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康衡：听长辈们讲祖父的往事
听长辈们讲祖父的往事
－－作者：陈康衡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 70 年弹指一挥间。抗战的硝烟早已散去，已是耳顺之年的我静坐书桌前，回忆起长辈们讲过的祖父的往事，把他当年拉起一支工人抗日武装、勇赴国难却壮志未酬的经历记下来，只为不让一个抗日志士被历史遗忘。因为家族的历史是靠代代相传的。
我们家祖籍镇江。从小就听家里大人们念叨镇江、润州、丹徒等地名，父辈们说小时候过年家里挂红灯笼，上面写着“颍川堂”的字样。文革前，我才上初中，曾在祖母那看到过家谱。对其中文白相间、不加句读的文字印象不深了，却牢牢记住了陈氏祖庭在河南。北宋末年，金军南下。“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祖先们也离别故土，从中原播迁江南，后来定居镇江。到 1853 年前后，太平军进攻宁、镇地区，战乱再起，生灵涂炭，我们这一支祖上渡江避居到通州 ( 今江苏南通 ) 。 1901 年，我的祖父陈长庚就出生在长江边的永兴镇。
我最早是从姑老太太口中听到祖父的事的。姑老太太是父亲的姑母，是我们家最受尊敬的长辈。她高高的个子，一双裹过足又放了的脚，走起路来颠巍巍的，讲一口沙地话 ( 也称海门话、启海话，属吴语方言 ) 。姑老太太住的地方离我们家不远，每次她来时，祖母或父母亲早就在门口迎候，搀扶着她进屋。回去的时候，总叫我们兄弟们护送她到家。姑老太太经常说，你公公 ( 沙地话称祖父为公公 ) 命苦啊，我们父母死得早，姐弟俩相依为命，我带你公公到大生厂做工，年纪小厂里不肯收，是你姑老爷做的保、才进了厂。先做加油工，个子矮、够不着，垫着小板凳给机器加油。她还说，你公公命苦，娘子 ( 沙地话称妻子 ) 生下你俚爷 ( 沙地话称父亲，音读 y á ) 就死了，是我从小帮着带的。每说到这些，老太太就会潸然泪下。
20 世纪初，南通狼山以东的江堤坍塌，永兴镇消失在滔滔江水中，祖上赖以生存的几亩农田荡然无存。祖父的父母双亡，靠着姑母等长辈把他们带大。祖父的姐姐先到地处南通唐闸镇的大生纱厂做工，后来嫁给了杨姓的宁波籍技工。孤身一人的祖父生活实在无着落，只有去投奔他姐姐，经姐夫介绍才进了大生纱厂。祖父成家后，结发妻子刘氏生下我父亲后不久就去世了。祖父在厂里做工，父亲无人照管。炎热的夏天，头上长满了毒疮，是姑母狠着心、咬着牙将脓头挤破给他上药的。至今，父亲头上还留有不少疤痕。姑老太太是陈家的有功之人，所以，我们家的人对她非常敬重。陈家两代姑母含辛茹苦照拂子侄辈，印证了民间所说的“姑舅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
大生纱厂是由清末状元、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创办的。甲午中日战争后，张謇倡导“实业救国”，于 1895 年在南通城北 15 里、通扬运河畔的郊外乡村唐闸筹办纱厂， 1899 年正式投产。张謇取《周易》中“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命名为“大生纱厂”，又称大生一厂。大生纱厂的创办使南通步入了近代工业文明时代，也极大地造福桑梓，使南通周边的失地农民进厂务工成为产业工人。当时，大生纱厂的工人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唐闸周边的农民，另外很大一部分是通海地区 ( 指南通东部地区和海门等地 ) 的农民，他们大多说沙地话。通海地区是南通的主要产棉区，当地的农民除了种粮植棉外，还有家庭手工业，尤其是妇女几乎人人都会纺纱织布。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洋纱”“洋布”进入中国市场，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日趋解体。出生海门的张謇也说沙地话，他深切了解失去土地和家庭土布织造日益萎缩的农民之苦，特别眷顾说沙地话的父老乡亲，我祖父姐弟和不少通海地区的工友就是这样被招工进厂的。
我们见到的祖母叫沙柳珍， 1907 年出生在海门天补高桥头一农家，也进了大生一厂当织布女工。她在我们家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我父亲的亲娘生下他不久就病故了，祖父续弦，祖母进了家。她视我父亲为己出，带大了他，还生了三个儿子。祖父去世时，我父亲才 12 岁，最小的叔叔才 4 岁。在国难当头的岁月，一个寡妇能把四个孩子拉扯大，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我是在祖母那第一次看到祖父的照片的。镶在玻璃镜框里的照片上是一个面目清秀的中年人，略显消瘦的脸上留有淡淡的一抹小胡子，穿着中山装，胸前佩戴着一枚徽章。祖母说，这是你公公去南京开会时拍的。那时候我还小，也没问开什么会，也没注意徽章上的图案是什么。可是 1966 年 6 月以后，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也刮到了江北小城。街头刷满打倒这打倒那的大标语，高音喇叭里天天都在喊灭资兴无、破旧立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南通也出现了抄家风潮，许多工商业者、教育文化界人士和“当权派”等被抄家。抄来的大量书籍、字画、衣物等被集中在几处广场，付之一炬。居委会的干部也一天到晚带着红小兵挥舞着纸制的标语旗，走街串巷喊口号，破四旧破到寻常百姓家来了，一时间人心惶惶。祖母虽不识字，却经历过日本人来了之后离家逃难的苦楚，看到这些情况，担心又一次要天下大乱了，于是悄悄地把家谱和与祖父有关的照片等销毁了。她实在不忍心毁掉祖父的照片，拿起剪刀把照片上齐那枚徽章以下剪掉，才留下了我们今天能看到的祖父唯一的照片。后来回想，徽章上的图案可能是青天白日——国民党的党徽。在那个年代，谁还敢留啊！
据说祖父早年加入过国民党，具体是什么时候参加、什么人介绍的，因年代久远和他的早逝，已无法查证了。在那个时代，这也不足为奇。民国时期，南通虽是江北小城，却毗邻上海、南京等大城市。 1927 年 4 月后，国民党成为执政党，定都南京。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南通可以说是地处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国民党势必要在城市和工厂里发展力量，吸收成员。虽然在产业工人集中的唐闸， 1926 年初也秘密成立了南通早期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南通独立支部，最初只有 6 名党员。和国民党的势力相比，当时共产党的力量还是弱小的，又不能公开活动，在工人里发展的党员毕竟是少数。
国民党也重视劳工阶级。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中承认中国存在劳工问题，但他认为中国不存在像欧美那样尖锐的劳资对立，他认为通过节制资本，通过政府制定劳动法，改良劳工生活，可以解决中国的劳工问题，防止劳资矛盾的激化。孙中山肯定劳工阶级是国民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对工会等劳工组织采取了积极扶助的政策，著名的三大政策中就有“扶助农工”。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工会组织是中共的主要阵地和力量所在。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工人运动遭受极大的挫折，大部分工人领袖和积极分子惨遭杀害和逮捕，中国工人组织从此进入了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取得政权后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十分清楚，单靠镇压取缔是无法得到工人拥护的，于是在封闭改组革命工会的同时，在各地成立新的工会组织，力图控制工人运动。国民政府自 1928 年开始，先后颁布了《工会法》、《工厂法》、《劳资争议处理法》等一系列法律，也努力另组各类“官办”工会，在严格管控的基础上允许工会合法存在。据国民党中央工商部调查， 1928 年国民党控制下的工会约有 1117 个，会员达 177 万余人，占到了当时中国工人总数的一半以上。大生一厂也不例外。 2005 年出版的大生集团《一百一十年大事记》中就记载：“ 1927 年 6 － 12 月，国民党南通县党部指使王勤等在大生一厂筹建工会。”“ 1928 年 1 月 10 日，官方组织的工会成立。”可以想象，当时工会内部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既有国民党或资方背景的人员，也有像我祖父那样 “草根”出身的工人。据同时代的人回忆，我祖父虽个头不高，但为人正直、精明能干，在大生一厂的工人中、特别是在来自说沙地话的通海地区工友中深得信赖。工人内部有什么纠纷、劳资双方有什么冲突，常常推举他出来评理或举事。
听祖母和父辈们说过，祖父曾到南京参加过全国的大会。与祖父同时代的人回忆时，也只是含糊地说他曾当选过“国大”代表，可能参加过什么会议，都不明确也不准确。这也难怪，毕竟他们都不是当事人。因此，祖父到底参加过什么会一直是个悬念。经我先后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南京图书馆查找民国档案，才证实祖父出席的是 1931 年召开的国民会议。
关于国民会议，现在知道的人不多，常和国民党全代会、国大等混淆。民国时期就开过一次国民会议，而召开会议的主张，和国共两党都分不开。早在 1923 年 8 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对时局主张》中就提出了由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代表，共同举行国民会议，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在如何建国、治国的理论方面，可以概括为“三——五——三”。即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立法、行政、司法、考选、纠察“五权分立”，军政、训政、宪政“建国三时期”。在他的晚年，又积极倡导召开国民会议，来解决当时国事。 1924 年 11 月，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北上。离开广州时，发表了《北上宣言》，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主张，以争取国家的和平统一，并沿途进行宣传鼓动。中国共产党支持孙中山北上，号召开展国民会议运动，声援孙中山在北京的活动。一时间，在国共两党共同推动下，全国各阶层人民和工、农、商、学、妇等各界群众团体，纷纷组织国民会议促进会，形成了一股国民会议运动的热潮。孙中山到北京后沉疴不起，病榻上的他念念不忘的是“希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成立，达到三民、五权之主张，则本人死亦瞑目。”他在病逝前留下的《国事遗嘱》中说：“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时期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可以说，召开国民会议是孙中山最后的遗愿之一。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逐渐成为国民党内的实权人物。 1927 年，随着北伐军事的推进，蒋介石进抵上海，于 4 月 12 日发动反共政变， 4 月 18 日宣布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同年 9 月，宁汉合流，新组建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并继续北伐。 1928 年 6 月，奉系军阀张作霖退出北京，二次北伐结束。在东北改旗易帜后，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国民政府即宣布“全国统一，训政开始”。蒋介石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并以孙中山训政思想为依据，开始了其训政实践活动，首先做的就是召开国民会议。
那祖父为什么能出席这次会议呢？是因为这次会议选举产生的代表是以职业团体为界别的，即从农会、工会、商会及实业团体、教育会国立大学及教育部立案之大学及自由职业团体、党派 ( 国民党 ) 中选举产生。代表名额在一省之内，以平均制为原则，分配给各已审核通过的职业团体。如江苏省共 30 名代表，上述五个界别各 6 名代表。各职业团体的会员除从事于各该界外 , 还要具有一定的服务年限且尚未改业者，方可当选。如规定，工会、商会、教育会、大学及自由职业团体的会员须从事本行业 5 年以上。由各省市各职业团体按照各该界应选出代表的名额，“用记名连记法”“由选举人自行投票”进行选举。对于农会、工会、商会、教育会、大学及自由职业团体的候选人，没有规定产生办法，实际上是由各职业团体提名的。正因为祖父进大生一厂务工已 10 余年，且加入了工会，还有点声望，所以才有机会作为工会的代表被提名。至于如何选举的，暂还未找到相关史料。但可以肯定，代表的选举和产生都在国民党的操控之中。祖父的当选对他个人来说纯属偶然，最多是“被”当选。如果不是这次会议的代表选举是以职业代表制为基本原则的话，如果他不是来自江苏、乃至全国知名的大生一厂工会，即使他是国民党党员，也难以当选。可以说，是因缘际会。
位于南京中山东路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原为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旧址。我特地到那查阅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在第五辑“国民会议与国民大会组织”中查到出席会议的代表名单。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翻开厚厚的资料仔细查找，“陈长庚”的名字赫然在册，也解开了我多年的疑虑。说来有意思的是，代表正式开会时的座次是召开预备会议时抽签决定的，祖父抽得 409 号。不论是谁，均按抽定的席次就座。如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是 7 号。总揽军政大权的蒋中正是 10 号。还能看到出席会议的代表在开幕式时宣誓的誓词，抄录如下：“○○○ 敬以至诚，代表中华民国人民，接受创立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总理遗教，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依照建国大纲，谋中华民国之统一与建设，并遵守国民会议之纪律。谨誓。”誓词的内容今已成历史，但宣誓的形式是代表的承诺，更是一种担当。
我又怀着试试看的心情来到南京图书馆，它的前身是民国时期的中央国立图书馆，有丰富的馆藏资料，仅民国文献就达 70 万册。经电脑检索，终于找到了由《国民会议实录》编辑委员会编印的《国民会议实录》。翻开纸已泛黄的《实录》，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代表们的签到影印件。印有国民会议四个鲜红篆字的签到页上，与会代表均要签名，还要加盖个人印章。签名一律是用毛笔，就连少数民族代表写满、蒙、藏等文字时也用的是毛笔。几乎所有的签字都可属书法艺术，笔锋遒劲有力，字体流派纷呈，根本看不到龙飞凤舞、一挥而就的字。我第一次看到祖父的字迹，字如其人，端庄清秀。可以想象，当年他和代表们都是怀着敬畏的心情，凝心静气地、庄严地签上自己名字的。我想，这既是一种体现责任、履行职责的象征，也是留下一页历史的记录。同时令人赞叹，书法乃中华文化之瑰宝，汉字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字。
1931 年 5 月 5 日，国民会议在南京中央大学新建的礼堂开幕 , 在完成其主要议程，即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后，于 17 日闭幕。大会期间共收到代表提出的议案 400 余件，经大会讨论并形成决议的有 49 件。代表的议案内容包罗万象，主要和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有关，也有不少关注国计民生，各界别的代表也为维护本界别民众的权益而发声。在《实录》收录的众多议案中，我逐一查找，终于发现祖父领衔的提案，题目为《请中央提前实行工厂法并修改工厂法第四十条规定工人分红成数以息劳资争端案》全文如下：“窃以工厂法自十八年 ( 注： 1929 年 ) 十二月三十日公布以来，迄已年余。而实行期间以条文与工厂习惯之不尽符合，至一再展延。最近国府公布，决于本年 ( 注： 1931 年 ) 八月一日实行。全国劳工莫不欣然色喜，以为望切油云之法令终有沛然下雨之期。请中央参酌事实情形提前实行，勿再展缓。又，查工厂法第四十条关于工人红利问题，其条文为‘工厂每营业年度终结算如有盈余，除提股息公积金外，对于全年工作并无过失之工人应给以奖金或分配盈余’。研究上项规定，劳工不过为一被支配者而已，加之该条并无过失之限制，则一工人于一年工作期间，撄犯小过即丧失分红权利，未免过于严刻。为此，主张参照实际情形修改工厂法第四十条，规定工人红利分配成数。是否有当，敬乞公决。提案人 陈长庚等” ( 说明：原文没有句读，标点及注系笔者所加。 ) 祖父自幼失学，识字撰文全是在日后的工余时间里向他人虚心求教、自学成才的。 300 多字的提案言简意赅，目的明确。作为“草根”工人代表，用今天的话语来说，代表弱势群体，维护自身权益，也算有一定的参政议政能力。由于收录的提案每项只录领衔人一人的姓名，共同提案者无从核实。但从已看到的提案中，有关于救济失业工人、改善劳动条件、保护女工利益及工人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等内容，我想这些也许是工会界代表的共同心声，不排除祖父共同参与提出或附议的可能。提议案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活动，是代表的职责，说明代表有参政议政的意识。而且提案大部分还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及可操作性的，也是想为国家的发展出谋献策的，也在为民众的福祉殚精竭虑。我想，祖父的提案应属这一类。但由于国民党统治的性质，导致这样的提案不具备实施的可能性，是不可能得到实行的。因此，国民会议在民国历史上成为绝无仅有的一次会议。而祖父作为代表参会的作用，用“人微言轻”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
如果说，国民会议在民国历史上是昙花一现，那么，祖父参加这次会议只是他人生的历史一瞥。而祖父当年的抗日活动，才是他人生中最英勇悲壮的一幕。但这段往事长时间不为人知，只在少数知情者之间口口相传。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里，谁敢讲国民党抗战？更何况祖父率领的这支武装历史复杂，一时半会儿道不明白讲不清。到文革时，知情者都噤若寒蝉，缄口不提了。
1976 年 10 月，以华国锋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宣告十年文革结束。随着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消除“左”的错误影响，一些过去不敢触及的历史问题被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重新认识。祖父当年抗日的事终于有人说了，而且是亲历者的亲口叙说。 1988 年编印的《大丰县文史资料》 ( 第八辑 ) 刊登了由已故的倪不畏先生口述、陈有清采访并整理的文章《回忆陈长庚先生》。后来，此文又发表在南通市地方志办公室主办的《南通今古》 ( 内部刊物 )1989 年第 3 、 4 期合刊上。
倪不畏，江苏海门人。他早年毕业于中央陆军学校庐山分校，北伐时期，在李明扬的十七路军当军需官。 1938 年，倪不畏应祖父的邀请，来到南通和祖父并肩抗日，在与日军的激战中负伤断臂，后来离开南通到上海。 1949 年，倪不畏集资 6 万元在苏北大中集 ( 时属台北县，后改大丰县，今大丰市 ) 创办裕民轧花辗米厂，是大丰第一家使用电力机械的工厂。倪不畏从 1963 年起任大丰县政协委员， 1981 年起任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陈有清是如东县史志委工作人员，上个世纪 80 年代去大丰，认识了倪不畏。因为倪不畏抗战期间曾在南通、如东一带抗日，陈有清对他进行了访谈，记下了这位传奇式人物的唯一回忆。从倪不畏的回忆中，我们才初步了解了祖父的抗日经历。结合南通地方历史，逐渐梳理出那段纷繁复杂的历史脉络。
1937 年 7 月 7 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面抗战由此开始。卢沟桥事变后，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国共两党先后表明了抗战的态度。 7 月 8 日，中国共产党发表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7 月 17 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如果战端一开，那便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当年在国统区的南通，人们并不一定能看到共产党的通电，但蒋介石的号召是听得到的。
1937 年 8 月 13 日，日军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淞沪会战开始，战火即将蔓延到与上海一江之隔的南通。 8 月 17 日，南通城就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淞沪会战结束后，日军相继攻占了上海、南京等地。战事日益迫近，南通危在旦夕。当时，南通城只有为数不多的地方武装驻守，防务空虚。 1938 年 3 月 17 日拂晓，日军约 5000 人在南通黄泥山和姚港之间的江滩登陆。南通城内的国民党守军进行了短暂的抵抗，军政官员仓促离城而走，南通城遂告沦陷。接着，日军又相继侵占了唐闸等城镇，大生纱厂被迫停工两个多月。战火烧到了家门口，南通城的老百姓们纷纷扶老携幼，逃难到偏远的乡村。我祖母也带着四个孩子抛弃家舍，随着逃难人群颠沛流离。南通人称之为“跑反”，即逃难的意思。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把中华民族逼到濒临亡国灭种的危难地步，却唤起了全民族的危机意识。面对民族存亡的空前危机，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全体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共御外侮，为民族而战，为祖国而战，为尊严而战，汇聚起气势磅礴的力量。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 ( 习近平语 ) 抗日就成了区分是否爱国的唯一标准，抗日就成了全国人民的共同信念。爱国须抗日，抗日即爱国；一切为了抗日，抗日高于一切。祖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带领不愿做亡国奴的工友们，也包括一些守厂的厂警，携带出部分枪支在唐闸郊外组建了一支抗日队伍。因为是以大生一厂的工人为主，故称“工人大队”，我祖父任大队长。祖父原本不谙军事，听倪不畏的胞兄倪言扬说他弟弟是行伍出身，原在军界办事，就去上海找到倪不畏，真心诚意地请他担任工人大队的军事指挥官。倪不畏被我祖父的爱国热情所感动，欣然应允，随我祖父来到江北，训练缺少军事技能的工人，指挥工人大队对敌作战。部队主要活动在通西地区，包括唐闸郊外、四安、西亭、刘桥等地。它紧靠日伪盘踞的南通城和唐闸镇，扼通扬运河、通榆公路等水陆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就在工人大队组建后，日军 200 多人进犯四安，当时部队只有 20 几支枪，在我祖父的指挥下阻击敌人，日军败退。不久，日军又进犯西亭，炮弹击中队部所在房屋，祖父跃身而出，率战士们力战击退敌人。他们还根据熟悉唐闸地形的长处，数次趁黑夜渡过通扬运河，摸进镇里和大生厂内，擒杀敌人，毁坏电机，使敌人大为惊恐。
日军侵占南通等城镇后，撤至乡村的国民党地方官员收容溃散军警，搜缴民间武器，纷纷扩建部队。一时间，鱼龙混杂，部队番号和隶属关系经常变化。也有一些人乘机欺凌百姓，鱼肉乡民。但据倪不畏回忆，工人大队“主要是南通大生厂的工人和通如启海各厂的工人，当然也有不纯分子，但他 ( 指陈长庚 ) 有领导能力，能统率得住。他的军队纪律严明，不绑票，不敲诈老百姓，在掘港、石港、唐闸这一带深受群众拥护。部队虽然武器少，装备差，但对敌人斗争很坚决，割鬼子电线，锯鬼子电线杆，还常常出其不意地给小股鬼子迎头痛击，使他们不敢轻易下乡”。后来，这支队伍发展到几百人，改称工人总队，成为活动在通西地区的一支主要抗日武装。在打击日军的战斗中，工人总队也能与其他部队相互支持，配合作战。
由于时间久远，倪不畏回忆他指挥的伏击日军并负伤的一战，时间可能有误。文中说：“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陈长庚到掘港开会去了，我得到李明扬 ( 他曾任十七路军军长 ) 送来的信，得知鬼子行动路线，于是在唐家闸和十里坊之间作好埋伏。傍晚时分，鬼子骚扰回城，走进我们伏击圈内，一声号令，枪弹齐发，愤怒的子弹直向敌人射去，打到夜里八、九点多钟，我左臂负伤，只得退出火线并去治疗。 ( 后来锯掉一只臂膀，休养了一百二十天才康复 ) ”因为日军是 1938 年 3 月 17 日在南通登陆、进而占领南通城等地的。因此，此仗不会在日军登陆之前。或是笔误，即 3 月 21 日；或是他是按农历来说的，即公历 4 月 12 日。这期间，工人大队主要是在唐闸、南通城周边打击日军的。也有可能是次年，因为 1938 年 3 、 4 月日军占领南通时，工人大队建立不久，我祖父不可能离开部队去离唐闸百里之外的掘港开会。斯人已逝，无法再核实，但这些都无妨，历史会记住倪不畏为抗击日本侵略在南通流血、负伤的英勇事迹。我们向这位从未谋面的前辈表示崇高的敬意！
在当时南通地区的各种抗日武装中，工人大队是一支以工人为主、自发组织的抗日武装，士兵们连军服都没有，一切给养等都得靠自筹。倪不畏回忆说：“当时部队生活条件很艰苦，陈长庚更是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并常常为筹集军饷、补充武器等事奔波不息，致使积劳成疾。 1940 年初夏时节，病势日重，同事劝他休息，他仍坚持工作，甚至连电话都装至病榻之前，随时掌握情况，指挥部队。直至去世前一天，还在为部队谋划。友人特请掘港留日名医蔡国梁诊治，亦不见效，于夏历六月十二日与世长辞。”祖父在病倒前两个月，就已渐见食量减少，体力疲惫，但他不辞辛劳，忙于处理各种事情。后来每餐只能吃下半碗饭，部属只偶然听到他说：“食少事烦”。直到去世的那天上午，躺在病床上的祖父还打起精神坐起来，和同僚商量部队的编训及经费等事宜。直到晚上九时，临终前无一言谈及个人与家属，更无任何私蓄留给家人。就这样，祖父丢下亲手创建的队伍、丢下孤儿寡母撒手人寰，年仅 39 岁。回想祖父一生，少失怙恃，青年丧妻，壮年病殁，正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祖父的哀荣盛极。 1940 年 7 月，在掘港镇为他举行了公祭仪式。倪不畏的回忆文章中记载：“参加追悼会的有好几百人。主祭人是国民党苏北第四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吴春科。季方等很多有名望的人都亲临吊唁，工商文教各界都推派代表参加。追悼的仪式极为隆重，灵堂里挂满挽联、祭幛。还铅印发行了《陈长庚先生纪念册》。送葬的队伍拉了几里路长，沿途民众见之皆注目致礼或洒泪哀悼。墓地选在掘港镇东首的高岗之上，后来还盖了纪念堂。东郊有户老农，有感于陈长庚先生的抗日品格，主动看守陵墓几十年，直至‘文革’前期墓毁方止。”陈有清在另外一篇关于陈长庚的网文中，介绍了掘港东郊的高墩原是垦荒平坟后堆成的土墩 , 当地人称“公墓”。我祖父的墓在高墩之阳 , 正面还有一高达丈余的塔形墓碑。 经过多方考证寻访，他还记下了当年守墓的老农叫侯金焕。掘港是我祖母和父辈们的伤心之地，自回到唐闸后一直没有再去过，祖父的墓地也任随风吹雨打。 1967 年，南通地区发生造反派之间的武斗，连县城里也不得安宁。唯恐动乱会毁坏祖父的墓冢，我二叔于年底悄悄来到掘港，发现墓冢已残破，墓碑已不知去向。于是请当地农民清理墓冢，拾得祖父的骨殖火化后带回南通，终于得以魂归故里。
祖父死后，工人总队的历史开始发生逆转。倪不畏回忆说：“陈长庚去世后，工人总队就由我领导，我时时想起长庚先生，以他为榜样，带好队伍。并继续与季方等革命党人保持密切的联系与友谊。我的后任是李云湘，他很有文才，现于海外做国文教授。第四任是褚松宝。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斗争日益的尖锐，后来的工人总队的领导者违背了陈长庚的初衷，于一九四一年春分化变质，甚而投靠日伪。如先生有知，当不会瞑目于九泉之下。”
1940 年 10 月初的黄桥战役后，新四军乘胜进驻苏北重镇海安。陈毅和苏北指挥部根据党中央要求新四军“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的指示，研究分析了南通地区的局势，决定由三纵队向东发展到黄海边，开辟抗日根据地。 10 月下旬起，新四军东进通如海启，南通地区抗日斗争进入了新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发展和壮大。但在抗日阵营内也有暗流涌动，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磨擦。工人总队本来就成员复杂， 1941 年 4 月初，工人总队的少数头目绑架了前来团结争取一道抗日的共产党员宋祖望等 3 人并加以杀害，然后强拉队伍到唐闸投敌。就这样，祖父亲手创建的工人抗日武装，竟晚节不终，令人扼腕叹息！大浪淘沙，泥沙俱下。有不少成员退出了工人总队，有的加入了其他抗日武装。我祖母的胞弟沙戈 ( 原名沙成刚， 1924-1991 年 ) 就是那时前往苏北参加新四军，后来加入了共产党。
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倪不畏的回忆文章最后说：“陈长庚先生为谋求工人的解放和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艰苦奋斗了一生，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大生厂直至‘文革’之前，都挂着他的画像致敬纪念。”老前辈的评价似乎高了些，客观地说，祖父当年抗日可能未曾想到谋求工人的解放事业。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反抗外敌入侵是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祖父才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中。我生也晚，从我记事起，每到父母亲工作的大生一厂时，可从来没看见过挂祖父的画像，那已是不重要的了。
曾有知道我祖父往事的友人问我，假如陈长庚不是病逝，那会是怎样的结果？我思索了一下，毫不犹豫地说，只有两种结果：一是血洒疆场，为国捐躯，那就成了烈士；二是或跟着国民党走、或跟着共产党走，也许去了台湾，也许成了离休干部。但，绝不会投敌当汉奸。因为祖父是一个赤心报国的中国人，正如当年一幅挽联所写的那样，“拼将碧血卫疆土，留取丹心照汗青”。然而，历史是没有假设的，像我祖父这样的抗日志士，只要为民族、为民众做过有益的事，历史和后人是永远不会也不该忘记他们的。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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