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雯：外省人的台湾家族史
外省人的台湾家族史
－－作者：金雯
陆家与郁家：两岸孤雏
从上海到台湾，郁家与陆家的家事是时代浪潮中一个微小的泡沫。但这些在历史尘埃中泛起的小泡沫，却应和着偶然、宿命、欢喜与时代的悲伤。
清末民初时，陆家的曾祖陆升阶从陆家嘴搬到了浦东的新场镇，娶了同升木材行康家的女儿。那时候浦东都是棉花地，除了棉农，还有各式家庭土布作坊。陆升阶在新场镇开了一家布行，做土布的收购、整染、加工生意。棉布染色之后要在磨布板上打磨整平，棺材盖板一般大小的石头磨布板，陆升阶能轻松搬来搬去。他像所有脱胎于小农经济中的作坊主一样，也信奉吃苦耐劳才可发家致富。只是时运不济，正处于中国小农经济崩坏的关口，陆家的布行生意越来越差。
作为通商口岸，鸦片战争后，大量洋纱洋布涌入上海，土布价高，逐渐被挤出市场。比如，土织的“松江斗纹”以及“罗布巾”就逐渐被日本铁锚牌毛巾取代。1848年至1912年民国元年期间，上海已经有了美商鸿源纱厂、德商瑞记纱厂、英商的老公茂与怡和纱厂、日商的上海纺织、内外棉、日信等。
与陆升阶不同，郁家的郁怀智因为机缘巧合而跟上了历史发展，他早年在冯桂芬的上海广方言馆读书，所谓的广方言馆实际是外语学校，第一批留美学童容闳等人都是在此毕业后才去的美国。郁怀智因为粗通英语得以进入英商义记洋行，专门从事洋布的买卖。
这两个后来结为儿女亲家的家庭，在关键的历史转折点上拥有了交集，却有了不同的家运。郁怀智后来在南京路开了屏记棉布号，主要经营洋布的批发业务，经营过国药号郁良心堂。辛亥革命中，郁怀智担任上海总督府财政部副部长，负责筹募军饷。他的儿子郁葆青在1932年捐地自木杆桥向南填河浜修筑石片路，取名“敦惠路”用于纪念父亲，直到五十年代，敦惠路才改名为现在的幸福路。
1956年公私合营后，郁家经营的郁良心堂被并入童涵春。在之后的各种政治运动中，留在上海的郁家百多人无一横死。郁家外孙女陆蓉之说，大概也是郁家几代积善行德之功。
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规定：公务员得改穿中山装上班。但是，本省的公务员却习惯穿西服，于是办公室中会挂一套中山装以备晋见替换，这是当时办公室的奇景。
布行生意失败的陆升阶后来转行开了米店。这位作坊老板还颇为新潮地试图参与到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开办过“永明电灯厂”，后来自然是不了了之。不过，陆家的孙子就此取名“永明”，并且真的一辈子就跟电力打起了交道，1945年，作为国民政府的公教人员，陆永明赴台接收台湾电力有限公司。
陆永明后来在回忆早年经历的文章中写道：父亲（陆景青）在上海工作，家母教我识方块字、念《三字经》，入小学、聘塾师念“四书”，学诗作对，“养成了我十八世纪的冬烘头脑”。陆永明在1939年去日本留学，入读明治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大学前身）。虽然日军在中国攻城略地，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在日本留学时，陆永明对这个国家的印象极佳，“日本国内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亦结织了不少品行、学问上乘的日本人。”
1945年，陆永明到台北的台湾电力监理委员会报到，参加台湾电力公司的接收工作。至1947年初，到台湾参加接收与重建的大陆军公教人员近2万人。陆永明回忆刚刚抵台的情形：美机轰炸后的台湾几乎是一片废墟，台湾电力公司经过三四年的修复，才恢复全岛电力供应。大量参加日本军队的台湾人、在沦陷区跟随日人为虎作伥的不良份子以及从商、从政的人员，一到台湾即告失业，本省人在战争长期压榨下无以为生。欢欣鼓舞，稍瞬即逝。
一直接受日式教育的本省人从文化、心理上也一时难以适应外省统治者。被媒体戏称为“上至旅馆，下至粪便”都要管的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规定：公务员得改穿中山装上班，但是，本省的公务员却习惯穿西服，于是办公室中会挂一套中山装以备晋见替换，这是当时办公室的奇景。陆永明也看到不少不肖外省官员贪赃枉法，红包鼓鼓地装满四个袋，所以，“中山袋”即成了贪官的代名词。
抵台之初，虽然岛内经济凋敝、社会动荡，但是，一直漂泊在外求学、谋生的陆永明却找到了某种归属感。
台湾光复后，一共遣返了20万日本陆海空军及30多万日本移民，陈仪设法留用了8000名日籍技术人员，以保证台湾行政、经济部门最低限度的运转。台湾电力公司当时只有十分之一左右的台籍员工，而且主要是基层的工人，极少有技术、管理人员。陆永明到台湾后，最初与他接触的是日方的代表，比如可代表社长发言的日人人事课长武田正雄，他与陆永明同为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当时台电本省人中职位最高的营业课长朱江淮，则是京都帝大毕业的。陆永明留学日本的经历为他最初在台湾的生活提供了便利，在之后的“二二八”事件中，日语甚至成为陆天明和外省同事的保命伞。
1947年2月28日，陆永明照常去台湾电力公司上班。收音机里已经在播放本省人打外省人的新闻了。“阿三来了，阿三来了。”就有外省人围过去追打，阿三是本省人给外省人取的绰号。后来，陆永明穿着一套借来的日本军服上衣上街，因为曾留学日本，他也惯用日语，可冒充日本人，“以防被殴”。1947年3月2日，由各地遣返的原服役日军的台籍士兵连同学生、民众开始聚众闹事，不断有外省人被殴杀的消息传出。
混乱的局势一直到3月9日结束，陆天明回家时，就听到电台在放已经很久未播的京剧，并播报全体人员照常上班的新闻。陆家当时收容了几位无家可归的外省同事，“大家拥抱起来欣喜若狂”。那一天，国民党21军到达台湾，陈仪宣布全台戒严。
3月20日，陈仪发布《为实施清乡告民众书》，逮捕殴打、抢夺外省人财物的暴乱分子，奖励保护外省人的人士。在清乡过程中，有未经审判以军法枪决的寃死者，亦有为求自保而陷害他人者，很多死难者都是当时的社会菁英。“二二八”事件造成了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难以弥合的伤痛。至今，关于死伤人数依然存在争议，部分台湾高中历史课本估算“二二八”事件中死亡的台湾民众逾万人；而官方从宽认定并给予补偿的则是一千人左右。
1950年，陈仪因为通共、试图策反汤恩伯，在台北的马场町被枪决。他在台湾岛内的评价多为负面。陆永明与他无直接接触，但是对他印象却颇为正面。当年陈的官邸是日据时代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在牯岭街的日式建筑，安藤返日后被枪决，此宅被认为不吉，于是，陈氏官邸搬迁至台湾电力有限公司在延平南路的西式洋楼。故而陆永明有机会见到陈仪的日籍妻子古月好子，两人用日语交谈，对方知道他是东京帝大出身，备加亲切。他曾望见客厅中静坐着的陈长官，“双眼望着天花板，若有所思而默不一语，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孤独的人。”晚年回忆起来，印象依然十分深刻。
抵台之初，虽然岛内经济凋敝、社会动荡，但是，一直漂泊在外求学、谋生的陆永明却找到了某种归属感。1946年，台湾电力公司给陆永明在锦町分配了一所宿舍，“我以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有了一个自己的家，特别感到喜悦与珍爱，称它为‘锦庐’。”他雇用了台籍女佣阿玉，她善于做家务，能煮一手好菜。1950年，陆永明与郁慕南结婚后，这位阿玉依然留在陆家，帮扶照应陆家五个儿女长大。陆永明的女儿陆蓉之回忆，小时候台语说得很好，就是因为自小跟着这位阿玉长大。1988年，陆永明夫妇移居美国后，阿玉才辞工回家与孙媳同住，当时她已年逾七十。晚年陆永明依然感慨，只要有情有义，外省人与本省人实无族群之问题。
郁家父子滞留台湾无关政治的选择，只是纯粹的巧合。而台北和平东路陆府的昆曲雅集，则是“一群外省人的乡愁呕唱”。
郁家的离散故事像1949年的许多故事一样，充满了偶然性。1948年，父亲郁元英要带二儿子郁慕渠参加台湾的国货博览会。因为头一天慕渠的书包没收拾好，父亲一怒之下，就带了小儿子郁慕明过去。结果，到了台湾，父亲发现这个小儿子压根连书包都没有带。紧接着，国共内战吃紧，蒋介石败走台湾，两岸彻底隔绝，父亲与小儿子从此滞留台湾。后来这个排行第十七的小儿子从了政，成了台湾新党的主席。但是最初他们留在台湾无关政治的选择，而纯粹是历史之巧合。
郁慕明依稀记得老家上海“郁良心堂”药店是三开间门面的二层楼市，后进作为住宅，边门通马街。那时豫园附近治安不太好，父亲郁元英出门有两个白俄保镖，“他不常坐包车，偶尔爱坐电车，白俄也跟着。”2003年，郁慕明回上海购置房产，从他上海的新居能看到对岸郁良心堂的旧址，当然，房子早就没有了，但位置还一直记得。即便郁慕明离开上海时不过8岁。
同去台湾的还有陆蓉之的妈妈郁慕南。当年，郁元英娶了苏州严家的小姐严钰琴，连生八女，这位严小姐实在受不了“无后”的压力，提出给丈夫纳妾生子，被郁元英断然拒绝：“会生女的，就会生男的。”陆蓉之的妈妈出生时，取名“慕南”，与“慕男”同音，希望能带来一个弟弟。后来，陆家得偿所愿，接下来生的果然是一个男孩，取名“慕熹”。郁家人奔走相告，光是四邻、亲友的红蛋就发了一万多个。家人怕慕熹夭折，都用蒸馏水给他洗澡。也就是这个精贵的郁家长孙，后来在50年代，偷跑去了香港，并千方百计将母亲也接了出去，促成了部分家族成员在60年代的团聚。
郁家的慕南小姐颇有几分男儿气概，在上海时，十三四岁就跟随父亲处理祖父一手创建的敦惠义务学校的杂务，到台湾参加国货博览会，父亲带着这个女儿作为帮手，另可照顾父亲和幼弟的生活。
郁慕南二十岁时嫁给年长自己十岁的陆永明。陆永明把人家的女儿娶走了，岳父家就剩下一老一小——日益年迈的父亲以及不足十岁的小弟。他便将岳父一家也接到家中居住。有了这层渊源，当陆永明夫妇在去年决定从美国回台湾养老时，郁慕明腾出自家居所，由他来照顾年迈的姐姐、姐夫。
五六十年代，台北和平东路电力公司后面巷子的陆家两周一次曲会十分著名，座上宾包括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首任院长蒋复璁、著名报人成舍我、昆曲票友焦承允等，当时随夫入台的张元和也是常客。其中尚属小字辈的台湾散文家张晓风后来撰文回忆陆府的昆曲会，说那是“一群外省人的乡愁呕唱”。她还依稀记得日式老屋的长廊上挂满了小姑娘的画。那个小姑娘就是陆蓉之，后来艺术界著名的策展人。她从小便在外公的书房里念“四书五经”、学画。她说：“外公有点偏心，喜欢会画画的孩子，他的五个女儿是张大千的学生，但这五个女儿都在上海，他就在我身上寻找某种寄托。”陆蓉之后来也给张大千磕过拜师头，张大千认为有违辈分，所以交由张大千在台的学生匡时来教导。后来，陆蓉之又师从海上画坛翘楚“三吴一冯”中的吴子深，他亦是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创办人。
陆蓉之的五个阿姨在上海拜张大千为师是通过李秋君张罗的。张大千与李秋君同岁，两人相遇时，因为张大千已有一妻一妾，他觉得再纳李为妾，委屈了这位宁波名门小姐。后来两人以兄妹相称，而女方终生未嫁。但是陆蓉之从长辈处听来的八卦是：张大千是觉得李秋君不够漂亮才未娶她。张大千为人风流，陈巨来在《安持人物琐忆》中有一章节写张大千，其中张自述：你是知道吾的，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安持人物琐忆》中也详细地描写了当年上海李秋君家中拜师的过程：“及拜师时，秋君先告以仪礼，蜡烛要点的，绝对禁止点香，因张氏天主教徒云，墙上高悬善孖遗像，请善孖夫人参加，学生例需先向遗像及二师母各叩头八个，然后大千方居中坐了，受学叩头亦八个（师母殆不止一个，所以从不参加），可谓繁矣。”善孖是张大千的二哥，张大千待之若父。
他们是两岸的孤雏。台湾的殡仪馆里，告别仪式冷冷清清只有几个人的，一定是外省人。
作为父亲身边唯一的小儿子，郁慕明被寄予了很高的期望。1958年，他听从父亲的意愿，为继承祖业，入读国防医学院的药学系。其实他的兴趣是法商科，“但是那年代是听父亲的决定，而且我相信学问是互通的。”
1971年，郁慕明赴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解剖学系进修，同年10月25日，台湾从联合国出局。作为公费派出的台湾留学生，郁慕明说当时对未来产生了巨大的不确定感。“两岸对立冲突，大陆在文革，国际形势的变化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将会如何？还回得去台湾吗？”郁慕明也坦言，他们那一代比现在年轻人更关心国事，“因为我们是中国人，从小被教养三纲五常、四维八德，认为自己对传承中华文化负有责任。现在岛内的年轻人因为学校教育的缘故，他们会说自己是台湾人。”
1981年，郁慕明已经在国防医学院当了18年老师。他说自己竞选台北市议员是某种偶然，“以前都是有家族关系才在政界活动，那一年是台湾政坛的一个转变，家里都没人从政也能进入政界。”与他同期的“政坛新人”还包括赵少康、陈水扁、谢长廷等人。
郁慕明做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人称“小诸葛”。作为台湾政坛几十年风雨的见证者，在他眼中，台湾社会的民主化并不是蒋经国一声令下便完成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前后历经10多年。“党外一直在抗争，也有新生代进入政坛，经国先生后期因为社会的变动，开始逐步开放民权，先解除戒严令，然后是《中华民国刑法第一百条》的废除，开放赴大陆探亲。虽然有人上街头游行，有冲突和动乱，但是没有暴动，一般台湾民众还是追求安定的。”
因为与国民党“主流派”的矛盾，1993年8月，郁慕明决意另组新政党，“新党”成立扮演了台湾政坛关键少数的角色，其中又经历诸多波折，作为新党主席的郁慕明，以更开阔的胸襟来理解人生和政坛的沉浮。“辛亥革命结束后，曾祖父（郁怀智）担任上海总督府财政部副部长，负责筹募军饷，三个月后军饷筹募完成即请辞，恢复做生意，老一辈的人对名利看得很淡薄，该做的事尽了责任，只要建立起精神层面最妥适且正确的观念，成败结果不必计较。”
陆蓉之是与舅舅同一年出国念的书。从苏黎世转机到比利时，她就对自己说，从此这个世界要一个人去走了。那一年，她20岁。
陆蓉之说，父亲是守本分的公务员，收入有限。母亲得让五个子女受最好的教育，上私立学校，还要将他们送出国读书。所以，只得自己想办法。后来就开时装店做衣服，万达时装是台湾较早的高级定制的服装店。陆蓉之依稀还记得，一条裙子就是公务员一个月的薪水。
不安全感、逃难的集体记忆让外省下一代迫切寻求一个有保障的永久居住地，所以，留在海外的台湾人以外省人居多。“我出国的时候，妈妈就给了我一个任务：所有的资源都放你身上，一定要在国外立足。后来我给所有弟妹都移民，没有请律师，我自己一个人办的。”他们那一代的留学生基本都打过工，陆蓉之也当过管家、贸易公司的小妹，还做过房地产生意，卖过车床、传真机、手机。“我做生意就是为了把妈妈的移民梦想完成。”
13岁便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开个人画展的天才儿童，也需要面对人生历练。“21岁开始养活自己，第一任丈夫曾经破产，第二任丈夫有暴力倾向，我的人生就是起伏很大，所有的风浪看来都是让我‘没有再怕了’。”所以，她敢登报去追第三任丈夫傅申，那年她48岁。在此之前，她在美国一边读书一边嫁人、工作，然后再读书。生完孩子还在读书。前后读了14年书，拿到加州州立大学的学士、硕士学位。1978年底，陆蓉之在南加州创办观念艺术为主的替代空间，是中国当代艺术圈内最早的女性艺评家及策展人。“我为自己打理、加分的事情已经做到顶了。我十五岁就仰慕傅申。我们两个人的结合不是相加而是相乘。”两人最终在交往三年后结婚。从1990年开始，陆蓉之在两岸来回跑，担纲过上海当代艺术馆创意总监、上海“外滩18号”创意中心艺术总监。“任何条件来看，我都是中庸之才，但是我将自己活得淋漓尽致。”
外省第二代的父辈都有逃难、离乱的记忆，到台湾后，没有土地，没有亲人。他们的儿女唯有依靠读书，掌握一技之长才可在社会生存。不安全感造就了一代的知识精英。但是，在内心，他们也有复杂的况味，陆蓉之说：“我们是两岸的孤雏。台湾只有我的父母、舅舅、舅妈和丈夫几个老人，我们家五个孩子，有四个在美国。我的下一代也都在美国。外省人像我这种情况非常多。在台湾的殡仪馆里，告别仪式冷冷清清只有几个人的，一定是外省人。”
来源: 新周刊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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