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劳教制度下的二叔和父亲

1989-06-04 作者: 金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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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教制度下的二叔和父亲

－－作者：金秋

2013 年 12 月 28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的决定，劳动教养制度正式废止。其中根本原因就是劳教制度违宪，无法可依最终导致失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时代在进步，这种公开违宪的制度实在无法与世界接轨。 1998 年 10 月中國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第八条第三款规定：“任何人都不应被要求从事强迫或强制劳动。”

五十年代初，劳教制度开始形成，作为一种治安行政处罚手段，对违法但够不上犯罪的落后分子，闲散人员进行强制劳动和教育。 57 年之前全国劳教人员不足万人，尚未在人们心中形成什么概念。到了 1957 年夏季的反右派斗争，全国又有 55 万多人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对这些只动口、动笔，没有现行破坏活动的人怎么办、怎么处理？成了当政者不得不思考的问题。经过中央政法领导小组提议，报经毛泽东批准，劳动教养成了处置右派的主要办法。可是劳动教养是内部红头文件规定的，还必须使之合法化。于是，由中共中央授意， 1957 年 8 月 1 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78 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第一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劳动教养制度。一年之后，全国立即建起一百多处劳教场所，开始形成县办劳教、社办劳教、乃至生产队也办劳教。全国劳教人员很快就被收容到近百万。据原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回忆，全国 55 万右派分子中，大约 45 至 50 万被劳动教养。被判刑劳改的是少数，继续留单位的也是少数。以安徽省为例，在反右运动中，安徽省一共有 31479 人被打成右派分子，除 987 人外，都送到劳改、劳教场所劳动教养。

在闭关锁国的年代，阶级斗争观念一再掤紧，宁可左些，决不稍有宽容。有了劳动教养制度，任何一级组织或稍有权力的个人都可据此决定他人的命运。劳动改造经法律判刑，尚有刑满释放的时候。劳动教养属人民内部矛盾，虽规定最长为四年，但因无法可依，弹性很大，劳教解除之后留队生产仍不能归家。甚至探亲也受种种限制，与管理犯人无异。“违法不如犯罪，劳教不如判刑 " 也就难免成为“江湖人士 " 的不宣之秘了。律师李方平曾说：“那些检察院不批捕或退侦的案件、证据不足超期羁押案件，都可以转为劳教，这使劳教成为错案、冤案的温床。”

什么是劳教制度，如果觉得以上叙述过于抽象和数字化，这里就有两个与我密切相关的例子：我的二叔和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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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叔解放初期曾是一家银行的普通职员，自由散漫惯了的二叔不堪忍受日益紧张的政治学习，加之逐渐加重的胃病而退职在家。开始私人教授手风琴以维持生计。回家也逃不过政治学习，居委会的人三天两头叫他去参加居委会的政治学习和义务劳动，二叔胃痛不去，结果居委会一纸决定，认定二叔抗拒社会主义改造，定性为“坏分子”直接送去劳教。这是什么王法？按说二叔教琴以谋生，并未给社会造成负担，算不得闲散人员。仅仅是对“学习”洗脑有抵触情绪，至于如此吗？不能判刑就送教养。缺乏宽容的社会或许能描绘一幅最新最美的图画，但最终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文化大革命的终结不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二叔解放前家庭离异，前妻和唯一的儿子去了美国。在昆明的亲人只有我们一家。在安宁八街的劳教农场，母亲每个月去看他，带上一些便于消化的食品。二叔的胃溃疡日益严重，只能吃稀软的食物，胃痛起来不能入眠。母亲见状只好与香港的三叔联系，从此二叔全靠香港寄来的胃仙 U 减缓胃痛，维持生活。几年后解除了劳教留队生产仍不能返家。 60 年代初，在北门街时见二叔回昆探望自己的父母，已是两鬓斑白。文化革命开始，留队人员管束加强，探亲假取消。直到 1975 年，二叔年纪老迈已无关押价值，才回昆住到我们家中。二叔的后半辈子大多在劳教农场中度过。不管怎样，最后十年还是得以归家与亲人团聚。那时我已从边疆回城，家里窄小，想法盖了一层阁楼。记得在家的一些夜晚，听见母亲与二叔在楼上聊天，提起一些往事不时还有轻轻的笑声传来。二叔已老，偶尔见他象孩子一样和侄孙争抢食物，不由会在心里翻起一种难以言说的酸楚。 1985 年 8 月 7 日，饱经磨难的二叔终于油尽灯枯，在家中的靠椅上溘然长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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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二叔因为“游手好闲”莫名其妙进了劳教队，那父亲进劳教队还带一点政治色彩。父亲从 1941 年到 1958 年曾任云贵教区圣公会会长，虽然那仅仅是个虚职，就如现在的某个读书会会长之类，但在宗教界亦有一定影响，故解放后一直当选为省、市、区的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直到 1958 年。虽说宪法规定“宗教信仰自由”，可基督教对当时具有正统思想的人而言，无疑就是一种异端。它源于西方，特别是英美。而美帝国主义是当时的头号敌人。云南基督教圣公会的渊源就在美国，教会中人与美国传教士都有或多或少的来往，无疑是清理的重灾区。在这种背景之下，谙熟英语，与香港圣公会主教何明华关系良好，兄弟和妹妹旅居美国台湾，家庭关系复杂的父亲无疑就是清查的重点。

父亲在 1957 年 6 月进了集训队，亦称“学好队”。保姆阿婆曾领着小孙女阿萍给父亲送东西，当时的集训队就在金马村河边的一排帳蓬里。据阿萍讲，见到父亲时感觉他消瘦了许多，精神十分不好。阿萍的父亲廖树楠当年也进过学好队，据她父亲后来回忆，当时在队里的“学习”或“帮助”常常可达 24 小时不间断，疲劳至极，实在是不堪忍受。当时云南基督教会上层如孙守信、刘华翰、张献洲等都在集训队交代问题。不难想象，首先是自我批判，痛哭流涕，然后是互相揭发，争取立功。孙等人能言善辩，虽然自身问题不少却先后过关。父亲却一直在挖思想根子，许多别人揭发的事却回忆不起，母亲去探他时还要问母亲有无这事？迟迟不敢关门。最终在集训队结束时以“历史问题交待不清”的结论送劳动教养。这是个什么罪名？如果是为何不判刑？如果不是又是什么，整个就是莫须有。

据母亲讲，主要问题有三：

1. 刚解放时，云贵教区主教黄奎元被捕入狱，作为同一教区的下属父亲与另外三人联名保黄出狱。黄出獄后即逃往香港。看了这条不禁狐疑，几个小小的下属竟能将主教大人保释出来。后上网查资料，发现原来教会高层朱友渔的承保，特别是香港圣公会主教何明华亲自写信给周恩来担保是黃得以出狱的主因，父亲等人不过成了替罪羊。

2. 解放前香港圣公会一美籍牧师来昆明访问并讲道，父亲成为陪同和翻译。这本来就是教会极为平常的例事。可在解放后亲苏反美一边倒的政治形势之下被上纲上线为勾结美帝反苏反共的罪证。

3. 临近解放，反对国民党政权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 48 年惠滇医院国语班学生罢课，院方觉得任国教室牧师的父亲平时与学生关系较好，希望父亲能说服学生复课，父亲也确实与学生谈过。此事因此成为破坏学生运动的罪证。姑且不论学生后来为何复课，父亲一人是否有号召学生复课的影响力，父亲此举仅是从保护学生安全，回归课堂的角度所为，又何罪之有？

1959 年 4 月父亲以莫须有的罪名进了劳教队，精神上反而放松下来。诚心诚意在劳动中改造自己，身心状态逐渐好了起来，并多次得到队部的表扬。给家人的信中也表达了自己的真诚。这里无妨引述几段当年父亲的来信：“过去自己还总认为自己不错，是个好人，常以牧师地位自居，教育别人。那知教育者首先就要受到教育，把自己彻底地改造好，然后才有资格地去教育别人”“这次投入劳教，我深刻体会到，我活一辈子，对生活的体会还不如这三年来那样深刻。”“现在我可以说劳动对我来说已成了习惯，我已经锻炼到能够经常挑 40 公斤左右的担子。”“母亲，我知道你是有信心的人。当然父亲的去世难免会引起悲痛之感。但是，父亲现已在天父那边了。他已经走完了世上的路程。我们就让他安息吧！何必终日愁眉不展，依恋不舍呢？难道我们不能把这件事完全交托给上帝吗？如果你想到 ' 交托 ' 这句话並且在您思想与行动上真正地完全交托了，您必定会感到身心愉快的。平安就必然会临到您的面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