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京兰：写给我的父亲阎又文
写给我的父亲阎又文
——写在父亲阎又文
51
周年忌日
作者：阎京兰
在文革那场许多中国人还记忆犹新的浩劫中，有多少人蒙冤，我无从统计。
每当听到这些骇人听闻的人间悲剧时，我的心会掠过一阵悸痛。悸痛之余，有时竟会奇异地生出几分羡慕来。羡慕这些悲剧的主人公能在十年浩劫结束的时候得到平反，为他们能重见天日而感到欣慰。劫难来临时，他们明明白白知道自己是在遭受冤屈；沉冤昭雪时，他们能够在亲人的相拥下，用胜利的泪水尽情地洗刷自己的冤屈，在灿烂的阳光下，用最后的笑声爽快地驱散心头积淀的阴霾。
我羡慕他们最终可以向人们展示自己的清白，最终可以看到自己的清白。
在我的心里，这似乎是一份幸福，一份奢望了太久的幸福。
我知道，这样说，对于这些蒙冤者似乎有些残酷，他们只是许多不幸中的万幸者罢了。我明白，他们的遭遇已经是非常不幸了。
但是，我敬爱的父亲－－一位在党的隐蔽战线上工作了终生的党的高级情报人员，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一位在北京和平解放工作中做出了卓越贡献的革命先辈，在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却没能向人们展示他的清白。忍辱负重，为了一份信仰，为了一份事业。
家人们为此也付出了几乎是终生的代价，为了我们的父亲。同样，也为了这份事业。
父亲离开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是那麽久，那麽久了。历史的时钟已转过了半个世纪的年轮。
作为和父亲血浓于水的女儿，几十年的岁月中，每天，父亲似乎都近在咫尺之间，伸手便可触及。但当我努力睁大眼睛，想看清父亲的模样时，父亲似乎又离我很远很远。远在天涯，远在海角，雾一般的散去了，海市蜃楼般的消失了。
父亲的一生，就象一道重重的、浓浓的雾，扑朔迷离。雾气笼罩着我的眼睛，迷离着我的心，阻隔着我的视线。父亲的一生，就象一个没有谜底的谜，苦苦地难为着他的儿女。我永远看不清父亲，因为那雾；我永远找不到答案，因为那谜。
父亲去世那年，我十二岁。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我国遭受三年灾害的年代。
拂去记忆山谷中的风尘，那个悲凉的日子象石板上的浮雕一样凸现在眼前。痛苦像箭一般地射向我的心。
儿时，我们住在城西的一座四合小院里。
这是一座古老的宅院。从记事时起，我家就住在这里。我是在这小院里长大的。
儿时的记忆是快乐的。我和哥哥姐姐们分别在华北行委幼儿园和二十三兵团子弟小学就托和读书。解放初期，国家实行的是供给制。听妈妈说，我在幼儿园每月能得到十五万元的保育费， ( 大概相当于现在的 150 元人民币 ) 伙食和住宿条件都很优越，小朋友们都过着衣食无忧的快乐生活。以至于我长大后，母亲常常嗔怪地回忆起我在那蜜罐似的幼儿园里哭着喊着不愿上幼儿园的情景。
就这样，我没有在那里上完幼儿园。没能随着哥哥姐姐们顺理成章地升入二十三兵团的一所寄宿制子弟小学－－曙光小学读书。
和祖母在家里度过了一段学龄前的时光后，我进入了一所社会上的小学走读。我每天背着妈妈为我缝的花布书包，步行去上学。
来接爸爸上班的轿车，每天几乎和我同时从家里出发。但是，在我的记忆里，爸爸从来就没有让我坐过他的车。
每天早晨，我都望着那辆轿车的背影拖着长长的白色的尾气，消失在我的视线中。
这个情景，电视画面般地定格在我的记忆里。那时侯，我真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不能捎带我去上学。
父亲是非常孝顺祖母的。按照传统的说法，是个大孝子。但是，祖母和母亲同样没有坐过父亲的车。父亲总是给爱看戏的祖母亲自叫一辆“洋车”， ( 人力车 ) 而绝不肯动用公家的车。
祖母也从来没有叫父亲做过难。虽然她不一定懂得什么深奥的大道理，但是，在她朴素的意识中，公私也是分得很清楚的。
长大之后，直到现在，我都为有这样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的父亲而感到深深的自豪。
童年的日子是欢快的。欢快得象一串串闪光的珍珠从眼前滑过。
星期天，是家里最热闹的时候。哥哥姐姐都从学校回到了这个小院里。我们会做各种游戏，有时候，我们也会在院子里疯玩。喧闹声直冲云霄，吓的树上的麻雀忽的一下子就没了踪影。
自然，这一切活动的前提，通常是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妈妈曾谆谆告诫我们，父亲在家也是要办公的，不可以打扰他。
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那时侯的父亲一天到底要工作多少个小时。
早上，睡眼朦胧的我，在微亮的晨曦中，经常看到的是父亲坐在桌前吃早点的背影；入夜，睡过一觉醒来，在昏黄的灯光下，又看到父亲吃夜饭的身影。父亲一天似乎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这在我小小的心灵里，很是诧异，很是心疼父亲。
父亲是个做事非常认真的人，在我十二岁以前仅有的极少的记忆里，父亲似乎从没对我讲过什么大道理，但他决不允许他的儿女做事马马糊糊。
一件小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也让我一生做事认认真真。
也许父亲很少在家，很少和孩子们接触吧，我有些怕父亲。现在想来，那时父亲是太忙了，无暇顾及他的儿女。父亲在家的时候，我会低着头，贴着墙根，一步一步悄悄地溜到外边去。
一次，正当我蹑手蹑脚往外走时，父亲叫住了我。我一眼就看到父亲手里拿着的我的作业本，心猛的一沉。父亲叫我过去，指着打扮的“扮”字，让我再写一遍。至今我还清晰的记得那篇课文的名字是“狐狸太太”，大意是说狐狸太太很爱打扮。我写下了“扮”。父亲把书拿到我的面前说：“你看这个扮字右半边的分字是怎么写的？”原来分字的上边不是个“人”字，而是个“入”字，而我草草把它写成了“人”字。我急忙拿铅笔把它改了过来。
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我的笔下出现这个字时，我都会一笔一划写好那个“分”字。因为，父亲的双眸一直在注视着我，教我一丝不苟地做好每一件事。
在我坎坷的一生中，插队当过农民，进工厂做过工人，也曾站在讲台上，从事“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的职业。最后，经过艰辛的自学考试，迈入了经济领域，从事财务工作。所有接触过我的人，几乎都众口一词地肯定过我对工作的认真。这是我一生的性格特征。细想起来，儿时那一件小事，父亲对我的教诲，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一生。我感谢父亲。
其实，父亲也是很疼爱孩子的。偶有闲暇，年节假日，父亲也会把他的慈爱带给每一个孩子。父爱的光环笼罩着我们。
农历正月初一，传统佳节时，母亲会按照惯例，为大大小小的我们准备新衣。祖母把崭新的一角两角的压岁钱递到我们手里。父亲难得地放下了他那好像永远也做不完的工作，带我们去逛当时北京最热闹的庙会，地处和平门的厂甸庙会。在我小小的心里，一年中，父亲只有这几天才属于我们。
那一年春节逛厂甸的情景，像一张年代久远的旧照片，但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父亲高大的身边有四个蹦蹦跳跳的细小身影相随。妹妹还小，留在家里。哥哥姐姐像四只皮球在父亲前后欢快地蹦跳着，叽叽喳喳的，像树上饶舌的小鸟。父亲能和我们一起去玩，实在是我们难得的节日。我们怎能不高兴呢？
最荣幸的是我，高高地坐在父亲的肩膀上，第一次能俯视平日里比我高许多的哥哥姐姐，第一次能俯视这个在我眼里是那么高、那么大的房屋和街道。
抬头看看蓝天，似乎伸手就能摸到。冬日里的阳光也离我近了许多，照在脸上，暖暖的。
阳光映出了地面上哥哥姐姐被拉长了的、跳动的身影。迎着金色的太阳，我们开心得像一朵朵绽放的葵花。父亲的脸上亮灿灿的，洋溢着慈祥的微笑。
那一刻，父亲就是我心中的太阳。能和父亲在一起，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厂甸里，我们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涌来涌去的，父亲任凭我们挑选着各自喜欢的东西。眼睛都不够用了。那么多好吃的、好玩的东西，不停地诱惑着我的心。红红的山楂被一个个地穿成长长的一串，裹着透明的，亮晶晶的冰糖衣，像一串串的红灯笼，不断地向我眨着献媚的眼睛。穿着五颜六色衣服的风车，迎着风哗哗地转着，仿佛讥笑我的不曾光顾。炸灌肠的香味直冲鼻腔，搅得我饥肠漉漉的，不住地吞咽着口水。
父亲无度地满足着每一个孩子的奢求。因为是过年，我们也变得有恃无恐了。哥哥要了一把威武的大刀和一个京剧里花脸的脸谱；姐姐们要的是快乐的风车；我鼓着吃的饱饱的肚子，最终还是没有抵抗住那“媚眼”的诱惑，要了一串长长的糖葫芦。扛在肩上，好不惬意。
在节日浓浓的欢乐气氛里，我们的心，满载着父亲的宠爱，一路春风，一路欢歌地返回了家。扛着糖葫芦的我依然坐在父亲的肩上，像一个凯旋归来的哪吒。
那一年的春节让我永远难以忘怀。无数个春节在我的生活中逝去了，逝去了。但再也没有那么快乐的春节了。
父亲不但疼爱孩子，也十分孝顺祖母。每当过年，按照传统的惯例，职居高位的父亲都要给祖母磕头。忙里偷闲，父亲还为祖母做一些家务。其实，哪里用得着父亲去做呢 ? 我明白，那只不过是父亲对祖母的一份孝心罢了。
现在的人们大概很难相信，那时侯，我们住的那条街上只有一个水龙头。全街上的住户都要到那个水龙头上去接水。有时，父亲也常以一个普通住户的身份，去为家里提水。穿着一身藏蓝色棉中山装的父亲，和邻居们一起到街上去提水的镜头至今还不时闪现在我的眼前。
时光流逝，我们一天天长大了。父亲依然一如既往、殚精竭虑地工作着。
1960 年，我国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自然灾害。中央派出了代表团到灾区慰问视察。当时在农业部粮油局任局长的父亲，率团来到了全国的重灾区－－安徽省视察。
听母亲说，在灾区，父亲从不肯吃特意为他准备的饭菜，坚持和当地的百姓同吃同住。偶尔为他做一碗面条，他也留给了房东家的小孩子。灾区没有粮食，父亲吃的是红薯蔓和野菜煮的糊糊汤，每天还要奔波在崎岖山路上去乡间视察。从没见过父亲流泪的母亲说，父亲从灾区回来后，却为灾区的百姓难过得流下了泪水。
那时候，我们兄妹几个也因饥饿而浮肿了。但是，父亲却不允许我们使用他的特供证去购买特供食品。他说，全国都在遭受自然灾害，没有粮食吃，我是负责全国粮食工作的，我怎么能去吃特供呢 ?
为了给国家节省汽油，父亲主动推掉了为他配备的轿车，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
从灾区回来后，父亲的身体就有些不适了。但父亲依然坚持上班。
父亲生病的消息，是母亲从医院带回来的。父亲病了，住进了医院。我怎么也想不到，父亲的病竟然是那样一种无可救治的病。
在我的心里一直执拗的认为，父亲的病和吃那些红薯蔓有关系，父亲如果不去灾区视察，不吃那些野菜和红薯蔓，大概就不会生病了。
记得那时，全国政协委员凭着工作证，每月也仅可以买到两斤又青又小的苹果。我向妈妈自报奋勇，去政协礼堂给父亲买苹果。当时，我有一个天真的心愿，那就是，父亲吃了我买的苹果，病一定会好的。
带着苹果，和妈妈一起到医院去探望父亲的情景，让我至今都心痛欲绝。
几个月不见，父亲消瘦得让我不敢相认。我的心好难过，好难过。
我怯生生地叫了声父亲，赶紧把苹果高高地举过头顶。父亲吃力地从床上坐起，摸着我的头，喃喃地说，长大了，长大了，我的五女儿都能给我买苹果了。父亲慈爱的眼神缓缓地抚过我的头，我的脸。我看到，父亲的眼睛慢慢地湿润了。
鼻子里酸酸的感觉一直爬到眼眶，我拼命地抑制住泪水，不让它流出来。
这时候，我才朦朦胧胧地意识到，父亲的病不容乐观。
父亲没有马上吃我带来的苹果。而是背对着我和母亲，把脸扭到墙那边去了。好一阵，父亲才转过身来。我看到，父亲一脸汗水，但还在竭力做出平和的微笑。
父亲去世后，我常常想起这一幕。直到那时，我才明白，父亲那是不愿让母亲和我看到他痛苦的样子，他是用惊人的毅力，在忍受着病魔的折磨。每当想到这里，我的心都会绞痛绞痛的，泪水冲出眼眶。我真想让父亲把他的疼痛都喊出来，叫出来。那样，我的心，一辈子也许会好受些。
每个月，我都依然去政协礼堂给父亲买苹果，企盼着父亲的病能有好转，能早日痊愈。记不清通往政协礼堂的路上留下我多少稚嫩的脚印了，父亲的病却依然每况愈下。
人到老年的今天，每当我经过政协礼堂的时候，记忆就会被触动，时光似乎一下子倒退了几十年，当年的情景就一幕幕地展现在我的眼前。心中的泪水会慢慢地充满胸间。我怕路过这个地方，唯恐它唤醒我心中的苦痛。
几年前，我曾经拿到一张东方歌舞团在政协礼堂演出的票，东方歌舞团的歌舞在诱惑着我，而政协礼堂这个地方却让我望而却步，踌躇再三。在这种踌躇里挣扎了许久，我才决定去看这场演出。然而，当我的双脚站在这座近四十年都没有什么变化的老式建筑物面前的时候，我的心依然没有抵挡住记忆的冲击。霎时，眼前的人声鼎沸，灯影车流都消失了。我的视线里只留下一个怀着一颗企盼的心，来给父亲买苹果的女孩单薄消瘦的身影。眼泪刷的一下子流了下来。沉睡在心里几十年的苦痛被眼前的景象唤醒了，我呆呆地站立着，任泪水横流。
我没能看那场演出。
父亲患的是癌症，食道癌。这是父亲报病危时，经组织决定才告诉大姐和哥哥的。祖母、母亲和我们都是在父亲去世后才得知的。
而不让告之家人病情真相的却是父亲自己。这是最让人难过的。时至今日，回忆起这一切，我的心依然痛楚。
父亲以坚强的毅力和对家人的疼爱，用他瘦弱的病体，独自一人面对疾病的折磨和一天天临近的死亡。而把宽慰留给了他的亲人。这正是父亲一生令人钦佩的品质。在一生的地下工作中，父亲孤身深入敌营几十年，为了革命事业，为了党的利益，忍辱负重，不计个人名利，不计个人利益，独自面对危险，面对困难，几十年如一日。
遗憾的是，父亲走得太早了，使我们对父亲了解得太少了。而真正了解父亲的日子又来得太迟了。
父亲的病越来越重了。那个黑色的日子在我们的不知不觉中，一天天临近了。
1962 年 9 月 25 日凌晨，我被哥哥急切地、重重地推醒了。哥哥眼里满是泪水，拉着我三步并两步地冲出了家门……
然而，我们还是没有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父亲在凌晨已经逝去了，父亲只留给了母亲一句话：“有困难，找组织”。
那一年，父亲四十八岁。
那一天，好冷好冷啊！深秋的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天色昏暗而阴沉，像我们的心一样沉重。上天似乎也在和我们一起悲鸣和哭泣。
九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父亲逝世讣告。
二十八日，在嘉兴寺殡仪馆为父亲举行追悼会。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派人送来了悼念父亲的花圈，带来了党中央的关怀。并且，还要来参加父亲的追悼会。后来，因为临时有外事活动而未能来参加。听大姐说，总理让他的秘书代替他参加了追悼会。
父亲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革命烈士陵园内，青松翠柏，肃穆静谧，低沉的哀乐呜咽着滴落在心上，催人泪下。前来参加安葬仪式的人们向父亲鞠躬致敬，和父亲作着最后的告别。
石砌的墓穴吞噬了父亲的灵柩，厚厚的石板像一扇隔绝阴间阳界的大门，永远地阻隔了我和父亲。汉白玉的墓碑上，镶嵌着父亲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的瓷制照片。墓穴上的鲜花簇拥着父亲的照片。照片上的父亲年轻、威武，气宇轩昂。
从今以后，再也看不到那个英气勃勃的父亲了，留给我的只是这张照片了。想到这里，泪水又一次替代了凝视的目光。
墓碑的背面镌刻着父亲生平业绩的碑文。但是，上面竟然没有写明父亲入党的日期。悲痛中略感诧异。心中陡然升起了一个迷团，一个问号。看看周围的墓碑，每一座墓碑上的碑文里，都不可遗漏地写着每一位革命烈士加入党组织的时间。记得后来，我曾问过刚刚大学毕业的大姐，她也说不清这是为什么。
几年后，毕业分配时，我遭遇了父亲身份的那道迷雾。参军的梦想破灭了，我只身一人被上山下乡的浪潮冲到了山西南部的一个小山庄，度过了漫长的插队生活。
1992 年，在父亲去世后的三十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曾和父亲一起战斗在隐蔽战线的王玉叔叔出现了。他的出现，像一道灿烂的阳光，驱散了父亲身上那道重重的、浓浓的、扑朔迷离的雾。
1997 年，前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同志为父亲撰写了纪念文章《怀念我的战友阎又文》。父亲的真实身份大白于天下，父亲的英雄功绩破云而出，我和姐妹们终于冲破迷雾，沐浴在阳光下。
父亲的一生是值得骄傲的一生。在国家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为了民族的安危和国家的解放，父亲舍生忘死的投入到革命洪流之中，忍辱负重，不计个人名利，不顾他人误解，完成了党交给的统战工作，争取了傅作义将军站到了人民一边，保护了北平这座文明古城免受战火的摧残，避免了北平和绥远千百万生灵的涂炭。
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父亲的丰功伟绩将与日月同辉，青史永存！
时值父亲 51 周年忌日之际，谨以此文悼念我敬爱的父亲。
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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