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仁德:极度匮乏岁月的山乡见闻
---- 作者：陈仁德
按：本篇摘自作者的长篇回忆录《那年那月——显周山沟里的青春记忆》。
1972
年底，在四川忠县（今属重庆）当下乡知青的作者被调到拔山区供销社，
1973
年调到显周场上的供销分社任“公社多种经营员”。四十年后，作者写成了对那段生活的回忆录。
2014
年
6
月
9
日作者有《自题拙著》七律一首：“如烟往事总难忘，回首青春易感伤。万里河山悲浩劫，十年风雨走穷乡。乱云深处家何在，噩梦醒时夜未央。老去陈郎头半白，无端却忆显周场。”
小学生不知糖滋味
七十年代前期我所在的地方，物资的匮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作为物资供应部门的供销社，经常为无法满足农民的基本生产生活要求而备受群众责难。
糖，当年是比稀有金属还珍贵的物品，供销社的货柜里难得一见糖的影子。农民们别说吃糖，就是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
在林林总总的票证中，有一种是糖票，是供销社自己油印制作的火柴盒大小的一张小票。凡是生了小孩，就可以领取一张“婴儿糖”票，凭票可以在供销社购买一斤白糖，这是给产妇的惟一优待。但这只是理论上的优待，在实际执行中却是另外一回事。产妇手里拿着“婴儿糖”票，一次次地到供销社副食品门市来买糖，结果都是缺货，无法供应。那张薄薄的火柴盒大小的“婴儿糖”票极为宝贵，家庭主妇们会精心地保存着，生怕揉坏了，可是，在一次次奔走供销社之后，小票终于残缺不堪，但是，即使如此也还要保管着，期望有朝一日能够买到白糖。
有一次，潘经理指着一个上小学的孩子对我说：“这个小孩子直到现在还没有买到‘婴儿糖’，她妈妈最近还拿着糖票来问过我，我叫她把糖票继续保存好，今后要兑现。”
我极度震惊。一个人从出生到上小学，竟然还没有买到那一斤可怜的“婴儿糖”，也就是说，这个小学生至今还不知道糖是什么滋味！
天啦！
潘经理却很平静，说：“这种情况多的是，一点不稀奇。社员们也有办法，种甘蔗嘛。坐月子的时候把甘蔗砍下来削去皮，切成小颗粒放到沙钵里舂，舂出来的甘蔗汁就拿来喂娃儿，等于就是糖了。”
农村女人之命苦，可以想见。
石碗、草纸、尿素裤
有一次潘经理从拔山回来，传达区供销社会议精神，说：“现在农民买不到饭碗，怎么办？有办法！区里会上讲了，可以用水瓢当饭碗。”他的话音刚才落地，坐在旁边的收购门市部营业员、老志愿军战士 伯有训就冷冷地说：“还有办法，用石头打噻。”
大家一起哄堂大笑。石头打的是猪槽，喂猪用的，乡下互相调侃嬉骂的话就是说人家的碗是石头的，意思是说人家是猪。与石碗同音的十碗都成了忌讳。待客时上菜必须避开十碗这个敏感词，可以是九碗，也可以是十一碗，绝不可以用十碗菜待客，那等于侮辱客人是猪。据说还有的地方，因为主人疏忽，不小心上了十碗菜，客人当场把桌子掀翻了拂袖大骂而去。
供销社偶尔购进一批草纸都要开后门悄悄卖。那是什么草纸？粗糙得像树皮，厚厚的，提起一抖就灰尘飞扬，造纸的原料是稻草，从纸上随时可以把没有化尽的稻草疙瘩扯出来。这种草纸现在早该进博物馆了，可是那时却很稀有。不过，话说回来，使用草纸的都是公社干部之类的人，用来做手纸或者做女人的卫生纸，而农民对草纸基本没有需求。农民家庭几乎百分之百从来不使用手纸，他们代代相传的都是使用竹片。你到任何一个农民家里去，都会在猪圈旁看到一束靠在墙头做手纸用的竹片，农民们大便后就顺手在墙头折下一节竹片来刮一下屁股。农村中的妇女更恼火，根本谈不上任何卫生用品，她们发明了一种很无奈的做法，把烧过的细细的草木灰灌进一条长长的小布口袋，用来对付每月一次的烦恼。
供销社的职工是很受人羡慕的，因为他们相对说来比一般人掌握物资的机会要多，拥有某种可怜的特权。
那时已经开始引进日本尿素（化肥），人们惊奇地发现，日本尿素的包装袋是一种尼龙材料，可以用来做衣裤。长期的布票政策，已经使人们对布匹产生了一种崇拜。我的一个文友曾经讲过他自己的一段经历，当年别人给他介绍一个女友，他兴致勃勃去相亲，见面后双方都满意，但是后来却告吹了。媒人告诉他，对方什么都满意，就是不满意他一米八的身高，害怕今后布票不够用。这种冷笑话现在听起来很开心，那时却伤心。
日本尿素包装袋的出现，使供销社的职工趋之若鹜，纷纷争购来做衣裤。这就使街上出现了一道奇特的风景，由于日本尿素包装袋上印着“日本某某株式会社尿素”字样，做出的衣裤上都保留着这些清晰的字样，走在大街上，路人一看就知道是供销社的人来了。一首民谣便流传开来：
供销社的干部一大路，
穿的抖抖裤。
绸不像绸，
布不像布。
前面是日本，
后面是尿素。
“留猪证”与“刨汤肉”
肉食是当时最紧俏的商品，我们那里城镇居民每月可以凭票供应一斤带骨的猪肉。在漫长的 30 天中，就眼巴巴地指望着那可怜的一斤肉“打牙祭”。而广大农民则无缘享受这一斤宝贵之极的猪肉，农民们辛劳终年，只有三次享受猪肉供应，一次是端午节，一次是中秋节，一次是春节，每人每次半斤。 365 天里只有 1 斤半肉（市斤）。
农民吃肉只能靠养猪解决，可是，在那个贫困之极的时代，人的肚子都填不饱，以前猪吃的东西比如米糠等，都被人吃了，拿什么喂猪呢？凑凑合合地把猪喂大养肥，都没长多少肉。国家的政策是“卖一留一”，就是说，农民要喂两头猪，先将其中一头卖给国家，由食品部门发给“留猪证”，另外一头才可以留给自己宰杀。杀猪匠到农民家杀猪要先查验“留猪证”才可以奏刀。事实上走遍广大农村，都难得找到一家农民能够养两头猪，养一头猪都很难。只养一头猪怎么办？国家的办法又来了，只养一头猪就要卖“边口肉”，把一头猪从中间解剖，一边交给国家，另外一边自食。国家还规定，“硬边”上交，“软边”自食。什么叫硬边软边？杀猪后顺脊椎分解，骨头稍多的一边为硬边，反之为软边。硬边的重量大于软边，养猪的农民只能吃软边。
每年冬至后，农民开始杀猪，这是十分激动人心的时刻。辛辛苦苦一年，终于可以杀猪过年了，闻讯赶来吃“刨汤肉”（杀猪宴）的亲友们像过节一样穿得比平常略为干净一些，坐在地坝里的板凳上。主人把杀猪匠请进屋，在院坝外挖一个大坑架上大锅，把水烧得滚烫，氤氲的热气随着寒冬的霜风四处弥漫，充溢着朴素的喜气。院子里的小孩子们一个个脸冻得红红的，手缩进破烂的袖口里，流着鼻涕围在一旁，眼睛直直地盯着大锅。主人把肥猪从圈里拖出来，肥猪知道末日来临了，死活都不肯就范，拼命地挣扎着，发出声声哀嚎。主人迫不及待地揪住硕大的猪耳朵使劲往外拖，杀猪匠也上前揪住另一只耳朵一起发力。肥猪蹬住四蹄，尾巴夹到屁股里，被拖过的地方划过深深的蹄印。终于，杀猪匠把肥猪按倒在地坝边先准备好的一块大石板上，肥猪侧身露出臃肿的颈项来。杀猪匠看准时机把亮闪闪的一尺多长尖尖的杀猪刀一下从颈项刺进去，直抵心脏。猪血霎时喷涌而出，流进石板下的木盆里。肥猪发出最后的惨叫，四蹄抽搐着咽气了。
杀猪匠把刚刚咽气的肥猪的后蹄切开一个小口子，把一根拇指粗细的四尺长的铁杖——当地叫“挺杖”，插进小口子，一寸寸地往里捅，一直捅到猪耳朵部位，再把“挺杖”退出来，这样肥猪全身就贯通了。这时杀猪匠俯下身去用嘴巴对着猪后蹄那个小口子往里吹气，一股股的气就从刚才打通的通道进入肥猪的身体。杀猪匠憋足了气，额头的青筋暴起像弯曲的蚯蚓，脸涨得通红，吹一阵，换一口气再吹，竟然把一头肥猪吹得像气球似地鼓起来，四只猪蹄都直直地伸着。这时便把口子用绳子系紧，把圆滚滚的肥猪放进大锅里翻来覆去烫，一边烫，一边就飞快地用一个铁刨子褪毛，看着看着，满身是毛的肥猪就变得光生生的了。
接下来把肥猪倒挂在一棵树上，杀猪匠熟练地举起刀从尾部一分为二，然后像庖丁解牛那样，把肥猪划成一块块的，当然，要先把“硬边”留给国家。
杀猪匠分解肉块需要很好的手艺，主人要先把坐礅（屁股）肉划成若干“礼信”，即送给亲戚的礼品。每个“礼信”薄得只有两指，但从侧面看却很宽，有五指多。一头并不大的猪宰杀后除去内脏和杂物，总共可能有七八十斤肉，把“硬边”留给国家，就只剩下三四十斤，去掉“礼信”十来斤，可能还有二十多斤，这时杀猪匠把刀一挥，切下好几斤一大块，交给主人拿去做“刨汤肉”，这样，一头猪就剩不了多少了。
但凡在杀猪的那段时间，大队书记每天都要“深入”到院坝，等到“刨汤肉”香气四溢地端上桌时，书记便在上座上吃得满嘴流油。
养猪最辛苦的是家庭主妇，可是吃肉时家庭主妇按照风俗却不能上桌，她一直在灶屋里忙碌着，等到一家之主的丈夫在桌上陪客人吃完后，主妇只能喝一点残汤。我毫不怀疑，那时大量的农村家庭主妇一年到头根本没有吃过一次肉。
“怕把三两米搞脱了”
掌管肉食的食品门市经管人成了万众翘首的人物，无人不想巴结，从而偶尔买到一点点肉食。但是，内部对此有非常严格的制度，经管人一般不敢随便卖人情，而且的确也没有多少肉可在计划之外出卖。这时又有一个空间出现了，严格凭票供应的是猪肉，猪的内脏，我们那里俗称猪杂，却不在计划之列。于是猪杂就成了非常诱人的宝贝，人们千方百计都想买一点猪杂，哪怕是一叶肝，或者一条舌。
像显周这样的小乡场，每次赶场只宰杀一头猪，又能有多少猪杂呢？
公社食堂每月吃两次肉，每次半斤，一律做成粉蒸肉，每人一碗。炊事员何良木事先要算好人数，那些人吃了，哪些人外出未归没有吃，都要记上，这是不能够轻易被剥夺的权利。吃肉时差不多职工们都到齐了，食堂里显得有些拥挤。何良木很神圣地把叠成几层的大蒸笼揭开，一时热气腾腾，肉香扑鼻。何良木的烹饪手艺不算好，但是，他做的粉蒸肉却是一流的好吃，吃进嘴里香透了，肥而不腻，入口即化，心想慢慢受用，却不小心早就滑下肚子去了。这么多年里，我走遍天涯海角，似乎只有显周那个山沟里的炊事员何良木做的粉蒸肉最好吃。
由于肉食的极度匮乏，使得许多人为此而失去尊严，失去贞操，甚至伤风败俗。这是个人的悲哀，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与显周相邻的花桥公社，一个年轻女子想尽办法都买不到肉，万不得已只好跑到食品组经管人阎玉成的床上去躺着，自愿交欢。阎玉成是个北方来的老干部，年轻时不慎被炸去了右手掌，只剩下左手，人称“一把手”。他曾经是县委常委公安局长，在反右运动中被无端革职为民下放到花桥，老婆也和他离婚了。他虽然渴望女性，但他深知政治运动的残忍，而男女问题那时都是要上升到政治问题上来说的。当他面对那个躺在床上的年轻女人时，一点不敢轻举妄动，用浓浓的北方腔对那个女人说：“要割两斤肉可以。我不搞你那个灯，我怕把三两米搞脱了。”
三两米，是国家工作人员的代称，当时的粮食供应，每顿饭约折三两米。三两米搞脱，就是因此被开除公职没有了饭碗。
阎玉成我认识，和我同属拔山区供销社。若干年后，他的女儿阎兴惠嫁给了我的朋友向兴忠。阎玉成怕把三两米搞脱而拒绝女色诱惑的事情成为经典流传甚广，至今还有人谈起。我也曾找向兴忠证实过确有其事。而故事的背后却发人深省，为了买一点肉，良家女子都愿意自荐枕席，何等酸辛！
米糠的致命诱惑
另外一个悲剧性的故事则更让人感到沉痛。
显周公社前进大队（现在叫双塘村）有一对新婚夫妇，小伙子叫 顔广（据知此人尚在，因涉及伤痛隐私，故此处用化名，读者谅之。）妻子名字不详，夫妇俩都喜欢唱歌跳舞。那时每个大队都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练表演一些简单的文艺节目。颜广夫妇都是宣传队的主力演员。由于他们比较活跃，加上前进大队就在显周场边，处于中心地带，所以和场上一些单位的人员比较熟识。那时显周粮点（区叫粮站，公社叫粮点）会计姓张，和颜广也熟识。
农村人民公社时代的基本特征就是粮食不够吃，每年秋收后上交给国家后，自己分配的部分很少，一年口粮还不够吃半年，剩余的日子就是靠瓜菜充饥。不要说粮食，就是糠也成了奢侈品。古往今来，谁都知道糠是喂猪用的，没有人愿意吃糠。但是，时代不同了，在饥饿面前，糠也要吃。
公社的粮点掌管着糠的经营权，每当粮点加工一批大米后，便会有一批糠。这种糠是细糠，磨得很细，比一般粗糠质量好，于是便成了粮点囤积居奇的宝贝，不是关系非常好的人，莫想尝到一点糠的味道。张会计自然就成了实权人物，要想买糠，必须先打通他这一关。
颜广和张会计混熟了，就大着胆子开口买糠了。张会计既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只是含含糊糊地支吾一阵。连着几次，颜广硬着头皮开口，结果都是一样，这让他颇有些困惑。
颜广不知道，当他在打主意买糠时，张会计却在打着他妻子的主意。他妻子新婚燕尔，青春靓丽，能歌善舞，在显周是数得出来的俏丽女人。这次，当颜广再次恳求买糠时，张会计先支吾了一阵，后来竟吞吞吐吐地把话说穿了，希望和其妻交欢。颜广当时大吃一惊，脸红到脖子上，半晌说不出话。
回到家里，颜广辗转反侧，一连几天彻夜难眠。一边是娇小的妻子，一边是诱人的细糠，他不知如何是好。在犹豫不决时，他忽然感到饥肠辘辘，一下提醒了他，饿肚子最可怕，其余都在其次。经过痛苦挣扎，他决定答应张会计的要求。
颜广鼓足了勇气，试探着对妻子说明情况，希望妻子能够配合。哪知话一出口，妻子就痛哭流涕，大骂他不是人。他也羞得满面流汗，恨不得打自己的耳光。但是细糠毕竟对他有致命诱惑，他仍然打定主意要继续劝说妻子。
经过颜广厚颜无耻再三劝说，妻子不再争吵，只是默默地伤心流泪。颜广最后铁着心说：“你就当和我睡了一样，反正不会有人知道的。”妻子于是不再说话了。
1970 年仲夏的一个晚上，皓月当空，山村一片寂静。颜广的小院里闪进了一个人影，张会计来了。在竹树掩映下，颜广上前将张会计迎到了家中。此时在院坝里纳凉的山民们都已经酣然入睡，没人发现这一切。仲夏的夜晚室内依然闷热，颜广竟然在院坝里架起凉床，和张会计一起乘凉赏月。张会计不是为乘凉来的，过了一会儿就轻轻对颜广说：“已经退凉了，还是进屋去睡吧。”于是两人就回到室内。那是一间十多个平米的狭小土屋，里面并排着两张床，中间隔着一张小条桌，颜广的妻子已经在靠右一张床上睡了很久了。室内没有灯，颜广和张会计摸索着在左边一张床睡下来，张会计睡在靠中间的位置。接下来，就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
天亮前，张会计走了。
第二天颜广就买到了珍贵的细糠。
这个可恶的张会计，尝到一次美味后，居然念念不忘，隔三岔五变着法子来继续贪欢。颜广想到反正都是那么回事了，多几次少几次都一样，也就没有计较。颜妻也默默忍受了。这样就难免露出马脚，终于被旁人看出了其中的蹊跷， 1971 年，忠县开展了“整顿财贸队伍”的运动，粮食系统属财贸队伍，工作组进驻显周粮点后，便有人暗中检举张会计的可疑行为，说他莫名其妙地经常出入颜广家，给颜广开后门卖细糠。工作组正愁找不出财贸队伍的男女关系问题，立即就将张会计隔离起来，几个回合就把问题全部搞清楚了。张会计为了争取“坦白从宽”，原原本本地交代了自己的问题。那时的工作组似乎都有探究隐私的癖好，但凡遇到男女关系的案子，都恨不得把所有细节都问得淋漓尽致，而被审的一方在恐吓之下，也不得不尽吐其实，于是，发生在颜广家里的所有细节都暴露无遗。最悲哀的是，工作组一般情况下，都很乐于与人分享他们破案的成果，于是这个故事就迅速传播开来。颜妻在遭受侮辱后，又一次遭受舆论的更大侮辱，粗鲁的山民们当面耻笑她。她无脸见人上吊自杀，幸好被发现及时抢救脱险。从此，颜妻就永远没有了笑声。我到显周后常见到她，那时她刚做母亲不久，背上背着一个小孩，总是满脸的忧郁，低着头匆匆来去，当然也永远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张会计在运动结束后被开除回家务农，他也付出了一生的代价。
这个故事是工作组搞专案的人亲口给小学的一个老师讲了，这位老师又给我讲的，百分之百真实。
发现假肉票
严冬到来了。显周的冬天很冷，山野萧疏，寒风凛冽，水田里结起了冰凌，那些调皮的小孩小心地把冰凌揭起来，就像光滑透明的玻板。山区里的男女老少都有烤烘笼（当地叫灰笼）的习惯，寒冷的日子里，几乎人人都手提一个烘笼。烘笼是用山上特有的白夹竹编制的，竹编艺人把白夹竹划成很细小均匀的篾丝，精心地编织成一个个小巧玲珑的烘笼。烘笼里面装着一个瓦钵，盛上红红的炭灰（当地叫窑灰），就可以用来取暖了。早上在上学的路上，络绎不绝的小学生都双手抄在一起，把烘笼提在正中，有少数粗心的孩子往往让土钵里的炭灰把衣袖点燃了。到处都是提着烘笼的人，这是当地冬日里的一大风景。
12 月的一天，正是寒气逼人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我终生难忘的事情。
显周公社接到拔山区电话，称在拔山发现了伪造的肉票，根据已经掌握的线索，造假人可能在显周，拔山区供销社决定派出莫夫生和陈守清两名干部急赴显周公社侦破此案，并指令我协助莫陈二人。
拔山区区属单位使用的肉票是由供销社所属的拔山食品站自行印制的。那是一种用老式打字机打出蜡纸、再在油印机上用有光纸印制的票证。每张约有火柴盒大小，上面印着“拔山食品站肉票 × 斤”，票证下方盖着一枚长方形小红印章，印着“ × 月”，表示在当月有效。
就在前一天，拔山食品站在清点当天收到的肉款和肉票时忽然发现有两张面额 10 斤的肉票有伪造之嫌。经回忆，当天持该票来买肉的是一个青年农民，众所周知，农民是从不享受肉票的，这个农民的 20 斤肉票是从哪里来的呢？
食品站会计张会灼觉得有些蹊跷，戴上老花镜将肉票仔细地看了又看，越看越觉得不对劲，马上将情况报告了区供销社。区供销社领导迅速赶到，大家共同鉴定，确认是假票无疑。
很快就从卖肉的发票存根中查到了那个青年农民的姓名，也搞清楚了他的住地。他叫王用隆，家住显周公社老龙四队——小地名叫老龙嘴。
审问韩祥生
接电话不久，莫夫生和陈守清就到达显周，他们和我见面后，简单介绍了案情，说此案已经被区里定性为严重的经济犯罪，必须迅速破案。
根据已经掌握的线索，公社杜文书立即通知王用隆来接受调查。王用隆很快就从老龙四队赶到了公社，得知我们的意图后他很坦然地说，一年到头吃不到肉，快过年了，只好高价买 20 斤肉票来买肉过年。问他肉票是在哪里买的，他说是以三角钱一斤的价格从人和七队韩祥生手里买来的。
听到韩祥生的名字，公社就感觉情况比较复杂。韩祥生曾经是忠县三汇区一所中心小学的校长，在“四清”运动中被打成坏分子撤销校长职务，开除回家管制劳动直到如今；其妻莫管静是地主分子，也被管制着。
一会儿韩祥生便被叫到了公社。这是一个穿着灰白中山服，戴着蓝布帽， 双手提着“烘笼” ，脸上露出一种非常卑微的笑容的中年男人。
韩祥生被带进公社楼上的小屋里，他大概察觉出了什么，脸色变得很紧张，但仍僵硬地笑着。
问了多半天肉票的事，韩祥生都装糊涂，说什么也不知道。最后莫夫生只好把王用隆叫出来，这一下韩祥生便傻了眼，愣着无言以对。
看上去韩祥生的内心极为矛盾，他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过了半天才说肉票是他在拔山场上捡的，此外就什么都不承认了。莫夫生急了，喝令他站到一个独凳上，不坦白不让下来。
莫夫生是从军队来的转业干部，在东北某部十多年，曾参与过许多经济案侦破，经验较多。他认为，假肉票不可能是韩祥生捡的，只能是他伪造的，他家里一定有印刷设备，如油印机等。现在的关键是要韩祥生承认自己是伪造者，否则找不到突破口。
从下午一直到晚上，又一直到深夜两点，站在独凳上的韩祥生依然一口咬定是捡的。大家不断发起新的攻势，要他坦白自己的罪行交代伪造肉票的细节，谁是同伙，油印机在哪里？
韩祥生总是结结巴巴说不出来，他甚至要来纸笔写下了“肉票如果是我伪造，我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的字据。我看了看，他写的字还颇有风骨，不愧当过小学校长。
就这样一直到天亮，大家都倦了，案情没有一点突破。
是韩国伟干的
案情的重大突破发生在早饭后。
刚吃过早饭，一个年约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来到公社门口，口称看望爸爸，这小伙子脸色黑里透红，眼中流露着些许忧伤，头戴一顶灰色的人造革帽子，身穿一件补了许多补丁的蓝色中山服
原来他是韩祥生的儿子韩国伟，见父亲一夜未归放心不下，所以一大早就到公社来，他一点也没想到爸爸已经东窗事发。
韩国伟还没见到父亲就被扣了起来，一时找不到地方，莫夫生就将他带进我那间寝室里。意想不到的是忧心忡忡的韩国伟一走进我寝室，就盯着我墙上的国画《紫藤八哥》不转眼，忘记了他此时的处境。我们叫韩国伟坐下来，向他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他把韩祥生伪造肉票的事全说出来，这个小伙子此时才如梦初醒，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太年轻，显然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一下精神就垮了，脸色变得煞白。当得知他爸爸将会为此承担法律责任时，他犹豫了一会儿，坦然地对我们说：“把爸爸放了吧，肉票是我伪造的。”
案情终于有了重大突破。
我们立即到韩祥生的房间去，告诉他韩国伟已经招供了，要他认真坦白交待。韩祥生闻言，“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说：“是我害了国伟，他还年轻啊！都怪我啊……”他哭着说，之所以一直不坦白，就是怕害了自己的儿子。眼泪顺着他脸上的皱纹滚滚而下，那种痛苦的表情难以言喻。我不禁为之动容。
事情是这样的。
韩祥生当年任小学校长时，把韩国伟带在身边。那时韩国伟还是个几岁的小孩，学校的老师们都很喜欢他，见他聪明伶俐，就教他写字画画。韩国伟从小就有过人的美术天赋，在图画老师的精心栽培下，画技日益见长，可惜不久韩祥生就被开除回家，韩国伟的命运也就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下成了狗崽子。但他对美术的兴趣依然不改，十多岁时，他创作的水彩画《黄钦水库展新容》就参加了全县的美术大展并获奖。由于父亲是“坏分子”母亲是“地主分子”，他不可能有什么发展，只好辍学在家务农。今年快过年了，家里还没有一粒米一块肉，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见到了拔山食品站的肉票，就忍痛花钱买回来，照着样子画，结果居然画得一模一样，足以乱真，这样，就有了后来王用隆买肉票的故事。韩国伟万万没有想到，假肉票这么快就露了馅。
不过，莫夫生并不相信韩国伟的话，他始终认为韩家暗藏有印刷设备，这么逼真的票不可能是凭手画的。
于是我们押着韩国伟去他家找印刷设备。
美术天才的悲哀
我们一行四人，陈守清走前面，韩国伟随后，莫夫生和我走最后。
当我们登上一重陡直的梯道，经过人和二队的一棵大黄桷树时，惊人的事情发生了，韩国伟突然快步冲出队列，箭一样地向路旁的一道石崖撞去，我们还没反应过来，就听见“咚”的一声，韩国伟的脑袋撞到了石崖上，他头上那顶灰色的人造革帽子一下飞出去，掉在路旁的麦地里。韩国伟应声摔倒在路上，扭曲成一团。
我被惊呆了，一个年轻的生命竟要用自己的头颅去撞向坚硬的石崖！
莫夫生很快镇静下来，走上前去俯身看了看，发现韩国伟并没有死，伤势也不是很重，便大喝：“哼，装死狗！你吓哪个？”
韩国伟在地上痛苦地扭动了几下，头发乱蓬蓬的，血迹点点从头发中渗出。
莫夫生捡起那顶帽子弯下腰套在韩国伟头上，大声喊：“你不要装死狗，起来！”说着就将韩国伟强行拉了起来。韩国伟摇晃了几下，居然站稳了。
眼泪和着鲜血从韩国伟的脸上慢慢流下，他的脸色变得像死人一样惨白。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他用微弱的声音自言自语地说：“我没有脸回去见妈，没有脸回去见院子里的乡亲……”
“不要装死狗！走！”莫夫生推着他继续沿山路前行，而我的心却一直咚咚直跳。
绕过几道弯便到了韩国伟家。院子里的人一下围了过来，韩国伟把头垂到胸前，不敢面对任何人。韩国伟的妈妈莫管静穿着一身破旧的粗蓝布衣服，头上系着一条白帕子，呆呆地站在门口，她显然已经猜到发生什么事情了，这个被斗争了 20 多年的地主，虽然只有 40 来岁，却像个 70 多岁的老太婆。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就像一具泥偶那样默默地立在那里。在她身边是韩国伟的弟弟韩金伟，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眼睛睁得大大的，惊讶地看着陌生的不速之客。
韩国伟的家一贫如洗，四壁萧然，我们从楼下找到楼上，也没找到什么印刷设备。翻来翻去，倒是找到了一些韩国伟的画稿，什么熊猫骏马之类的，都画得很好，在山乡里可称绝无仅有，连莫夫生都不断发出赞叹之声：“这小子真的画得好呢！”
在一本画册里，我们找到了几张和王用隆使用的一模一样的肉票，这无疑进一步提供了伪造肉票的铁证。
在墙角的一个瓦缸里找到了几块已经腌制好的猪肉，这无疑是用假肉票换钱买来的。
随后我们又把韩国伟带回公社，要他继续交代问题。
莫夫生总是不相信那些肉票是韩国伟徒手画出来的，在我的寝室里，他找来纸笔，要韩国伟当面“表演”。
韩国伟毫不推辞，立即接过纸笔画起来。莫夫生在一旁看着手表，不到三分钟，一张“拔山食品站肉票 10 斤 十二月”的肉票就神奇地出现了，和真肉票不差丝毫，其中“十二月”也是一枚长方形的红色印章。
为了准备专案材料，接着我们又叫韩国伟一口气画了多张肉票，均是援笔一挥而就。
我不禁为这样一个美术天才悲哀，如果他不是生在地主家庭，不是生在这个知识沦丧的时代，绝对是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画家的。而现在不要说做画家，就是连做一个普通农民的资格也没有了，他只能是任人侮辱的“狗崽子”！
八两荞面和两行眼泪
到了下午三点左右，莫管静来了，她是来给丈夫和儿子送饭的。她手里提着一个大包袱，那种用大蓝布四角系在一起的大包袱，包袱里面是一个装饭的大瓦盆。
莫管静缓缓地打开包袱，将带着热气的瓦盆捧给韩国伟。韩国伟小心翼翼地揭开瓦盆，露出了一大盆白蒙蒙的萝卜片。我在一旁看了又看，里面没有一颗粮食，再睁大眼仔细看，才发现萝卜上粘着一点点糊糊，就像不小心掉进的一些不容易察觉的灰尘。我想这可能就是他们平常的主食了吧。
这时发生了我永世难忘的一幕。韩国伟望着那些萝卜片，像凝固了一样既不说也不动，须臾，眼中滚出了豆大的泪珠，滴滴答答掉到那些萝卜片上。他大叫了一声“妈呀！”就呜呜呜地大哭起来，其凄凉哀伤之程度完全无法用语言表达。
脸上毫无表情的莫管静此时也眼泪夺眶而出，不断用发黑的手背擦泪。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愣在一旁。
韩国伟一口气哭了好久，待缓过气来后，他才说：“妈，说好了队上昨天分的 8 两荞面留给金伟吃啊，他才 5 岁呀，你怎么送来给我呢？”说着又呜呜哭了起来。
这时我才明白了，原来萝卜片上粘着的像灰尘一样的那点点糊糊是荞面，那是他们一家四口昨天在生产队分到的全部粮食—— 8 两荞面，说好了留给 5 岁的弟弟金伟吃的，现在却煮在萝卜片里送来了，所以韩国伟对之垂泪。
那一刻我震撼不已，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是不相信人间有如此震撼人心的场面的。这种震撼从那一刻起，像刀刻一样留在了我的心中，应该说，它已经足足震撼了我 30 多年，并且还将继续震撼我的整个人生。
得知此案破获，拔山区市管会（即后来的工商所）也赶来了两个干部，他们气势汹汹地说：“对这种案子，要在政治上把他们搞臭，在经济上把他们搞垮。”
其实对于韩国伟一家而言，这两点早就做到了。
随后又到韩国伟家去，把墙角瓦缸里的二三十斤肉全部没收。韩国伟家过年是绝对没有一两肉了，这个年他们会怎么过呢？
这件事最后的处理我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韩氏父子并未法办。
暗夜里，边娃子暴死
山坡上的麦子一天天成熟了，一串串带着麦芒的麦穗渐渐饱满起来，起伏不平的浅丘上，随处可见大片大片的麦地染上了一层诱人的金黄色，使人想起白居易的诗句：“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忍受了漫长春荒的饥肠辘辘的公社社员们，早就眼巴巴地指望着麦子收割后饱餐一顿。农村的节日很多，但是真正喜庆的节日却是收获粮食的时候，一是小春，一是大春。所谓小春，就是指小麦，大春，就是水稻。每到这时，再贫困的山民都要让肚子敞开吃几天。
离显周场只有一里路的人和二队这天开镰割麦子了，金灿灿的麦子收割回来后，迫不及待的社员们守在院坝里等着生产队分配。保管员叫两个年轻人抬起长长的木秤，一家一家地过秤，到最后已经是摸天黑地。提着为数不多的麦子高高兴兴回到家里的社员们，马上吱吱嘎嘎推起石磨，把麦子磨成麦面下锅，最幸福的时刻到来了。
人和二队有一个新婚不久的小伙子叫张义标，小名边娃子，长得虎头虎脑壮壮实实，浑身透着活力。这天晚上，边娃子一家匆匆地磨好了麦面，觉得第一天尝新应该做好一点，就用家中存放了很久的难得一用的菜油来烙麦粑。边娃子的妈妈把柴火烧旺后，在昏暗的油灯下从角落里摸出沾满了尘土的菜油瓶，拧开瓶盖把菜油倒进锅里，再把和好的麦面依次放进锅里，只听见铁锅里发出吱吱的声音。边娃子和几个弟妹都围着灶台，眼睛直直地盯着锅里。
这时忽然从锅底冒出一股难闻的臭味，臭得人头昏目眩直想呕吐。
这是怎么啦？
万万想不到，边娃子的妈妈取菜油时，把角落里的一个农药瓶当成了菜油瓶，现在锅里吱吱响着的是农药，农药发出的怪异之极的臭味一时充满了整个灶屋。
这时锅里的麦粑也差不多烙好了，其中锅底那一块最大。
怎么办？
生产队张队长闻讯赶来了，张队长眼睛炯炯有神，皮肤黝黑，早年曾经上过朝鲜战场，算生产队里见过世面的人。张队长走到锅前看了看，说：“农药没有啥子不得了，用肥皂水消毒就行，供销社潘经理讲过的。”他说的是供销社宣传资料上的话，使用农药后要用肥皂洗手退去残留的毒药。
边娃子盯着锅底那块最大的麦粑，实在舍不得丢掉。听了张队长的话，就找来肥皂，将那块麦粑拧起来洗了一遍。那块麦粑沉甸甸厚墩墩的，拿在手里很是爱人。
边娃子把麦粑凑到嘴边，好大一股难闻的气味，由于是在锅底，这块麦粑渗透的农药最多。他犹豫再三，想丢掉，最终还是舍不得。饥饿已极的他，实在无法拒绝麦粑的诱惑，反正已用肥皂洗过了，就吃吧。
在莫名其妙的快感中，边娃子狼吞虎咽地吃下了整块麦粑。
不一会，边娃子就脸色发白转青，肚子暴痛，痛得抱着肚子弯下腰去大声惨叫，接着就倒下地去直打滚。家里的人被吓坏了，立即把他抬到显周诊所来。诊所丁明文医生披衣起床为他急诊，这时边娃子已经不再动弹，只是脸上冒着豆大的汗珠，眼睛大大睁着。巴掌大的显周场一会就传开了这件事。我也跑到诊所去看。我去时丁明文医生刚停止抢救，宣布边娃子已经死亡。边娃子的尸体静静地停在地上，身体扭曲，脸色狰狞得可怕。他的妻子站在一旁呆若木鸡，没有言语，没有眼泪，只是眼睛无神地盯着地上。很明显地看得出，边娃子快做爸爸了，他妻子的肚子已经隆起，薄薄的衣服已经掩饰不住新生命的迹象。
一个活鲜鲜的生命在转眼之间就消逝了，夺去宝贵生命的是一块不到二两的麦粑。边娃子舍不得丢掉浸透了农药的麦粑，而丢掉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这是发生在我眼前的最为惨痛的悲剧之一。在那个“到处莺歌燕舞”的时代，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逝在暗夜里。近 40 年来，除了我在这里提到，恐怕没有人会想起他。
边娃子的妻子在他死后不久就把肚子里的胎儿打掉改嫁到了人和一队，离我的住房很近，我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她上坡干活，整个表情依然非常木讷。每当看到她，我就会想起那个暗夜里，她眼睛无神地盯着地上的丈夫遗体。
转自《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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