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明、王炳根：吴文藻一家1951年后的劫难与遭遇

1989-06-04 作者: 阎明、王炳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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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藻一家 1951 年后的劫难与遭遇

－－作者：阎明、王炳根

前排左起：吴文藻、谢冰心、林耀华后排左起：李友义、费孝通、陈永龄

1946 年起，吴文藻携夫人谢冰心住在日本。吴文藻那时是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组长。 1949 年大陆政权更迭，吴文藻于 1950 年辞去公职，暂以某报记者身份居留东京。

1947 年吴文藻夫妇与女儿吴青在东京

进退维谷之际，很多机构都向他提出邀请：耶鲁大学希望邀请他前往该校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聘期从 1951 年 7 月 1 日开始，而此前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 2000 美元生活费，供其在东京研究日本社会状况，为耶鲁的工作做准备；哥伦比亚大学也有意邀请吴文藻前往任教；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埃文斯则试图为吴文藻在东京大学社会学系谋得教职。

1949 年元旦，吴文藻全家在东京留影。左起：吴平、吴青、谢冰心、吴冰、吴文藻

1951 年 7 月 31 日，吴文藻收到洛克菲勒基金会 2000 美元的旅行支票，已做好一切赴美准备。他安排冰心先前往香港大学教书，让孩子们也在香港的中文学校先就读。吴文藻甚至预定了 8 月 12 日从横滨出发的威尔逊总统号远洋客轮。

然后，事情起了出乎意料的变化。吴文藻收到费正清的来信，称他赴美的签证被拒，理由是根据当时美国政府法规，吴文藻属于那些“有损于美国利益”的人。之后，吴文藻携家人，回到北京。

刚回国的四五年，吴文藻一家受到很高的礼遇，他被安排在中央民族学院担任教授，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被邀请为政协特邀委员。

吴文藻家客厅的对联，是梁任公早年亲笔书写送给冰心的：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

然而， 1957 年后，事情正在起变化。

1957 年整风运动开始后，吴文藻在中央民族学院座谈会上发言：

教授参加办校是可以的，但“教授治校”与今天时代环境　不适合。我认为我院党代表大会上提出“民主办学”的方针比较合适。他说，我院党政区分不大清楚，党不应代替行政，党的方针应通过行政来贯彻实现，由党员院长来体现。他说，校务委员会制在我们学校里是可以考虑的，这是高等学校发展的一个正确的方向。

几天以后，反右运动开始，先是儿子吴平被打成右派，之后是谢冰心的三弟谢为楫又被划了右派，一家人下放到甘肃。到了 1958 年 4 月，吴文藻本人也被打成右派，要他写检讨，挖思想根源。吴文藻是个极为认真之人，每天晚上都是面对稿纸，长叹短吁，怎么也下不了笔，也挖不出自己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

那些天的晚上，常常是到深夜 12 点，吴文藻总是默坐在桌前，冰心与他对坐，时不时写几行字，时不时又望望吴文藻。吴文藻脸无表情，写下的字撕掉，又写，又撕，他的纸篓里已经堆得满满的废纸。冰心便心疼地劝他别写，吴文藻却又坚持：“他们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还要挖根源，我怎么去挖，挖一些什么，我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到国外去反好了，还要跑回国来反吗？”有一次，冰心曾试探地说，你就随便写一点吧，谈谈认识也行，别那么认真……吴文藻却不愿这样做。冰心就怕吴文藻想不通，总是千方百计地劝说开导。

其实，冰心的内心也是十分矛盾和痛苦，还要去劝说他们，她实在经受不了这种折磨，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家里的三个亲人都变成了右派呢？“我当时也和他一样‘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没有说出我的想法，我只鼓励他好好地‘挖’，因为他这个绝顶认真的人，你要是在他心里引起疑云，他心里就更乱了。”

1966 年 9 月，红卫兵冲进了和平楼吴文藻的家李，抄走了许多的书籍、实物，包括冰心出国穿戴的旗袍、丝袜和手表等，办起了“冰心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展览”。烈日下，将一块大木牌挂在冰心的脖子上，上面写着“资产阶级太太、修正主义的黑帮作家谢冰心”，而吴文藻也被作为摘帽右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被造反派押去批斗。

和平楼中 60 多平方米的宿舍，有两间房子被封，一段时间，他们就生活在这个胆战心惊的环境之中。但是，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他们都互相信任和支持，有时用语言有时也就是一个眼神，相互勉励，勇敢地活下去。后来，冰心在《论婚姻与家庭》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就是有感而发的：

有着忠贞而精诚的爱情在维护着，永远也不会有什么人为的“划清界限”，什么离异出走，不会有家破人亡，也不会有那种因偏激、怪僻、不平、愤怒而破坏社会秩序的儿女。

1973 年的冰心

1969 年底，吴文藻下放到京郊石棉厂劳动，冰心则在 1970 年初被发配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这时，他们都已届 70 岁的高龄了。这年的夏天，吴文藻随中央民族学院的教师，转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冰心才从咸宁调往沙洋，他们俩人都十分珍惜这种劫后的重逢。对此，冰心这样写道：

久别重逢后不久，又从分住的集体宿舍搬到单间宿舍，我们都十分喜幸快慰！实话说，经过反右期间的惊涛骇浪之后，到了十年浩劫，连国家主席、开国元勋都不能幸免，像我们这些“臭老九”，没有家破人亡，就是万幸了。又因为和民院相熟的同仁们在一起劳动，无论做什么都感到新鲜有趣。如种棉花，从在瓦罐里下种选芽，直到在棉田地里摘花为止，我们学到了许多技术，也流了不少汗水。湖北夏天，骄阳似火，当棉花秆子高与人齐的时候，我们在密集闭塞的棉秆中间摘花，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浸透了，在出了棉田回到干校的路上，衣服又被太阳晒干了。这时我们都体会到古诗中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句中的甘苦。我们身上穿的一丝一缕，也都是辛苦劳动的果实啊！

左起：吴文藻、谢冰心、王婉靖、顾毓琇

1971 年 8 月，大西洋彼岸的一位重要人物，行将叩开神秘中国的大门的时候，改变了冰心和吴文藻的命运。

为了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央有关部门将冰心、吴文藻和费孝通等人调回北京，成立了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译室，组织突击翻译和校正尼克松的《六次危机》。之后，又翻译了《世界史》和《世界史纲》等。这些书翻译的难度都是很大的，尤其是后一部是以文论史的“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的巨著，只有靠渊博的学识与厚实的外语功底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