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亚先：一位百岁老人的中学前后

1989-06-04 作者: 陈亚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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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百岁老人的中学前后

－－作者：陈亚先

编者按：这是一位百岁老人的来稿，作者陈亚先， 1916 年生于杭州。老家浙江诸暨店口镇。现居南京。父亲曾任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南昌分行经理。 1932 年考入杭州省立女子中学； 1938 年就读于上海大同大学商学院。抗战期间，先后在农民银行衡阳分行、总行、南昌分行工作。 1949 年后，在华东军事政治大学任临时教员，不久即进入南京市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 1965 年因病提前退休。读书写作，经年不辍。在《老照片》、《温故》、《江南》、《西湖》等刊物发表多文，回忆录《此生此家－－大时代的小叙事》分别在商务印书馆、台湾秀威出版。

一、紫北小学

杭州的小学不收住校生。我一直随大姐住在行素女子中学的宿舍，两人同睡一张大床。大姐殇后，无处可住，便回到了店口乡下。下学期开始，我进入紫北小学（今诸暨店口镇第一小学）读五年级。

紫北小学创建于清光绪三十年（ 1904 ），其前身是诸暨名噪一时的“明诚学堂”，由“南社”社员陈子韶、陈子弁兄弟等捐田产、延教席而首创。店口位居绍兴、萧山、诸暨三县交界之地，附近凡有志少年，纷纷负笈明诚学堂，求读养性益智以图成材。民国十八年（ 1929 ），明诚乃以乡命名，改称为紫北小学。

班上十七个男生，只有我一个女生。我要是到得早，就坐教室的前面。男生则远远坐在后面，与我保持一定距离。要是到得比他们迟，见他们坐在前面，怯怯地亦不敢靠近。班主任姓杨，名少逸，都叫他小杨先生。校长也姓杨，就叫大杨先生。

一天，小杨先生对全班同学说：现在是什么时代？你们用这种态度对待一位新来的女同学，问问自己究竟为什么？说得过去吗？现在我给你们排班，按个子高矮排队，定坐位，排好后不能擅自改动。

我个子小，被排在了第二，与一位同样较矮名的叫茂康的男生坐在了第一张课桌。两人一直相安无事。后来他借给我看王统照的《黄昏》一书，这是我看到的第一部新小说。

我由此认定小杨先生是一位好老师。他的课讲得也不错。自那以后，同学们非但对我不歧视，还很友好。只是他们有个习惯，喜欢开玩笑，给同学起绰号。我常穿自由布做的衣服，那是用几种颜色的细棉纱织在一起，远看有花纹的一种棉布，时谓“自由布”。他们就叫我“自由布衫”。班长陈德林同学父名宝奎，就叫他“大阿宝”；茂康同学头大，被叫成了“大头”；另一位思揆同学，绰号“老鼠”，何故？我一直不知。有时早上到校，黑板上画着一只元宝是指德林，画一只老鼠是影射思揆。对我，则是画一棵大树，周围画个圆圈，因为我父名树周。我把这种玩笑当成一种游戏，知道并无恶意。回到家，还讲给娘听。娘也感到好笑，说这些孩子真会寻乐。

第二年六年级，来了一位新老师。据说是从国民党教养院出来的，姓孟，名舍我。教养院在当时实际上是反省的地方。孟老师应当是一个左翼青年。孟的个子不高，人长得不错，五官端正，教书有激情，但不如小杨先生那样对学生关切。班上茂康、思揆二人的功课比较拔尖，常到他宿舍去。我与班长德林的成绩并不比他们差，却从不去他的宿舍。

有一次，他在我瘦削的肩头突然捏了一把，有点莫明其妙，从此对他敬而远之。这位孟老师对同学讲的一些话，不像是老师该说的。比如他对一位同学说，男人上身与女人没有什么区别，只有下身才有所不同……当时小学尚未有生理卫生课，不知他为什么要对一个孩子说这些？后来被传出，让人觉得这位老师少了点师道尊严。

思揆从他房中拿来两本书，给我看。一本是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高语罕的《白话书信》，另一本是蒋光慈的遗著。前一种完全是另一种格调，给父亲写信，谓之仁兄大人，内容先是批判“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后面的内容是提倡“男女平等”，“科学民主”，“自由平等”，“自强不息”的新潮观念，还有许多内容是赞扬俄国十月革命的。

这本书是高语罕在芜湖商业夜校上课时的讲义。后来才知道高氏是共产党陈独秀的同道，与蒋光慈也是革命的朋友。难怪会这样。至于蒋光慈的遗著，内容早已忘了。只是记得国民党在审讯他时，一听说他是湖南人氏，说只凭这一点就可知道你是共产党了。所以后来，我一听到谁是湖南人，就以为是共产党。

我想把书借给茂康同学看，他却说“不看”，乃把书归还给了思揆。

1932 年小学毕业。小杨先生也要走了。我去为他送行，他对我说：好好读书，认真做人。态度特别诚恳，如同自己的尊长一样。我感到他身上有一种别人所不具备的品质，与孟老师不同。不由胡乱猜想他一定是位隐身的特殊人物。小杨先生不肯把地址给我。从此一别，再无音讯！

连我在内，班上有八人赴杭州投考。班长德林成绩很好，但不去，据说家中不同意（听说 1949 年后曾任紫北小学校长）。对于我是否继续读书，父亲的原则是，如能考上省立或市立中学就继续读，考不上则回家，决不上私立学校。到杭州第二天一早，先去省立第一中考场。考试为期一天。笔试考完即面试。下午五点考完结束，岱云伯来接我，第二天还要考市立中学。

岱云伯姓傅，是伯的同乡好友，时任杭州市警察局长。他家是一排平房，让我暂住的一间房间，墙角横七竖八放着一堆书，据说都是收来的禁书，让我不要看。他随身带一根手杖，内藏一支利剑。对我言谈态度尚属温和。他家有很大的一个院落，种满一种开小红喇叭花的“茑萝”，电灯装在茑萝丛中。天热在院子里吃饭、乘凉说话，很有一番情趣，也没有蚊子。

次日他租了一只船，因市立中学在里西湖。乘船比乘车舒服，还可以休息。岱云伯送我到了考场，自己回船休息。中午接我船上用餐。下午考完返回时，岱云伯说自己过了一天神仙似的生活，观看湖光山色，远山近水。

回到家，娘告诉我，送我们八个考生去杭州考试的人回来说，阿义（我行二，家乡人念“二”音即“义”）一定考不取！原来他看到参加考试的女生个子都比我高，也比我茁壮，由此断定考我不上。

开学之前，我收到两份通知书，省立第一中学和市立第一中学同时录取。相比之下，市立第一中学不但路远，而且男女同校。父亲决定让我上省立第一中学，当住校生。思揆、茂康、茂才等人也考取了省立一中。他们在一部（男生部），我在二部（女生部），校址不在一起。

进入中学，开始一切顺利。两个月之后，有同学反映，说我每天下午面颊泛红，口中有异味。经校医检查，说我得了肺病二期。检查报告由校方寄给家长。父亲来信叫我勿急，并说要送我去西湖疗养院住院治疗。

不日，父亲从沪来杭州。偏偏此时姑母的独子传培哥，在汉口也染上肺病，奄奄一息，已被接来杭州。因其财力不济，父亲只把传培哥一人送进了西湖疗养院。至于我，他与民生药厂的堂兄商量之后，认为可以回乡下店口治疗。独处一室，饮食单开，不与两弟在一起，便不会传染。我听了很高兴，回家可以看到母亲了。父亲走后，我把学校退还的七十五元，留下三十元，准备回家交娘。其余的到书店买了屠格涅夫、巴金等人的著作。还为两弟买了夏衣布料。

我告诉母亲说，父亲请医生为我诊病，拍了 X 光胸透，称肺部并无大碍，只是心脏有些扩大，已开了许多瓶罗氏大补药回来。我一人住在西边的楼上，漱洗、饮食都在楼上房内。每天待两弟上学，才下楼一次，到前庭左右两园看看走走，然后回楼看书。这一段日子确实无忧无虑，暂时把肩上的担子也放在了一边。父母对大姐的希望我是知道的。现在大姐不在了，他们虽然没明说，但我知道自己应该把担子挑起来。

经过一年精心调理，同时乡下空气新鲜，身体逐渐康复。杭州医生为我开了复学证明， 1933 年下学期，我重返学校。

二、子海与彬良哥

子海与彬良哥，从北京经杭州回乡下过暑假，为省去杭州的住宿费用，星夜搭本村人的夜航船回店口。我在杭州上中学，与他们一同返回。

彬良哥与子海是叔侄关系。我与彬良哥是同辈。彬良哥在北京大学读化学系，子海小他几岁，在燕京大学也是化学系。夜航船下午五点起航，沿着钱塘江的支流浦阳江缓缓而行。叔侄俩躺在船上，相互交流这一学期的考试成绩，不是一百分，就是九十五分以上。我躺在他们的一侧，一边听船底潺潺江水的流淌，一边听他们高谈阔论，心中暗自羡慕，读书就要像他们一样……

店口有千户人家，一条四五米宽的小街，有十几家店铺，其中最大的一家就是同昌南货店。同昌已故老掌柜有六个儿子，子海是长子马良的孩子，彬良哥是四子。我家与同昌是同族，关系不错，父亲每月汇来的家用均由同昌收转，家中若有什么事，也是由子海的父亲马良哥前来帮忙。

店口只有一所小学，即紫北小学。由于暑期比较长，彬良哥与子海串联几位在外上学的同村人，把我也带上，开办本村暑假补习班，参加者可以是在校学生，也可以是失学在家的孩子。不收任何费用，纯属乡情与义务。时间只限上午，每次四小时，下午和星期天不上课。分班、排课、内容等由彬良哥负责。开始时，我只是帮助刻钢板，印讲义，后来也参与上课，教低年级的语文和数学。这样的暑假，在乡间过得有声有色，对我来说，教学相长，很有意义。

我家新屋建在老屋旁，与子海家靠得近。下午无事时，子海喜欢来我家玩。子海虽是大学生，但什么事情都听他母亲的，可见孝顺。子海夏天穿的是中装短衫裤，几天才换一次。常常发现他的裤子前面很脏，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后面穿脏了，他就把前面换到了后面去，以为这样就干净了。大家都笑他。

杭女中同班同学蒋丽芬是下街头大房阿金的女儿。她不参与补习班的事，下午也经常来我家玩，主要是与子海聊天，两人谈得很开心。我与她只是同学关系，两家也没有什么来往，所以交谈不多。蒋丽芬的父亲蒋伯诚是国民党军政要员，与蒋介石、顾祝同等人是莫逆之交， 1928 年代理浙江省政府主席。

暑期结束，要开学了，中学比大学早几天。去杭州的那天清晨，同昌的长工满生哥送我去金浦桥上船。在路上，他对我说，今天本来是子海与阿金家的女儿订婚的日子，酒席都准备好了，一早忽来通知，订婚取消，大家都感到莫明其妙。又说，同昌还从未遇到过这样倒霉的事情呢……我才知道子海有这么一段挫折。之后，子海从未对我说起过，我也没问。若干年后，蒋丽芬嫁给本镇留美博士陈望隆，听说是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先生夫人作的媒。

彬良哥清华毕业，考取庚款留学。赴英国之前，回家做准备，加强口语训练。不过，也学会了抽烟喝酒，这些我们都是知道的。彬良哥时已成家，妻子玲香姐，没有多少文化，他们有一个两三岁的女儿。而子海，在大二时，即 1938 年，日军侵略华北，各大学纷纷内迁，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决定该校留在沦陷区，子海不愿在沦陷区求读，乃转学西南联大，一切从头学起，师从诸暨同乡、著名化学教育家邱宗岳先生。毕业后，留做邱先生的助教； 1946 年，子海离开昆明赴美国留学，是公费抑或自费，不得而知。

子海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大学主修有机化学，副修数学，获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哥罗拉多大学研究院任研究员。彬良哥在国外学的是什么专业，我不太清楚。好像是纺织印染，也是博士学位。 1950 年前后，叔侄俩相继回国，彬良哥在杭州的纺织局工作，子海在天津南开大学化学系任教，后为系主任。当时同昌已分家，子海一回国，就把所分得的家产全部捐给了国家，自己分文未留。

1959 年，南开大学创办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子海兼任所长。他从事有机磷合成的研究，直接应用到生产第一线，合成出农业需要的“敌百虫”，并设小型车间生产。这一年，毛泽东赴南开视察，子海陪同参观了敌百虫车间。据说毛很高兴，对他说：科研要与生产结合，教学要面向生产。在全国高校创办化工厂南开为首创者，子海功莫大焉。

1964 年，子海出差南京，与南京大学化学系搞教改，住在五台山宾馆。有一日，来公教一村市政府宿舍看我。二十多年未见，除鼻梁上多了一副眼镜之外，还是当年笑呵呵毫无脾气的样子，没有丝毫教授或系主任的架子。他告诉我说，早与邻村王家埠母亲远房亲戚家的一个姑娘结了婚，家庭十分美满。

只是言及家乡亲人的情况时，不禁看他神色黯然，掠过一阵悲凉。他的二叔，就是云良哥，是当年店口唯一的中医，为人厚道，医德很好，颇得口碑。那年我患伤寒症，发烧四十九天，就是云良哥治好的。 1950 年土改，云良哥死在了县上的牢里。又有一说，是被共产党枪决的。他的四叔，即彬良哥，业余时间为私人设计纺织产品，收取报酬，这在国外是天经地义的事，三反五反时，却屡遭批判，受尽折磨，当年的倜傥俊杰，从此锋芒尽失，意志消沉。

1968 年冬天，文革中，从北京同乡那里传来子海自杀的消息，我不敢相信，暗自流泪。据说前一天，叫他参加批斗会，说是“反动学术权威”，又诬他“特务”，“里通外国”，平日里朝夕与共的一些同事，在批斗会上一反常态，争先恐后，出言刻薄，攻击不遗余力。子海痛苦至极，一言不发。第二天，通知他再去批斗会，发现已在厕所里上吊自尽！未见任何留言，可见哀莫大于心死！子海，学名陈天池。

诸暨店口同族中，子海与彬良哥，是我少女时代最敬慕的两个人。他们的不幸结局，让我始料未及，常常想起他们。

三、杭女中老师

浙江省立一中二部，这时已独立出去，改为浙江省立杭州女子中学。

初中而高中，最后一年尚未读完，日本人来了。学校初移桐庐，继迁淳安。不久，与七所省立学校在丽水碧湖联合组成浙江省立临时联合中学。我随部分老师和同学疏散回诸暨老家。从此，与杭女中战火中告别。

杭女中的老师，在我眼中，绝大多数是精英。其言传与身教，造就不少后起之秀。他们既有学问，更具人品。不仅教知识，还教做人。不幸抗战烽火四起，各奔天涯，音讯隔绝，徒唤奈何！茫茫世事，一晃八十多年矣。当年的毛头姑娘亦已耄耋老人。师恩难忘，魂牵梦绕，记下一鳞半爪，遥寄天涯海角。

曾先生，曾季肃。江苏常熟人。民国二十年，毕业于金陵女大中文系。其父曾之撰清光绪元年举人，其长兄即近代名人曾朴，《孽海花》、《鲁男子》之作者。金陵女大不收已婚学生。曾先生报考时已三十岁，生有两子。遂上书校长吴贻芳，被破格录取。曾先生在杭女中讲授语文并担任教导主任。讲课时声情并茂。讲《石豪吏》、《卖炭翁》催人泪下；讲《琵琶行》、《长恨歌》悱恻缠绵。讲《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说作者张继，屡试不中，回乡在姑苏城外枫桥夜泊时赋得此诗，古来状元多多少，惟有张继留后名……曾先生边讲边咏，抑扬顿挫，非常优美动听。我至今还能学咏她的调子。

我的日记由两个半圈加为三个半圈（代表打分），作文圈点更多，由三个圈增加为三个半圈或四个圈。曾先生对我说过，你要是好好学习会成为丁玲一样的作家。高中一年级时，省教育厅把本来的月考改为期考，七门功课原在一月内考完，现在则要三天内考完。我为此写了一篇作文《期考之后》，以切身体会认为期考对于求知无益，且有损健康。曾先生看完后在周会上（每周一全校学生大会）说，我班有一个学生写了一篇作文，建议把期考仍改回月考。还说，她准备把这篇作文送往省教育厅申述，当场赢得学生的掌声。事实上，三天考完七门功课，绝大多数同学开夜车（前后半夜轮流不睡），抢记硬背，考过即忘，不能达到效果。我身体本不能开夜车，却也不能不抢记硬背了。

高二分文理班时，我不假思索，报了理科班。出乎曾先生之意料，在办公室说，她该上文科。代数老师则说，她不上理科，谁上理科？我之所以未报文科，自然是想当然。因为家中经济条件有限，即使当上了作家，作品卖不出去，家人养不起我。我当时更愿意将来是做一名教师，学理科比较有把握。同学们纷纷与家里商量文理之分，我也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不料他连来三信，表示反对。并列举实例“某某矿业学院毕业找他介绍进银行工作”，“某某铁道学院毕业又怎样怎样”……我无奈改上文科。这学期的品行评语是“再求果敢”。我不懂其意，反正知道不是好评。

顾先生，顾味真。金陵女大外文系毕业。教我们高中英文，时间较短。她第一次进教室时，随身带有一块硬板，上写 Be — honest 。对我们说，为人必须诚实。体现在读书时最好的表现就是考试不作弊。有了这样一个开端，同学们对她肃然起敬。顾先生戴一副金丝眼镜，头发自然卷曲，后梳一髻。衣着入时，颇为洋气，但又平易近人。曾先生讲课不紧不慢，还教我们学会了威勃氏拼音。与曾先生一样，监考时坐在后面的空位上改作业，从不走来走去，同学中也无人作弊。

顾先生与曾先生同住一个宿舍，常见她带着曾先生的子女外出购物。至于她是何方人士，已婚抑或未婚，我们都不知道。中日全面战争后，日军集结八十多艘舰艇 , 三个师团兵力，在杭州湾金山卫一带登陆。杭州遭敌机轰炸，学校迁离杭州。我离开桐庐俞赵村后，再也没有顾先生的消息。

唐先生，唐世兰。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唐世芳的胞妹。四川大学数学系毕业。担任杭女中训育主任兼数学老师，教我们高一几何。唐先生教几何速度较慢，我则早已做完该课的所有习题。自从知道杭高（杭州省立高级中学）用的课本是温德华氏，就借了一本，有时间就做，解不出的，就去唐先生办公室求助。她让我坐在她后面，让我自己也再想想。等我解出来，给她看，若是对了才回教室。那时我对几何很有兴趣，不知天高地厚。听说世界有三大几何难题尚未解出，竟跃跃欲试，希望知道是什么题目。

“西安事变”之后，学校发给同学人手一册蒋委员长的《西安蒙难记》，让大家写读后感。我收齐之后送到了训育处。稍后，唐先生又把我叫去，把我写的那份掷还，用四川话对我说：“你想想看，这个你能交给我，我能交到教育厅去吗？”其实，我也没写什么，只是认为“西安事变”固有隐情，但究竟真相如何，单凭一方之言作出结论，或许永远解不开其中之谜。我认为自己并没有写得不对，一时又转不过弯，只好看其他同学怎么写，又重新写了一份。时务主任宋先生（父亲托他照顾我）出面替我缓颊，说小孩子不知深浅，不可太认真了！并说党部现在抓得很紧，让学生写读后无非是查一查他们的思想状态。经过这件事，我很少再到唐先生的办公室。

春天到了，从宿舍到学校那条小路，沿路有卖桑叶和春蚕的。若不是等父亲的来信，我中午一般不回宿舍，是害怕看到这些东西。有调皮的同学知道了，就在我的抽屉板上画了几条蚕。我打开抽屉拿东西，吓得惊跳起来！唐老师知道后，说“以后不许这样吓她，她在这方面有心理障碍”。那天夜里，我做梦，哭了。唐先生特意来问有什么伤心事？我说梦见床上都是那些桑叶和蚕虫。之后，同学们不再吓唬我，反正住在凤起桥下，我不愿意过春天的。

一次发疟疾，去唐先生办公室借体温表。回到宿舍，打开体温表小盒子发现是碎的，便让同学拿着六角钱，再去借一支（学校有规定，弄坏公物要赔的）。同学回来把钱还给我，说唐先生不收。因为不知是谁弄坏的，不能让我来赔。可见对我还是信任的。

陈先生，陈稹。浙江平湖人，日本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化学系毕业。初二化学老师。陈先生很年轻，当时还没有结婚。齐耳际的短发，略带黄色，不用发夹，用一个淡玳瑁的梳子，将头发左右分开，再用梳子插在头发多的右边。头发松了，就用梳子梳一下，动作很快，不影响讲课。陈先生讲课生动形象，喜欢与日常生活相联系，同学们易懂易记。比如讲钠钾元素，她说细盐含的是钠元素，粗盐含的是钾。讲到克的分量时，我问十克有多少？她抓一簇粉笔灰放在手上，“大概就这么多”。

陈先生对我们讲留学日本时的艰苦。她不习惯日本的饮食，只有吃自带的咸鱼与咸萝卜条。带菜的盒子，像我们平常放注射器那样一个窄窄的铝盒子，里面放两条细小的咸鱼和一些咸萝卜，就是中午的菜了。晚上回到宿舍，如说加菜，只是在汤里打一个鸡蛋，宿舍里十几个人一起分享。陈先生在日本得过肺结核，可见营养不够。

陈先生与唐先生同住一室。唐先生身体不好，每天早上五点，她就陪着唐先生到招庆寺一带跑步。我们起床时，正好看到她们回来。她平时饭后喜欢与高二的一位同学在操场上散步，我们自修课前也去那里散步，经常遇上她们。陈先生有一个男朋友，在上海，星期天来看她。两人在健身房里打乒乓球。

有一天忽然听说，陈先生要结婚了，却不是上海的那个年轻人。据说是安徽教育厅的一个厅长，与胡适是老乡，绩溪人。等我赶去为她送行，人已走。陪她去上海的那个高二同学回来说，陈先生在上海国际饭店的房间里昏倒，但不是身体的原因。

后来，我奉母离开店口避难上海，得知陈先生在租界教书，就去找她。我大学毕业时，还是陈先生为我抄的毕业论文。

蒋先生，蒋君章。崇明人。中央大学史地系毕业。地理老师。

蒋先生深度近视，穿一身长袍或长衫。同学们给他起一绰号“酱瓜儿”，我非杭州本土人，不解其意，正如我不懂杭州人看不起外乡人或欺侮外乡人叫他们“饱黄瓜儿”一样。蒋先生是一位不太受同学欢迎的老师。何之故？并非没有学问，也不是书教得不好。相反，他学识渊博，写作勤奋。教学之余，撰写出版《帝国主义侵略世界史》一书。又用十五天时间，写出十五万字的《中外地理大纲》，在当时颇有影响。同学们不喜欢他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他抽烟太多，一身烟味，前排的同学难以忍受；二是上课提问，有的同学吱吱唔唔答不出来，人还站着，他就会说“请坐”，其口吻使同学感到很难堪，认为是有心让人下不来台。蒋先生上课，从不照本宣科，讲的都是书本上没有的，如当地物产、矿藏、交通、贸易等经济状况，提问往往也都是这些。若不认真听讲就答不出来。我是很怕他最后叫到我，因为我能答出来，不用他说“请坐”，可会遭到一些同学的嫉妒。

一次，蒋先生讲东北三省爱国人士组织请愿团回内地请委员长抗日，以解救东北三省的同胞。这些人看到了国旗，激动得痛哭失声。讲到这里，他摘下眼镜，擦拭镜片，自己也是泪流满面。我当时以为他也是东北流亡的学生。 1937 年底，杭女中辗转迁至桐庐，蒋先生还在学校教书。第二年春天，蒋先生进入政界，随陈布雷在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服务。据闻蒋先生深得布雷先生的信任，重要文告由陈氏亲自撰写，其余大都交由蒋先生代拟。

那年在重庆，有一天，我与凤君（后成为我的丈夫）在某餐厅与他不期而遇，他非常高兴。把我们的单车放在他汽车后面，带我们去他的住处。大大的一间房，书柜林立，作为隔间屏障，他在靠左边的一间工作。让我感到意外的是，透过书柜看到右边一间的沙发上，正坐着我的高中同学严某某。蒋先生不作说明，我也没有问，那位同学也未起身过来打招呼。知道蒋先生是离过婚的人。严某某后来嫁给了一位地质学家。之后，蒋先生请我与凤君看过一部电影，肖邦的《一曲难忘》，印象深刻。抗战结束后，我从南京调南昌工作，凤君送我上火车就是向蒋先生借的汽车。

陈布雷先生自杀身亡，后事均交由蒋先生具体负责处理。这是我女婿后来告诉我的，他与陶希圣之三公子恒生先生是忘年交。恒生先生来家见过我。他曾经撰文披露其父在陈布雷自杀当天之日记，其中云：“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上午十时半，陈修平兄正在寓谈时局，蒋君章电话，请立即往湖南路。……见遗书致余等三人者，皆哭。遗君章书命注意发表消息，勿为反动派所利用，乃商发一新闻，谓系心脏衰弱及失眠症，心脏突发致死……”从中可知蒋君章先生确为陈布雷的心腹。大陆失守时，蒋先生只身移居台湾。行前给我一信，问去不去台湾？路费包括今后的生活费均可由他来承担。我已成家，乃婉言谢绝。

抗战时期，蒋先生写过《我的母亲》一文，一字一泪，感人至深。蒋先生一生著作甚丰，出版百册之多，在台湾被评为十大作家之一。这是后话了。

四、写信的寿乃芳

这件往事，尘封半个多世纪，当时只有子海一人知道，现在此人早已作古。

杭女中校舍在西大街铜元路，宿舍在凤起桥河下。一天三餐都是在校本部食堂，同学都是早出晚归。中午饭后，也可以回宿舍休息。插信的口袋挂在门口，来信在那里可以取到。

杭州春天好下雨。凤起桥河下的这条羊肠小道，更是泥泞不堪。我之所以这些天中午回来，因为父亲在上海已多日无信。那天回宿舍，收到一封字迹生疏的来信。拆开看，抬头是我的名字，下面具名寿乃芳。

此君何许人也？我虽未见过，但也不是未听说过。一是听我表叔的新婚妻子陈国英说过，她的《婚后日记》在杭州刊物小说月刊上发表，是由寿乃芳推荐的；二是老家店口，唯一的南货店店主马良哥的内兄寿锡九在县教育局工作（寿乃芳是子海母亲的内侄），兼任我们紫北小学学监，他的儿子在杭州省立一中上学，就是寿乃芳。

来信写道，他是通过我的同班同学得知我家以及我的一些情况的：你们新屋门外通道上长长的葡萄架上一定萌发了许多新芽，我们的友谊也应该从此开始……同时开了许多书名，介绍我看。作家均非我所看过的苏俄人，多为法国如雨果等所著，甚至一本是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所著。我都没看过。还说在人生的道路上，他将带同我走向伟大。信是用毛笔书写的。既流利又老练，文字有一定的深度，决非一般中学生可与伦比，但感觉未免过于自高自大。而且我一直认为，一个人的成长与成就，靠的是本人的努力与奋斗，我从来没想过要成为一个伟大人物。我只想像陶行知先生所说，靠自己的脑子与双手，自立立人，自助助人，成为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

我决定不写回信，因为不想交这个朋友。这倒不是由于父亲的训戒，“求学期间勿交异性朋友”，而是在志趣上有所差异。可是想不到他还是来信，谈他自己的志向与爱好，以及对我的友谊和爱慕，甚至提及看过我小学毕业会考时的作文，说我是一个有理想的人。每次来信，文笔生动，情绪饱满，总会使我连看几遍，但并未动心，仍然未写回信。直至第五封信，流露出些伤感的情绪，说从初懂人事以来，从未受到过任何人对他这样长时间的冷落，这种冷漠的态度，使他受到了打击。

我这才感到有点不安。拿了这一束信，去找住在西湖边上的阿庆姐姐。在我小的时候，她在头发巷一号住过几个月，停学养病。她看完信后，对我说可以给他写个回信，就说现在功课忙，要通信等暑假时再说。我理会这只是一个托辞。回校后照此意给他去了一信，自此就不再来信了。

暑假回乡，我把这五封信收入一个大的信封，放在楼上客房的天花板上，我不想让家里人看到，但也不想丢弃，人有时就是这样的奇怪。有天晚上正在乘凉，有人给我送来一张字条。想不到是他写来的。条内写道：你有孜孜不倦的学业精神，我有翻云覆雨的志趣。你说暑假通信，现已不及，因为我要走了……不知为什么，我看完后有点不高兴。认为他处事颇为率性，不尊重人，连个信封都不加。先时自己连来五信，亦不顾别人愿不愿意，现在要远走他乡，就这样随便送个条子，岂不让人以为是我想与他通信？我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娘问我条子上写的什么事？我说是同昌子海家送来的，没什么事，娘也就不问了。我心中忖度，他说自己要走了，会去哪呢，是上海，还是更远的延安？

大姐死后我回乡住过一阵。看到乡间妇女的实际生活和精神状态，不论贫富贵贱，皆让人感到有所不堪，我想长大后自己决不为人之妇，必须自立谋生。但乡里人早婚，总有人上门说亲，我要娘别理他们。娘也知道，听听而已。不过，我也曾想过，真要找对象，论学识要像同昌的彬良哥与子海，他们一个在清华，一个在燕京，都是高材生，而且出国深造；论思想则要像寿乃芳，因为无论如何，他的五封来信，已让我认定他是一个有志之人。

1937 年逃难将要离家前，我去客房天花板上取信，却怎么也找不到。心想娘与金花是不会拿的，两弟好像也不会。我不敢提，也不敢问，这束信也就从此失落，而且无由可索！因为家中别无他人。

1949 年以后，去延安的人先后回来。不见有寿乃芳其人，我还猜想是不是何其芳？直至文革时子海自缢身亡，从北京其妹春燕处得知，他们的表兄寿乃芳后来改名为吴江。从那以后，署名吴江的文章或著作见到都会留心一下。他写的《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还有那本《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其中谈及对许多问题要“重新认识”。身居高位，有这样的反思，已不简单。当年认为其人狂妄，其实是他对自己的人生早具信心。

我曾写过一篇《子海之死》，因其详情不悉，内容不足，敏弟为此想去找吴江了解一些情况，我叮嘱他：见面时切勿提我是你的姐姐。不过，后来敏弟并未去找他……

转自《历史百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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