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圣莉：留守童年
留守童年
－－作者：郭圣莉
前面的话：这段生活是我五岁至八岁的经历。在那个很多人包括我的父亲都身处苦难的特殊时期，我却因缘际会，在一个美丽的“世外桃源”获得了自己孩童的快乐。在这篇回忆中，我试着尽量用当时的孩童眼光来表达当时感受。当然，在历经人生世事的今天，我已经明白那段日子里成人世界的特殊背景，知道在那个年代，军队大院的干部和家属，在周遭环境中，是一个拥有怎样特殊优越感的群体。那是只有拉开时空的距离，远远站到这个圈子之外，观照他人的生活，才能真正体会到的。
上学
1969年的冬天，我们举家由闽入赣。路上有大雪，我们与另一户同迁人家的两辆大卡车用防滑链铨在一起，艰难前行了一天，来到贵溪县大山脚下。那是我一生中住过的最美的地方，是我一生生活最幸福的地方。
新家所在地离县城不远，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留守处，属福州军区空军的地盘。住着不多的几个兵，一大堆老老少少的军人家属，分住在山前山后或者半山腰的平房里。除了留守处军人以外，每家里的那个军人都因文革期间的各种原因被发配到别处。我的父亲在福空的干校接受劳动教育。除此之外，最后一排的平房有兵管着，住着一些原福空领导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们是不可以去他们那儿的，想来因为他们都不是好人吧？不过，这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快乐。
留守处的住房都围绕着一座不大却美丽的山而建。我家开始住在山南面的山脚下，相对的两排平房间是清清的草地和静静的清潭，潭边长着青苔与野花。屋后是墨石一样光溜溜的山，有几颗孤零零的松树，夜晚的晴空下其影婉若剪贴画。山北面是刀削般的陡壁，下面是另一方深不见底的潭水，山脚下前面的一片空地上也有一排平房，住着留守处军人和他们的家人。山的西侧面比较平，半坡都是竹林，沿竹林中有一条石阶小道，通到半山腰的几间平房，那是我家后来所住的地方。山上的房子都掩映在树林中。一些高大的笔直的松树。屋后斜坡上则是很多桃树。房正对面就是那幅山与松的剪贴画。树是八哥栖身之处。你仰头有时都可以看见鸟窝里小八哥黑漆漆的眼睛。山的东面过去是一些山坡、农田、溪水和稀疏的树林，那是蛇和狼出没的场所，却也是我们的乐园。
第二年的春天，正是留守处最美的季节。满山的桃花都开了。峭壁上的黄花菜将山都染成了金色。我天天玩得兴起不着家。忽一日，所有的玩伴都不见了。她们都到了上学的年龄上学去也。我哭着跑回家，一定要上学。母亲没有办法，带我来到建在留守处西北角一处山坡上的留守处小学。小学教导处主任是留守处的子女，声声叫着妸姨，分明是在讨饶，说她才5岁呀，该去幼儿园啊。母亲哈哈地笑着，摆着长辈的身份，说“让她玩玩吧”。不用学什么，明年还读一年级。正乱着，进来一个小老师，问了情况，说“原来是XXX的妹妹呀。让她来我们班吧。”我就这样沾了姐姐的光混进了小学。小老师姓左，不是留守处的子女，那年才18。自己还是个孩子，却是我最喜爱的老师。
终于上了学，我喜不自胜，拚命地奔回家，一个跟头摔扒在地上哇哇大哭。母亲正在洗衣，哈哈笑着过来扶起我，为我拍去身上的灰。要是以往，她断不会如此宠我。那一天，她可能是念着她又瘦又小的小女儿成了小学生。母亲只想让我有个玩的地方，上不上学全不当真。她只怕我会受人欺负。果然就有。同座的男孩是附近农村的，比我大，在桌子上划线，偏得不像话。只要稍有过线，立时会挨打。却不敢告状。有一日，老师正上着课，他居然身子一歪整个躺在我身上。老师哪里饶了他，一顿猛训之后，调离了我身边。我之受宠，大约因为学习好。虽然是文革期间，大山深处却自有自己的宁静。学习好仍然是个好品质。
当然还是玩得多，也会有劳动，不过，那只是另一种玩。比如清理一下操场边的草之类的。没一会，左老师就带着我们跑山上去了。或者到苇塘边弄很多苇杆，掰成等长的小段，可以学算术。傍晚太阳落下，我们姐妹三人（大姐那时还在老家）在房前草地上小桌边做作业。等天黑下来，满天的繁星直垂到天边，将一个大草坪密密地罩着。那是大人闲话孩子们疯玩或者唱歌跳舞游戏的时光。我们自娱自乐地表演“火车向着韶山跑”，跑的全身都是汗。有时候左老师会来家访，和我们一起坐在门前小凳上，妈妈就说，让她留级吧。自然是不可以的。“她要是留级我们全班不都得留级了吗？”妈听了眉里眼里全是笑，嘴上客气着，却等老师走后和我商量：“咱留级吧”。她是真心的，当初只因我没有了玩伴，现在看我小小地像模像样地混在大孩子里，她是百般的不放心。可哪里会有人理她？她坚持问了老师三年问了我三年才终于作罢。可是等到高中我去考少年班，她再次后了悔。我早上离家去考试，她却在家中向神祈祷，说千万别让她考上。她才十四岁，我不能放心。母亲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即使文革也只是使她不再公开自己的信仰。神果然称了她的心，第二年我才离的家。仍然是那一级最小的一个。妈不放心也是走了，这一走就彻底离开了她的怀抱。
忆苦思甜
大山深处的小学还保留着一个当时别处已难见的好传统。有时候会有课外阅读时间。每个班班干部去图书室领来图书。孩子们自由阅读。在没有电视电玩的时代，那是人人都盼望的时光。每次门一开，大家就一拥而上，立时三刻那些小人书都分光了。老师在不在场怎么还书我都已经忘记了，所记得的只是我们抢书的劲头和那些黑白的小人书所带来的乐趣。一次，小人书被抢光了，无聊的我翻了一本“大书”，书名叫《长白山儿童团的故事》，这是我此生看的第一本小说。从此，我不再与他们抢小人书，我只看大书。这本文革中粗糙的小说却开启了我读书的大门。
想必看书的时间不多，或者看书不是强迫性的。总之，记忆里在学校所看的小说就这一本。可是连画面我都依希记得。记得更清楚的是老三篇，每天早上正式上课前好象都要背的。说有个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张思德死得比泰山重。愚公却子子孙孙要移山。我们就在大山中，山是我们的乐园，不知道为什么要搬山。加拿大又在什么地方。我们坐在教室里，窗外全是花红水绿，鸟声清脆。大人孩子一派详和。家属们有时也是要吵架的，你家的菜地我家的母鸡他家的孩子，这也许是留处守管理上最头疼的事了。
可是革命是没有任何死角的。留守处自然也是要革命的。最大的革命场面是做忆苦思甜报告。在大礼堂，点上很亮的灯。唱“不忘那一年，北风刺骨寒”。这是大人小孩都要去的，不让讲话，比较闷。最讨厌的是吃忆苦饭。用烂菜帮和糠等猪食做成的。以至于我们只要看到有当兵的拾菜，就担心要吃忆苦饭了。吃忆苦饭时，留处守干部会到家属区来，反复强调不能做饭。怕的是你不吃旧社会的饭，等到晚上回到家偷嘴吃。因为不能起火，头一天家家都会准备点能放的东西，比如炒些花生。吃忆苦饭也有严肃的仪式和歌曲，我却只记得那一碗无法下咽的“饭”。我们都痛恨旧社会，让人吃这么难吃的东西。可是再痛恨也无法化仇恨为勇气。大人就会堆着笑说，孩子小我替了。其实最后都由孩子拿去喂了猪。猪吃不吃我不记得了，但记得倒时的害怕，担心某个穿军装的人突然跑来抓我们。忆苦饭后终于又回到了新社会，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仍然是聚在门前，吃花生聊天，看满天的繁星，享受新社会的甜。
另一个文革节目是有一个“大当权派”的家属也住在留守处，“当权派”与我父亲在一个干校。据说相处得不错。父亲常与他玩笑，叫他袁胖子、袁大头。他们经常一起回来探亲。我父回来时，我们第一件事是翻他的包寻好吃的。“当权派”回来放下包就领着全家跪在毛主席像前请罪。那是一桩不容错过的好戏。只要袁胖子回来了，我们所有小孩的节日就到了。大家将他的家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当然是知道的，全家人都满脸严肃一丝不苟地跪在主席像前手拿红宝书嘴里念念有词。最痛苦的当是他家的小儿子了吧？平日里一样的顽皮耍横，胖爸爸一回家就在所有小伙伴面前低了头。文革后，他们当然是官复原职了。恰好我考进军校，他是我所在军区空军的司令。我写信回家。爸妈都开心。爸那时天真了一下，记起干校同劳动同吃住，给他写了封信托妈来看我时带去。他们当然也有私心想着或许他们将来能给我帮助。妈带我来到他们今非昔比的家。那是一个小洋楼，圈在一个单独的小院子里。一应设备都是我没有见过的，还有着一干当兵的守卫服务。阿姨还是胖却变白了，笑声爽朗大气，我从不知她有这么大的嗓门。她家的一个女儿有了男朋友。这个女儿比我们都大很多，当年是很吃了些苦的，说是精神受过刺激。此时，她斜倚在宽大的床头，对男友说，唉呀，都上大学了。小时我们都叫她小俄罗斯人呢。家里小儿子去当了兵，不在家。阿姨大声笑着说，越长越漂亮了，把你家小四给我们儿子吧。在这吃饭吧。饭没有吃。我以后也再没去过他的家。爸爸妈妈也再没有提起他们。后来有一天，队里几个福空干部的子女被叫了去，说是原福空司令的太太要来看望大家。我知道是她，我父亲已经转业，我不能算福空干部的子女，没有去，也没和人说起留守处的那一段过往。
文艺演出
留守处小学另一项做的最多的事是文艺演出。山里面寂寞。老师常排了节日让孩子们演给大人。说是汇报演出，其实无非是大家乐，里面都是各家的孩子。这时的妈妈大约是最开心的。我们三姐妹是给她争气的。尤其是二个姐姐都是红小兵大队干部，是演出的主角。有一年，跳一个抗美援越的舞，三姐在里面演一个越南女子。演过后，到处都是盛赞声，走在路上，会有当兵的指着说，看，就是那个女孩。我记忆里妈得意了好久。不停地说。我心里不开心。因为每一次演出最后的一个节日都是我的童声独唱“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可从没听她表扬过。我不知道，我的独唱不过是因为一团孩子气，让老师拿来逗大家一乐罢了。没有当回事的。倒是二姐的老旦清唱是真本色。我未因此得表扬却挨过打。二三年级间妈带我们回山东老家呆了半年，再回来时，正赶上演出。文艺老师一看我回来了，立时又想起了那个保留节目。可是我长大了些不想再唱“红亮的心”，她说那就唱“听奶奶讲革命”吧。而半年的农村生活，我居然唱不了这段京剧了。演出的当天晚上我在后台。那老师看见我一定要我唱，我坚决不愿意。结果幕都报了，我这独唱演员不肯出场。她急得向外推我，我扒着门死不上台。这样推推拉拉之间，台下已经笑翻了天。最后当然还是唱了，回到家却让怒不可遏的妈妈打了一顿。我另外一个出丑之处就是跳舞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提裤子。每次演出前姐姐妈妈都要反复叮咛不要提裤子。我唯唯答应。可是上得台来，跳着跳着我的胳膊肘就会自动地放到胯两侧时不时地向上噌那么一下，引得底下一片笑声。
记忆里最深刻的一次演出是下乡。当时时兴工宣队、农宣队领导学校。我们学校也来了个农民领导。也许是他的安排，就下乡为贫下中农服务。姐姐们自然是要去的。路很远，没有低年级的节目。我和一个同学在姐姐她们高年级班的戏里扮演角色，也一同参加。走前，妈妈反复叮咛两个姐姐要照顾好我。让我意识到此行的不一般。路真的很远，但去时天亮，人快乐，不觉得。到了那儿，可能所有的村民都来了，昏暗的灯，大人小孩热热闹闹地坐满了演出的场所。姐姐们跳“万泉河水”。二姐唱了李奶奶或者是沙家浜。我大约也是演了或唱了的。他们很热情，还烧了一大锅吃的，热气腾腾的。可是我们回去的时候天就黑了。人也疲了。先是两个姐姐一边一个地牵着我。到后来，我就吃不住劲了。那个农宣队的头，开始将我背在背上。待我在他背上睡一阵，他将我放下交给别的老师，再去背我的同学。就这么轮着将我们背回了学校。我的其它老师可能也背了我，但也许是因为他背得久的缘故，我只记得他温暖的背。直到现在，我还能忆起一群孩子默默地走在黑黑的小路上，记得我扒到他的背上。很奇怪，我分明是睡着了的，为什么会有这么深的印象？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那一年大概是命遇煞星，一年里我摔破了三次头。一次是在屋后扫地，那时我家已经住在半山腰上。只我们俩户人家。秋天来的时候，到处都是落叶，我们两家会一起出动打扫树叶。我拿着簸萁装垃圾，不知怎地一脚踏空跌进了沟里，摔破了头。另外一次更出奇，居然是睡觉从床上摔下来跌破的头。那时的床都是木板床，通常一边靠墙摆放。妈妈不喜欢将床紧靠着墙，认为有湿气。所以总是在床与墙间留着一条宽缝。我小时精瘦，睡觉不老实，有一日睡着睡着自己从那个缝里掉了下去。奇的是，居然就摔破了头。这二次都不厉害，只流了一点血，过了几日就好了。最后一次比较严重。
有一次我正在路边的一颗大树上玩。小时候我是爬树能手，不论多高多大多直的树，我抱着噌噌地就上去了。我喜欢坐在树上玩，而这是妈妈严厉禁止的。那一天，我在一颗大树上玩，那是颗古树吧？长在砖头铺就的马路边上，虬蔓铺张，如一把巨伞。我正骑在枝哑上玩得兴起。忽听得母亲的声音，叫着三姐的名字一步步向此而来。我惊惶失措。深恐母亲发现我在树上，急急忙忙向下爬，一脚未踩稳，跌落在地，巧的是下巴正瞌在马路牙子边上。顿时血流如注。我连吓带疼，放声大哭。正好有一个可教育好的子女打此经过，见状立即抱起我来，一手抱着我，一手唔住我的下巴，跑到卫生所。随后赶来的母亲自然是千恩万谢。那个可教育好的子女一直笑笑的，带着满手满身的血回去了。不知道这是不是正好证明了他是可教育好的子女？会因此让他受点表扬？晚上的我，扛着包着密密的脑袋只能透过窗户无限羡慕地看小朋友玩。一面心里面很奇怪，那些可教育好的子女原来并不像敌人那么可怕。他们居然很温和。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都是原来福空干部的子弟。他们的父亲是文革中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他们则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在这里接受教育。好像这些人本人也都是军人，所以才被聚在一起。总之，他们单独地住在一幢平房里，不与我们往来，有一种坏人的神秘和高傲。倒也井水不犯河水。我唯一一次深入他们的领地的经历是他们弄回来一条蛇。
留守处最多的就是蛇。后来我才知道那里被称为蛇山。蛇多得你不可想象，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听到它从你家门口爬过的声音，白天也是随时可能遇见它们。有一次可教育好的子女们乘车外出，听说有一条碗口粗的巨蛇胆大包天竟然横在道上拦车，其身竟有一条马路那么长。那些可教育好的子女岂是好惹的？不能打人还不能打蛇？结果唏里哗啦一阵子，蛇就没了命。他们把那条长蛇带了回来，放在楼前草地上开肠破肚，发现蛇肚子里居然还有小蛇。说是它吞下去的。消息传开，全留守处的人都跑来看，也顾不上与可教育好子女的隔离了。我们这帮孩子也挤在里面看，结果过于血腥的场面吓哭了一些孩子。一些大人就提了意见，大意是说不该这样展览吓孩子。他们是否因此挨了批，我们不知道，就像那个救我的人是否会得表扬一样。我们全不知道，也不关心。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山里的孩子来说，那块地方是我们世外桃源。文革最有形的可怕的存在就是有这样一批神秘的人，可是对我们的生活也全没有影响。除了他们中的一个人曾经在我受伤中伸手帮助了我。
我的下巴上直今还有一块疤。幸而是在下巴内侧，没有破相。那一年的坏运气总算都是有惊无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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