走到矿上已是 7 点多钟了。吃了早饭，穿上工作服，头上包好了窑帕，背上电瓶，将电筒头插在窑帕上。全副武装好后，颇有些兴奋。唐师傅见了却对我说：你不要穿工作服，没用，穿短裤就行了。我听了心里很是不屑，想，我一个有文化的现代青年工人，竟然叫我赤身裸体干活，我才不干呢。跟随他走到井口，他又叮嘱我：你要注意看脚下，又要注意看有没有煤车。要早点让车，安全最重要。
井下一片漆黑，只有我们头上那一点点亮光。脚下有两根钢轨伸向黑暗深处，钢轨中间是间距不等的枕木。左边的墙上挂着数根电缆线 ，右边是一条乱石水沟，沟里一股碗口粗的水不知疲倦地向井口奔去。矿井的井壁没有任何处理，形状怪异诡谲的岩石突兀着，到处是裂缝，头顶上吊着的好似随时都会掉下来，真是步步惊心。我随师傅急速走了 40 分钟，来到一个三岔路口，往左到工作面，往右是大巷，还在打掘进，开拓更多的采煤工作面。
我们从左边进去，到了一个绞车场。绞车轨道有 50 米长， 45 度的陡坡，上面的煤通过绞车运到下面平洞再送出井口。我们顺着绞车边的人行道往上，就像是上了二楼，这又是一个平洞，地面铺着钢轨，煤车被人工推着沿轨道前行，我们要时不时地给煤车让道。在这个平洞里走了 10 分钟左右，又到了一个路口，这也是一个 60 度的陡坡，洞口只有 80 公分高，我们一行人猫着腰，手脚并用爬着前进。爬了大约 5 分钟，又是一个岔路口，师傅说左边是一班、二班，我们三班、四班、五班在右边。顺右边低矮的洞爬了约 7 分钟，终于到达了我们的煤仓。所谓煤仓就是一个不规则的岩石大漏斗，下口有铁门，煤斗车在第二平洞就能将煤接到煤车里运到绞车场。这里有个老工人守着，专职给生产班组记数，产了多少吨煤由他记录后出井报给生产科。
第一次由煤仓到工作面的 15 分钟，我终生难忘。这个近 60 米的通道，高只有 60 公分，宽不足 120 公分，人在里面只能爬，背还不能弓，腹部要紧贴着地面。地面有两条移动式钢轨。我们用竹编的爬耳（是一个长 11 0 公分，宽 80 公分，高 25 公分的竹筐。下面有个木架安着四个小轮，总高 55 公分）在轨道上将工作面的煤运到煤仓。
拉爬耳是一个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不需师傅带着啥的，我就让其他人先走，自己走最后。师傅说：你慢慢来，不要怕，小心挂伤背。
伸手不见五指的洞里，只剩我一个人了。我努力地向前爬，在这个极其狭窄的空间里，我感觉到了整座山的挤压，几乎要窒息了。身下是冰冷的钢轨，周围是嶙峋的怪石，死寂的洞里只剩下自己的呼吸声和时不时垮落的石渣发出的唦唦声响。也不知道那些岩石会不会突然垮塌下来？要是那样，我就真的会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黑暗中，恐怖和绝望一阵阵袭来，我简直有一种肠子都悔青了的感觉。劳资科长让我去当老师，我竟然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了，我真是吃错药了！为了多 27 斤口粮，值吗？原来听人说：拉船的人是死了没有埋，挖煤炭的人是埋了没有死。这句话的含意，而今眼目下是真正领教了。
我像螃蟹一样奋力向前爬，只能奋力向前爬，向前才是生的希望。也不知是因为用力还是因为恐惧，我全身大汗淋漓，额头上的汗水一个劲地往眼睛里灌，厚实的劳动布工作服就跟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完全湿透了，穿在身上犹如一道道麻绳紧紧地缠着，动弹都困难。这时我才有了要把工作服脱下来的愿望，赤身裸体的羞耻感随之灰飞烟灭，但是已经没有那个可能了，因为场地太窄。无情的事实终于让我明白了师傅说穿工作服没用的道理。
终于来到采煤工作面。师傅见我气喘吁吁的，就对我说：你找个地方坐一下，这会儿没有事做。坐了好一会儿我才回过神来，才留心观察了一下采煤工作面的情况。工作面是一条几百米长的煤层，采煤工一人负责 5 米长的工作面。工作面只有一米高，最下面 10 公分是煤，上面是 30 公分煤矸石，再上面又是一层 30 公分的煤……总共三层煤，两层煤矸石，就像夹心饼干。工人用挖煤镐将最下面那层煤挖掉，直到 5 米长的工作面挖通，深度在 40 至 50 公分，这个工作量挖下来就是 8 小时了。挖煤从最下层开始，一般都只能躺着挖，很多工人都是赤身裸体，穿工作服一方面热，不方便操作；一方面容易磨损。老工人们下井一般是连内裤都不穿的，只把窑帕围在腰间（像超短裙那样），进去后再将窑帕系到头上，下班时又将头上的窑帕取下来围在腰上就出井了。采煤工将第一层煤掏空后就开始出煤了，工人就用 錾 子，钢钎、手锤将煤矸石打下来，大的数百斤，小块的也有几十斤重，一块一块用钢钎和用手搬到被采空的工作面后边，像修大寨梯田堡坎似的码放整齐，一直码到顶端，叫天坪，矸石将天坪顶住以免采空区垮下来。堡坎与工作面之间大约有两米，就是采煤工作面。采煤工作面不能太宽，宽了天坪托不住就会垮下来，叫冒顶，会死人的。当知青的时候，只以为干农活是天底下最艰苦的劳动，来到煤矿工作了还不到一天，就深刻体会到了，没有最艰苦只有更艰苦。矿工在井下全身赤裸跟猿人没什么区别，这还不算，矿工劳动的体力支出也远远超过农活的体力支出啊！
煤矸石打掉后就可以打煤炭了。师傅们没用多少力就将煤层打下来了。在挖煤和打矸石时，还要经常敲打顶板和旁边的煤层，看有没有空响，天坪有空响马上就要打一根木料衬子将上面石头顶住，才能保证工作面安全。有的衬子经不住上面石头的巨大压力，被压成像麻一样的木丝。如果这样，就必须在旁边加一根木衬才行，以预防喷槽垮塌和冒顶，这些都是要命的事故。
12 点钟，保健饭送来了。所谓保健饭，其实就是半斤面粉做的一个大馒头。我们煤矿的大馒头远近闻名，做得特别好。矿工每人一个，加上白开水，也无法洗手，就这样拿着就吃，大家边吃边吹牛，吃得津津有味。第一次上班第一次下井也是第一次吃这种伙食，肚子早就饿了，半斤面的馒头几口就滑进了肚子，还喝了很多水。饭后休息了约十分钟，就又开始工作了。
煤层打下来后，就轮到我们拉爬耳。我用铁皮撮箕将煤块撮到爬耳里，装满一筐后，沿着小轨道运到煤仓去，这次我有了一点经验，手爬在爬耳后方边沿，人只要贴着地面推着小车前进就行了。往返 2 0 几次，终于完成了全天的任务。
下班出井已是 6 点钟了，洗了澡回到家已快 8 点了。这就是矿工一天的工作。
这是个年产 1 0 万吨的市属小煤矿，两个井口有 2000 多工人，井下采煤工只有近 800 人。那时经常放卫星，是上级下达的政治任务，能完成要完成，不能完成也
要完成。为了完成任务，工人们除早上工晚收工之外，还不得不将煤矸石一起装到爬耳里，由我推去煤仓。估计大家都这样干，也就查不出是哪个班干的了。放卫星多出来的产量，其实都是煤矸石。有一次，重庆 601 棉织厂来接我们矿的职工去参观，我见到他们厂的煤坪里有堆积如山的煤矸石，心里不免惭愧，想，这里面也有我的杰作。
42 年如白驹过隙。还记得当年，我把参加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 22 元（ 18 元工资， 4 元下井补贴）全部交到母亲手里时，母亲很高兴，说我们家又多了一个拿工资的了。其实当年，煤矿到农村招农民当矿工，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有的农民被招来后，要不了多久就跑回去了），但我们知青要回城，却不能不以接父辈班的方式到煤矿当矿工。离开农村时看到仍然留在农村的那些知青，心里颇有优越感和自豪感，而真正成为了一名矿工以后才知晓，下井的矿工比农民苦多了。不过，当我第一次把工资交到母亲手里，看见母亲开心得把脸都笑成了一朵花，那种自豪的感觉就又回到了心里。
转自《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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