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屡蒙总统召见之回忆
屡蒙总统召见之回忆
－－作者：钱穆
我见总统，最先在民国三十一年。前一年春末，我在四川乐山武汉大学作短期讲学，嗣又遄赴青木关教育部开会，会毕，留在中等学校教师暑期进修班授课，事毕返成都，忽得教育部来函，述委员长于报端见我在青木关消息，电话召见，询我是否能于短期内前往。我复函，委员长军务倥偬，不愿以我愚陋，无可献替，而轻应召，以妄费委员长之精神。并恐委员长因见我愚陋，而减少其对学术界之兴趣与信心，此责更不敢当。此下遂无续讯，是为我蒙召见而未获晋谒之一次。
翌年春，时我居成都北门外二十里许之赖家园，四川省政府特派人持函来，告以委员长来成都，嘱于翌日下午赴城中某处谒见，是日应召到者约逾一百人，委员长在台上，召见者列坐台下。委员长唱一名，其人即起立，垂询应答，各不超过一两分钟，历两小时而毕。是为我亲瞻总统颜色，亲聆总统声音之第一次。
翌日上午，总统又召见于成都军官学校。我于十时到，候见者尚留十许人，分别晋谒。约五分钟另召一人，我最后。在十一时晋谒，坐定，私瞻总统神采奕奕，若无倦容。是晨所谈，专涉宋明理学方面，尤其为清初明末遗民顾黄诸家。所谈之详，已不尽记，似从垂询有关于傅青主某一事谈起。对我已往经过，学历资历，均未问及，更无一句通套泛语。回忆当时社会相识不相识人，都说我专治史学，而总统当时和我初次见面，却即谈到理学上，而这正是我内心平日最看重最爱研究的一项学问。我虽第一次获见政府最高首领，又为我平日素所崇仰之人，但谈话不到数分钟，以使我忘却一切拘束，懽畅尽怀，如对师长，如晤老友，恍如仍在我日常之学究生活中。犹忆是晨谈话，亦有两次询及我私人方面者，但亦从前面话引端触机，并非突发询问。一因谈及顾黄之不仕清廷，总统问我是否对政治有兴趣。我答，我治历史，绝不会对政治不发生兴趣，即如当年顾黄诸人，他们儘不出仕，但对历史上的传统政治都大有兴趣，其对现实政治乃至此下可能的理想政治亦都极大关心。又一次因谈及理学少为现代人注意，总统又问我是否能讲英语，我答不能。当时询及我私人者，只此两事。 ……
是晨谈话，自十一时起，直过十二时，侍者报午膳已备，总统命我同餐。过至别室，餐桌旁备两座，一座背对室门进口，一座在右侧，我见坐椅不同，即趋向右侧之座，乃总统坚命我坐背向室门之一座。我坚不敢移步，总统屡命不辍。旁侍者告我，委员长之意，可不坚辞。余遂换至背对室门之座。侍者见我移步，即将桌上预放碗筷互异，我乃确知此座乃预定为总统座位，心滋不安，但已无可奈何。总统坐，我亦坐。进菜乃中餐西吃，皆盛以小碟小盌，汤菜三四品，皆江浙家常味，未进小点，总统命我一一皆尽。有盐鸭蛋，总统尤特命我品尝，总统是日食量亦佳。席间转换话题，谈及时事。我告总统，历史上外族入侵，如五胡，如辽金，如元如清，或割据一部分，或吞并全中国，此次抗战，赖委员长坚贞英明，胜利有望，洵属历史上旷古未有之奇迹。他日光复回都，若荷国人谅解，委员长获卸仔肩，退身下野，为中华民国首创一成功人物之榜样，亦将增进国人无上信心，俾得逐步向前。委员长亦得稍减叢脞，在文化思想学术教育上领导全国，斯将为我国家民族一无上美好之远景，总统点头称是。
饭毕，仍回前室，总统将口中假牙置桌上，仍续有谈，约十分钟离座兴辞，总统亲送至门口，是为我第一次之谒见。
是年冬，陈布雷先生来成都养病，告我云：明年春，委员长必将召君去重庆，为期当不远，当先准备。翌年春，果奉召赴中央训练团讲演，下榻复兴关。总统晚宴于官邸，获见政府要人不少。宴前，总统先与我有一番谈话，问认识吴稚晖先生否。我答，我认识吴先生，曾在无锡一师范学校任教时，吴先生来讲演，我在台下认识其面，然吴先生并不认识我。总统云不然，彼知汝甚深。彼属年长，当往拜候。我遂于翌日，初次谒见吴先生。
又明年冬，总统再召我赴中央训练团高级班演讲，仍获召宴于官邸。总统于前年曾命教育部派人编撰宋元明清四朝新学案，俾使社会群众阅读。宋元明三代，由黄全两家旧学案中删节，清儒学案须有新编。我奉命任此事，限时半年，限字四十万。我归成都后，穷日夜赶写此学案，适有友人赴西安，为我遍搜关学方面之著作，得二十种左右，极多流传少而不易得者。我之清儒学案，最于关学方面，颇极用心钩稽。书既成，因当时物力艰，未写副本，即以原稿寄教育部。所得关学诸书，则全数移藏于成都之四川省立图书馆。此次见总统，总统尚忆前事，问清儒学案成稿否，我答已成，并已寄教育部。教育部长陈立夫先生时亦在坐，总统面嘱即速付印。惟四朝新学案之印刷，闻由国立编译馆任其事，按先后付印，犹未及我之清儒学案，而抗战已获胜利。此稿乃闻于回都途中沉于长江。我所留，则仅目录一篇。
此次与我同赴中央训练团演讲者，尚有冯友兰、萧公权、萧叔瑜，四人同一室。同在复兴关过阴历年。元旦之晨，总统特降临，适逢开饭，菜肴四色，已放餐室桌上，总统临行前，一一揭盖视之，颔首曰尚好而去。
以上为我两次谒见总统于重庆，此后即未再去。三十八年春，我南下至广州，，夏间转往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总统闻其事，复来函召。我于三十九年冬来台北，由经国先生为我下榻于励志社。翌日之午，奉召至士林官邸。时值匪区派伍修权去联合国。总统在总统府开会，屡次电话通知邸中，会议未毕，稍缓即归，蒋夫人先以点心款待。总统返邸，已在十二时半，即赐陪餐。回忆前在成都重庆屡获陪餐侍宴，较之今日，情形又大不同。所吃乃配给米，只稍后在经国先生家，亦同吃配给米。其他场合，乃至沿街买食，皆非配给米。我归香港后，常以此告之相识。
总统席间，垂询香港及新亚情形。我之此来，本为新亚经济困竭，拟恳政府援助，然不愿向总统申述，只详告香港之一切。此后在教育部长程天放先生家晚餐叙谈，行政院、党部、侨委会各有关机构皆参加。我报告新亚经济情况，学生百分之八十以上皆免费。教师薪水，从我起，一律以任课钟点计算，一小时港币二十元。我一人任课最多，得最高薪，亦不超过港币两百元。全校只一职员，无工役，一切打扫杂务，全由学生分任。惟薪水及其他杂费，如水电纸笔邮费等，最低非港币三千元，不足维持。偶商得捐助，支票皆不肯开收付双方名字。以此倍极困难。当与预会人表示，新亚员生，绝大部分皆来自大陆，政府当绝对支持。经济最低限度所需，政府必照额支付。惟是晚行政院长陈辞修先生未在座，当俟报告再作定案。总统府秘书长王雪艇先生发言，奉总统面谕，新亚津贴，可由总统府办公费中划出与政府所给对等之数。今所定按月港币三千元，行政院方面须待立法院通过，总统府方面即可按月支给。此后新亚经费，几乎专仰总统府之办公费救济。直待数年后获得美国耶鲁哈佛两大学援助，始由新亚自动清总统府停拨。
此次晋谒，总统又询见吴稚晖先生否，告以初到，尚未往拜候。总统又言吴先生年老，汝当往，于是遂再谒吴先生于其台北之寓厅。
此后我每年必来台，每来必蒙总统召见，或赐茶，或赐宴，从容垂询，必历时始退。某一次，由经国先生陪赴官邸，总统尚在总统府未归，稍后至，我起立敬礼后，总统未就坐，径返内室，换穿长袍马褂再出，我心惭惶无地。因我初到香港，仅有随身旧袍，间或穿短装西服。此次之见，已不记是长袍或短装，要之未备袍褂礼服，总统是日，本穿中山装返邸，乃改易袍褂见我，我何以自容。自后不忆在何年，经济稍裕，始制蓝袍玄褂，，亦不再制短装，至今此事，尚使我怀忆无穷。
民国四十一年四月十六日下午，我在淡江学院惊声堂为联合国同志会演讲，塌屋受伤倒地，失血过多，不省人事，丝毫不知有痛，亦不知已转去中心诊所，其他一切更全不知。但明明耳边有三次听觉。一闻声云：我是黄伯度，代表总统前来慰问。一闻声云： ‘ 他已死了 ’ ，事后乃知指故立法委员柴春霖。一闻声云：今送汝至手术室。翌晨醒来，乃知在医院，因问护士，我尚有联合国同志会演讲未去，何以来此。经数日，始渐渐记起演讲事，然至临塌屋前一两分钟即全不记忆。乃此三声，明白在我脑际，但亦不连贯知为何事，此亦可怪。
又忆民国四十八年夏来台，总统交我阅读其科学的学庸之稿本，命我遇有见，可逐条指出，以便改定。我在寓处细读完后交上。一日，总统召见，谢我指正。我说：总统书中微言大义，当待后世学术界公评，穆何敢措一辞，只指了些笔误，如有子曰误写作孔子曰之类。总统连说： ‘ 这哪里是小错，这哪里是小错。 ’
同年九月又来台，为国防研究院讲民族与文化。一日上午，总统来研究院，蒙召见。我适上一堂下课，院中告我，今晨总统召见人极多，大概接谈时间不多。下一堂课，可稍缓一刻钟或二十分钟再上。我到候见室，坐候者约可二十人左右。先一西人应召，约五分钟即续召及我。直谈至午刻，此下各人，殆已改时再召矣。总统问我，此次选举，汝是否有反对我连任之意，并曾公开发表文字。我答无此事。总统遂起身向书架取书。我言总统勿再检此书，应是我民国三十九年初到香港时所写向政府进忠告，并非为选举总统事而发。我又言，我曾面劝总统抽身下野，乃在成都初谒总统时所言。总统言：如那次所言，我常忆在心，或许汝当时所言，诚对国事有益。今且问汝对此次选举之意见。我答：今已时移境易，情况大不同。此待总统英明，内定于一心，断非他人所能参预其意见。我当时劝总统下野，因见中山先生手创民国，开历史上未之前有之大业，而此下形势所迫，广州再起，一若仍为一未成功人物，此对国人对我民族前途信心有损。总统抗日成功，亦历史上前所未有之一大勋业。若总统在胜利后下野，明白昭示一成功人物之榜样在国人心中，或可于国家民族前途有另一番甚深之影响。我当时意见只如此。然而情势所迫，以至今日，总统在此奠定一复兴基地，此又是总统对国家一大贡献。然而多数国人，终不许总统不继续担负此光复大陆之重任。担负此重任之最适当人物，又非总统莫属。穆私人对此事，实未能有丝毫意见可供总统之采纳。总统听我言，屡颔首，不作一辞。平日蒙总统召见，我每直率陈词，总统亦不厌往复。此晨我说话已多，已届午刻，遂告辞而退。及今回忆，事又隔十六年之久，总统在这十六年之中，决心肩负此光复大陆之重任，大陆水深火热之亿兆同胞，应无日不想望总统之重蒞。而总统今日遽此溘逝。自民国以来，我国家民族多灾多难，中山先生与总统，虽勋业彪炳，将来必长垂史籍。然此两伟人之生命与其心情，乃长与我国家民族以及我亿兆同胞同在此多灾多难中度过。今我国家民族以及我亿兆同胞，乃仍将有一段多灾多难之命运与心情之持续。然亦仍必有其国运昌隆以及民心安泰之前途，一如中山先生与我总统平日所想望与所抱负之必然到达。此则有待我全国人民对我国家民族之历史文化传统乃及此两伟人生前之精神生命，有其更深更切之了解与信仰。此诚古今中外每一国家民族所希遘难遇之奇迹也。
我在民国五十六年决心回国长住，先二月，回国选择地点，在士林外双溪东吴大学之东侧，向阳明山管理局借租公地。总统闻之，命阳明山管理局依我择定地点用公帑建宾馆，许我暂居。七年来，获得杜门潜修，秉烛余光，积有百万字以上之著述。凡我愚陋，所以报我总统生前特达逾分之奖诱于千万分之一者，则亦惟此而止耳。
含泪忆述，哀何能已。
转自《中道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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