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鸣昭：亲历饥荒年代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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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饥荒年代二、三事
-----作者：钟鸣昭
浮肿病号——张伏生
三年困难时期，说的是1959年至1961年期间发生的全国性的饥饿灾荒。那些年，我虽然年少（13-15岁）但必竟知人见事。所以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自己所在的生产队，在那些岁月中所发生过的一些人和事。
记得是一九五八年，以大跃进瞎指挥、共产风、浮夸风为标志的全国性“左倾”错误也在我们村子里泛滥起来。村东大屋里开办的公共食堂，用可蒸五十斤大米的饭甑，蒸出了香喷喷的大白米饭，全队男女老少吃饭不定量，不交粮，不记数，人人放开肚皮尽管吃，一时真的笑煞了大伙儿。
住在村东头有位叫张伏生的社员，时正壮年，腰圆膀粗，气力大，饭量好。原本是队里老者余兆芳的上门招亲女婿，由于婚后子女多，丈娘管束紧，加上他老实本份，总觉得在家不敢吃上全饱饭，现今食堂饭尽吃，像是进入共产主义了，张伏生越想心越开，想得从心里笑往外。有一天早餐，有位叫振羊的社员提出和张伏生比饭量，张伏生听了很开心，就和他比了起来。于是，拿来盘称，将饭称好，对吃起来。余振羊吃了干饭四斤半（折合大米二斤左右），张伏生吃下五斤整，结果二人都撑得大肚象怀了孕，饱得半天也伸不直腰。
也许是违背客观规律，也许是物极生悲。“共产风”的食堂大锅饭不仅让费惊人，也让许多社员吃出了胃病。更严重的是那年偏偏又是大旱灾年，上级却要求社员大唱高调，空喊口号。记得有一天傍晚，听说上级来了领导，大队就组织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拿着盆盆、灌灌去港背洲饵上搞起了自欺欺人的抗旱形式主义。再加上减产报丰收，粮食征过了头。很快地队里的一排排木柜式的粮仓里，有出无进，越吃越空。到后来，堆放的只是帐表、农具、杂物，只有小隔隔的粮囤里放了些糙米、杂粮。时间到了一九五九年春，食堂先是由不定量改定量，开始用竹筒蒸饭，再就以粗杂粮混合做焖锅饭或做烂饭稀粥充饥，再后来，仓库完全空了，食堂宣布解散，饥荒全面出现。这时候，社员们争相采挖野生葛根，采摘南丰子、百节草、竹叶草、野茄子、野苋菜、芋麻叶、洋芋根等等，这时的一般百姓人家基本上是谷糠、稗子充主粮，葛根野菜当饭吃。
张伏生家里人多粮少，尤为困苦。饿得实在难过的张伏生，求助下放在一队的粮站干部黄春荣，从粮站买得了一袋谷糠，于是谷糠、碎米、稗子、薯渣混合，做出馒头糍巴，三餐食用。由于张伏生饭量大，吃得多，不久便从脚而上，周身浮肿。那天中午，张伏生肚皮澎涨，大便憋得解不下来，伏在地上喊爷叫娘的打滚说痛。老婆看了难过，只好用手一点一点地从他的屁股肛门里抠出那全是糠渣的大便。
说短也长的那些年，社员们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半死半活的熬了过来。所庆幸的是从一九六二年开始，农村政策日趋好转，被破坏了的农业生产力很快得以恢复，社员自留地也种得更多更好，广大农村又逐步过上了当时人们所期盼的有饭饱的日子了。
回首往事，贵在真实。对一个时期的评说对与错，是与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尊重事实，既不掩瑕，也不溢美，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总结经验，接受教训，避免重蹈覆辙，不要再走弯路。
糙米藏在“摇箩”中
一九六一年四月，除夕大年刚过去二个余月，我们家里就开始有一餐无一餐的过起了饥饿的日子。于是母亲带着我回了一次娘家——兰水公社猪岺山，想求助我的姨姑接济一些薯渣、米糠、山芋之类。
猪岺山四面环山，山高路遥，也许是“山高皇帝远”干部去得少的缘故，尽管山外饥荒遍地，这里的山民却能偷着私自种些杂粮、蔬菜，稀硬搭配地勉强填饭肚皮，饥荒程度相对山外似乎好些。
姨姑是我娘的小妹，由于外婆过世得早，小时候姐妹相依为命，非常亲密。这天，我和娘一进姑家大门，姨姑紧抱着我娘就说：“姐姐，前二天才听弟对我说，你病了，瘦了，却不知道你会瘦成今天这个样子，你是饿成这样的呵！你妹夫上午都念叨着要我去看你，无奈侄婴太小，抽不出身，今天你和四明来了就好，来了就好！接着姨姑一面紧紧握住我娘那骨瘦如柴的手，一面用另一只手抹着自己滚滚而落的眼泪。
姨夫，姨姑待我娘俩实在太好。餐餐做了米饭硬要我们吃饱，而他们自己却躲在一旁吃着薯渣稀饭丸子，这令我们娘俩非常内疚不安。因而急着想要早些回家，却总是被姨夫姨姑苦苦挽留。
大概是在姨夫家做客的第四天上，村子里来了位公社干部，不知是听了谁人反映，说是猪岺山经常有外面亲戚进村有饭吃饱，怀疑村子里一定存在“瞒产私分”的问题，还带了几个大队干部开始从村头逐户搜查。
姨姑在村口一见，一听、一惊，她想起了昨晚挂在屋子堂背柱子上用布袋装好的二斗糙米（12斤左右）和另一袋十多斤重的薯渣，山芋，这是准备接济送给我们母子的救灾食粮，便急急忙忙往家中跑去，她知道，这些东西，要是让干部们进屋搜见，不但会被说是粮食有余而收归集体，还会使队里说不清无“瞒产私分”的问题，从而牵连队上被追加交粮任务。
眼看着搜查干部快到自家了，老实本分的姨夫却慌里慌当的手提着那袋糙米东走西窜，不知藏到什么角落为好。这时姨姑急匆匆的跑进门来，她看见厅堂门口我在摇摇箩，而摇箩里睡醒了的婴女正在啼哭，她便急中生智，赶紧抢过姨夫粮袋，藏进婴女摇箩底层，照原垫上稻草、垫布，又叫姨夫带我出走，她自己就一面哼着催眠小曲，一面轻轻地摇动着竹篾摇箩。
搜查干部进门了，姨姑神态镇定，装着一脸无所事事的态度，任随他们在屋子里东寻西找。他们在屋子里转了几圈，并没有发现队上分月所发粮食之外，还有多出的粮食。也就作罢出门，转向了下一户人家。
第二天，姨夫不便再挽留我们，但硬要我们收下这些糙米、杂粮，还让姨姑一直将我们娘俩送出村外很远，才依依不舍地转身回去。在那青黄不接的春荒中，正是姨夫、姨姑赠送的这袋糙米和薯渣、山芋，让我们度过了又一次饥饿难关。
多年后，我重上姨姑家访亲，谈及“摇箩藏粮”的那段往事，真是感慨唏嘘，说到情深意笃处，我就紧紧拉着姨姑的手，久久不愿意松开。
“一平二调”去筑水库
一九六二年，应该是三年困难时期过去，万物复苏的开始。那些“浮夸风”、“高指标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大大有了改正。然而，“共产风”的“一平二调”却并未完全得到扼制。那年冬天，我（当年16岁）被“一平二调”派往梅坊公社圣华筑水库的半个月经历，至今仍深深记忆在我的脑海里。
在宜黄县二都公社二都大队第三小队俗名叫“大屋俚”的下厅南门，罗细苟队长为动员四人前往七十里路之外的梅坊圣华水库充当民工而犯愁。因为灾年刚过，上级贯彻“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好政策，允许社会开荒扩大自留地种菜种粮。冬季，正是烧荒垦荒的好时机，谁也不愿意这时离村外出。所以，讨论来，讨论去，最后，还是只有动员三名回乡不久的知青：我（16岁），吴惠杨（16岁）、黄端生（17岁）和一名家庭兄弟多的谢德明（17岁）去。为了奖励我们前往，队上特意决定：1、口粮照发另补每人大米十斤带往工地；2、奖励每人稻谷叁十斤留在家中。3、每人每天按强劳力10分给记工分（我们当时在家出工仅记6分左右），这些“待遇”可谓前所未有。就这样，我们服从安排，也就上工去了。
圣华水库大会战由全县十二个公社，一千六百余人参加，担任大会战的总指挥是当时的县委副书记（南下干部）乔当。我们二都公社党委委员涂甫生和公社干部朱景贤作为带队干部，先期去了工地，安排我社民工的食宿及领受施工任务。
那天，我们三队四人按照要求，每人挑一副担子，前头是笞箕、锄头、鎌刀、干菜食筒，后面是大米、棉被、衣物。（那时平调在外当民工不仅受益方不给报酬，还要出劳方自带口粮和劳动工具，我们相约了本大队其它民工一起上路，同行中，有位瘦高个儿叫余振羊的，他说自己从人民公社成立起就年年被“一平二调”，戏称自己是外派搞水利，修公路的“专业户”。他说：我们跟外社甚或外县去筑水库，修公路，眼前无利，长期无益。他们搞“一平二调”，我们搞一拖二挨。反正出了二都村，开始在记工。我们还真听信了他，一天路程分二天走，在县城饭店睡了个半天一夜的统铺，第二天吃了早饭才慢慢悠悠的上路，四十里路直走到太阳落山，才到了圣华水库工地。
冬天的天气是寒冷多雨的。我们这些在荒野低洼地筑水库的人所要承受的寒冷和劳累是无法比喻的。当时，我们公社的六十余人住在兰家村一个破旧老屋的上、下厅，就在地上垫了些稻草，铺上几个大晒垫，成了一个大统铺，由于厅屋后墙倒塌，寒风一吹就透，经常半夜冷得无法入睡。我们的食堂临时搭建，炊具条件更差，所以吃的是时有夹生的米饭和自带干菜，喝的是酸咸涩口、油珠很少的苦菜汤。每天天还不亮，指挥部的口哨声就嘟、嘟响起，大家只好排着队伍上工地去。开初几天，没有定任务还稍微轻松一些，后来工地指挥部发下来量土方的木合子，每人每天必须挑满二个立米泥土，常常累得腰酸背痛头发昏。公社涂委员也许是怜悯我们三队几个回乡知青年少力弱，就间或分派我们去做几天修路的轻快事。有一天上午，人太疲倦，我和黄端生就躲在地铺里睡觉，不想被指挥部人发现，涂委员就故意说我俩生病已请了假。这件事，我俩很感动，事后，出工做事就更买力了。
在修筑圣华水库的工地上，我们这些民工虽然能基本坚持参加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勉强完成指挥部布置的施工任务，但心里却总有对“一平二调”白白干活的不甘，和对强迫命令，极左指挥的怨气。
……时光流逝，事过境迁。多年后我重访梅坊。那里已经是电排电灌，水利畅通，工厂林立，百业兴旺。回家后，我感慨万千地和当年与我同为民工的黄端生说，老黄呵，老黄，现在没有了“一平二调”，各地却发展得如此之快，这真是党的好政策带来的好结果呵！与此同时，我的心里也想：“六十年代初期那种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的事，也许不会再来了吧！”
2014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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