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功：如歌的岁月
如歌的岁月
－－作者：陈建功
陈建功，生于 1949 年，人大附中毕业后，在京西煤矿当了 10 年采掘工人， 1977 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中国作协第七届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兼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主要从事小说、随笔、电视剧写作，主要作品有：小说集《迷乱的星空》、《陈建功小说选》、《丹凤眼》、《前科》等，随笔集《从实招来》、《北京滋味》等。作品曾多次获全国重要的文学奖，部分作品译有捷克、韩、日、法、英文版本，在海外出版。
我是在山脚下筛沙子的时候，听说自己被北大录取的。
那时我已经在京西矿区干了十年了。打了五年岩洞，第六年上被矿车撞断了腰。伤好以后，我就在那个山洞里，天天率领着四个老太太筛沙子。那一年，我 28 岁。 28 岁，已不再是激情澎湃的年龄。
那时，我住在 32 楼的 332 房间，和水房是对门。我的铺位是门后的上铺，敞开的通风窗像个咧开大嘴的喇叭，对着我的脑袋，天天晚上为我送来这永无休止的歌声。恢复高考是新时期带给青年的第一个狂喜，而 77 级的大学生是最先享受了这狂喜的幸运儿。他们中间，又有谁能没有命运转机的喜悦和自得？
也许，回味那个年代，更值得叙说的，是思想解放的大潮如何涌入沉寂多年的未名湖，引起隆隆的回响。规模浩大的 “ 五四 ” 学术讨论会，日益开放、日益大胆的讲坛，活跃的学术社团，广泛的社会交流。熄灯后的宿舍，关于 “ 凡是派 ” 、 “ 实践派 ” 的喁喁低语。大礼堂里，谛听新学科讲座的一幕幕 …… 相比之下，水房里的歌声也许是 1978 年的北大校园里最无关紧要的声响。然而，又何尝不可以说，这声响恰恰也是那奔突汹涌的潮水的回声呢？
因为我曾经在这喧闹声中反省自己 18 岁到 28 岁的时光。你可曾有过一次这样酣畅淋漓的歌唱？当你被怀疑为 “ 反革命集团成员 ” 而接受 “ 审查 ” 的同时，你还接受了审查你的那位书记的吩咐，为他代拟了学习 “ 九大 ” 文件的辅导报告。当你被取消当 “ 工农兵学员 ” 资格的同时，你发表了你的 “ 处女作 ” ，那恰恰是一首讴歌 “ 工农兵上大学 ” 的诗篇。
其实，严格地说，你的 “ 处女作 ” 早在这之前已经发表了，不过那署的是别人的名字。那位 “ 劳动模范 ” 气宇轩昂地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朗读了 “ 他的 ” 诗作《煤矿工人这双手》，然后他到北京饭店吃他的庆功宴。第二天， “ 他的 ” 诗作就登在了《北京日报》上。而你，老老实实地回到岩洞里开你的风钻 …… 你可料到，会有这样一个时代终于到来？可曾知道，还有这样一种富于魅力的人生值得认同？
我作哀章泪凄怆 —— 忆吴组缃先生
我的老师孙玉石先生写文章说，吴组缃先生去世前，他赶到了医院去看他，当时组缃先生的喉管已因抢救而切开，期期不得语，他只能紧握着孙老师的手，紧紧的，紧紧的 …… 读到这里，我已经忍不住泪水盈眶。我没能像孙老师一样，和组缃先生紧紧地握一会儿，送他老人家上路。 “ 惜哉斯文天已丧，我作哀章泪凄怆。 ”
听先生讲课的时候，先生已逾古稀高龄。先生身材瘦削，朗目疏眉，穿着一身浅灰色的中山装，风骨岸然。每次先生步入化学北楼的大教室时，教室里早已人满为患，却静静地一片肃然。那一年，和我年龄相仿遭遇相近者颇多，每以 “ 皓首穷经 ” 自嘲。我想，组缃先生－－当然还有林庚先生、王力先生、王瑶先生、阴法鲁先生等等－－他们被那个时代激扬起来的心一定和我辈相通了，不然，何以离别讲台十几年后，又都拼了老命，一个个步履蹒跚地重新走进了大教室，为我辈作一番绝唱？
先生的课却讲得那么潇洒，讲的是 “ 中国古代小说史 ” ，话题连类古今，典故趣闻信手拈来，印象最深的是翻来覆去地讲到曹雪芹对宝黛的爱情描写之精妙，一会儿说起自己年轻时代的感受，一会儿又扯到对自家儿女的观察，教室里时时响起会心的笑声。先生却不笑。我知道，先生所讲，无意哗众取宠。先生的讲法，非小说大家不能。先生治史，不为史累，他调动了自己作为一个优秀小说家所具备的对生活的独特体验和观察，带领我们神游于中国古代小说的意境、人物、细节之间。
那时候，我写小说已经有一些时日了， 1982 年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分别送呈中文系的各位老师请教。走到组缃先生楼下，未免有些胆怯。到底还是没有胆量贸然造访，只好去找住在附近的陆颖华老师，请她转交。陆老师说： “ 没事儿，你去吧，吴先生可好了，谁都可以随时找他的！ ” 我说： “ 还是让先生看了我的习作再说吧，先生很忙，给他的至交老舍先生的作品集写序的事，一直还拖着呢，我怎么敢送本书就打扰一次！等先生看了我的作品，我再找先生请教，岂不最实际？ ” 几天以后，先生的研究生见了我，说先生让我去。
我去了。先生坐在一个很旧式的沙发上，拉着我的手。除了鼓励一番，说说他喜欢我的哪一篇，没有更多地说我的小说。先生说的，是古人的小说和海外的小说，他谈话的主题，是叙事的张与驰。我明白，先生在教我。那时候，我的小说写得紧张有余，松弛不够。
先生的手并不宽大，也不温暖，凉凉的，很有一点嶙峋的感觉。这手，我在北京西郊田园庄饭店的大堂里又握过一次。那次先生出席北京作家协会的代表大会，我们在饭店的大堂里相遇，先生拉着我，坐到一个长沙发上。
也是，我们的手，一直也没有松开。我和先生诀别的时候，怎么就因为没带口罩而被阻隔在外了呢。我应该像孙老师那样，握着他的手，送他老人家上路。
后 “77” 岁月的惊喜
我已经记不准到底是 1997 年还是 1998 年了，那一年的那一天，我居然在纽约机场遇见了小楂－－查建英！
我们是在纽约飞往芝加哥航班的登机口相遇的，说实在的，那时我正在想，文学 77 的同学还有谁在美国。我努力在脑海里展开一幅美国的地图，一会儿阿拉斯加一会儿洛杉矶，时而吴北玲时而徐启华，当然我也想到了查建英，因为几乎她每一次回国，都会找我神侃一通。我知道她住在美国的南部，自由撰稿为生，可惜我这次游美，没有南部的行程，否则是一定要杀上门去的。
想着想着，真如梦境一般，查建英斜挎着一个双肩背的背包，顺着登机的人流朝我走来了。我忍不住大叫起来，大概我的叫声有些失态，以至旁边的人们都吃惊地看着我，随即无一不为我们的意外相逢报以欣悦的微笑。
若以年齿计，不管怎么说，在文学 77 级，我属于 “ 老大哥 ” 序列。而查建英们，当然包括了苏牧、梁左、李春、赵红等等，大约应该小我们十岁。 1978 年初入学时，初见查建英这名字我就怀疑她是不是查建国的妹妹。查建国是我人大附中时的同学，虽然小我几年，却同是一个 “ 造反派 ” 组织的 “ 干将 ” 。
有一次半夜里贴大字报，校园里没有浆糊了，我和查建国到北大附中去担。两人担着满满一桶浆糊，从漆黑的田地里走过去，只听咕咚一声响，不见了前面查建国的身影，连扁担上的浆糊桶也不知哪里去了。我吓坏了，一通喊叫，才听见仿佛是从地下传出来断断续续的声音。原来走在前面的查建国掉进了枯井里，我们扁担上的浆糊桶也随之砸了下去。
我趴在枯井沿儿上，把扁担伸下去，查建国抓住扁担，又是拽又是扒，总算爬将出来。我问他怎么样，他说没事，只是浆糊扣了一脑袋。我摸了一把，真的是粘糊糊一把。等走到马路上一看，天哪，这哪是浆糊啊， “ 查大头 ” 整个儿成了一个血葫芦。
幸好海淀医院就在旁边，赶紧送他进去缝针。你想啊，就这样的交情，当确认她就是查建国的妹妹时，那是什么样的心情？
历史的错误和时代的机遇就这样把年龄参差、阅历各异的青年人放到了一起。其时，查建英、梁左、苏牧、李春们已是头角峥嵘，梁左以幽默见长，苏牧以俏皮取胜，李春以漂泊为指归，查建英则以语言的新鲜和灵动让大家瞠目结舌。多少年后，梁左以相声和喜剧打出一片天地，惜天不假年，骤然辞世。
苏牧教授更不应小觑－－某次到友人家中，其孙女正备考电影学院，手捧一册中外影片分析的专著，沉迷其间。一看封面，苏牧教授专著《荣誉》是也。李春则一如北大时那般 “ 草根 ” －－我还记得他一人蹬着三轮车，从清华园火车站往回运《这一代》的身影。
后 “77” 岁月的惊喜，也不光在我和查建英、李春们之间，比如我也曾在各类国家级文学奖的颁奖大会上与黄蓓佳相遇，在香港作联的聚会上与子平兄重逢，在国家图书奖的评委会上，和一身素布唐装、越发儒雅的张鸣共事 ……
还不止于此，上一周，我在作家协会主持一个外国文学讲座，演讲者是社科院外文所的德国文学研究专家李永平，在电梯口迎候他时，一眼就看出这是北大 77 级西语系的同学，曾经同住在 32 楼。本周举行的法国文学讲座上，我又发现讲座人、现任《世界文学》主编、法国文学翻译家余中先也是当年 32 楼的 “ 楼友 ” 。
更有趣的是，年前到香港参加一个文学活动，中央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高祀仁宴请代表团，同席的副主任彭清华，也是 32 楼西语系的楼友。彭主任笑道，当年趴在 32 楼对面的墙上，借着昏暗的路灯，看文学 77 贴上墙的《早晨》，津津有味啊！
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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