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志兴：回忆我的小学和初中生活
回忆我的小学和初中生活 （注1）
－－作者：金志兴
我家住在西单白庙胡同五号水利部宿舍，是一座三层小黄楼，有地下室，第三层曾经是一座平台，后来为了多住人又在平台上加了一层房子，变成三层小黄楼了，平台就没有了。大门口两扇大红门，是有两人多高、三人之宽，旁边还有两个石狮子。小时候听胡同里的老大爷讲：五号大楼解放前是日本人住的地方是什么司令部，楼下地下室还关押过“犯人”。
进了白庙胡同五号的大门往里走，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影壁，上面是小磁砖贴着的图案：好像是渔翁钓鱼，还有仙鹤，后来被淘气的男孩用刀抠了，当磁片玩了，图形破坏了一些。文革中又被糟蹋得不像样子，往西走的汉白玉栏杆都被砸得支离破碎。
进入大门往西走就下台阶是汉白玉栏杆雕刻的龙凤图案，再往深走是前院，里面是北房、西房、东房，往西走窄夹道即是中院也是同样格局，北房和西房的西北角还有个小院，从中院东北角水池、厕所房穿过去就通到后院了。1952年从大沙果（胡同）搬来时，我家就住在后院的东北角的一间小平房约15平方米。
前院、中院、后院都有大枣树，每年秋季十一前大枣成熟的时候，我们都要上房上树打枣，这都是院子里大男孩的事情，小孩子就往大洗衣盆里捡，打得差不多了，两大盆里也拣满了枣。孩子们排上队，由德高望重的朱奶奶为我们用水缸分枣。朱奶奶为人慈善乐于助人，我父亲过世时也曾来慰问过，曾帮助过我父亲，给过我母亲钱，我妈妈说她：她是个好人。朱奶奶就是影视明星胡可的妈妈的奶奶（胡可的妈妈是我们同院的朱金玲，北京二龙路学校1968届高中毕业）。
进入大门往东走下台阶也可进入中院，途中也有枣树，在往里走是个大屋亭，两边有木板坐，从两边走就到中院了。当时朱奶奶的家就住中院北房，朱奶奶的儿子朱树仁和我父亲在一个部里，后改为水利电力科学研究院简称水科院，是位工程师。儿媳金选（影视明星胡可的姥姥）是一个医科学校的老师，文革中说她家住的房子大，给轰到小东房居住。从文革到我母亲病逝，我们之间作为邻居就很少串门来往了，怕惹是非或影响别人，直到现在我们两家也没有什么联系，朱奶奶离开人世不久，我母亲也于1978年离开了我们。
我家在五十年代一直住在后院，后院当然就有后门啦，出了后门就是西单第二条著名的胡同舍饭寺。
作为老北京人，谁不知道西单第一条胡同是白庙，第二条胡同是舍饭寺，谁就称不上北京人。白庙胡同东口就是西单亨得利钟表店。60年代奢侈品就是买一块上海牌手表，高级一些的是瑞士表，当时手表要票证还要排队。胡同东口内第一家就是交通大队，附近一些人家上自行车税、牌照都是要来这里的。第二条胡同为什么叫舍饭寺？胡同里确实有一座寺庙，寺庙中有碑，内刻特多人名字，我小时候都曾见过，据说是解放前给穷苦百姓舍饭用的，这条胡同在文革中改为民丰胡同。胡同足有三百米长，路北尽西头是三十六中学，最早先是个医疗结构，往东数依次是铁路工段的一个单位、北京电影出版社及宿舍，门口两颗大槐树，两人都抱不过来，西单菜市场后门，私人鞋铺、居民住院、小旅馆、小寺庙（即舍饭寺），裁缝铺、又是一个鞋铺、煤铺、中药车间、口外是私人中医铺即卫大夫诊所。这些单位或个体私人企业的子女，大部分是在二龙路学校就读或毕业的。如：北影厂的张小群、蔡大龙，居民院的张建民，鞋铺的车存孝、高宾宾，煤铺的谢玉春，卫大夫诊所的卫祖琪，铁匠铺的何新生，等等，都是我们的同学、校友。
路南西头拐弯就是菜邦胡同口，往东三十六中大影壁，依次是白庙6号后门，白庙5号后门，三十六中附属房屋，烧饼铺，铁匠铺，再往东路口就是花纱布公司了，这是个私人企业，后来公私合营了。别看舍饭寺这条胡同不深，因为紧挨着西单北大街，又紧挨着中南海，一直是全国人民来北京都应该知道的一个地方。西单北大街有：西单商场、西单菜市场、菜市场也肩负着中南海工作人员的供应。难怪解放后人们都俗称这条街是金街，东单是银街。
舍饭寺胡同有个烧饼铺，小时候我常路过，那烤出来的饼就是地道，我离两米远就能闻出烤芝麻香味了，火烧五分钱一个，芝麻烧饼一毛一个。当时我家虽不是穷人，但也不能天天买。家里给的零花钱攒足了就买个烧饼吃，有时赶上家里没早点了，给五分钱去买个火烧吧！自己不买，等攒到一毛钱就留着买烧饼吃。那时上学早，同学们都兴带早点用布袋装着，到学校锅炉房集体热，上早操后，回教室集体在教室吃。
我父亲在50年代工资虽说每月120元，但家庭人口多、负担重，上有爷爷、奶奶，下有我们兄妹五个，在我们童年时代，父母没给我们买过玩具。只是我爸爸的朋友来我们家做客，给我买过几本连环画小人书，以及我三姨给我们买过一副儿童积木，我们兄妹一直玩到上小学。当时的家庭几乎都是这样的，不像现在这样，孩子的玩具都玩不过来，还上亲子班。现在有些家庭的孩子还没到适当年龄就提前上舞蹈班、音乐班、奥数班，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太高了。在我们那个年代里，女孩子在一起就是跳皮筋，两个人东西两边的拽着，一个人在中间跳，一边跳一边唱：“猴皮筋我会跳，三反运动我知道，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我反对……”。或者两个女孩子在一起玩揣拐，拐就是羊关节骨。男孩子就是玩拍洋画，和洋火盒一样大小的画片放在地上拍，互相之间赌输赢。玩玻璃球、用手弹，玩烟盒、大人抽完烟，空盒子就收起来，有人放在书里攒起来，有的孩子迭成三角用来拍着玩。这些儿时的游戏我和我哥哥都玩过，但是都不是太感兴趣，我俩的兴趣就是攒糖纸，特别是玻璃透明糖纸夹在书里很好看。还攒邮票，后来我哥哥在参军之前把一大本邮票都给他同学钱伯章了，他的兴趣就是没有长性。还玩半导体收音机，花几毛钱到无线电修理门市部买块矿石，回家组装一个戴耳机的矿石收音机。我和哥哥就是在睡觉时互相抢着听广播，当时我还爬到房顶架上天线网引到家里，也不知道危险不危险，如遇下雨、打雷能否把闪电引到屋里都不懂，反正我们没遇到这样的事情。白天听西游记广播时就到邻居家听收音机，如遇邻居家有客人没开收音机，就没办法了。
关于吃的东西，种类很少，有的家庭孩子能到父母身边要钱买冰棍，天热的时候吃上一根当然是很幸福的事。爆米花是山西那边传到北京来的，我们小时候也吃过，但很少吃，因为又要从家拿米，又要出钱，虽然是一毛几分钱的事，但是我们也舍不得常吃。我们的零花钱都买邮票或到租书店租小人书回家看，二分钱一本。
六十年代初，电视也很少普及，当时我们院里就一家有电视，而且还是黑白的，并且还是他自己组装的，弄得全院孩子都在他家窗户底下看，特别新鲜，也不知道主人欢迎不？反正只要你开电视，孩子们就跑到窗户下扒着看，排到后面的看不到还得翘腿，踩凳子。
童年的回忆有幸福，也有心酸的眼泪。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人们生活刚刚好转就又赶上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最初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出于好意，要老干部保持晚节，革命意志衰退的要促促他们，没料到会搞成后来那样。“四人帮”篡夺了大权以后，大搞阶级斗争，人和人之间充满敌视，一夜之间，在他们眼中的干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被铸成了反革命，多少人被打成残疾，多少人惨然悲愤死去，又有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四人帮”说东你不能说西，说煤是白的，你不能说成是黑的，如不这样你就是自讨没趣，没好果子吃。文革实际就是一场极左或极右的运动。人们正常的生活全部被打乱，该升学的升不了学，该结婚的结不了婚。没钱、没房，诸多实际困难困扰着人们。女孩子没有女人味，谁要是美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女孩子就是要当铁姑娘式的人物。头发不能留、胭脂不能用，从青年到老年都一律留着短到不能再短的发。男孩子也不能对女孩子表示爱慕，谁要是说XXX漂亮了，谁就是“流氓意识”。年青人早恋固然不对，但人们到了三十而立的时候，领导对这些人还是大讲阶级斗争，好好的一对鸳鸯也要被打散。爱是有成分论的，无产阶级不能爱所谓的资产阶级，不能爱被揪斗过的人，如果年轻人被揪斗过，那他这辈子就惨了，连找对象也找不着，没有人去爱你，也没有人会去关心你。
我在学生时期和很多人一样争强好胜（7岁-14岁），事事想争在前面。后来感到实力不足就低头了，智商尚好，情商也差，处世不行。有些人信了上帝也不说，而我不行，处处宣传唯心东西。在这样的社会里怎么不受到攻击呢。我的情商也差，爱人白家英虽然是我小学、中学同学，但在校期间我们没有谈过恋爱，之间也没有暧昧关系。在60年代困难时期她家粮食够吃，她经常给同一学习小组的同学粮票、大饼之类东西，我俩都没互相帮助过（婚后家英自己说的）。后来我俩都到三十而立了，才互相考虑了这个问题，也许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年龄已到的缘故吧。当时她在山西插队，我在北京工作，赶上文革搞运动。我和家英是两家不远的街坊，互相谈了半年，她了解我的过去，我也了解她的过去，而且相互之间没有称心的对象，这样我们就接触了。起初我母亲不同意这桩婚事，认为我俩两地生活，有诸多问题，还是找个北京工作的好。可是我翻来覆去考虑还是她好，虽然她爱发小脾气、有时有点儿小心眼，与插队的同学闹过意见，但是她心地善良。同时我反过来看看自己，也小心眼、钻牛角尖。我想我俩只要互相谅解，以诚相待，还是能生活在一起的。
我和家英结婚三十多年了，虽有拌嘴但婚姻关系还是牢固的。在学校我也曾暗恋过些女同学，但都没有公开向她们表白过，可见我这个人老实到何等程度。现在，我们的外孙女都二岁多了，很聪明、可爱，给了我们小康生活。目前我们老俩口还在为孩子发挥余热，为他们看孩子、做饭。我时刻铭记：一日夫妻百世姻缘。百世修来同船渡，千世修来共枕眠，人生似鸟同林宿，大限来时各自飞（大限指死亡），非亲有义须当敬，是戚无义切莫交。居家戒争讼，讼者终凶。这些警句是说，居家过日子忌争辩是非，如果非要要争出你对还是我对，就会闹出不好的结果。
1964年我在北京二龙路学校上的九年一贯制、承诺我们九年高中毕业，后来九年学制又改成十年、十二年了。处在当时的家庭环境，我就不愿意再耽误三年了，初中毕业后毅然脱离学校，借口考外校奔向社会。毕业后第一次分配的工作是在科学院动物所去养猴子，后来母亲没同意，故没去报到。第二次分配的是银行，就是我目前工作的单位，在东城工商银行（当时还称人民银行），一干就是43年。其间没有跳过槽，没有调动过，一直是默默无闻地老实工作。当时初中毕业参加工作的月工资是23.50元，我全部交家，没有怨言。我一直还以为比当时还在学校上学的同学幸运多了，还有收入，他们还在学校受“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统治”呢。我最喜欢体育运动，在每届银行举行的田径会上，我都能得100米、200米短跑比赛项目的前三名。童年时候喜欢到西单新华书店看书、闻书香味。
对于1960年二龙路学校的教改，我一直积极参加，后来越来越感觉到压力大，特别是1963年我上初二时，学生好坏以分数为标准，老师以考试为法宝，各门教课老师都为学生留大量作业，形成个别学生死读书，读书死、死读书，没有个人的兴趣爱好，不能干自己想干的事情，上完早自习，又上白天课，又上晚自习，一天到晚就是学学学、读读读、分分分，老师就是考考考，苦了学生，也苦了老师。当时的老师也是很辛苦。虽然是填鸭式的教育，但其中也得出力啊。然而当时我们国家总是名不副实，国家是人多，没有必要弄得这样紧迫，没有必要搞望子成龙式的教育。学制缩短到九年毕业，当时国家没有这么多岗位去接班工作的。三年自然灾害刚过，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对教改实验的学生一味地追求成绩，完成教改任务，实际上1964年教改时就已经潜在着失败的因素，学生有喘不过来气的感觉，精神压力大，特别是分数在前几名的所谓好学生，学习成绩如果一旦下来就有受不了的感觉，对好学生盲目崇拜，好学生就总得好，如果一旦不好，风言风语的话就传开来。俗话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难怪当时同学中就流传：“3分好、3分好，不留级、不补考，不贪黑、不起早”。5分就要贪黑起早背功课，2分要留级补考，3分最好。
我的学生经历，一至五年级是美好的回忆，曾任少先队大队委，参加过学校“学习与生活”黑板报工作，都是利用下午放学时间，出版、美术、编辑，和同学建立了一些感情。这些同学是：王筱华、苗保民（社长）、姜太行（编辑）、恽亭（美术）、安桂湘、冯容、常贵芙等同学，这些人是留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我们都是在默默无闻地工作，很少语言交流。恽亭负责画报头，一画就是几个小时。可是他功课不行，学习不入门，跟不上，也曾苦恼过，我曾帮助过他。我们其他同学，编辑把稿件交给我，我就是低头抄写，和女同学都没有讲过一句另外的话。对一些女同学也曾经有过朦胧的爱意，但是只能深深地埋在心里，从来没有表白过。直至文化大革命也没有去学校找过她们。因为学校是反对学生恋爱的，这是纪律，我是严格遵守的。这并不表示我是对的。相反只能说明我个人心理有缺陷，暗恋某某不能坦然的去表白，难道不好意思就是对的吗？
“人怕出名，猪怕壮”这句话是有一定哲理的。我1964年离校走向社会，也有些逆潮流而动，好学生都留校继续深造.你是另类，虽然有些同学说过我反面的话，早知道有文化大革命，还不如像金志兴一样去工作，早挣钱、早养家多好。其实1964年我有我的苦衷，我在初三时已害了病，不能再学习了，思想不集中，背书背不下来，我家的顶梁柱没有了，温饱吃饭都面临困难了。如果我父亲健在，我又何尝不愿意和大家一起读“圣贤书”呢？所以我参加工作后，就一直没有去过学校一次。主要是怕干扰他们的教改，干扰他们的学习，这算客套话吧？我与“学习与生活”黑板报社的同学绝对不是“萍水相逢”关系，是有着深厚友谊的。但是，当时我是超脱了，如果有人和我联系，我当然愿意了。做为男人，我对不起以前和我在一起做过黑板报工作的同学们，辜负了大家对我的感情。但是，同学们还记得我，还留有我在校搞黑板报时的照片，真是太有心了。我是一直都没有见过，直至这次《回眸当年教改》回忆录出书，看到书中还有我的照片，才是第一次见到。这都是过去的历史，过去的历史毕竟是过去了，那时天真无邪，默默无闻，不知道什么叫忧愁、痛苦。
对待师长，我一在主张应该是尊重家长、尊重老师，没有父母就没有我们，没有老师就没有我们的进步。老师就像蜡烛照亮了别人，把自己的一桶水无私的奉献给我们。作为学生是不应造老师的反的。我和韩海峰（注2）从离校后就没有再联系，他也没有找过我二次。在学校是我俩都曾是少先队的大队长，他还是主席。小学是我俩还相约到北海划过船，对“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曲是有切身体会的、那时候国家、家庭都稳定，感情也是真实的。记得文革前韩海峰找过我一次，我大妹妹对他印象很好，我也愿意他们能成为比同事更深的关系。没想到文革爆发了，大家都处在自顾不暇的状态，他家是革命老干部家庭，我母亲是“黑五类”，要爱憎分明，所以这段好事我也没有做成。后来的变化就使我们更没有共同语言了，他走向了极左，成为“四人帮”的殉葬品。如果没有文革，我想他也不会走到这个地步，他会成为一个社会栋梁人才的。是文革、“四人帮”害了他，使他狂妄自大，一发不可收拾。他站错了队，入了红卫兵组织，造反走向反面，斗得老师不能自拔甚至自杀。所以人们千万要切记，真正聪明的人是卑贱者，人不会总是对的，总有犯错误的时候。韩海峰在文革中害了别人，伤害了老师、同学，做为红卫兵也确实给社会造成了危害。他现在已不在了，我作为他的老同学，愿意代他向受迫害的人们表示认罪、道歉。他应该早早地向人民谢罪、忏悔，才能获得新生。然而他没有这样做，这是他的悲惨，也是我的遗憾。
2012年1月写于回龙观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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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选自北京二龙路中学校友文集《老同学》。经作者授权转载。
（2）韩海峰是北京二龙路中学的已故校友。男性，1967届高中毕业生。高中时期加入中共，曾被学校誉为“活着的欧阳海”。文革期间是二龙路中学红卫兵的主要成员，曾暴力攻击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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