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斌：断崖夜斗杨人楩
断崖夜斗杨人楩
－－作者：郝斌
在我们被押解到太平庄的第二天，住处门旁的砖墙上，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下联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横批是“何去何从”。字写得涂鸦不说，更不讲对仗，大概上下都是八个字的缘故吧，就凑上一个横批，把本来两句鲜明、响亮的口号，弄成了一副不三不四的对联。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三院门上贴出那副对联之后，满校园中，一时口耳相传，蔚为风气，对联成了表现革命热情的方式和手段。校长陆平家门的那副是：“奋起千钧棒，澄清万里埃”，这是从毛泽东的律诗改写而来，不仅工整，读来也铿锵有声。(1) 中文系一位青年教师，跟我同住19楼，他的门上也有一副，倒是相当工整，可惜，我只记得两个前半句：“说你臭，你真臭……”，“要多蠢,有多蠢……”；横批是“一头蠢驴”。不愧是中文系的学生，工则工矣，辱骂自己的老师也骂出了水平！相比之下，倒是历史系不伦不类的这副，用今天的话说，更“讲政治”。
门联之风劲吹，“庙小神灵大，池深王八多”一语，也就常见于大字报和批判发言之中。以聂元梓为主任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有一个机关报，叫《新北大》。1967年11月9日，该报发表题为《砸烂旧北大，创建新北大》的社论。其中说道：“旧北大是一个‘池深王八多’的地方，也是‘王八’思想十分顽固，帝资封修百货俱全的黑店。” “王八”这个词儿入诗、入文，成为一种“雅咏”，以至两年以后的1968年，一位军宣队的负责人，原在某军政治部担任宣传处处长、派到北大担任“领导小组副组长”的杨某，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讲“斗、批、改”的必要性时，他把这副对联，演绎得更为通俗和生动。杨处长这样说：“进了北大，才知道王八多得绊腿！”听他的口音，应当是冀中人氏。当他说到最后一个“腿”字，用他的乡音，拖个长腔，唸做tèi—éi，给的我印象，尤其深刻。读者朋友，“芳草萋萋碍行路”，斗、批、改的大道上，到处都是我们“牛鬼蛇神”一辈，说来真是任重而道远！
我们到来之后，这里的“牛气”大增。次日，听得监管学生一声哨响，我们列队集合，由果树技术员老鲍下达劳动任务：每人每天挖一个树坑。生土刨出来，见风见晒，来春栽树时回填。一个树坑的规格是深、长、宽各一米，也就是说，一天要挖一个土方。可太平庄这个鬼地方，土少石头多，碰上大石块，就算白干了，得换个地方重来。“燕山雪花大如席”，这是李白的夸张，可燕山的北风真是刺得人骨头缝生疼。才进入十二月，地表已经见冻，一镐下去，只见一个白点，刨不动了。一天下来，只能完成二十公分。进度日减，骂声日高。
一天上午，我们正在座谈“认罪心得”，从“二百号”方向走来一个人，模样不像当地农民。这是一个开阔的河滩，来人从进入我们的视线，直到走近，总要一刻钟左右。走近了，我看清楚是一位中年妇女，人很清瘦，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她要穿过我们座谈的地方，径直走向后面的一排房子。监管学生高海林正在这里坐地为王，哪能容得她擅行擅入？当场把她喝住，问她何干。来人说，她是北京市委的干部，此来是为取回彭珮云存留在这里的文件。高海林一听要取文件，不仅不许，反而令她交出钥匙。来人说，那是北京市委的文件，要交，只能交给北京市委，语气也是软中有硬。高海林听了大怒，说：“你真是个死硬保皇派！到现在还给黑市委卖命！钥匙不交出来，你休想离开太平庄！你叫什么名字？”来人说了她的名字。 
右图 ：黄晞像
原在太平庄参加半工半读的徐天新、范达仁后来告诉我，她叫黄晞。黄晞仍然不交钥匙，与高海林相持了足有一个小时。看那样子，瘦弱的对方如果是个男性，高海林早就动手了。这时的我们，只是木木地站在那里，高海林可能觉得有伤他的威严，于是不再让我们奉陪，分配我们到山上去干活儿。
我们走出好远，还听见他在跟“黑市委的死硬保皇分子”单打独斗。果然，午饭、晚饭的时候，都看见了黄晞。她被扣了下来，当天夜里，睡在工具房。工具房本不是住人的地方，四面透风，又没行李又没床，既不得站，更不得卧，十月深秋，这一宿不知她是怎么度过的。
跨过上个世纪，到了2003年，我又见到黄晞。那是在西南联大65周年的纪念会上，联大的老学长们化妆登台，演唱当年的校园歌曲，黄晞即在其中。她的头发花白了，背有点驼，行动也明显迟缓下来。不过，在我的脑海里，当年太平庄头的那个黄晞形象，一点没有消退。
1966年国庆节后，又有20多位历史系教师来到太平庄。
秋季将过，地里有一些该收获的东西，如蓖麻之类的小作物，活儿不重，可耽误不得季节，很需要人手。我们是一些干重活、累活的人，属劳动改造；来干轻活儿的人，身上多少也都有点碴有点砟，今天虽属“人民”范畴，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跌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活计有轻重，问题论大小。他们呢，凡有机会劳动，都会抢着去干——干活儿劳动，无非是卖点儿体力，但可以躲开是非。他们因有“瑕疵”在身，常常弄得举手投足，都找不到地方。文革过后，其中一位告诉我，他总把换洗衣物和必备药品，装在一个包包里，准备随时被揪，三年下来，过的是忐忑日夜、魂梦常惊的日子。他跟我说：“还不如你们，索性进了“牛棚”，反倒那个了！”在文革中，这种人哪个单位都有几位。
“小秋收”的活儿本来不多，以劳动换取苟安的人们，只在太平庄干了两、三天，再没什么可干的，就被打发回校了，可独独一个人被留下：杨人楩的妻子张蓉初。
张蓉初是历史系的副教授，生在常州，长在苏州，讲话细声细气，大家闺秀出身。她讲授的苏联史，只有坐在前排的学生才听得见。参加“小秋收”的队伍，本同我们“黑帮”分开劳动，可在出发、收工的时候，免不了在工具房前，同我们擦肩而过。张先生到太平庄来，固然也躲是非，主要的是放心不下夫君杨人楩。这个时候我发现，张蓉初的眼角，既要从我们当中扫到杨人楩，又要极力避开我们。现在，夫君是看到了，不想自己又被扣留下来。她一位女性，一个人住在那间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夜里山风一吼，她是什么感受呢？还没到夜里，留下她就有分教：让她参加杨人楩的批斗会。 
左图：杨人楩像
杨人楩先生，湖南醴陵人氏。北伐之时，国民革命军第二路军从广东出发，进入江西,矛头直指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部。杨先生当时二十二、三岁，担任第二路军指挥部秘书，随军行动。此后，形势逆转，他改在中学教了几年书，后来赴英国，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抗战初他回国，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此后一直在大学里教书，论职业，当然是一位教授。1949年1月，解放军将北平团团围住，蒋介石打算让傅作义为他火中取栗。这时的傅作义，实力丧失大半，有意放弃武力。1949年1月16日，傅在中南海邀集北平各大学的教授、名流聚会。傅作义说：“局势如何，想听各位意见。”在傅作义来说，固然成竹在胸，邀集座谈，意在放风，可这是他葫芦里的药，非贴身的僚属，无从猜测。受邀的杨先生在会上说：“内战已经给人民造成很大灾难，仗，不能再打了。希望傅先生效法意大利建国三杰，流芳百世。如果傅先生顺应民意，采取和平行动，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对此义举，一定要大书特书，列入历史篇章。” (2) 
右图：杨人楩《非洲通史简编》封面。杨人楩是我国非洲史研究的开山始祖。他本来专攻法国史，1959年，以法国史的功底转而去开垦原属法国殖民地的非洲国家的历史。仅五、六年功夫，开始招收第一批研究生，讲授基础课，并在教材的基础上写出了《非洲通史简编》。
杨先生在国内研究世界史的学者中，著译皆丰，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他讲课，有声有色，法国大革命一节尤其拿手。唯此之故，杨先生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罪名打入“牛棚”，实是在劫之数，可当时执掌太平庄监改大权的学生高海林要他交代的，偏偏是一个“历史问题”。高海林没有指明什么范围，如党派、军警、还是特务？我们只能听，不能问。
那天，晚点名提前，批斗会在我们宿舍开场。高海林一个人主斗，我们一干“黑帮”也都在场。在这个场合，我们的身份算什么呢，是奉陪批斗？还是奉陪挨斗？批来斗去一个月了，我们这些老运动员如今也遇到了新问题！我们成为尴尬的一群。张蓉初呢，这个时候的她，要同杨先生当面锣对面鼓，她比我们更尴尬。
张蓉初与杨人楩结婚很晚，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事。此时，她一看在场的这帮都是熟人，倒是反应很快，她面对杨先生，以从来没听过的高分贝、手指杨先生说：“原来这件事你也瞒了我！你今天要痛快交代，才能求得人民的谅解！”意思是说给杨先生，高海林没从我口里掏去什么东西 。杨先生完全会意，一口咬定绝无此事。斗了一个多小时，没有战果，高海林一怒之下说：“走！到外面去！”他把杨氏夫妇，加上我们一起带出屋，上了山，来到一个断崖边缘（图4）。高海林让杨先生背朝外，面向里，说：“你交代了，我放你回去；你咀硬，我就把你推下去！”崖是土崖，虽不算深也有十几米。杨先生的一把骨头经得起一推么？他素有哮喘毛病，上得山来，一呼一吸，已是两肩耸动。不想，此刻的杨先生气喘吁吁，没有别的话，只是以手指心、将心托月，“一口供”，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杨先生对答高海林的那个神情，简直像在课堂上给我们讲雅各宾党的壮烈事迹一般。
上图：太平庄山头断崖。这是2008年补拍的一张照片，距我们被关押的年代已经远去四十年之久了。这种断崖在当地很多，此处就是杨先生被斗的地方吗？如今已不敢确认了。这是现今北京人民警察学院旁边的一个土崖。
高海林自从监管我们以来，断断续续也有个把月了，喝骂动手是常事不说，与别的监管者又有不同，做起事来，实在没深没浅，用北京话来说，他是个“二百五”——半疯儿。您想想，在这旷野荒郊，“牛鬼蛇神”如此众多的地方，他一个人就敢开个批斗会，还让众“黑帮”作陪，这本身不就是一件常人做不出来的事吗？来太平庄小秋收的人群中，有位历史系的团总支书记，说起来，他刚毕业一年，只因高某看他不像“革命群众”，就喝令他搬上自己的行李，住到我们这一伙里来。小秋收的带队人是位教师，不赞成高海林的蛮干，可拗不过他。这位副书记与我们为伍，觉得很是不堪，但也只能忍气吞声，将就着与我们一干“牛鬼蛇神”同吃、同住、同请罪，半个月过后，还是“系文革”打来电话，高海林才算捏着鼻子，把他放了回去。
话说那晚的悬崖之上，攻之者说有，辩之者曰无，双方僵住，收不了场。那高海林说的“你咀硬，我就把推你下去！”这话我们听着是威吓，可谁也保不准他真的把手一伸，那么，燕山脚下、太平庄头，就会骨折魂销，成为杨人楩先生的大归之地。
有道是“狼众食人，人众食狼”。此刻偏是“牛鬼蛇神”十万户、革命小将只一家的地方。直等到高海林喊得口干舌燥，我们一个人开了头，大家七嘴八舌齐声帮腔说：“杨人楩！ 红卫兵小将的话，是挽救你，你应当端正态度，老实做出交代！”尔后高呼：“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连呼三遍，山谷回应，弄出一个可以终场的局面。至此，高海林悻悻然，也只好借坡下驴，默认了事，放了杨先生和张蓉初。这个时候，斗人的、挨斗的、以及我们一伙，只有小心脚下，齐回宿舍，彼此之间的界限也模糊不清了。一路之上谁都没有话，也说不出什么话，高海林难免有几分尴尬。抬头只见缺月衔山，才觉得清凉入骨，回到宿舍，已近午夜时分。
我顺便告诉您，转过年来，1967年，北大校园里的学生、教师三五成群，纷纷成立“战斗队”，战斗队各有名字，大都是从毛主席的诗词里挑出一个词儿，贴大字报的时候，就用它落款。比如“不争春”、“漫天雪”、“看今朝”、“慨而慷”、“缚苍龙”、“虎踞龙盘”、“浪遏飞舟”等等，不乏革命浪漫情趣。唯独这个高海林，不知是旁人不与他搭伴，还是他不肯与人为伍，寡人孤家，他自己成立了一个“战斗队”，名叫“炮兵营”，干了不少隔山打横炮的事。周一良先生是高海林动手打过的人，文革结束之后，有人在周先生面前提到了高海林这个名字，周先生直口便说：
“这个红卫兵在运动当中对我的迫害和折磨，其态度之凶恶、手段之粗暴，我是至今难忘。尤其奇怪的是，到1968年的下半年，炮兵营营长还带着他的军师——一名历史系的教师，来到劳改大院（即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中所写的那个‘牛棚’——引者），一再强迫我承认《乞活考》的反革命意图，说我是为国民党出谋划策，我当然坚决予以否认。请你告诉他，我至今不能谅解。” (3)
时隔两个月之后，周一良先生改变了想法。不知道周先生是严于律己，还是首先反省自己的惯性发生了作用。他说：“‘文革’这场灾难开始之后，几乎人人受害，我信了‘神’，上当受骗”，“年轻的孩子们也同样信‘神’，上当受骗。”接下来，周先生这样说：
我与红卫兵的情况只是上当受骗的程度不同，又有什么理由坚持不肯谅解呢？因此，我在这里向原新北大公社炮兵营战斗队的高海林营长喊话：让我们学习鲁迅所说的‘相逢一笑泯恩仇’吧！” (4)
这是一位86岁老人的话，一位宽厚长者的话，多么理性的话！无奈高海林同他的军师两个人，一位在河南，一位在北大，谁都没给周先生一点回应，直到老人家离开这个世界!
高海林真的心如顽石么？听说，高海林在他执教的学校教书很受学生欢迎，口碑不错。我遇到他的一位学生，说起高海林来，也证实了我的耳闻。行文至此，忽听一位同事说，高海林因心脏病突发，遽尔作古了!这位同事还说，高海林曾向他表示过，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有悔恨，当时是真心相信他们是“反革命”。高海林说这个话的时候，已是耳顺之年了。君子之过有如日月之蚀，他为什么不能向周一良先生，坦坦荡荡，做一个同样的表示呢？
朋友！窥一斑而见全豹，原来这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一种社会现象。我们不妨用心思索一下，或许可以得出有益的启示。
道歉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有了悔恨，想去道歉，这只是当事者要做的第一步，除此之外，还需要相应的条件作配合，才得完成。例如社会舆情、环境和气氛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台阶，有了它，当事者才好迈出第一步，还要让他迈得迈得自然而顺利，而当事者的另一方，也能受得顺利而自然，双方合拍，才能形成一个和谐局面。可由谁来搭建这个平台呢？谁该是这个平台的搭建者呢？我以为，社会舆情机构，如报纸、电视、出版社、学校以及他们的上级机构，责有攸归。社会舆情机构负有引导、创建社会和谐气氛的责任。四十多年了，这个台阶，非但没建，原有的几阶，好像还拆去了！这是不是社会舆情领导机构失职的地方呢！？高海林固然勇气不足，没有把悔恨变为解脱，最后带着他的遗憾走了！可当年，他受社会舆情的蛊惑，伸手打了人：后来，又没有得到社会舆情应有的帮助，求得临终前的最后解脱。我们要问，他该负的责任有多大呢？
正是：
山月几随杨公坠，
顽石而今难点头。
注：
(1) 毛泽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1961年11月17日》有“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之句。
(2) 见《北平和谈记实》，240页。董世桂、张彦之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又见《傅作义将军与北平和谈》，145页，王宗仁、史庆冉著。华艺出版社，1991年。
(3) 见《郊叟曝言》（周一良自选集），92页。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北京
(4) 同上，93页。
转自《万象》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