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突然阅读那么多不同的人生
突然阅读那么多不同的人生
－－作者： 野夫
野夫，又名土家野夫，本名郑世平， 1962 年生于湖北恩施。自由作家，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小说、论文、剧本等 100 多万字。 2006 年获“第三代诗人回顾展”之“杰出贡献奖”， 2009 年获“ 2009 当代汉语贡献奖”， 2010 年凭借《江上的母亲》获台北 2010 国际书展非虚构类图书大奖，《乡关何处》获 2012 年度《新周刊》新锐榜年度图书。
徐鹏远：您刚才提到您的故乡恩施，也提到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可能在您故乡和沈从文的“湘西”有一些类似的地方，而且我注意到您笔名是野夫，但是您的微博名，前面还加了“土家”两个字，您也是土家族的人嘛。我很好奇的是这种民族的身份和您的故乡，在您身上的烙印如此深刻，我不知道它具体代表什么？
野夫：我们那块土地，在古代叫巴国所在的地方，现在又叫武陵山区，这个武陵山区的文化虽然被同化很严重在今天看来，但是在五六十年前，或者说在三四十年前，这个地方都还是有它的特色。沈从文很好的展示了我们那片土地上的一些奇特的东西。沈从文有多篇文章讲到他的故乡湘西的人，他用了一个词叫“多游侠子弟气” -- 游侠精神。游侠精神是春秋战国时代，中华民族曾经很多的一种文化精神，你看《史记》司马迁专门有“游侠列传”，写了一批游侠。这种游侠精神实际上我一直认为是中华民族身上的一种优秀的品质，但这种品质随着几千年来的各种专制社会的打压，因为游侠本身就是对集权社会的一个挑战。经过几千年的集权社会的打压，游侠精神这种宝贵的品质在我们民族身上是退化了的。男人、战士身上的血性、勇气在我们这个民族是严重的萎化、萎谢。在沈从文笔下的民国时代，湘西子弟还多有游侠气。沈从文笔下写的，比如著名的“田三怒”，就是一个很标准的古代游侠气的保存者、传承者。
我小时候生长在利川的一个小镇上，我们那个地方和湘西本质上、从文化上是一个土地，只是从地理上有意把它割裂成两个省。我们童年成长的时候，我生长那个小镇，也充满了沈从文笔下的那些边镇的气氛。我觉得我在那个土地上的生长，还是给我提供了一些性格上的力量，我自己回过头来，到五十岁而知天命的年龄，再来回看自己的成长过程，我觉得故乡的传统人文，那些精神，那些民风、民俗都对塑造我们还是有巨大影响的。
徐鹏远：在您之前的经历当中有一段非常特殊，就是您的牢狱生涯。可能对于其他人来讲，别的经历都还好理解，也可能比较容易体验到，但这一方面是比较特殊的，甚至都不容易想象，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愿意回忆一下这一段。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概括这段生活，您会选择什么词，比如说绝望、寂寞、苦闷，还是其他的什么？
野夫：用一个词可能不太好形容，因为它毫无疑问是有痛苦的，有屈辱的，那种屈辱的感受很强烈，是你每天要面对的屈辱。另一方面，它也有很好玩，甚至很荒诞的，甚至也很长知识，类似于另外一个大学，监狱这本质上是另外一所社会大学，它会让你学到很多在普通学校里面学不到的社会知识，它会让你的人格、人品都要经受新的一种磨炼，或者说是熏陶，也有的人在这种磨炼中间，整个人格崩溃，但也有人在经历这样的过程，人格更加坚强了，坚韧了，更加自信了，所以它是一个极端复杂的过程，无法用一个词语来描绘总结它。你身在其中的时候，你会有不堪其苦的那种痛苦，但是当你走过了若干年之后来回看，你似乎又很感谢有那么几年的时光，你觉得你那几年时光在你身上留下的烙印，是你以后成长的力量。
徐鹏远：您说痛苦、屈辱，甚至说是别样的大学，这些我们都好理解。您说好玩，这个我们就很难理解，您可以举点具体的故事，您觉得什么好玩，哪里好玩？
野夫：因为在里面多数是刑事犯，而且其中的刑事犯又有一大部分是从少管开始到劳教，再到判刑、劳改，他一生下来几乎从少年开始就走上了犯罪道路这样的一批人，我所在的那个年代，这样一批人是占很大一个比例。这样一个社会群体是我们在正常现实生活中，不容易集中地遇见这么多人，每一个人为什么会从少年时代就走上了犯罪道路，你研究每一个人的人生，你会从中发现太多、太多的故事，这些故事就是有性格悲剧、有社会悲剧，有各种各样的，甚至有喜剧性的，一些喜剧的元素。你从这些人身上，因为这些人常年就是在最底层过着黑社会的生活，那都是我们正常人经验世界里所缺乏的，你跟他们每一个人聊他们的生活，聊他们刀头舔血的生涯，跟每一个人聊，你就是在读一本一本的惊险小说。对于一个搞文学的人来说，你突然有这么多机会读这么多不同的人生，甚至惊愕恐怖的故事，你会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当然这里面还有更多好玩的，甚至黑色幽默的东西都非常多。撇开那些普通的痛苦不说，普通的痛苦对人来说不就是吃的差一些、住的差一些、穿的差一些、干的活苦一些累一些，实际上这是普通的痛苦，因为这种普通的痛苦，你在外面贫穷的人也可能是一样在这样生活。
另一方面还有一些不同于外面人的痛苦是他没有自由、没有爱，对成年人来说没有性，同时每天他还有一些荒诞的管理制度。比如说在里面每天要有 6 次集合点名，大家列队点名，防止你逃跑，每天点名都是像部队点名一样，你要高声响亮的答“到”，点名完了过后，要唱红歌，在监狱一大群犯人在那必须唱的三首红歌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好》，还有一首是牢歌叫《犯罪教训一定要记牢》，你每天要唱 6 次，你想一想，一群犯人多数是被这个社会改造，变成了犯人弄到这来的，你让这一群人在那齐声高唱社会主义好，这是非常荒诞的一件事，你每天都会觉得很幽默，你也不能不唱，不唱是要挨打、挨揍的。你一边唱，一边在心里骂，那种感觉当时回想起来也跟好玩。
徐鹏远：而且像您刚才所说，这些人很多在进来之前都是一些，比如像黑社会之类的一些，他们可能还有一定的地位和受他手下人尊敬，然后到这里一群人服服帖帖在这里唱红歌，确实是像您说的好玩。那您会跟这些人成为朋友吗？
野夫：我在队里面 -- 我们用行话说，叫下队，进监狱就叫下队，因为它编为每个小队 -- 下队之后，我三个月以后就成为队里面的牢头狱霸了。每个中队都有一个牢头狱霸，就是有个犯人总头，这个头是中队监狱的管教干部要认可的，就不是你一个人打赢的你就是牢头狱霸，你必须得到中队整个监狱管理层的认可说，这个队你就是犯人头，你还要配合干警管理这个中队，这样的人才叫牢头狱霸。我三个月以后就是牢头狱霸了。在犯人中间视你为牢头，在干警中间给你一个正式的称号叫大组长，整个队，一个中队它分三个小组，你管三个小组的叫大组长，大组长就可以不劳动。然后我是一个有史以来最好的、最杰出的大组长，我平生当过最大的官就是大组长，就是这个中队的牢头。我在里面获得了广泛的尊重，普通的尊重。
真实的故事可以说到去年发生的最奇迹的故事。我刑满先走了，一个在里面的小犯人，我曾经照顾、保护过的小犯人，去年在网上、微博上找到我的，然后他有本事通过各种人肉的方式找到了我的手机电话，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来，说野哥，你还记得我吗，我是谁谁谁。我一下愣了一下，马上想起来是谁了。就是他为什么隔二十几年给我打这样一个电话，他说我现在已经安家结婚了，我在做什么工作了，我必须找到你，向你表达一声谢谢。我结下了很多这样的好的朋友资源，包括我前几天发表在《新世纪》的散文《掌瓢黎爷》，那就写的一个伙房队的一个犯人，在监狱的时候，他就已经对我那么友好。这篇文章可以看看，这就可以反映我们当时在里面的一部分生活。
转自《诗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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