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黄埔一期”考研记
“
黄埔一期
”
考研记
——作者：金雁
今年是 77 、 78 级毕业 30 周年。想起当年被社会上称为 “ 黄埔一期 ” 的研究生考试，与现在已经很完善的规模化考试有很大的不同。从恢复高考以后的 30 年，考试制度也在与时俱进的电脑化、统一化。但是每个人个体化的经历背后都能折射出时代的变化，下面就把我个人的考研故事说给大家听。
学俄语的人教英语
1977 年，我工农兵学员俄语专业毕业以后，本着 “ 哪来哪回 ” 的原则，又回到了甘肃省陇西县，被分配在北门外的城关中学当老师。这是一所刚从 “ 戴帽子中学 ” 升格上来的完全中学，地处城乡结合部，教学人员尚不齐备，校长看了看我报到单上写的专业，说 “ 什么俄语英语，反正都是外语，你就教英语吧！ ” 听得我惊愕得不知该怎么回答，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学俄语的人怎么能教英语呢？教导主任在一旁解释说，学校初中刚刚开设了英语课，师资一时还不齐备，你就先教着吧。我回家熟悉了一下课本，好在是从头开始，整个一学期都处在 “Thisis……” ， “thatis……” 的简单句式，词汇量也不大，我头天晚上现学了第二天再去教也能应付。于是就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我一共带初一的五个平行班，因为是同义重复，没有什么难度，但就是一周 20 个课时的工作量，几乎没有闲着的时候，而且英语是教改中刚刚增加的新科目，学生没有基础，兴趣也不大，这些刚刚十二三岁的孩子正是淘气的时候，每个班上都有几个难管的 “ 刺头 ” 学生，维持课堂纪律着实让人费力。
1977 年正是变革的前夜，在省会兰州已经明显感觉到文革事态已成强弩之末，虽然政治气候在邓小平的复出与打倒之间来回折腾，但社会主体的不满已经浮现出来。重新回到这个西北一隅的小县城，我感到了极大的不适应。这里的文革空气依然很浓厚，那些以管制方式训导社会的干部仍充斥在各个岗位，一副 “ 我的一亩三分地里我说了算 ” 的霸道劲头。我报到晚了两天，教育局的人就以工资名单已送往地区为由，说今年这两个月没有我的工资，接着又把我填写的 “ 家庭成分 ” 这一栏里的 “ 干部 ” ，统统改为 “ 地主 ” ，说我们这里只有 “ 地主、贫农 ” 这样的成分，你父亲的家庭出身是 “ 地主 ” ，那你当然也是 “ 地主 ” 。其实我父亲革命资历远超过当地的 “ 县太爷 ” ，只是当年在西北局党校教国际共运史时不同意 “ 九评 ” 的一些提法，就被打成 “ 修正主义分子 ” 流放陇西，说起来后来我学苏联史还和这一 “ 家学 ” 有关。但是父亲蒙难后就不能填 “ 革干 ” 了，填 “ 干部 ” 也不被允许，在那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我就成了 “ 地主 ” 家庭出身且受尽歧视。从 “ 文革 ” 前下放到陇西，我们已经在这里呆了 13 年了，当时已有一些平反人员陆续回到原单位去，父母也期盼着能重返工作岗位。
重新招生对社会的震动
在学校里，虽然我与一帮年轻女教师关系都不错，但真正能与我交谈沟通的人少之又少，我们外语教研室，有一位上海外语学院的老大学生 L 老师，他英语非常棒， “ 文革 ” 前就曾有译作发表，听我们对外的英语广播一点都不在话下。 L 老师是四川人，属于那种书呆子痴迷型的人物，只要是和英语有关的话题他都极为兴奋，而其他方面的技能和知识则少得可怜。因为在这小县城里没有选择，他娶了镇长的女儿，确切地说，是镇长的女儿 “ 娶 ” 了他，他倒插门进了镇长家。他经常带着伤疤来上课，听同学们说，他老婆是 “ 夜叉式 ” 的人物，嫌自己男人窝囊、没出息，三天两头地打骂，不给饭吃。有一次我改作业很晚回家，看见他仍在办公室，一问才知道，老婆回娘家，把面柜子锁起来了。我就叫他到我们家吃饭。我妈妈知道他是南方人喜欢米食，就把一个月二斤米的定量拿出来，蒸了点米饭。做饭的功夫，我把弟弟收藏的老版的英文书拿出来给他看。饭做好了，我又翻出来一些涪陵榨菜让他下饭。没想到， L 老师突然流下了眼泪，他说，这一辈子，有米饭和榨菜吃，有英语书看，此生足矣。我想， L 老师什么样的水平，就在这里教教 “A 、 B 、 C……” ，让我一辈子就这么下去，实在有些不甘心。
这时大学重新招生的消息已经广为传播，积压了十年的中学毕业生对这个天大的喜讯分外振奋，大家奔走相告，县城里到处遇到的都是借课本的往届老学生。一时间 “ 洛阳纸贵 ” ，中学课本成为稀缺物，我就曾经为在外地的同学张罗着四处借课本、寄复习资料忙碌了一阵子。很多人都在为大家都不读书的时候放弃了 “ 自我修炼 ” 的机会而懊悔，我听到不止有一个人说，早知今日，当初就不应该把那些数理化书籍都烧掉，还以为这一辈子都用不上它们了。过去被批斗的老师家里门庭若市，学校的纪律一下子好了起来。招生制度导致的整个社会风向改变带来的 “ 蝴蝶效应 ” ，一直到多少年以后我们才深切体会到。
如果说， “ 重起高考 ” 成为一桩 “ 全民大事 ” 有点夸张的话，它至少是上千万的应届和往届中学毕业生中的 “ 大事 ” ，它不知牵动了多少家庭。我哥哥和弟弟也准备在工作之余加紧备考。看得我心里痒痒的。因为我们工农兵学员在校三年， “ 学工、学农、学军 ” ，搞大批判， “ 批林批孔 ” 、 “ 批三项指示为纲 ” 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正经上课的时间连 50% 都无法保障。更何况中苏边界的紧张关系趋缓以后，正常的交流又没有恢复，俄语的需用性很低，所有的中学早都不开设俄语课程。等于说除了我自己掌握了一门半吊子语言工具以外，在这个社会上毫无用处。我真想再进一次学校，重学一门运用学科，我试着在县教育局探了探口风，看我们这样的人能不能再报考一次大学，答复是 “ 不行！ ” 机会本来就有限，像你这样刚从学校毕业，还没有回馈报答社会，又要惦记着分享资源是不允许的。不知道这是被讯问人是个人的理解还是文件规定。反正我知道学校里也决不会答应我再次报考本科生的请求，于是就死了这份心。要不是憷 L 老师的老婆，我打算跟 L 老师学英语。
机会再次降临
就在这时，突然转来 1978 年研究生招生的消息，而且几乎没有什么门槛限制，同等学历者都可以报考，像我这样的工农兵学员也能报考，几乎是在第一时间我就决定了 “ 我要报考研究生！ ”“ 不管怎样也要一试 ”“ 大不了一搏 ” 。我自认为多少还是有点基础的。像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多少都有点 “ 苏联文学控 ” ，那个时候痴迷俄罗斯作品的几乎是一代人共同的经历。除了时代背景的提供以外，俄语的普及和翻译曾出现过任何一个语种都没有的 “ 全民热 ” 也是一个主要原因。我因为上学早一些，所以爱好趋向都是向上靠，愿意和年龄比我大的高初中生 “ 混 ” 在一起，热衷于追逐他们谈论的话题，所以小学后期和 “ 文革 ” 中间阅读了大量苏俄的文学作品。 “ 文革 ” 中的文化荒漠以及个人境遇使我对俄罗斯作品的体会更深了一层，加之当时可读的书籍极其贫乏，有些作品会反复阅读，越到后来我就越来越偏重于社会背景的描写，故事本身的情节发展倒显得无关紧要了。插队期间我在父亲的指导下通读《列宁全集》，为了辅助了解背景知识，又自学了安菲莫夫四卷本的《世界近现代史》， 70 年代学俄语以后，又自学了潘克拉托娃三卷本的《苏联通史》。
下来马上转入行动 —— 选专业。 1978 年的时候研究生设置的专业很单调，抛去理工科不说，文科里面没有我所喜欢的苏俄文学，看来看去，还是兰州大学历史系的苏俄历史专业比较靠谱。一来兰大是我的母校，由我们俄语专业的老师来出外语题，我自信还有几分把握。二来，兰州离陇西不远，真要有什么不解的问题，西去兰州也还比较方便。接下来最大的问题就是时间紧迫，也就剩下百天之余了。我几乎没有时间复习。教导主任早就打招呼了，凡是以考学为理由的事假一律不准，借故托病的病假也不准，这样就把我请假的念头打消了。我们学校所有想考学的人都是奔着 “ 本科 ” 去的，只有我一人是 “ 考研 ” 的。我们校长不知是为了打击我的自信心，还是根本就不看好我，跟我说， “ 考研究生，像你这样的，复习五年还差不多 ” 。我想他也许不是针对我个人，而是对 “ 工农兵学员 ” 这个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而表示不屑，我心里憋着一口气，这次非要考上不行。
百天冲刺
我差不多每天都有三四节课，再加上要改近 300 份作业，只好挤压休息时间了。为了节省来回路途的时间，我吃住都在学校。我制定了一个 “ 计划表 ” ，规定每天必须看多少页书，真到进入状态，才发现越学越没底，越补越缺，越深入越糊涂，我的那点 “ 业余爱好 ” 几乎和这个专业毫不搭界，对两门基础课 —— 中国史和世界史 —— 我几乎是个门外汉。连着一个月的夜战，我已经疲惫不堪了，每天闹钟要上十几下才能闹醒我，有时闹钟吵得不行，我睡糊涂了，把闹钟压在枕头下面或抱在怀里继续睡。不得已为了警示自己，第二天再多上几下，结果闹钟不停地响，邻居的老师们都提意见，早上起来问我，你的闹钟是给我们上的还是给你上的？搞得比上课铃声还要响。
体力的问题还是内在可以克服的，关键我缺少外援，有很多弄不明白的问题、不惑之解不知道该向何人请教。父亲在理论方面是高手，但对于世界史还是比较隔膜，我决定上兰州找老师请教。我星期六下了课，从县城赶到火车站，再坐夜车到兰州，车程 7 个小时正好可以坐在车上打个盹，这样星期天就有一整天的时间了。当天再坐夜车回去，两边都不用住宿，也不耽误星期一上课。也仗着那时候年轻、精力旺盛，这样连轴转竟然也扛下来了。可有一次买不到晚上 11 多钟从兰州到青岛的火车票，因为这个时间段正好在凌晨 6 点钟到陇西，坐第一趟班车回去，恰好赶上上课的点。只好买了晚上 8 点钟的火票，凌晨三四点下了火车，火车站所在的文锋镇到县城有 20 里路，我本来可以等到天亮再回去。我想了想反正也不困，可以走回去，天上正好有下弦月，顺着公路走，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还可以节省 4 角钱的车费，路上还可以叨咕叨咕我不熟悉的题目，但是心里还有些胆怯，主要是怕路上有坏人，稍迟疑了几分钟，又自己给自己打气壮胆说 “ 走！ ” 豁出去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于是急忙上路了，偶尔有赶早的司机开过去以后还惊奇地喊叫说， “ 嗨，是个女的！ ” 我想好了，即便有司机让我搭顺路车，我也决不搭车。就是有一段水洼绕不过去，只好硬趟了过去。搞得我的鞋和袜子全都湿透了。走到县城天刚蒙蒙亮，我没有回家，径直去了学校，早上 8 点钟，第一节课打铃的时候我已经站到讲台上了。也许由于一夜的高度紧张，到了学校感觉安全了，我反而迷糊起来，整整两节课我讲的是什么，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人完全是处在一种恍惚状态。就这样几下兰州，解决了不少问题，所要考试的科目逐渐在脑子里清晰起来。
考场虚惊
因为临考试前，我的课多且正好那两天身体不适，就让妈妈替我参加考前告知会议，并去踩点认一下教室。因为 “ 文革 ” 后第一届研究生考试，除了我之外，所有的人都是 “ 文革 ” 前的老大学生，多大岁数的都有，所以妈妈坐在教室里并不显得怪诞，妈妈也没向人家解释是替女儿来的。没想到这一下给我考试那天带来不小的麻烦。我记得是 6 月份考试，一共考两天 4 场，和现在高考差不多，所不同的是， “ 文革 ” 期间外语停学了十年，大家都忘得差不多了，允许带字典。考场设在陇西师范，同时期正好也有小学教师的师资考试，我梳着两个弯弯的毛刷子小辫儿，抱着刘泽荣俄语大字典，硬是叫人给支到师范考场，坐下来以后才发现走错了考场，赶忙找到我们的考场，监考的老师就是不相信，说前一天来的是个年纪大的人，怎么换成小孩了呢？还说我是 “ 替考 ” 的。让他看了我的 “ 准考证 ” ，又解释说，前一天来的人是我妈妈，并强调说， “ 只有年纪大帮年纪小的 ‘ 替考 ’ ，没有年纪小帮年纪大的人 ‘ 替考 ’” 。这好一通费劲的解释，其他人都已经开始做题了，才发给我考卷。虚惊一场，总算没把我拒之门外。
我们每个人考题都是由报考学校自己命题寄到考生所在地，在当时考完以后密封再寄回学校批改。这是当时比较人性化的设计，考虑到考生们的路途遥远和食宿的不便，而且考试人数也少，操作起来也简单易行。
我由于找教室验证身份耽误了些时间，生怕考试时间不够用，心里直打鼓，手直发抖，连装考卷的信封都撕不破。我们的考场是一个堆放旧课桌的地方临时清理出来的，所有的桌子都有些毛病，我又来晚了，只能坐在最后一个坑坑洼洼的旧课桌旁，桌子没有一块平整处，一写字笔就把纸戳破了，字写得难看极了，于是不停地写写移移，最后趴在桌子边沿方才解决了问题，下午我找了一张旧报纸垫在课桌上，感觉才好一些。
反正我们十几个人，考的都是不同学校不同专业，也不存在谁抄谁的问题。监考的人闲得没事，好奇地一份份挨个看我们的考题，也许他看不懂理科的考题，一直站在我旁边伸着脖子看我做题，边看边摇头说， “ 看不懂，做不了 ” ，搞得我心烦得要命。考试 4 门科目，外语的感觉比较好，说到底我刚毕业了一年，虽说这一年里再没有看过课本，但是比起老大学生已经放了很多年外语来说，我还算 “ 现蒸现卖 ” ，做起来比较顺畅，携带的刘泽荣俄语大辞典基本上没派上用场，因为时间本来就不富裕，翻字典更会耗去时间。我考得最差的是政治，考前父亲就告诉我应该复习什么，应该注重时事，可能那些天我忙的脑子短路了，父亲的话一句也没有听进去。打开信封一看，果真是父亲说的那种题型，但恰巧这成为我的一大盲点。是什么题我现在已经回想不起来，只能临场发挥了。考完政治我就觉得考砸了，希望不大了。两门基础课考得马马虎虎，世界史因为向兰大历史系的老师请教和以前自学的基础，自我感觉还可以，中国史稍微差一点。不知道其他考生的水平，没有比较尺度，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考完后我就大病了一场。我有一个习惯，在高度紧张、高负荷运转的时候，从来都不得病，一松弛下来后，积压已久的疲劳释放出来就会得病。考完试以后，我挂着满嘴的大燎泡去上课，学生们都心疼我说， “ 老师，你不要领读了，我们自己念课文 ” 。这时我突然感觉到，其实我的学生蛮可爱的。也许是我的备考劲头对他们有所触动，放假前的一段时间里，我感觉同学们的学习热情高涨起来。分数出来以后与我原来预料的差不多，俄语 89.5 ，世界史 70 多分，中国史 60 多分，政治 40 多分，确切的分数已经记不清楚了，大约记得平均分数是六十四五分，好像还是有一点希望的。在复试通知没有下来以前，兰大的老师已经告诉我，我达到了复试线。全县有 17 人报考，有两个人接到复试通知，我是其中的一个。据说复试还要刷人下来，我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毕竟离目标又近了一步。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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