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本城：珞珈欢曲 夺命悲歌
珞珈欢曲
夺命悲歌
－－作者：郭本城
1946 年的柏杨
柏杨，原名郭定生，作家、人文大师。代表作《中国人史纲》、《丑陋的中国人》、《异域》。柏杨版《资治通鉴》，从现代人的自由观念和人权意识出发，考察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官场，“不为帝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
郭本城， 1954 年出生于台北市，柏杨长子，于父亲去世五周年之际，创作《背影：我的父亲柏杨》，重温父亲的人生行迹与生命历程。
“战干团”这六个月的训练，就在日军空袭的警报中结束了，大部分同学被派到部队担任政工的干部，父亲则和少数的同学被送去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人员训练班的考试。这“工作人员训练班”简称为“青干班”，设立在武昌珞珈山半山腰的武汉大学里面。父亲这年十九岁，是最年轻的学员，虽然受训时间只有短短的一个月，却对他的终生有极大的影响。
在那一种自认受领袖宠爱、受国家重视，身负救亡图存、肩担重责大任的雄心勃勃的氛围里，每个人都豪情万丈。父亲说：“当时最让我们兴奋感动的，就是委员长蒋中正先生每隔几天就来作一次训话，使我们感觉到，和最高领袖是那么的接近。”他就是在这短短一个月里，与其他人集体宣誓加入国民党的。
一个来自乡下才十九岁的大孩子，根本不懂自己的定位。可是长官告诉大家：“你们是英明领袖的子弟兵！”父亲听了，既兴奋又惊讶，不敢相信会有这么大的荣耀，决心要效忠领袖，愿为领袖活、愿为领袖死。从他当仪队的那时起，就有了这种赤胆忠心，假若这时有人行刺蒋中正，他一定会用血肉之躯跳出来挡子弹，以保护领袖，甚至会趴到要爆炸的炸弹上面去。
战干团纪念徽章
武汉大学是最美丽的大学之一，一侧是一望无际的东湖，父亲高超的泳技就是在这个透澈的湖水中练出来的，甚至还学会了跳水。那时候还学会了一首歌，是李叔同先生的《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孤云一片雁声酸，日暮塞烟寒。
伯劳东，飞燕西，与君长别离！
把袂牵衣泪如雨，此情谁与语！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这首歌一九一四年问世以来，被传唱了将近一百年！至今仍是广大的学生用以唤起离别的愁绪、触动心灵深处的“送别歌”。父亲直到这么多年后，还能记得歌词，他说：“每当歌声响起，我就回到那一去不返的青春年龄，三四百位青春洋溢的小伙子，在武汉大学的体育场上席地而坐，由那些年轻的女同学领导着教唱，草绿色的裙子随风飘荡。其中一位女同学，名叫钱纯，大约二十二三岁，歌声温柔甜美，而她主持小组会议时，又是那么有条有理。”父亲记忆犹新地说：“钱纯是南方人，既漂亮又大方，大家都惊为天人，只敢偷瞄，不敢直视，连靠近她都不敢，就别说是跟她说句话了。”可惜，后来钱纯被派到二百师，在衡阳火车站上被日本飞机炸死。
一缕芳魂消散，父亲似乎仍思念不已。唉！他自小就爱美女，所以我保证，“邓克保”绝对是个小美女。
武汉大学座落在珞珈山上，东湖南岸。 1938 年 19 岁的柏杨和三、四百名青少年男女，一腔热血地在这里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人员训练班的考试。图为 1930 年代的武汉大学。
在训练快结束的时候，日军逐渐接近武汉，“青干班”同学被送上火车，向南方开拔。有一天，大伙儿正坐在敞篷火车的车厢里，无忧无虑地歌唱欢笑着，突然之间大家一起发出惊吓的叫声，一架日本军用侦察机飞得低低的，两个巨大的太阳标志，从头顶上擦过，呼啸着一掠而过。火车立即停了下来，队长叫大家四处疏散。大家立即躲进北伐时留下的战壕，外边杂草密布，几乎看不到太阳。紧接着，两架日本战斗机飞过来开始扫射，大家挤在战壕里各个角落，趴在地上憋住呼吸，生怕飞机上的驾驶员听见。
父亲叙述这一场突击，他说：“将近二十几分钟的密集扫射，竟然没有一个同学受伤，可是火车头已经变成废铁了，我们全体只好徒步行军走向长沙。”从湖北武汉到湖南长沙，直线距离大约三百多公里，这群年轻人走了五六天，终于抵达了长沙。
到长沙之后，被安顿在一家空荡荡的民宅住下。公家提供伙食，父亲并不为吃饱烦恼，只是身上一文不名，如果没赶上开饭时间，就得挨饿到下一顿了。尤其九月以后天候渐凉，身上穿的还是单薄的短裤军装，已经无法抵抗寒意了。他每天都呆滞地坐在寝室的地板上，双手抱膝一言不发，寒意袭人，内心又感觉空虚。有一天，一位年龄相仿、名叫赵蓉的女同学，悄悄递来一件黑色的外套，微笑地说：“穿上吧！”父亲是个还没开化的北方野孩子，也忘了跟她致谢，就立刻穿上，感到无限的温暖。
父亲说：“可是我没有胆量找她说第二句话，却对她终身不忘。”我开玩笑说：“你不是高中就会写情书给何玉倩吗？你可以写情书给赵蓉啊？起码，不会比那次更惨吧？”父亲“哼”了一声，腼腆笑笑又摇摇头“唉”了一声，继续说：“有一位女同学和她感情最好，名叫周伦，她以舞剑受到大家注目。后来迁台之后，周伦也到了台湾，住在台北县五股乡，我曾经去看望过她，周伦知道赵蓉在大陆没有出来，却不知道她最后的下落。”
父亲他们在长沙不到一个月，感觉气氛愈来愈紧张，家家户户都紧闭门窗。这一批年轻学生整天没事干，就天天逛大街。长沙市中心有个名胜，叫天心阁，里面还有个动物园。慢慢游客愈来愈少，动物也都开始发出凄凉的哀鸣，这才发觉它们已经挨饿好几天了，原来喂食它们的工人都跑光了。没几天，大楼的柱子上出现耀眼斗大的日文标语，没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只知道这是个不祥之兆。果然，这是中国人向日本军人所做的心战喊话，长沙显然要放弃了。
当天傍晚，一辆吉普车把父亲和另外三位同学－－范功勤、李淼和刘浥尘载到中央团部临时的办公室，当时办公室已经凌乱不堪了。组织处秘书汤如炎先生，派遣父亲当“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直属豫北分团主任，其他三人都是干事。每个人又发了一笔钱，命令他们立刻动身从长沙南下，然后绕道回到已经被日本占领的豫北地区－－河南省北部，展开工作。
我问：“他们为什么要选你当主任？”父亲说：“不知道！不过从此我就成为国民党的‘干部’了，多少年再回想当时，真是一个草率的派遣。事实上，哪是什么干部，不过就是临时配搭罢了，既没教求生本领，也没教宣传技巧，就把我们四个傻乎乎的热血青年送到日本占领区，像驱羔羊到虎口一样把我们打发上路了。”我看他声音变大了，就没追问当时发给每人多少钱。
（本文选自广西师大出版社新书《背影：我的父亲柏杨》，郭本城著， 2016 年 1 月出版。）
转自《我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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