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启五：他冒死泅渡台湾，11年后竟成邓小平访美翻译
他冒死泅渡台湾， 11 年后竟成邓小平访美翻译
－－作者：郑启五
我不能很确认我的这位厦门八中同学是不是 20 世纪最传奇的中国人，但应该可以很有把握地说，他是该世纪最传奇的厦门郎！
我想见他一面并当面提一个问题的欲念，是 1968 年 10 月 10 日萌发的，这一个问题我整整憋了 51 年！
直到 2019 年初春，我见到他，这个问题终于有了答案，也勾起我对那段岁月无尽的回想。
1
1957 年冬，是我们家最寒冷的季节，父亲突然被打成 “ 大右派 ” ，一家人瞬息之间从象牙塔顶凌空坠落。
父亲出生在动荡的 1919 年，成长在艰难的抗战时期，尽管家境贫寒，但他从小酷爱读书，不到 30 岁就出版了学术专著《殖民地问题》，随后跟恩师回到厦门大学任教。
《殖民地问题》封面
回到母校的父亲正是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一腔热血忘我投入到厦门大学的教学中去。但就在事业蒸蒸日上之际， “ 反右 ” 的晴天霹雳将他狠狠击倒，我们一家随之也被坠入无底深渊。
小学二年级的哥哥少先队干部立即被罢免。而我，至今记得有一次幼儿园组织小朋友去给党代会代表献花，我竟半途被换了下来， “ 这个郑启五是右派分子郑道传的孩子，怎么可以 ……”
我幼儿园毕业合照（五排右六）
厦门大学右派学生被下放农场劳改，右派老师得到 “ 宽待 ” 留校劳动，父亲被安排负责校园的粪坑掏粪，那时我们也常常参加劳动锻炼，觉得很好玩。于是小小的我不是太清楚 “ 劳动锻炼 ” 与 “ 劳动改造 ” 有什么区别，母亲又极力混淆二者的概念，只是父亲每次劳动之后回到家里都是一言不发生闷气。
有一天父亲突然换上他那件开司米的人民装，套上西裤，甚至穿上了久违的皮鞋，左手牵着我，右手拉着我哥哥，在校园里大步行走，特意在令人注目的喷水池旁摄影。
父亲和我们
父亲这种独特的抗争方式更让我不知真相。
但纸包不住火，真相还是很快爆燃了，有一次在小学校园里和同学吵架，对方就骂我是 “ 小右派 ” ，还恶狠狠地奚落道： “ 你爸爸每天都在劳改，你还不老实一些！ ” 我面红耳赤地争论道： “ 不是劳改，不是劳改，是劳动锻炼！ ”
对方气势汹汹： “ 不是锻炼，不是锻炼，就是劳改，就是右派劳动改造！ ” 这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空对空的争论个不停！我想这样一直争也不是办法，关键要拿出证据来证明不是劳改，于是我义正词严地出示证据： “ 我爸爸经常有分一些地瓜带回来，不信你可以问国平！ ”
国平是我的同学加邻居，在这样确凿的人证物证的面前，对方辩手也就似信非信地渐渐小声了下去。是啊，劳改犯怎么能享受分地瓜呢？
那年代分地瓜也是一种福利，其实农场的贫下中农也不大清楚，怎么一夜之间，这些尊敬的 “ 先生人 ” 就被发配来拉粪车，按照农场的 “ 潜规则 ” ，每次收成都可以私分一些农产，劳者有份。
2
1965 年 9 月，我考入了厦门最有影响力的重点名校 “ 厦门双十中学 ” ， 9 个月后 “ 文革 ” 爆发，就在爆发前夕， “ 双十中学 ” 被迫改名 “ 厦门八中 ” ，我也成了厦八中的首届初中生。
不过老实讲，刚开始不要上学，天天放假，我们孩子心里还是偷着乐。只可惜作为一名 “ 右派分子 ” 、 “ 臭老九 ” 的儿子，我连参加红卫兵的资格都没有。
乐得当逍遥派，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
两年后，厦门进入了一个 “ 革联 ” 与 “ 促联 ” 两大派别血腥武斗渐渐平息的时段。也正是那段时间，邓丽君的 “ 靡靡之音 ” 就随着金门的大喇叭悄然飘袭厦门，引人偷偷哼唱。
相比于当时大陆的红色歌曲，对于当时的年轻人而言，无疑 “ 靡靡之音 ” 更具有诱惑力。
半个世纪后我所收藏的邓丽君邮票
随之从金门飘然袭击厦门的还有所谓的 “ 自由中国之声 ” 广播。那是 1968 年秋天，失学两年的我，无所事事，不时拨弄一台矿石收音机，尽管干扰的噪音十分强大，但海峡对岸的 “ 敌台 ” ，还是可以听辨得清楚，当时正实况转播台北 “ 总统府 ” 广场的 “ 双十阅兵 ” 和庆典活动。
81 岁的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在欢呼声中出席了活动。庆典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请 “ 大陆反共义士 ” 登台讲话。
突然 “ 郭坤仁 ” 这个罪孽的名字如雷贯耳，我一下屏住呼吸，竖起耳朵仔细听！
谁也没能料到，广播里传来的声音多么令人恐惧，郭坤仁正在慷慨激昂的演讲。随后金门的高音喇叭里也传来了郭坤仁呼喊 “ 投奔自由 ” 的声音，而且是对着他熟悉的同学一一点名呼唤，呼喊同学随他而去，去那里有书读，有饭吃。
可以肯定当时每一个被点名的同学，都心惊肉跳，恨不得从未认识他，要马上划清界限。一旦牵涉其中，很有可能就会堕入 “ 投敌叛国 ” 万劫不复的深渊。
因为就在两个月前 7 月 19 日的那个漆黑的深夜，厦门八中高一（ 5 ）班的学生郭坤仁和他的二哥两人从鼓浪屿大德记海滩下水，借着黑夜的掩盖和落潮的帮助，偷偷游到了对岸金门的大担岛。
当厦八中同学们以及厦门两大派组织还有市民群众，都在交头接耳似信非信地传播 “ 厦八中红卫兵郭坤仁叛变投敌 ” 的小道消息时，郭坤仁已抵达台湾了。
厦大女大学生民兵巡逻
郭坤仁抵达台湾的当天大早，一位无辜的洪姓青年就被抓隔离了，只因公安在郭家抄到一张四个赤膊年轻人在港仔后沙滩合照，其实两人彼此并不认识，只是都爱好游泳偶然就合照了一张。
由于文革前厦门八中校内有一个高一年同学下到初一年班级当辅导员的安排，所以我对这个高一年级的学长依稀有些印象，对这个瘦高个头文质彬彬的学长胆大包天的厦金偷渡总觉得不可思议。
比起 “ 投敌 ” 这种死罪，我的 “ 右派 ” 一下变得很轻，我竟然有些同情他。
我们都接受着大同小异的红色教育，他的家庭成分比我要好很多，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游往金门？
一旦被密如蛛网的海防哨发现，要么当场乱枪射毙，要么被当成 “ 现行反革命 ” 处死！
厦大民兵海防哨
在接下来的岁月中，这个问题困扰了我长达 51 年之久。
3
1968 年 12 月，关于 “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 的最高指示突然发出，我们这一届中学生很快被宣布为 “1968 届初中毕业生 ” 。
随即上山下乡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汹涌而至，势不可挡，我在街上的 “ 光荣榜 ” 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 老三届 ” 知青下乡
我被这阵历史的狂潮扔到了武平县永平公社唐屋生产大队，被正式转为农村户口，一辈子扎根农村干革命。
“ 唐屋 ” 也成了跟随我一辈子的辛酸笔名。
唐屋村当时还近乎原始社会，尽管淳朴的客家村民接纳了我们这 50 余位厦门知青，还因为我和全村人同姓郑，他们对我热情有加，但格格不入的新生活还是令我开始惶恐起来，与惶恐的感觉并驾齐驱的居然还有莫名其妙的读书欲望，而且越发强烈起来。
有一天，我居然自己一个人步行了 100 多里的红土小路和砂石公路，来到了武平县城，径直伸手敲开了 “ 武平一中革命领导小组 ” 办公室的木门，一进门就很急切很诚恳对办公室里的三、四个人说，我是厦门知青 68 届初中生，我想接着读高中。
那几位人一时愣住了，其中一位半笑不笑地对我说： “ 你们厦门知青是来我们武平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的，不是来读书的，你要安心上山下乡，好好劳动。 ”
我则不依不饶，重复着我是初中知青，我要读高中，并且据理力争 “ 我要读完高中才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 。
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资料图）
办公室那几个人用客家方言嘀咕了几句，其中我连猜带蒙大概有一句听出个八九不离十－－ “ 来了这么多厦门知青，这个人是不是神经不大正常 ” 。
我已经记不清后来是怎么离开学校又步行百里回到唐屋村的，但想读书的欲火非但没被浇息，反而在胸口越烧越旺，干渴难忍，我写信要求父母亲将我所有的中学课本都寄来农村，我要读书！
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我在昏黄的油灯下开始了自学与阅读，那煤油的气味温暖了闽西冬天的寒夜。
很多老知青至今仍时不时老做一个时空错位的噩梦，梦见自己不知怎么竟还留在那个僻远的山村里，户口问题压根就没有解决，而后于焦灼不堪中惊醒。
1970 年春节一过，身为厦大教授的母亲也被下放到武平十方公社处明大队，当时我哥哥被下放到闽北的寿宁，因批斗、羞辱而双目失明的父亲一人被扣在厦大，我们一家四口竟被横蛮地分割在四个地方。
曾经其乐融融的一家四口人
经过一番周折和抗争，我调到了母亲的下放地，这样母子有个照应，以便尽可能修补破碎的家庭。 17 岁的我急匆匆从永平公社唐屋大队翻山越岭日夜兼程赶到处明村，并一路在公社和县城办理各种调动手续。
我时常遥望深山的明月在想，此时 “ 自由世界 ” 的郭坤仁在做些什么呢？他有书读吗？
自广播喊话后我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但我知道他留在厦门的哥哥自杀了，姐姐也因此受到各种磨难，只有信基督教的母亲一直守在老屋，看着绕道而行的路人，等待着最后的上帝之光。
4
1974 年，为了我有工作，瞎子父亲在这一年毅然提前退休，我也在这一年正式 “ 补员 ” 进入厦大，从一个只有初中一年级文凭的上山下乡知青变成了厦大外文食堂的炊事员。
那时候，教授的子女补员当炊事员，这在当时是全国高校普遍的现象， “ 臭老九 ” 的后代有这样的下场，算是很不错的待遇了。
记得那年冬季大约有 30 余位从闽西农村调回厦门的知青被分配在厦门大学工作。
在厦大食堂 为了拍照临时借来的工作服
每每看见食堂橱窗外的大学生有说有笑，我这个同龄人总是羡慕得流口水，我知道自己出身不好，但夜夜都做 “ 大学梦 ” 。我掐指一算，如果没有 “ 文革 ” ，如果没有上山下乡，那么 1974 年我们双十中学 68 届初中生正好大学毕业，可在当时我只能依靠父亲的孤注一掷来为自己谋一个仅能糊口的重体力劳动岗位。
但食堂繁重的劳动也没有阻挡我的自学和阅读，厦大图书馆不少 “ 英语简易读物 ” 上都沾有我的斑斑手迹，或是煤污，或者带着五香的淀粉，应该没有油渍，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
后来我想半工半读，我写信向厦大外文系革命领导小组提出诉求，系办主任回复了我，大概的意思是，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可以参加工农兵学员的政治学习。
厦大首届日语系同学没有轻视我这个 “ 编外学员 ” ，留下一张珍贵合影
我因此更自由地出入外文系的阅览室、资料室，我有恃无恐，跑到大教室去听课，英语日语不亦乐乎。为了改变命运，我这个 68 届的初中生在挖空心思拼命挣扎。
高考恢复以后，我有一个月时间复习，而这一个月里食堂却一天假期都不给，其实我自己不愿意也不敢请假，因为我一请假就势必增加同事的工作负担，让人家为我干活。
最终我以数学只有 7 分而其它科目几乎满分的成绩过了体检线，参加体检时我兴高采烈，这应该是我成人之后首次看见了公平。录取通知书终于发完了，我没有份，这是早有预料的，政审这门槛显然是无法逾越的。
我当年的准考证
有人说 “ 狗崽子这成分还想考半保密的外文专业，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 ，这话难听，又何尝不是大实话？
就在这个人生悲痛的节点上，传来了中央要求各校挖潜扩招，以及政审要重在考生个人表现的指示。 1978 年 3 月的一天傍晚，我收到了梦寐以求的录取通知书，我考入了厦大外文系。
回眸往昔，不禁令人感慨万千，在我终于坐进大学教堂之后的 1979 年，又一件震惊两岸的事情发生了。
而多年后我才知道，这一年，郭坤仁也重新作出了人生的重要选择。
5
1979 年 5 月 16 日夜，金门全岛鸡犬不宁，所有驻军出动，连夜展开水路两域的地毯式搜查，疯传一个上尉连长泅水叛逃，但搜索未果。
上尉名叫林正义，就这样神秘消失在夜幕中。
林正义出生于 1952 年台湾省宜兰县，从小成绩很好，从军时是企管硕士，因为英语好，所以他在军队的职责是负责接待外宾参观。他自己喜欢一句话：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从金门泅渡到大陆后，他更名为林毅夫。
驻守金门时的林正义 图片来源于网络
林毅夫就读北大时，高考刚恢复，很多大学生如我一样基础很差，他很快凭借对西方经济学的学识和流畅的英语在北大脱颖而出。
随后他去了美国，师从诺奖得主舒尔茨，研究经济学。 1987 年，林毅夫回到大陆，成为经济学博士。后曾两次获得中国经济学最高奖 “ 孙冶方奖 ” 。
他的传奇经历让我更加好奇学长郭坤仁，他又会有怎样的经历呢？坊间虽有各种传闻，但都未有证实。
而我们这些回城的 “ 知青 ” ，慢慢加上 “ 老 ” 字成了一代人特殊的符号， “ 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 ” 已经是越来越远的历史词组。我也接过父母的教鞭站在了厦大的讲台上。
我走上厦大的讲台
往事并不如烟，刻骨铭心的屈辱致使父亲晚年思维紊乱，一再叨念自己不是右派。 2002 年，父亲离世，他生前留话：后事一切从简，去世的当天就火化，骨灰撒入大海，谢绝一切的繁文缛节。
从父亲停止呼吸，到奔向火葬场，总共就 8 个小时，什么叫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就是！
6
2008 年，我终于有机会跟随旅行团去台湾，在台北时细看了旅程的安排，才发现 “ 夜市 ” 居然多达三处，却没有大名鼎鼎的 “ 总统府 ” ，大家建议拿一个 “ 夜市 ” 换 “ 总统府 ” ，这样才不虚此行。
2008 年在做讲座的我
我对 “ 总统府 ” 最早的印象，当然要追溯到 1968 年秋天的那个 “ 双十节 ” ，对当时广播中郭坤仁学长惊心动魄的演讲一直难以释怀。
站在雨中，我仔细看 “ 总统府 ” 红砖白石的楼色，与我们厦大的芙蓉楼有几分相似，楼前那列齐整的假槟榔树厦大校园也有一列，如果水彩写生， “ 总统府 ” 和 “ 芙蓉楼 ” 用的应当是同样的颜料。
我面对雨中的 “ 总统府 ” 广场，很难想象当年蒋家王朝威权的情景，于是留了一个影就匆匆回到旅游车上。
我们的车停在一个小公园边上，那个公园叫 “ 二二八和平公园 ” ，从 “ 总统府 ” 到 “ 和平公园 ” 一路距离 500 米，但台湾走了整整五十年。
离开的路上，我一直在想郭坤仁当年走出这里后是怎样的？大陆的林毅夫早已是著名的学术明星。
功夫不负有心人， 2019 年春节，在我们 “ 老三届 ” 的同学集会上，身为厦大外文系的教授，我竟然意外见到了美国归来的学长郭坤仁。
19 年老三届知青聚会
我立刻急不可待地和盘托出那个压在心头整整 51 年的老问题。
他的回答居然只有四个字－－ “ 我想读书 ” ！
这个我等了 51 年的回答让我惊讶，又特别能感同身受， ” 我想要读书，那是当年多少年轻人的梦想。 ”
在这次集会的短暂交谈中，我也获悉他更为传奇的后半生。
7
1968 年，泅渡到台湾的郭坤仁，顺利进入了台中市一中读高中，厦门高一年级的底子令他应对自如，两年后考入台湾大学机电系。大三时，身为理科生的他以他在厦门中学 “ 武斗 ” 经历，完成了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中英文同时出版，震动了海外。
郭坤仁（左）学长赠书予我
1973 年他受到了蒋经国的约见并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此时，一心只想读书的他也才发现，自己竟然成了台湾攻击大陆一枚棋子。
1975 年除夕夜，他独自一人成功地挣脱台湾国民党当局的管控，飞往美国留学。
1979 年中美建交，邓小平出访美国，美国方面高度重视这一访问，居然在全美公开征召一名熟悉邓小平四川口音的英汉翻译，郭坤仁以厦门孩子特有的机敏和灵性，文理兼修，成功入围并脱颖而出，成为唯一当选者。
他的翻译首秀令邓小平和卡特总统都十分满意。此间由于中方的英文翻译突患重感冒，结果郭坤仁学长全程陪同邓小平在美的走访与考察，一路上与邓小平相处十分融洽。
1979 年邓小平访问美国，郭坤仁（后排左二）担任翻译
1988 年郭坤仁终于重新回到了厦门，见到了日夜思念的母亲，他把母亲也接到美国安享晚年，而他被厦门市政府聘为外商投资顾问，频繁来往于中美之间，多次宴请当年的老师、同学，弥补当年被牵连之歉。
我们一路交谈，感慨万端。同一时代，一个从厦门泅到金门，文理兼备世界扬名；一个从金门泅到厦门，弃武从文成为顶尖经济学家，堪称两岸传奇。
但这样的传奇，唯愿永不再有。
转自《龙哥的战场》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