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义忠等：聆听父亲

1989-06-04 作者: 阮义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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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父亲

－－作者：阮义忠等

今天是父亲节，

董豫赣、曹乃谦、阮义忠、许江分享了他们对各自父亲的回忆。

这些也是他们对自己人生历程中最珍贵之物与其时代的记忆。

父亲手记

－－董豫赣

“先父董大义，生于一九三七年农历六月四日，殁于二零一三年农历九月二十四日，生于河南罗山周党镇同心大队闵，葬于江西德安宝塔乡红庙村岳山垄，宅向东南约 13 度。父虽未生居乐园，愿父灵入天堂。”

董豫赣把父亲的手稿录入了电脑，之后写上了这段后记。他把父亲安葬在了江西。在此之前，董豫赣一度认为自己是个没有故乡的人。了解父亲，才是了解故乡的开始。

思考的线索，是父亲的一本手稿。蓝黑色墨水，一笔一画，工工整整。“父亲刚刚被诊断出癌症时，我给了父亲一个本子，建议他写点他自己年青时的故事－－一些我所不知道的他那部分生活。”父亲去世后，董豫赣在家里找出这个本子，上面写满了父亲自己的故事。

1972 年，五岁的董豫赣被父亲挑在箩筐里，从河南一路南下江西。此时“文革”尚未结束，工厂停工，农民停种，个体的生活异常艰难：“半辈子了，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父亲要从河南离开，小时候我们的生活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在手稿里，父亲写下了一家子南下的原因：在河南的时候，老父亲资助了很多朋友，结果导致自家越来越穷困。“我父亲就是那样，别人来向他求助，他从来不懂得拒绝，家里的最后一点点钱，他也要借给别人，最后把自己掏空了，就只好‘逃走’。”

“可是我怀疑，这本是他誊抄过的，因为写得那么工整－－几乎没有错别字－－而且本子看上去也不像我当初给他的那个。”董豫赣的父亲生前写下了一本回忆录，字迹工整，“我猜他是写好后重新誊写过的。”

董豫赣抚摸着黑色笔记本的手略微颤抖，从那个笔记本的封皮里，他抽出一张折了又折的纸。“小时候老爹总是打我，这张纸里，他跟我道歉……”

董豫赣：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教师。在北大开设八年的通选课“现当代建筑赏析”，一直是北大最受欢迎的精品课程之一；为教学实践所建成的几幢建筑，被国内外多种杂志与报纸所刊登展览，并成为国内两本权威杂志的封面；近年来迷恋造园，相关造园设计作品连续数年入选《中国建筑艺术年鉴》。

爹打鬼子时候的刀

－－曹乃谦

我们的老家是山西应县下马峪村。

解放前我父亲在村里当过私塾先生， 1944 年，他参加革命工作，离开了老家到大同地区打游击。解放后，我们的家虽然是定居在了大同，但有时候也要回老家村里的那三间老房子去住些日子。

我父亲的身体一直很好，可他在六十三岁那年的秋天，一下子就不行了，在 1973 年的腊月二十三，他离开了我们。

我们回应县老家把父亲安葬后，我妈决定把村里的这三间房给了人。我妈跟我说，“你爹不在人世了，妈是再也不想入这个家门了。妈看见这个房就伤心。给人去哇。”可给人人不要，最后以每间一百块的低价，象征性地卖了。

就我的想法，我是不想把这房给了人或是卖了。因为我喜欢农村，我还想在自己的老家有自己的房，多会儿想回来住就多会儿回来住。当时我的年龄已经二十四了，已经参加工作五年了，也已经在 1972 年时调进了公安系统当了警察了。可在我母亲的面前，我是没有表决权的。

我妈从大瓮背后抽出一把长刀，给了我。我妈说，“这个拿走。这是你爹打鬼子时候的钢刀。”我就用我穿的白孝衣，把它包裹起来，带回到大同。

这把钢刀不笨重，刀身的两个侧面，都各有着一条凹槽。我专门用尺子量了量，包括手柄，全长二尺八，刀身最宽处一寸半，最厚处有三个普通的铜钱厚。我还称了称，是我们家菜刀重量的三倍。无疑，这不是大砍刀，但肯定也不是玩具。我妈说，“你爹可会耍这把刀呢，耍得嗖嗖的，红缨带唰唰的。”我妈还说，“这刀的钢好。”她说，“那年有人想抢我们。你爹跟车上把这把刀猛地抽出来，一挥手，胳膊粗的树干，听不到个响声，就掉地了。吓得那几个人捩头就跑。哼，想抢爷，爷还不知道想抢谁。”

后来我才问清楚，我妈说的是 1962 年困难时期的事。当时我爹在怀仁当公社书记，我妈在我爹公社开了一片荒地种菜。秋天她跟我爹拉了一车山药蛋、白菜、萝卜等东西，步行着给我往大同送。路上有四个后生，手里握着木棒拦在当路，让把车留下。我爹从车上抽出长刀，耍了几下，把那几个人吓跑了。

我问她我爹拿这把钢刀砍过日本鬼子没，我妈说，“就你爹的身手，谁往上扑也没有给他股好的。”我又问了一遍，可我妈还是没说清我爹拿这把长刀，究竟是砍没砍过日本鬼子。后来我想，像这样的事，我爹是不会跟我妈讲到的。

刀身有些锈，看上去不美观。于是我就用银粉给刷了一下，亮闪闪的，是比原来好看了。但我妈说，“不好。叫你这么一刷给刷坏了，像是把假刀。”我妈这么一说，我真后悔。

曹乃谦： 1949 年出生，山西省应县人。原名曹乃天，因为应县发音“天”和“谦”相同，便改了。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在海内外拥有广泛的影响，作品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瑞典文等多种文字出版。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散文集《你变成狐子我变成狼》、短篇小说集《最后的村庄》、中篇小说集《佛的孤独》等。

父亲的墨斗

－－阮义忠

2011 年 10 月，我从小区警卫室拿着快递寄来的第 71 期《生活月刊》回家，照例迫不及待地连鞋都没脱，就在玄关开始翻阅。别册《手上的朴光》讲剑川木雕的那篇《墨斗迷津》，第一句话就把我迷住了：

“据说当年鲁班把墨斗掉在这里，自己提着斧子就走掉了，不知道走的哪条道，也不知道后来去了哪里。那个墨斗后来就化成墨斗山，在剑川东南角的一片平坦中突起，坐镇这座小城的习气，给这里的匠师们带来来自遥远年代的底气，不似嫡传，倒像是与生俱来。”

我想起了父亲与他的墨斗。那个幼时天天见到的东西，正是我的第一个玩具，平时供在神案上的祖宗牌位左侧，每当父亲要锯木头时，便会把它拿下来。这时的父亲特别恭敬谨慎，仿佛手里捧的不是工具，而是有灵之物。

大哥、二哥或是我会被父亲叫来拉线，站在长长的木头、木片或是木块的另一端，把系着线头的钉子定位。“千万不要动”，父亲这么嘱咐，接着便用手指把沾满墨汁的棉线从木料垂直方向往上一提一放，姿势就像拉弦射箭。“啪”的一声，木料印上清晰、笔直的黑线，我们的手背衣服也溅上了墨渍。

看似简单的动作，父亲做起来却是专注无比，拉的时候未垂直或力道不够，线就会模糊，而墨汁沾得太多，线就会太粗。对节俭的父亲来说，木料的任何部分都不能浪费，裁锯精准才能省料。

那个木制老墨斗，除了底座，整只都是圆圆的，形状介于丝瓜与葫芦之间，突出的部分特别像弥勒佛的肚皮。我总是趁父亲不注意时将它拿来把玩，东抹西擦，盼望让上面的光泽更油更亮。

每天开工之前，父亲会先在我家的客厅兼车间燃上几支香，分别插在观世音菩萨、祖宗牌位前的香炉，以及墨斗匣的线轴格中；因为墨斗是祖师爷鲁班的代表。等年纪稍长，敬天祭祖念鲁班的插香仪式就由大哥、二哥与我轮流负责了，记得每次我都要踮起脚尖才能够得到香炉与墨斗。

父亲显然早就盘算着要我们三个继承木匠祖业，然而，大哥从小体弱不堪劳力，我则是仅仅在初二被退学之后干了几个月小木匠，复学之后便溜之大吉。拼命想当水手的二哥硬是被父亲留了下来，在老家干了一辈子木匠，直到几年前才将衣钵传给了儿子。

大约是上高中的时候，那只祖传的老墨斗终于孔松、轴歪，不堪使用了。父亲买了一把听说永远也不会坏的塑料墨斗，形状虽然和原来的类似，但那种毫无生命的廉价质感，让我再也不想去碰它了。

看完那期的《生活月刊》，我立即给编辑夏楠发了信，除了提供读后感，也顺便问了一句：“可不可以帮我找一个墨斗？”没想到，几天后我就收到一个快递来的老墨斗。打开包装便吃了一惊，从小到大，我都以为天下的墨斗长得一样，就像碗是浑圆的，筷子是细长的，没想到这只墨斗竟是长方形，而且有棱有角，雕着驱邪的神兽图案。

墨斗是我心目中的珍物，念着的虽是父亲长年使用的那一只，但握在手里的这一只，却是《生活月刊》同仁共同送给我的礼物。这份情，远比物更重。

阮义忠： 1950 年生于台湾宜兰，早年喜爱美术， 20 岁时在《幼狮文艺》杂志做编辑，后任职《汉声》杂志英文版，开始拍照。 1975 年任《家庭月刊》摄影编辑，撰写、拍摄台湾偏远角落。 1981 年发表《映象之旅》、《户外札记》、《灵巧的手》等 200 多部纪录片。他撰述的《二十位人性见证者—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摄影美学七问》在华人摄影界具启蒙作用。

父亲的讲义

－－许江

我的父亲许永锡去世已经二十四年了，留在我身边的是他的一叠讲义，有半人高，这是其中的几本。纸已经碱化了，发黄发脆，不能翻，一翻就断掉了。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生命的分量》，我觉得这讲义像是铜砖，它的截面，只若岩层一般，有一种岁月沉积的感觉。

父亲的一生很坎坷，特别是“文革”，屡遭批斗，后来下放沙县。他曾是福州七中的语文老师， 1960 年代开始已经不能上讲台，当图书馆管理员，就是那时开始像写书一样非常非常认真地写讲义。一个人做一件在那个时候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在为难以实现的事情做精心的准备。后来我每念及此都深深感动。到“文革”时就有厚厚一叠，有一部分“文革”时被抄走了，有一部分被一位年轻老师拿走。后来到了沙县，我读中学，父亲务农。有一天，父亲在田里看到我和同学骑自行车飞驰而过，后来，他和我说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给我和我的同学上课，接着他做了个决定，给远在福州的青年老师写信，要求把讲义还给他。那个时候重回讲堂讲课的希望其实更加渺茫，但是他觉得那是他的生命，他痛定思痛要把讲义追回来。

今天留在身边的父亲最重要的遗物，就是这叠讲义。其中包蕴着我父亲做事和为人的基本。我父亲一生做事情认真，小时候，父亲批改作文，我在他旁边一盏油灯写毛笔字，其实不想写，写几下就看他干什么。我看他作文的批语，批语很美，仿佛在和学生交心，三两句能够把要害抓住，循循善诱，打开同学的心扉，我当时觉得父亲的批语是很好的，书写的也很好看。不允许批语有涂改，错了怎么办，就用一个橡皮蘸一点点口水擦，错字就磨掉了。

父亲的讲义里，没有涂改，他写的是汉隶。他写词牌音调 , 平平仄仄 , 编写注音字母，注音序，编页码。红蓝钢笔到红黑钢笔，两种颜色交替。那个时候纸很薄，笔一下就都透下去了。但父亲依然很认真把整套讲义装订好，完整地留存着。

“文革”中的生活似乎总在不停地填表，每次填表对我们这种家庭来说都是心灵的重压，偏偏碰上我父亲认真，每一次都要填得非常正确，我填完了给我父亲看。我小时候练过刻钢板，刻钢板仿宋体字写得能够和印出来的一样，我父亲每次都让我用这种字体来写，每次填表就像大事一样，站在我的背后来监督。重压之下总要写错，一写错就批评。最后就骂我，没少吵架。填表，批评，吵架，不欢而散。

父亲的认真通过填表吵架的方式给我深刻的影响，直至今日，我办事认真，举轻若重。每次学院填表，空格、字体，我都非常严厉。生活让我父亲用这种方式来塑造我，年龄越大越认真，我想现在被我批评的人骂我，多少年后他们会感谢我。遇上要发言讲话，我尽量会花时间，有时晚上，有时是早晨，把要讲的话书写成稿。这种书写的习惯，就是我的父亲传给我的，他塑造了我这个人，虽然他活着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当初只道寻常，今天却受益良深。

从这叠讲义身上，我还感到了“文心”。张载曾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个“心”就是价值标准，核心价值。一般地说，这个文心就是情怀。父亲的讲义把文人的情怀传递给我。我为什么喜欢象山，这个象山像极了我年少记忆里的一座山。我读的中学，那里也有一座山，像一个倒扣的米仓，于是有名“浮仓山”。因为山脚一圈都是农民，我是在农民中间长大，但是我又不是农民，我在山上野，我很小就开始写诗。我父亲发现我有这个特点，同学有个聚会，让我拟一首小诗，他再改一改，晚上让学生朗诵。我觉得这种文心，这种情怀在今天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中国美院在西湖边获得的就是湖山的情怀，进而是诗性的情怀。从林风眠、潘天寿、吴大羽，到朱金楼、金冶，他们人生都充满了坎坷，是悲情人生，这种悲情没有让他们沉沦，这种坎坷锤炼着诗人的情怀，锻造着学院的根基，民学的精神。

我把这样一种特征叫做“后文人艺术世界”，今天纯粹的文人没有了，但大学教授是新文人，他们的艺海生涯有几个特点，一是民学立场，源自民间，源自底层。清代书画名家恽南田所说：“群必求同 , 求同必相叫，相叫必于荒天古木。”一个群体三五人，要有相同的地方，相和在哪里？在登览历史、念远怀人的地方。黄宾虹先生， 1948 年回到南方，在上海小住几天，与上海友人讲演《君学与民学》，他说“发扬民学的东西，向世界伸出臂膀，准备着和任何来者握手”。这段话放在今日都如此贴切，让我讶异。我们讲蔡元培先生从洪堡那里获得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实也是民学的思想。

新文人的第二个特点是忧患意识，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他们立身于荒天古木，必要怀古。这是独特的登览，天下的登览。这种忧患意识相伴的往往就是悲悯之怀。“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是一种悲怀；“只为浮云能蔽日，不见长安使人愁”，也是一种悲怀。实际上从林风眠、黄宾虹，到潘天寿，都有这样的悲怀，并让这种悲怀深深地浸润和锤炼着他们自己。

第三个特点是群生活，这点非常重要，“相叫必于荒天古木”，我们象山都是荒天古木，怀文心雅趣的人就会在这里形成群化的生活。我们讲 Academy ，就是柏拉图的学院，三两人，沐着清风，穿着松袍，走过长廊，共同追赶真理。南怀瑾在二十多岁时，好朋友送他一首诗，“知君两件关心事，天下苍生架上书”，知道他就关心两件事，一个是天下苍生，一个是架上著书。我从父亲讲义当中不断感受、不断激活的就是这种情怀，从这个根源上让我与学院历史上的先师们的情怀接续在一起。

最后，我在我父亲这里还学到一种坚守，坚韧，坚持。他已经不能上讲台了，却坚持着把讲义写好，这是要传递一份家书。在农村最困苦的时候把讲义收回来，也是一种内心的坚守。这种坚持对于我始终都是一种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