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本城：柏杨的生死之交

1989-06-04 作者: 郭本城

这样走过

原文 #这样走过的其它文章

分类：

柏杨的生死之交

－－作者：郭本城

柏杨与他的书房合影

作家柏杨一生着述 2000 多万字，而感情丰富的柏杨一生历经 5 段婚姻、有 5 名子女，几乎每个小孩都在破碎家庭长大，但儿女皆体谅父亲。长子郭本城在柏杨逝世 6 周年之际出版《背影：我的父亲柏杨》追忆父亲，该书中文简体版已于 2016 年 1 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郭本城说：“看到他经历过的折磨，怎能不放下一切去原谅。就像父亲教我的，人不能活在仇恨中，爱才是超越世代的。”

今年 60 岁的郭本城现从事贸易，为柏杨与第三任妻子齐永培所生，父母离异时他还不到 5 岁，弟弟 1 岁。他回忆父亲是母亲永远的创痛，从小家中绝口不提父亲，当兵时因“匪谍之子”身分还特别被关照，直到父亲出狱、他年近 20 岁，父子才又相见，“对他逐渐从陌生、理解到原谅。”今天分享这本书中的其中一篇文章给大家，看看在他笔下的父亲，是一个怎样的模样。

父亲写杂文的这十年，结识了他人生之中难得的许多好友，也维系着深厚的情谊。最值得介绍的，就是孙观汉先生。这位祖籍浙江绍兴，生于一九一四年，比父亲年长六岁的科学家，二十四岁即到美国留学，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物理学博士，是一位享誉国际的知名核物理学家，曾担任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的所长，建立中国第一座教学用的原子反应炉，因此被尊为“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不但以科学成就知名，也以其人道精神和文学造诣而深为全球华人称颂。

孙观汉先生在美国的时候，对中国的社会问题很少会去思考或关心。有一次在书摊买到一本“柏杨”写的《怪马集》，书中的文章是批评中国人的劣根性。孙观汉先生认真地阅读，觉得好像就是在骂自己，而且觉得骂得有道理，接着阅读了“柏杨”的一些著作之后，有如悟透禅机似的，他认为作者的思想阐述的，正是现代中国人最缺乏，也是最需要的新道德观念，于是兴起了要写信给作者的念头。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六日，父亲亲手开启并阅读了孙观汉先生从美国匹兹堡大学寄来的第一封信，立即就回了信。从此两人展开了十三年不曾谋面，却坚持这生命旅程中，传奇性的友谊。两人建立的生死相交的深厚情谊，不但为人类伟大的友情作见证，也使这个传奇的故事名垂青史。

孙观汉先生给父亲的第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柏杨先生：

这两年来想要提笔写信给你的动机，可能在二三十次以上。没有写成的原因，讲起来很多……今天六点起来，又是星期六，大概时间和精神凑巧都有剩余，终于开始动笔，但仍不知能否完成这封信。

在事业的立场讲，我的职业是科学研究，我有四十几张专利证书，近一百篇的发表论文，比起有成就的科学家，距离当然比癞蛤蟆和天鹅还远，但比起国内的中华大学及国外历年同班，比我天才高很多的同学们，已幸运多了，但我仍有不满。讲了半天，目的是要指出我的不满。当然人生是不满的，做了皇帝要做仙，是大家知道的，但我要分析我的不满。我觉得我的许多不满之中最大之一，是我对中国的文化不够了解。如果中国文化是和我们在学校时先生教我们的那样高尚而可崇仰，为什么鲁迅先生把我们描写成阿 Q 式典型？为什么我的娘家（指中国）重金钱、重势利的气味，比我夫家（指美国）还重？谁把我慈母的脚裹成不成形不合人道的小脚？诸如此类的疑问，每次使我如鸵鸟一般，把头钻进沙里，昏昏地和不负责任地又飞夫家。在娘家的时候，在我本分的职务上，努力工作和负责外，却有出乎意料之外的收获，我发现了现代国人的伟作。一本是蒋梦麟先生的《西潮》，一本是破旧不堪你先生写的《圣人集》，我觉得你们两人都有深刻的分析能力，使我了解娘家艰难的原因所在。在短期之内，收集六集《西窗随笔》、六集《倚梦闲话》。你先生文笔的生动和灵活的描述，已饱够我们疲劳时生活的“调剂和消遣”，请勿怪对你的伟作的侮辱性，实际上你了解我的敬佩，你当然不希望我在孔庙或罗马教堂中跪读你的大作。你的观察见解和阅世之深刻，你的世界知识（古今中外）之丰富，分析之透澈，思想之大胆勇敢，青年的血性、壮年的成熟、老年少有的精力，真令人佩服。多次阅读你的大作，常不禁拍床拍厕拍沙发（有时拍案）而笑，笑而后思，思而后叹，深叹后有时还眼湿！

你先生对骗人式的旧道德，有许多惊人的指示，即使我们不能跳出“酱缸”，至少我们知道“酱缸”以外还有天地。中国过去的思想行为错误和不合时代，你代我们启发很多，很真确。你先生愿不愿也写出许多过去美丽的和重要的优点，仍能合适于现代潮流，甚至于帮助创一新而美的潮流。

下次如有机会再来台，我唯一的愿望是要到柏府外徘徊观仰，并用美国人的观念大声问：“为什么在这样简陋龌龊的破屋里，能产生这样伟大的作者？”你大概一看就知道这个“美国人”，只有名而无实，他还不知道美国也有同柏杨先生一样穷苦而伟大的人物，林肯先生听说就是这样的一个。以下二愿为结束：

一、愿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多快乐！二、愿柏杨先生多寿多乐多写作！

孙观汉先生说：“认识柏杨是我一生最高兴、最受益、最幸运的事，柏杨是我的好友，是我的老师，更是我的镜子。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自豪的一面，只有柏杨使我了解我丑陋的一面，而最使我惊奇而伤心的，是这可怕的丑陋，竟不是我一个人独占，而是十亿同胞所共有的。我深信柏杨对国人的观察是正确的，我们今后需要做的工作，是如何帮助国人，除去这种阻止国家前进的老昏病。”

孙观汉先生在一九六七年编辑出一本十多万字的《柏杨语录》，前言中写道：“有人一定会断定我以下讲话的过分，柏杨著作对我的影响，有若《圣经》对人类的影响。所不同的是，《圣经》是来自上帝的启示，柏杨是来自人类的智慧。人们认为《圣经》中所说的都是对的，我认为柏著中所谈的不一定完全对，但启发和令人三思的程度却很类似。”

孙观汉先生在《柏杨语录》序文中，对“柏杨”所著之书籍，评以：“……有人要问：到底柏杨的著作里面谈的是什么？我们很简单地以一句话答之：柏杨的著作里面所谈的是现代做人的道理和非道理！听起来很严肃，但看来包你手不释卷，神不离集。”

后来孙观汉先生陆续写给父亲的信中，也曾经写道：“……多替中国人民和国家服务，你先生不但已拥有巨大的潜力，并已有群众的支持，纽约中文书局也有先生的著作，谢谢你对我之建议的接受，就是多写些赞扬性的文章。人究竟是人，心里的软，能产生良好的感情和原动力，可补充理智上严格的批评。双管齐下，收效更高……”

孙观汉先生说：“很多人觉得我和柏杨之间的关系是个传奇、是个奇迹。其实我倒觉得自己很正常，我相信任何人看到‘不公正’的事，应该都会奋身而起的。”

孙观汉先生在美国华人社会不停地推广“柏杨”的作品，还自己撰写文章宣传柏杨思想，连获得一九五七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都受到孙观汉先生的影响，喜欢阅读柏杨的杂文。孙观汉先生还向美国各大学图书馆推荐收藏柏杨的著作，现在的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就收藏了“柏杨杂文系列”中的绝大部分。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日，父亲寄出了入狱前的最后一封信，安慰孙观汉伯伯：“请勿因我一人一家的遭遇，而对国家失望……千万为我，也为国人珍重，如文字狱起后，先生尽可对我表示失望，甚至指责，以求顺合潮流，然后大文才可为受到有识之士的赞扬，而流传更广，这是内心的恳求，先生定会鉴及我的诚意，我们只求对国人有利，朋友形迹，不妨改变，只要心如灵犀，就不虚此一生，能得先生为友，一死何恨。”

这封信几成了父亲和孙观汉先生的诀别之信（这是一封长信，全文有八百余字）。

孙观汉先生有一倡言之名句，乃是：“有心的地方就有爱，有爱的地方就有美。”他更是“爱”的实践者，他致力于文，力行人道主义，为理念奋斗不已。

孙观汉先生在这九年多的日子，结合了海外如刘述先、吴新一等许多人的联署，不断地呼吁、奔走、请托，甚至去函给美国参议员与美国国会议员，以及许多国际人权组织，甚至在美国发动大规模的请愿行动，直到重视人权的美国卡特总统上台，孙观汉先生还给卡特总统写信，要求帮忙营救。美国众议院议长伍尔夫先生来台访问期间，就质问台湾官员柏杨的下落，台湾当局迫于美国的压力，不得已才将他从绿岛释放回台，父亲这才重获自由。也可以这么说，没有孙观汉先生，就没有柏杨，更不会有《柏杨版资治通鉴》，以及亚洲第一座、建设在绿岛的“人权纪念碑”。

一九七四年父亲在绿岛服刑，孙观汉先生对这位从未谋面的“知己”，还编著《柏杨和他的冤狱》，用文字泣诉，当时由香港文艺书局出版。一九七七年四月一日，父亲获释离开绿岛，但是被限制出境，直到第二年七月，孙观汉先生从美国飞来台北探望，两人这才首度见面。孙观汉先生老泪纵横地说：“从第一次相互通信，至今是十二年九个月又七天，想不到我们在今生还能相见。”虽是短短的一句话，却道尽了那个年代的无奈与唏嘘。

两人相会，情真意挚，场面令人动容。孙观汉先生十年奔走营救，以及两人交同莫逆的故事，也就传为美谈。孙观汉先生的义薄云天，令人怀念与尊敬。

父亲还有两位同样富有传奇性的忘年之交，其一，是陈丽真女士。有一天，他接到一封读者的来信，信中笔迹秀丽，是出自台湾彰化的陈丽真小姐，当时她只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女孩子，为了照顾家庭，和支持弟妹继续求学念书，高中毕业就进入社会工作，勤奋努力也好学不倦，因此许多短文的创作也很精彩。后来，她于一九八二年完成《柏杨·美国·酱缸》之编著。陈丽真的声音清澈悦耳、字正腔圆，父亲特别拿她跟孙观汉先生比较，两人发音可真是天壤之别。孙观汉先生在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大多回以微笑和点头，因为听懂的实在不多。

一九六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父亲被判有期徒刑十二年，在台北景美军法处看守所服刑时，陈丽真每星期都会提着菜篮饭盒来探监。父亲说：“那时候，也只有丽真没有把我遗忘。”丽真因为每周都去探监，就被盯上，有一次两个武装人员还把她押解到军法处恐吓，把这个小女子吓得半死。

“柏杨是叛乱犯，是我们的敌人，你为什么给他送饭？”

“他是我的老师，现在孤苦无依，只有我照顾。”

“什么学校的老师？”军官用一种洞烛其奸的眼神盯着陈丽真。

“说啊！”

“其实我是柏杨的读者。”

“那么师生是做掩护的外衣了？柏杨吸收你加入什么组织？只要你从实招供，我们可以免除你的罪刑。”

陈丽真被吓得只有哭啼，什么话都说不上来。

军官说：“你们的关系不简单，如果不是组织上的关系，他到这步田地，你不可能还借着送饭的名义和他联系。”

陈丽真拼命地哭着摇头无法回答。军官才慢慢缓和下来说：“如果真的没有组织上的关系，你最好以后少来。”当天晚上，丽真的先生下班回家，告诉她说，管区警员特别去找他，警告他管管老婆，不要再乱闯是非之地。

父亲在被移送绿岛前的一天，在“亲属调查表”上，填写“陈丽真”是唯一的亲人。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父亲收到一封署名“寒雾”的读者来信，这是一封长达七千余字的信函，函中内容主要是诉说自己对国家民族多灾多难的忧心，然而青年朋友们却都麻木不仁，以及自己内心的困惑与痛心。

这封长信的内容与流畅的文笔，尤其显露出来的爱国情怀，让父亲颇为欣赏。为了能让更多的人群来关心社会、关心国家，他将这封信，以“十分迷惘”为题，一个半月后刊登在十月十三日和十四日两天的台北《自立晚报》副刊版。刊登出来的内容，摘录一小部分，让我们见识一下十六岁小女生成熟的文笔：

我听过很多人批评您，差不多都是很极端的，崇拜佩服五体投地的也不乏其人，骂您“无聊瞎扯、扰乱民心、动摇国本”的也大有人在，想您也必定饱尝“人世冷暖”了！我却不是走极端的人，我也不为任何事“着迷”，不过凭良心说，我很欣赏您的文章，文笔流畅，幽默磅礡、淋漓尽致……这都是您老每本大作前的介绍话，我全部无异议通过。不过我看一部分人，尤其是年轻人，因为对现实不满，看了您的书，除了拍案叫绝、捧腹而笑，觉得大快人心之外，恐怕不如孙观汉想的那么多那么深。我最欣赏您老的，倒不是您的写作才华和丰富知识，而是您冒着“危险”（如“戴帽子”、得罪人之类），不留情地指出时下一些缺点，即使某些机关人物闻过则怒，您也镇定如常，下笔如刀。每次读您的书，我都体会到那尖酸刻薄的文字背后，蕴藏着不少的沉痛和失望。不过有多少人能捕捉到您那在字里行间的“爱心”和“期待”呢？这是我所担心的问题，我怕的是，被您笔伐的“达官显要”老羞成怒，或者干脆麻木不仁、相应不理，而一般读者也仅哈哈一笑，乃至学得如您老一般“尖牙利嘴”，但却不发愤图强，以改善政风为己任，却在一旁“嘿嘿大笑”，不满现实却不想办法改变现实，这似乎是一般人的坏毛病。您老也许会笑曰：谈何容易啊！（不过说此话不像柏杨啦！）不过我只是站在一个大孩子的立场说话，我只有从书本上得来的近乎可怜的知识，经验一点都没有，也许什么事情都没有我想象中的单纯和简易，那就是我“自惭形秽”的地方了。也是我写信给您，希望您为一般青年尽一些指点迷津的责任的原因。

接着，距离这封信十天后，寒雾又在九月九日写来第二封信：

……我要告诉您的是，优秀的少年很多，只要国家政府振作起来，造成一片新气象，使我们能各展所长，不宁在思想上多做灌溉工作，但不是板着脸说教，也不是乱喊口号，而没有事实表现，那只能使我们感到脸红心跳、懊丧失望。……很多优秀的青年多因此一去不回，结果在异国光芒四射，实在令人扼腕长叹、唏嘘不已。我相信青年们一定会死心塌地地把自己所学的贡献国家，即使在外国也会念着回国服务，不至茫然失所，终致迷失在现实里，只顾自己而把国家置之度外了。……我已下定决心，要穷毕生之力（不管它多微不足道），来求我们国家真正的进步，以及从事思想上最艰巨的战争，我也会尽力影响我的同学朋友，他们都是很优秀的“木材”，滥加利用，或培养十数年后，最后却使之成为外国的栋梁，真是令人痛哭流涕。

一连两封洋洋洒洒的长信，给父亲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看了都难以相信，这是出自一位才十六岁的女生之手。梁上元只比我大三四岁，“寒雾”是她的笔名，来第一封时，她还是台北一女中的高二学生。她写着：

我在温室长大，温室外的风风雨雨，虽然没有直接侵扰到我，但却是风声、雨声，声声入耳，经常使我震荡！

在父亲被押走之后，霎时间没有丝毫音讯。梁上元急忙赶到家中，发觉抽屉书中留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

不要告诉寒雾真相，她还是个天真纯洁可爱的孩子，不要使她因此对人生失望！

梁上元读后，痛哭失声，当时，她也只有十八岁。

她给孙观汉的信中说：

我发觉我所以会对这件事这么痛心，是因为我对国家的爱，有着无法协调的固执。当我接受了打击，而必须仍然坚持自己的固执时，内心的冲突更难以平息，无限伤心更由是而生。

梁上元是近代名家梁寒操先生的女公子，梁寒操先生曾经有句名言：“我们要用驴子的精神，作我们的人生观。”让我感受良深，也以此言砥砺自己。

梁上元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后来担任大学教授的时候，曾不断地向香港知名作家倪匡先生传福音，促使倪匡先生在一九八六年复活节也得救浸入基督。感谢主！我们都愿意做神无愧的工人，让爱神的人得益处。而梁上元姐妹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父亲后半生的朋友，几乎全来自他的读者，结交过程都是先通信，再见面聚会，最后往往成为相互扶持的知己。

一九七八年，父亲十年黑牢，去地狱谷旅游、视察、探险回来之后，与极力营救他的孙观汉先生、陈丽真和梁上元结为“岁寒四友”，为“生命之交、生死之谊”的伟大友情，做了最好的见证。而这四个人却是完全不同的背景，这也是当时社会上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的教育程度，代表性极强地与柏杨的思想产生共鸣，也说明了柏杨的思想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本文选自《背影：我的父亲柏杨》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