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佐洱：我的父亲陈汝惠
我的父亲陈汝惠
－－作者：陈佐洱口述
汤涛
俞玮琦整理
1993 年 2 月，陈汝惠与哥哥陈伯吹（右二）、儿子陈佐洱（右一）、侄子陈佳洱（左一）摄于北京翠微家中
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教育家陈汝惠就是这样一位爱国爱家的典范，抗战时期他以笔代战宣传抗日救国，新中国成立后，他全力投入教育事业，他传承好家风，培养了三个非常优秀的孩子，他的长子、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原常务副主任陈佐洱近日讲述了父亲的故事。
大夏大学情缘
我的父亲陈汝惠求学和成长的经历，跟我大伯父陈伯吹是分不开的。父亲 1917 年 1 月 17 日出生在原江苏宝山罗店镇。 10 岁时，在镇上布店当职员的祖父过世，家里生计没有着落，比他大十岁的长兄陈伯吹挑起了全家的重担。大伯父 15 岁时从吃饭不要钱的乡村师范毕业后，开始当小学教员。祖母帮人缝缝补补、洗洗涮涮来补贴家用。父亲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面还有两位伯父，都在 20 多岁时因病早逝，一位姑母也远嫁外地。父亲从小跟着大哥亦步亦趋，也是在 15 岁时从乡村师范毕业，当了小学教员，同时插班攻读高等师范， 17 岁毕业后在上海立德中学做语文教师。
读乡村师范的时候，兄弟俩都刻苦学习，奠定了相当不错的国学和文学功底，唯一的遗憾是乡村师范没开英文课，虽然课余自学，但毕竟水平不高。为了进大学继续深造，大伯父尝试给时任大夏大学教务长的鲁继曾先生写了一封恳切的长信，说明了自己身世，附上发表的著作和文章。信里提道：“很想上大学，但是英文水平还不够好，能否根据我的综合情况仍能有机会入学大夏大学？”鲁先生看了信，破格录取了他。若干年后，父亲也是以同样的方式给鲁先生写信、寄著作，同样破格成为大夏大学教育系新生。兄弟俩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在大学学习期间积极要求上进，英语也都赶上去了，没有辜负鲁先生对他们的栽培。父亲几乎年年获得奖学金， 尽管边读书边做家教，仍坚持发表了许多文章，并翻译了一批英美散文和小说。伯父翻译的外国小说和童话故事，则有《绿野仙踪》《小夏蒂》《没有袋的袋鼠》《出卖心的人》等。
父亲在大夏大学念书时认识了一位女同学李荷珍。她的出身和父亲很不一样，外公是上海民族资本家、“飞虎”牌油漆创始人李叔彦。她原先就读于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1937 年 12 月放寒假回家，恰好躲过了南京大屠杀，随即转学到大夏大学教育系，和我父亲是同系同班的同学。两人在学习上互相帮助，父亲刚上学时英语很“蹩脚”，在李荷珍的帮助下，经过刻苦学习，后来居上，考试都考得很好。再后来，李荷珍就成了我的妈妈。大夏大学给了我父母亲一生的缘分，所以他们十分感念母校和恩师鲁继曾先生。他们回忆说，鲁先生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对人对己都很严格，经常训人，但心肠非常好。母亲毕业后留校，在教务处当鲁先生的助教；父亲因为是半工半读，学分没有修完，比母亲晚一年毕业。毕业以后，他们就结婚了，鲁先生应邀当了他们的证婚人。
我伯父、父亲和母亲都对大夏大学怀有深厚的感情。在抗日战争时期，父亲曾写过一篇关于大夏大学校址的散文，叫作《我们的“旁贝”－－大夏校址的凭吊》，看到校园被战火损毁，他心痛万分，感慨地写道：“难忘那四年养育的恩典，母校给我们的，不是纸的文凭，布的方帽，而是人的教训，力的生长！但是今日‘丽娃栗妲河’的呜咽，‘丽虹桥’头的荒凉，不知春愁又将增多几分？眼看景色秀丽的校舍，变成了‘旁贝古城’，往事何堪回首啊！”这篇散文发表在 1941 年 4 月 10 日的《正言报》上。
创办学校和进步杂志
大伯父陈伯吹从 1923 年起开始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先后被北新书局、中华书局聘为编辑。他主编的《小朋友》杂志在全国影响很大，香港金庸先生和我见面时说：“我小时候也是读陈伯吹的《小朋友》长大的。”
我父亲在大伯父的影响下，也从 15 岁开始一边教书一边写作，挣点稿费补贴家用并交学费。在“大夏”学习期间，经常在《大夏周报》及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主办的期刊《译报》上发表针砭时弊的杂文。 1938 年，他出版了杂文集《断章取义集》，由著名美术家蔡若虹亲自设计封面。大学毕业后他继续以笔当枪，发表了《女难》《死的胜利》《小雨》《捕珠手》等大量以抗战为题材的小说和杂文，成为一位重要的“孤岛文学”作家，他说当时的文学理想是“要叫爱永远在人类的命运里光耀着”。
1937 年爆发“八一三”中日淞沪会战，故乡宝山罗店镇又成兵家必争之地。父亲眼睁睁地看着老家房子被日寇烧毁，怀着满腔的国恨家仇，投入到抗日斗争中去。抗战胜利后，他在夏衍、蔡楚生等中共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影响下，较早看透了国民党的腐败。 1947 年，国民党利诱父亲担任合并后的国民党市党部委员，他坚决地拒绝了。 1948 年，父亲以自己从事抗日地下斗争的经历，在《茶话》期刊上连载了自传体长篇小说《风尘》。在后记中，他表达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彻底失望，以及自己的觉醒和奋起。
1947 年，父亲还创办了上海市立江湾中学，并任首任校长。不久，江湾中学成了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的一个民主堡垒。学校建有秘密的中共地下党支部，训导主任、教导主任和部分骨干教师都是共产党员。他们教唱解放区的歌，跳秧歌舞，连我都在家里学会了扭秧歌。这期间，父亲还资助多批师生到解放区去。 1947 年，上海中共地下组织派中共党员郁雪芳到学校读高一； 1949 年初，又增派中共党员朱金兰到学校读高二，同时担任地下党江湾中学党支部书记，组织开展学生运动，迎接解放。
之后，父亲将自己创办的进步杂志《启示》无条件地交给中共地下组织编辑出版，并按指示继续担任杂志的法人代表，一直到 1949 年初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另外，由于他参与、协助原上海副市长吴绍澍的起义活动，被杀人不见血的特务头子毛森列入追杀名单，“活的死的都可以”。所以上海解放前夕，父亲几乎一直东躲西藏，在外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母亲天天提心吊胆，担心他的安危。我清楚地记得，上海解放的那天早晨，父亲终于回到家，打了一个又一个电话，和亲戚朋友们相互庆祝“解放了”，然后带我去霞飞路，看露宿在街头的纪律严明的人民解放军官兵。
1959 年初，陈汝惠全家摄于鼓浪屿
组织编写首部教育学讲义
20 世纪 50 年代，是父亲的黄金岁月。他继续从事教育事业。他喜欢教书， 15 岁开始，从小学教到大学，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 1946 年，他曾撰写一系列关于家庭教育的文章，在上海《正言报》教育版“家庭教育新论”专栏连载三个月之久，引起当时社会的广泛关注。上海商务印书馆将这些文章汇编成书，名为《父母与子女》。因为这本畅销书，大夏大学教育系主任张耀翔教授－－也是我父母亲的老师，于 1948 年破格聘陈汝惠为大夏大学教育系副教授。父亲把当年被大夏大学破格录取和被母校破格聘为副教授，终身引以自豪。 1971 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在未与作者沟通的情况下，又再版了《父母与子女》这本书。
在新中国成立前抗日和反蒋革命活动中，父亲还结识了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马叙伦先生。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叙伦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首任部长。 1950 年，他把父亲推荐给即将赴任的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父亲就跟随王校长跋山涉水七天，来到厦门大学，担任教育系副教授、校中苏友好协会总干事。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高等学校大多开设了教育学课程，普遍采用苏联教育家凯洛夫编著的《教育学》为教材。凯洛夫的教育学主要研究中小学的教育教学问题，对于高等教育缺乏深入的有特色的研究。厦门大学作为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有培养师资的任务，很需要属于高等学校的教育学课程。 1955 年，父亲担任厦门大学直属教育学教研组主任后，改用他们教研组自己编写的讲义开课。后来他向王校长建议，组织编写了一部适用于中国高等学校的教育学教材，并付印数百本，分送国家和各省图书馆，以及各有关大专院校交流使用。
在完成编纂《讲义》的同时，父亲还在《厦门大学学报》上接连发表《〈实践论〉与教育原则》《〈实践论〉与教育过程》《向〈红楼梦〉研究中的颓废主义作斗争》《鲁迅与中国儿童文学》等文章。
“文革”期间，父亲受到严重的摧残和折磨。但他坚持等待，申诉十八年，直到“文革”结束以后，终于获得了当年上海地下党负责人的亲笔证明材料，他的历史“疑点”得以澄清，摘掉了“内控”帽子，彻底纠正了错案。全家人放下了压在身上 18 年的沉重“包袱”，喜极而泣。 1978 年 10 月，父亲在一张照片背面写下这样一段话：“往事已矣，只恨白发生。人生能有几个十八年，千金难买青春少。”
不要成为“空头文学家”
受到父亲的影响，我自幼喜欢文学。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当时在《正言报》上夜班，一般清晨才回家休息。我正好睡醒起床，就从小床跳到大床，钻到他被窝里要他给我讲故事。最早接触到的中外名著，像中国的《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还有外国的《金银岛》《伊索寓言》，都是在他的被窝里听到的。上初中了，一天父亲带我走进厦门大学图书馆，问我：“要看哪一种书啊？”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地方收藏了那么多的书，欣喜若狂。从此，从厦大图书馆借读到了很多至今都难忘的好书。不幸的是，初三时我得了严重“神经衰弱”，不得不休学半年。
父亲说过：“热爱是成功的一半。如果孩子热爱这个事业，只要这个事业是正当的，就支持鼓励他。”我的最大的兴趣始终在文学上， 13 岁在福建省文联刊物《园地》上发表了第一篇散文后，一发而不可收。父亲虽然手把手教我习作，但并没有要求我一定要当作家，反而很担心我会成为一个失败的“空头文学家”，还多次强调这是鲁迅先生对儿子的告诫。高考时，父亲鼓励我报考外文系甚至图书馆系。他说，有文字功底将来可以搞外国文学翻译，业余也可以写点科普小品，还特意买来少儿科普作家高士奇的诗集给我读，引导我走高士奇的路。
1960 年我考大学，成绩在福建省文科生中名列前茅。默写我考前在学校公布的范文的同学被北京大学录取，而我却因家庭出身问题只能进入福建师范学院外语系。大学四年，我保持各科成绩全优，曾当选系学生会主席，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学当教师。
“文革”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调至福建团省委创办《福建青年》杂志。 1983 年到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任社长， 1987 年兼任总社港台新闻部主任。同年 9 月，两个台湾记者绕道日本，首次公开来大陆采访。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指派中新社作为接待单位。
那天，很多中外记者都在首都机场等候台湾记者。我作为中新社的代表负责迎接和接待。飞机晚点三个小时，半夜才降落首都机场，我在廊桥上开口就对两位台湾同行说：“欢迎欢迎，等了你们三十八年了！”第二天，海内外很多媒体都将这句话作为头条标题，有的说是“中共统战语言”，有的说是“真情的流露”。当时中新社借住在新华社大院里办公，我中午去食堂吃饭时，背后就有人指指点点说：“就是这人，说等了台湾人三十八年了，什么阶级立场？”我感到有压力，忐忑了好几天，后来听说小平同志说我这句话讲得好，才放下心来。
之后，好几个中央单位要调我去工作，我选择了国务院港澳办。我想起小时候，父亲给我讲《金银岛》的故事，《金银岛》英文书名是 Treasure Island ， treasure 就是宝岛的意思。他那时候就告诉我，中国也有宝岛，比如台湾岛、海南岛，还有一个香港。
1983 年冬，陈佐洱与父母合影
当我代表国家参与和英国谈判收回香港的时候，父亲已经退休，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甚至去楼道里倒垃圾往回走会找不到家门，但是他知道儿子在钓鱼台国宾馆与英方谈判。有一次，谈判连续进行了十几小时，回到家已经深更半夜了。一开灯，看到父亲佝偻着腰在门边等我。他看到我回来才感到放心，用上海话反复说要当心英国人。
我们三兄弟在事业上都小有成就。如果问我父亲，你是怎样教育子女的？我想他一定会说：是国家培养的，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的确，父亲把我们三兄弟交给了国家和人民，以致年老体衰时身边无一子女朝夕照顾。他在家里经常教育我们要爱党爱国家，哪怕再委屈，仍要求我们相信党相信群众。在父亲言传身教下，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自己的成绩，二弟佐沂是浙江大学的工学博士，三弟佐湟是著名指挥家、国家大剧院艺术总监。现在我们三兄弟也都已老迈年高，对于曾经与父母亲一起度过的岁月无怨无悔，不仅如此，还抱有深深的缅怀和感恩。
转自《我们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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