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我们家就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
我们家就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
－－作者：钱理群
我的外祖父是晚清著名的维新派思想家王韬的学生
我的外祖父项兰生，他一生经历很丰富，从晚清到辛亥革命，到 1959 年去世。外祖父出生于 1873 年，是晚清著名的维新派思想家王韬的学生。
他的年谱里有一段对王韬的回忆很有意思：“韬师住四马路十路……韬师谈论甚豪，论天下大势，历两时许，滔滔不绝。”第二天他又请外祖父吃饭，“并赠著述十数种，以后往见数次，几曾嘉许，颇得教益，并尝通书后，对于八股文不必看得太重，务必多读史书，认识世界大势，为立身行己基础。功名问题，可以坚决放弃”。这里记述了我外祖父受王韬那一代的影响，老师强调的是：八股文不要看得太重，要多读史书，认识世界大势。这是一种非常开阔的眼光。
后来我外祖父成为维新派人士，最早在杭州办白话报，开办安定学堂，然后又担任浙路公司公务科长。办学堂，办报纸，修公路，这都是开时代风气之先的。以后他做了大清银行的秘书官，他的日记记载了辛亥革命时大清银行界对革命的反应，我看了觉得很有史料价值。以后他又创办浙江兴业银行，担任董事长，五十六岁时完全退休。可以看出他是早期维新派人士，而且又较早投身中国银行界，应该是江浙实业界的一个代表人物。
我的父亲属于胡适的那个体系
我的父亲天鹤先生是安定学堂第五届毕业生，外祖父把长女嫁给自己的得意门生。我的母亲从小受西式教育，请英语老师教英文。父亲后来大概是 1906 年或 1908 年去美国留学。他先是考取了清华学堂预科，然后从清华毕业后到美国康乃尔大学学农科。胡适也在那里学农科，他应该是胡适同学。
我曾谈过 20 世纪初有两次留学高潮：第一次是包括鲁迅在内的留日学生，主要学习社会科学，学军事，学政治；第二次高潮是我父亲这一拨留美学生，主要学习自然科学。那时著名自然科学家竺可桢，语言学家赵元任等都是我父亲的朋友。他们发起组织自然科学家团体，办《科学》杂志，我父亲是最早发起人之一。我曾经研究过他们的《科学》杂志。当时在中国比较早提倡民主科学的，一个是《新青年》，另一个就是《科学》杂志。我们过去对自然科学这一块不够重视，其实真要研究“五四”，自然科学家是不能忽视的。
我父亲基本主张农业治国，是农业方面的专家。后来“好政府主义”成为这批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强调要改变中国面貌必须进入体制内，这与我们今天某些知识分子的思考非常接近。 1928 年后，国民党也试图走专家治国的道路，有一批专家进入国民党政府机构内，我父亲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参加国民党政府，在抗战时担任国民党政府农林部的常务次长，相当于今天主持业务工作的副部长。我父亲主持全国农业有十五年之久，在抗战时期对大后方农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我研究了他的农业思想，觉得非常有意思。他提出一个观点：发展农业最根本的目的是要提高农民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为达到这个目的要综合发展，强调农业的商品性，发展商品农业，而且从金融、信贷、生产、流通、科技、教育等各个环节发展农业经济。这些农业经济思想与今天非常接近。但当时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下不可能实现，实际上没起多大作用。在我看来这也是个悲剧。总的说来，我父亲属于胡适这个体系。
我的哥哥姐姐都曾为了我们国家切实作出了贡献
我另外一个哥哥，三哥，抗战时从沦陷区逃到重庆，后来跟穆旦他们一样作为大学生当美军翻译，以后进入外交界， 1949 年从大陆到台湾，以后又到美国，做国民党驻旧金山领事。他和父亲都属于国民党系统。
我另外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属于共产党系统。我们家庭有两次大分离，一次是抗战初期，父亲随国民党迁重庆，就把几个较大的哥姐留在上海外祖父和舅舅家。我生于重庆，当时哥姐还在上海沦陷区，我们没见过面。我二姐抗战时参加共产党地下工作，从上海参加新四军，成为一个文工团员。她的丈夫丁毅，就是《白毛女》的作者之一，是一个忠诚的老共产党员。我和二姐解放后才见面。还有一个在沦陷区的哥哥也参加了地下党，成了南京学生运动的一个领导人。
我的《 1948 ：天地玄黄》一书有两个地方提到我的哥哥姐姐，别人不知道，这里告诉大家一个秘密。里面有两章比较特别，别的文学史家不会写，这与我的家庭遭遇有关。其中一章写学生运动中的文艺活动，可以说这一章是为我的哥哥写的。还有一章写解放区的文工团活动，为的是纪念我姐姐，而且还引用了一段她的文字，是有关知识青年与战士结合的感受。我用这种方式默默纪念我的哥哥姐姐，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大家后来不提这些老共产党员，我觉得不大公平，所以我尽可能地写到他们当年的贡献。
我们一家人落得生不团圆、死各一方的悲惨下场
1948 年我父亲把我们从南京带到上海，当时准备从上海逃到广州，再逃到台湾去。结果到上海后我母亲不肯走，因为他们兄弟姐妹一家人都在上海，我外祖父的好朋友陈叔通和张元济当时都是进步人士，跟共产党有联系，所以我母亲不肯走。于是就让我父亲到台湾看一看，一看就回不来了。
这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我曾经跟李欧梵先生（我们两个同年）开玩笑说，如果当年到了台湾，就是跟他在一起了，所以历史是说不清楚的。
这就是我们家第二次分离：我父亲去了台湾，我当外交官的哥哥去了台湾，后来我大哥去美国留学。我们家后来再也没团圆过，我曾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家的悲剧：生不团圆，死各一方－－我父亲葬于台湾，三哥葬于旧金山，母亲葬于南京。
我的家族就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高度缩影
我讲这一段历史有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是研究现代文学、现代思想史，特别是研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的，而我们家庭就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高度缩影，中国知识分子的各种类型在我们家都有体现。
我父亲可以看作进入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我留学美国的哥哥则可以看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实我父亲也多少带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色彩，是代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入体制的类型。我的参加共产党的哥哥姐姐和姐夫是典型的忠诚的共产党员。
我们最小的三个则是新中国以后培养出的人才。我们都受到比较完整的教育，我的小哥哥在清华大学学工科，姐姐读北师大，我是在北大，但我们三个都因为家庭问题被发送到边远的地方，我姐姐到新疆，哥哥到福建，我到贵州，这都很典型地体现了我们这种家庭出身的命运。改革开放后我们各自命运又发生巨大变化，变化最大的是我们最小的几个，我哥哥成了福州大学校长，我姐姐是乌鲁木齐市特级教师，我成了北大教授。
我们整个家庭就是各类知识分子的浓缩，也就是说我的研究面对的不是与己无关的对象，某种程度上我是在研究我的家族，我的家庭，或者说研究我自己。
本文选自《一路走来——钱理群自述》
转自《世界华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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