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徒手：为领袖出书的文革十年
为领袖出书的文革十年
－－作者：陈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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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 67 年 “ 文革 ” 运动如火如荼，风云激荡的政治形势对毛著的需求变得格外迫切。据北京市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业务组统计， 1967 年全年之中，《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 32 开本平装本，每卷付印数高达 330 万，《毛主席语录》 64 开本精装付印数 250 万，《毛主席语录》 64 开本平装付印数 30 万，《毛主席语录》 100 开本精装付印数 109 万，《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 32 开平装付印数 50 万，《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 32 开平装付印数 30 万，《毛主席诗词》 100 开精装付印数 30 万，《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毛主席的五篇著作》 128 开本精装付印数各 30 万，《毛主席诗词歌曲集》 64 开本平装付印数 50 万，《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64 开本平装付印数 100 万，《毛主席论教育革命》 32 开本平装付印数 270 万，而《老三篇》 64 开本平装付印数高达 1000 万，各种开张的毛主席语录张贴画付印数则达 1105 万。（见 1968 年 1 月《毛主席著作出版统计表（ 1967 年 1-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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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挥动红宝书
1968 年 11 月 27 日，市二轻局革命领导小组自豪地宣布，北京东风制革厂革命职工怀着对伟大领袖无限热爱的红心，用很短的时间敬制出性能良好的红宝书封面革，耐磨度可达三千次，在零下三十度不变质，不脱色。这一年已赶制出 22 万册， 1969 年继续发扬冲天干劲，安排敬制红宝书封面革一百万册。
各地出版局在 “ 文革 ” 初期被撤销，后以 “ 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 ” 的名义重新组建，成立初始主要负责毛泽东著作的出版事宜。一些单位的人员嫌其名称过长，常简称为 “ 毛办 ” 或 “ 毛著办 ” ， 1969 年 12 月 23 日中央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专门发出通知，批评使用简称非常不严肃，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必须引起充分的重视。今后不论书面还是口头，一律用 “ 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 ” 全称，不能简称。由此以后数年，官方在行文和讲话中都严格执行这个内部规定。
从 1969 年开始，直属于北京市革委会的市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全力维护印刷机器设备和厂房维修，保证领袖著作及时、安全地开印。 1969 年 1 月 28 日它向市革委会政治组、计划组请示称，由于以彭真为首的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反对毛泽东思想，限制毛主席红宝书的敬印，多年来我们的设备更新和厂房维修工作都未能适当解决。现有机器设备大多陈旧，需要交替地进行修理，危险房屋多系年久失修，并经房管局鉴定，确实急需进行大修。报告中说，印刷机不能配套或缺乏大型机器，影响敬印毛主席著作 1 至 4 卷合订本、全开纸毛主席画像，仍然不能满足目前大印特印毛主席著作的政治任务，影响革命人民的需要。因此，申请专用设备 28 项，抢修危险厂房五千多平方米，共需上级拨款 212 万元。报告最后还提到，需用 20 万元购进全张二周转印刷机 5 台，敬印毛主席红宝书四卷合订本，再拨 72 万元，购置全张自动双色胶印机、对开自动双色胶印机各 2 台，敬印毛主席正面像。
这种不断报来的申请拨款报告，市里百分之百要批准通过的，而且丝毫不敢怠慢。 2 月 13 日，申请拨款的请示报告首先称， “ 为了更多、更快、更好地敬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著作，传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 ，请示拨款 16 万元，为新到的折页机、裁纸机、配页机等七台机器付款； 3 月 28 日，申请报告的理由是 “ 为了保证高质量地出版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光辉形象创造有利条件 ” ，要求市里尽快拨款 43.6 万元，以便付清中央分配来的自动胶印机 2 台、自动打样机 1 台、全张裁纸机 2 台； 4 月 23 日，要求市革委会计划组批给基建面积 9890 平方米，其中力保的胶印厂制版车间的面积 3500 平方米，投资 124.5 万元，为的是 “ 高质量地全力保证毛主席著作出版 ” 。
1969 年初国内几家工厂对外称 “ 狠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 ， “ 打破了洋框框 ” ，试制出敬印毛主席红宝书封面用的电化铝。 3 月 20 日中央毛主席著作出版领导小组当即发出通知，今后不再进口电化铝，要立足使用国产品。这本是自力更生的举措，但没想到北京市印刷企业反而申请添置真空镀膜机、涂布机、复卷机等五台，需上级投资 19 万元，以便与国产小批量的电化铝匹配。而北京印刷四厂全张照相制版设备不配套，缺全张网目版一块，此产品国内不能生产，为了 “ 更好地敬印毛主席画像 ” ， 10 月 30 日只好向市革委会计划组申请进口一块日本产的全张玻璃网目版，费用是 300 美元。
出于印制毛主席著作的战备需要，市里拟在远郊县另觅新地，外迁部分印刷能力。市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只有运输纸张材料的卡车两辆和修复不好的美式吉普车一辆， 10 月 28 日特地向市革委会政治组、宣传组、计划组申请北京牌吉普汽车一辆，便于与远郊县联系， “ 解决路途遥远之不便 ” 。
02
据 1970 年 1 月 19 日市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领导小组上报的《 1969 年工业企业统计年报》， 1969 年全市《毛泽东选集》普及本出版 246 万册，《毛泽东选集》（合订本） 140 万册，《毛主席语录》 685 万。这样就始终保持 “ 文革 ” 以来发行的高峰态势，光是北京印刷一厂就合计印行庞大的 408 万册。
就在 1969 年 7 月，中央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连续发出两件通知，要求 “ 为了确保毛主席著作的质量 ” ，将封存在书店、印刷厂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普及本 54 万册、精装本 7 万册，《毛主席著作选读》甲、乙本及未经删改注解的单篇本 496 万册，全部收回，以保密件送造纸厂化浆销毁。同时，《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中需换页处理，涉及到册数高达 141 万。有人大致估算，北京市销毁这批图书的费用及换页加工费共计 117 万元，需市里迅速拨款。
江青挥动红宝书
上级通知中没有明确说明这几百万册图书化浆销毁的理由，但 1970 年 7 月 14 日外文书店上报停售书画的报告中，其中提到 1966 年出版的 64 开大本外文版《毛主席语录》现存 61.1 万册，计 37.3 万元，因第二十四节第七段 “ 引用大叛徒刘少奇的一段话 ” 急需处理。因存放时间过久，这批图书的塑料皮已发硬变质。报告中不敢说销毁化浆，委婉用了 “ 收回加工改制 ” 的说法。
1970 年继续向市里讨要费用，名目变为 “ 传播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热烈地迎接《毛泽东选集》五、六卷出版、敬印的政治任务 ” 。 1 月 3 日递上请示报告，鉴于印刷机器陈旧，运输工具紧张，需增添卡车 8 辆、机床 15 台，申请用款 49 万元，并翻建危险厂房面积 5100 平米，请拨款 51 万元； 5 月 29 日申请报告中称，市印刷五厂铅印能力很小，仅有六台能印书刊的机器，很不适应敬印毛主席著作的需要，请给予解决投资款 25 万元，接受中央分配来的 2 台单面轮转印刷机及配属设备。
1972 年 8 月 3 日，市出版办公室革命领导小组致函外贸部，坦承北京市属印刷单位的胶印机器设备大多是陈旧的，精密度很差，严重影响着产品质量，不能完成敬印伟人像和出口宣传画册、商标等印刷任务，请外贸部可否将库存现有的对开双色胶印机调给北京三台。报告中显示几分急切： “ 目前北京需要极迫，恳求给以大力支持，帮助解决。 ”8 月 25 日再致函市革委会文教组，再三说明 “ 胶印的能力比较薄弱，需要增加设备 ” ，但固定资产更新基金提取数额小， “ 主要生产设备无力购置，生产上又很需要胶印机 ” ，能否从文教口未开的基本建设项目投资中调剂解决，希望得到三台对张双色自动胶印机，合计 33 万元。
市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在中国人民银行崇文区办事处开有户头，帐户为 80209 号。 1970 年 9 月 7 日，致信人民银行崇文区工业信贷部，要求根据中央财政部的文件精神免计全部贷款利息，因为 “ 我处贷款完全是为了出版毛主席著作所需储备的纸张、塑料、油墨等各种材料而贷款的 ” 。
申请贷款免息的政策理由是印制毛泽东著作，但实际到了 1972 年，印行毛泽东著作的种类、数量却大幅度地下降，其他政治读物、文学艺术、中小学课本、图片等发行数大量上升。据 1972 年 4 月 30 日《一九七二年第一季度出版情况汇报》， 1972 年第一季度北京共计出版一百另二种、一千五百八十四万六千（张），其中毛主席著作只有一种《毛主席论文艺》，五万册；毛主席像五十八万张，毛主席语录（单张 22 条）十九万三千二百张； 1972 年 7 月 26 日上报《一九七二年上半年出版情况汇总表说明》，报告中说 1972 年上半年共出版书画一百四十七种，二千二百七十七万零三百册，其中含糊地表示，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有八种、一百零五万册，毛主席像和语录七十七万三千二百张。
此时， “ 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 ” 的名称已缩减为 “ 出版办公室 ” 或 “ 出版办公室领导小组 ” 。在 1972 年 10 月 14 日《一九七二年第三季度出版统计说明》中，第三季度共出版书、画一百另二种，一千六百零七万册，其中马列著作八种，一百二十三万册；政治读物十三种，一百零六万册。此时已经没有毛著及单行本的印行数，再也没有出现 “ 文革 ” 初期几年的毛著出版巅峰状态，大量印行的是文学、文化教育、科技、中小学课本、连环画及画片，譬如小说《春到凤凰岭》印数 67 万册、《激战无名川》 10 万册，《容易读错的字》《多义词同义词反义词》各发行到 105 万册，《人怎样战胜传染病》 72 万册，《电视》 69 万册，《广播讲座英语》 50 万册，连环画《童年》《我的大学》《在人间》《列宁在 1918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各 20 万册，这些书籍风靡一时，逐渐形成新的读书热点。
03
1970 年中央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曾下达第六号文件，明确要求北京市为以后印行的《毛泽东选集》五、六卷普及本专用纸储存 52 克古版纸 3180 吨、五、六卷精装本专用纸储存 30-35 克古版纸 456 吨，五、六卷及毛主席语录新版本用的封面、像页、扉页等储存胶版纸 300 吨。后来国务院出版口一再指示，专用纸不准挪用，并要求储存保管好，为《毛泽东选集》五、六卷出版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毛泽东为李敦白在红宝书上签名
从 1970 年起，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六卷的内部信息一直不断，储存专用纸成了出版部门的刚性规定。但储存量如此之大，保管时间如此之长，给仓库方面增添不少困扰，几年间为此来回磨合、腾挪。 1973 年市物资局仓储公司不时来函反映困难情况，出版办公室回复多有安慰之意。
最麻烦的是，由于用纸紧张，迫不得已，不时挪用了《毛泽东选集》新卷本的储备纸。 1973 年 6 月 28 日，市出版办公室致函国务院出版口，汇报说北京市中小学今秋、明春两季课本正在陆续发印，用纸量将达 1600 余吨，广播英语、北京少年等期刊每期印数都比原计划增加，由于纸厂和租赁仓库等原因，少入库纸几百吨，这样就给今年用纸带来一定困难。为此不得不动用《毛泽东选集》新卷本的储备纸，特申请今年增拨卷筒纸 300 吨，以便补充专项储备纸。
1975 年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发出关于排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小三十二开本的通知，鉴于两个选集各 5 万套用纸均由各地自筹解决，各地出版部门纷纷来信叫苦不迭，国家出版局只好委婉同意酌量动用《毛泽东选集》储备纸，但需向省、市、自治区党委报告，动用数量请函告国家出版局备案。国家出版局同时还严令，其他图书用纸不适用此例，不要动用此项储备纸。
1976 年度国家分配北京市出版用纸 5334 吨，其中本应由北京造纸总厂供应的 52 克凸版纸 4321 吨，但到了 5 月只交 920 吨，尚欠 3400 吨。一查原因，说是原材料液录等供应不足，天津造纸厂所供本色纸浆生产的纸白度和尘埃等都未达到规定标准，不能供应所需 52 克凸版纸，市出版办公室与一轻局、造纸厂多方协商仍未能解决，这样势必严重影响出版用纸， 5 月 27 日只能向市文卫组、市计委打紧急报告，要求再动用毛选五、六卷储备纸 700 吨，这部分储备纸已存放四年多，根据质量要求需要轮换，需要新生产的 52 克凸版纸做补充。
在这同时，市出版办公室派人核实，发现在东郊百子湾库、怀柔 501 库、清河库、房山南观库四处实存毛选特种储备纸 2530 吨，其中毛选储备用红封面纸 105 吨，该纸是 1967 年专门试制的，已存十年左右，以后未生产，无法在一般出版物中使用，因此无法轮换；怀柔 501 战备库存有储备纸 53 吨，已存十年以上，因库房无站台，离城区 140 里，路程较远，运输不好解决，至今也未能使用；百子湾库存毛选合订本储备薄凸版纸 433 吨，已存放八年左右。（见市出版办公室 1976 年 7 月 14 日致市文卫组、市计委《关于我室在物资局储运公司存纸情况的汇报》）出版办公室希望尽快用掉其中存放时间较长的凸版纸 1200 吨，但苦于造纸厂生产不正常，未能及时补充存量。
市物资局储运公司 1976 年 6 月 5 日致市计委的《关于出版社存纸情况的报告》，报告称北京出版社累年积压纸张库存 3741 吨，占库房八栋，约 8000 平方米，其中进库后 10 年以上未动的 102 吨， 5 年以上的 742 吨， 4 年内的 2837 吨。报告甚至描述道： “ 有些纸张由于多年不动，从表面看来已发脆发黄，工人对此很有意见。 ” 鉴于百子湾仓库长期被纸张占用不能腾出库房，大量纯货进不去库，影响周转使用率，储运公司提出 1976 年为了解决化工产品、水泥、玻璃储存问题，百子湾仓库不再存纸张，余存纸张仅出不入，需入库的纸张转至清河仓库及山区库。
涉及将来印行毛选五六卷的储备纸，市里领导对此不知所措，转发一圈只是传阅，连负责文教的市革委会副主任黄作珍都不好下决定，还是推到市委文卫组审阅。
毛泽东为美国黑人领袖在红宝书上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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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中央首长读书的视力之需， 1973 年起中央有关部门开始下达印制大字本的政治任务，市新华印刷厂、印刷一厂等成立专门的大字本车间，配制特有的印刷设备。 1976 年 7 月 21 日，印刷一厂革委会负责人在技术革命经验交流会上披露，几年来该厂共印制大字本 98 种， 1140 万字，还多次承担突击性的政治任务。
1974 年初，印刷一厂接到为中央印制一种大字本的政治任务，当时经过管理部门的测算和安排，需要十五天才能出书，出版领导部门要求在一周之内完成。没想到，上级又及时地传达毛主席的声音： “ 请你们和工人同志商量一下，三五天能不能看到书。 ” 据厂革委会发言材料介绍，厂里立即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原原本本地传达毛主席的话语之后，与会者都激动地流出了幸福的热泪，纷纷表示任务再重，时间再紧，困难再大，我们也要让毛主席提前看到书。大家说到做到，经过大家日夜奋战，五十二个小时就把书送到毛主席手中。
毛泽东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批示发表后， 1975 年印刷一厂接到中央交办的印制大字本《水浒》的政治任务，当时 36 磅牟体字大字本车间正在筹建，正文用字和铅空材料还有一部分没有铸齐，同时由于字号大，铸字产量低，出现铸字设备不能满足排版用字的需要。但中央有关部门要求《水浒》大字本立即投产，限时完成，这样按照全书出书的日程，排字必须保持日产三万字。
厂党委把遇到的困难向群众讲清楚，大家讨论后决定挖掘设备潜力，把报废多年的汤母森铸字机从仓库里挖了出来，修旧利废，使其重新投产，解决由于铸字设备不够、影响排版供字的矛盾。同时挖掘人的潜力，采取一人多机和三班活两班干的的方法，破解人手不够的难题。这样原计划 40 天完成的《水浒》大字书，实际只用了 30 天就上交给中央部门，这种苦干巧干的精神也促进大字本车间的筹建工作，这个特殊的车间比原定计划提前一个月上马。
刚开始印大字本，是用小机器印制，产量低，时间慢，劳动强度大。为了让中央首长早日看到大字书，书版车间的职工见状后主动提出用大机器印刷，但又遇到纸张废率高、上版时间长的问题。大家在现场找原因，发现纸张作废率高是因为纸张潮湿，伸缩性大，影响套印，还有就是印格版的机台和套印正文版的机台操作不统一，续纸技术不熟练造成的。于是众人在开印前先铺开纸张晾干，排除潮湿，同时积极操练基本功，改进压纸器续纸程序，使纸张的作废率由原来的百分之五十，降低到百分之十以下。至于上版时间长的难题，大家提出机下刷版检查坏字、边条刨糟不解版绳、用铁档代替铁框等十几项措施，大大压缩上版时间，由原来的每班只能上四次版，提高平均每班达到二十版，提高工效五倍。
新华印刷厂革委会负责人在 7 月 21 日技术革命经验交流会上发言中，自豪地声称大字本车间和其他生产车间上半年共完成急密件等政治任务 38 种 24 万册，特别是出色地完成国家出版局安排再版毛主席著作单行本 57 种的任务。譬如活版车间承担了 116 种毛主席著作单行本的排版制型任务，发动群众连续一周三班突击铸字，提前十天满足了排字的进程需求。纸型工段工人发扬不怕苦不怕累、连续作战的作风，也提前十天完成 57 种单行本的制型任务。轮转车间为了保证在新机器上印制好毛主席著作，操作时努力做到版垫得平，墨色符合要求，页码经常检查，印刷质量一直保持较好的水平。
引人注目的大字本车间本来是为中央首长印制大字本的，在设备、技术上存在着不全的问题。但他们听到承担印装毛主席著作单行本的任务困难较大， “ 广大读者迫切要求学习毛主席著作 ” ，就主动提出除了保证大字本任务外，承担 6 本毛主席著作单行本的任务。
新华印刷厂领导在发言中坦承，印行毛主席著作单行本的过程中，虽然做了层层动员和具体安排，由于检查不细，事前对四号字模能否排印毛主席著作了解不够，因此在重排四号字时发生较多的歪字，只好返工重排，造成政治上很大的影响，经济上很大的损失。在排印《唐诗三百首》大字本任务中，由于工艺不细，以致印出的成品不合格，只好返工重印。这位负责人带着检讨的态度说，这些都说明我们生产管理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认真加以改进。
广场上的红卫兵，人手一册红宝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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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年 5 月，负责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姚文元做出批示：需要印制少数的二十四史大字线装书。姚没有明说原因，但知内情的人都明白，这批特殊的线装书主要是要供视力减弱的高龄中央领导阅读，在时间、质量上要切实得到保证。在这之后的一年内，国家出版局全力督促二十四史大字线装书的印制工作， 1975 年 5 月 9 日专门向姚文元写了一份请示报告，汇报说现在北京、上海、天津扩建的四个排印大字线装书车间将陆续投产，北京印刷一厂和天津市的专用车间可在 7 月份投产。
国家出版局在报告中称，中华书局承担《史记》《汉书》《晋书》等十三史和《清史稿》，承包了近一半的任务，而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担《唐书》《新唐书》《五代史》等五史，天津人民出版社承担《后汉书》《三国志》《南史》等六史。现已出版了十六史，其它八个史正在排印中。最大的难度在于，二十四史加上清史稿，总共约五千三百万字，排印工作量超出常规。而数量上只印一百五十部，按历来呈送数，预计给中央五十部，其余一百部拟由新华书店按定价分配给全国省级以上图书馆和主要文科、综合大学各一部，国家出版局保存十多部备用。
为了保证出书质量，使京、津、沪三地分印的线装书能装配成套，中华书局事先对选用的材料以及版式规格都作了统一规定，尤其确定字体用三十六磅大字，开本和以往送中央的线装书相同。后来中央经常临时交办大字线装书的印制任务，而且往往都是急需，基本上是照着三十六磅大字体排版的。
由于急密件、大字本等任务日益增多，新华印刷厂活版车间的存铅量已高达 450 吨，大大超过车间楼房设计所规定的每平方米 750 公斤负重，实际局部地方每平方米已达 3 吨多。这使得楼面已见有裂缝，有的窗框已压弯变形，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新华印刷厂革委会 1975 年 12 月 29 日紧急上呈处理报告，希望将该车间存铅量大、震动较大的两工段搬到铅印工段，可以减少 100-120 吨铅的压力，以此保证大字本印制工作的安全和牢靠。
1976 年 1 月初国家出版局在湖北丹江召开印刷字模生产座谈会，据 1 月 14 日《会议纪要》介绍，现在全国三大字模厂的年产量比 “ 文革 ” 前提高四倍，正朝着全部机械化、自动化方向发展。特别是这两年重点完成中央交办的大字本线装书用的大号字模共九种字体、 44 付、 33 万多个字模的光荣任务，同时还完成中央领导机关交办的四付小二号专用字模的任务。
1976 年 3 月初，国家出版局邀请上海、天津、北京三地承担中央交办大字线装本任务的出版、印刷单位负责人开了四天会，讨论字模生产、字架配备、收费办法、节约纸张以及工作进度等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经请示中央领导同意，以后二十四史大字线装本正文改用一号长仿宋字，注文改用二号长仿宋字排印，统一制作字模。目录、标题、中缝字等，用各印刷厂现有字模。以前各厂用 36P 宋体排印的部分二十四史铅版和书页，因改排字体后不能再使用的，其工本费由三地出版社开列清单向国家出版局报销。
3 月 9 日国家出版局下发《关于做好中央交办大字线装本排印工作的几点意见》，附有印发二十四史的版式说明书，要求各地大字本车间遵循执行。同时提及制作一号、二号长仿宋字模，工作量繁重，字模厂和制版厂要争取按时和提前完成生产字模任务，力争在 5 月开始用新字排二十四史。新制字模版七千多块，由北京制版厂于 2 月 27 日完成；雕刻一号、二号长仿宋字模各一付，由北京新华字模厂于 3 月底前完成。出版局还规定，各地大字本车间的一号、二号长仿宋字架要繁体字、简化字两种都配备，原用 36 部宋体字也要保留必要的简化字字架。北京新华印刷厂还要保留一、二副繁体字字架，以备承担中央交办的其它大字书刊用。
国家出版局表示，新制字模版、雕刻字模、片模的所有费用，由他们统一负责解决。只是要求各地大字本车间要更快地达到原设计的生产能力，完成向中央承诺的 1977 年底全部出版二十四史大字线装本的任务。印刷大字线装书需使用毛边纸，原纸需经过严格挑选，不合格的纸品约占百分之三十，挑选后纸张加放率为百分之四十。纸张如何节约，成了一个敏感的难题，出版局建议出版社可暂按一定的使用数发给印刷厂纸张，只是要求印刷厂努力降低纸张损耗，提高纸张使用率。同时确定内部价格，按古籍书排版收费加百分之十计算，大字线装书排版双面装千字单价五元二角，单面装千字单价四元三角，普通装千字单价三元五角。
不到一个月， 3 月 31 日市出版办公室向市计委报送第二季度工业生产计划，里面提及要执行国家出版局最新通知精神，大字线装书排版收费由过去折 32 开页每面 2.80 元，调整为 2.00 元，降低收费 28% ；印刷收费由每令纸 15 元，调整为 10.40 元，降低收费 31% 。这样预计全年影响工业总产值 60 万元，其中第二季度影响 20 万元。
1976 年 7 月唐山大地震之后，市出版办公室查看所属企业的震后灾情，发现印刷一厂、新华印刷厂两个大字本车间均为 1975 年底竣工，这次震后都发现有裂纹，但不影响使用。 8 月 6 日印刷一厂党委汇报生产恢复的情况，称主要车间出勤都达到百分之九十四以上，印大字本的机台大部分台次都能达到印 10 版以上，达到全厂印大字本的高产水平。而且在车间外设立了观察哨，设专人值班，做到及时报警，及时疏散。
延至 1978 年初，北京市课本用纸出现 776 吨的缺口，开办广播教学、电视大学之后，更加重社会上对广播和函授教材的迫切要求，全年至少需 1000 吨纸。而此时北京市造纸厂缺乏原料（原油）和电力不足，已陷于停产的状态。国家出版局又下达指示，要求北京市先储备《毛泽东选集》六卷 1100 吨专用纸，应由北京市造纸厂提前生产交出版社储存。市出版办公室 1 月 20 日紧急打报告给市委文化出版部、市计委，要求上级急速研究解决。
十年来，纸张的紧缺，一直困扰着领袖著作及读物的出版，跌宕起伏。但好在有惊无险，在政治热潮之中，出版印刷部门通力合作，保证政治著作和为领袖服务的出版工作顺利开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 文革 ” 十年高层政治与出版行业相关联的运行轨迹。
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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