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徒手:出版印刷“毛选”五卷的日子里
出版印刷 “ 毛选 ” 五卷的日子里
--作者:陈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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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病逝后,中央做出了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酝酿多年的毛选五卷终于有了出版的眉目,北京市印刷厂家开始为此积极进行内部筹备,当务之急是要备齐印刷原料和纸张。
9 月 27 日,市出版办公室打紧急报告给市革委会负责人黄作珍、谢静宜、徐运北,谈及造纸部门欠交出版用纸的现象非常严重, 1976 年度国家分配给北京市的书刊正文用凸版纸共 4921 吨,但到了 9 月市出版办公室才拿到 2254 吨,没拿到的却有 2667 吨。尤其是北京造纸一厂欠交的 2007 吨纸,其中 1000 吨是印制《毛泽东选集》五、六卷的储备纸。报告中解释说,原来为毛选五、六卷准备的专用储备纸共 2000 吨,因为已储备五年,按规定应轮换其中的 1000 吨,出版部门早已陆续调出使用,需要火急补齐这 1000 吨的储备纸。
之所以北京造纸一厂生产不出 52 克凸版纸,是因为天津缺原料液氯,造成纸浆供应不正常,逼得市出版办公室 5 月 27 日和 7 月 8 日连续两次向市委领导、市计委救急,又碰上 7 月 28 日唐山大地震,天津供应纸浆更成了大难题。再向国家出版局、轻工业部紧急反映,上级单位也是一时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根据国家出版局的布置,在为毛主席治丧期间,北京市需租型印制人民出版社编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三百万册和批邓的三本小册子六百六十五万册,共计用纸 450 吨。本来此项用纸按惯例应由国家出版局单拨,但上级已无力拨出,只能让北京市动用自己所剩无几的库存纸。最后面对仓库剩下的 52 克正文纸 1100 吨,市里制订了应急措施:原定印制第二年春季中小学课本用纸需 1100 吨,只能请市教育局压缩课本用纸,拨给 400 吨至 450 吨作为印刷之用;再以 150 吨至 200 吨作为第四季度期刊用纸,其它一般图书暂不印制。下余约 400 多吨,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的出版备用纸,任何单位不能动用。
10 月 22 日,市新华印刷厂专门给市化工原材公司发函,内文中首先 “ 戴上 ” 中央决定中的话语大帽子,出版毛选五卷, “ 这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大事,具有极其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 。函件中称,为了尽快做好印制毛主席著作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急需制做特别的油墨,要做好这种油墨需要射光青莲 1000 公斤、射光兰浆 4500 公斤、立索尔紫红 3165 型 500 公斤、耐晒黄 500 公斤、金光红 1500 公斤、酚醛树脂 3500 公斤、松香特级 3500 公斤、苯酚 1000 公斤、甲醇 1500 公斤、顺丁烯二酸酐 1500 公斤、硬脂酸铝 500 公斤,希望按品种数量尽快地协助解决,确保这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 高质量、高速度地胜利完成 ” 。
原来市储运公司一直对印刷厂家的储存纸长久占用库房有意见,几次向市里告状,希望尽早腾出,只出不进。但 10 月 22 日市出版办公室革命领导小组专门回复了储运公司,只简单写了二句话: “ 我们承担出版《毛泽东选集》的光荣任务,请你公司大力协助储存《毛泽东选集》五、六卷正文、封面、环衬扉页的用纸。 ” 凭着这惹不起的政治 “ 高帽子 ” ,储运公司只能无言以对。
11 月 9 日,市出版办公室派出冯朔、周贵生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手持提取解放牌汽车一部的介绍信,信中提及合同号为 2244 号,也只写了三句话: “ 因当前印制《毛泽东选集》五、六卷,急需汽车运纸,请付给是荷。 ” 八天以后,市出版办公室致函市物资局,申请 1977 年交通工具计划报表,狮子大开口,一下子索要解放牌卡车 8 部、黄河卡车 2 部、北京 130 车 24 部、北京 212 吉普车 7 部、东风后三轮摩托车 10 部以及上海或北京小轿车 2 部、旅行车一部,坦承本系统 16 个单位交通工具不足,运输能力薄弱,特别是大车少,借车困难很大,经常租车,必须解决出版印刷用纸张、书刊成品半成品取送及主要原材料运输等问题,需用吉普车完成工厂之间业务往来、取送稿件,方便郊区各厂工伤事故者、急病号送医院治疗,便于领导同志工作用车及经常的外事活动用车。列举了那么多琐碎的事由,最终抬出头等重要的理由是, “ 为积极做好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卷,并陆续出版以后各卷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准备工作,保证出版、印刷、发行任务的需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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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年初,毛选五卷的出版信息逐渐流传开来,内部传言初步定于一月底或二月初发稿,有人说民族文字版已开始发稿翻译。国家出版局、轻工业部、人民出版社已经为此开过几次秘密的内部会议,主要是研究具体的印刷工作日程安排,并从全国范围内着手考虑各地区印数的平衡、普及版分省印制的调度问题。
譬如确定北京市承担 500 万册的印制任务,包干供应本市需要。北京新华印刷厂则承担精装、平装、普及本三种版本的排版、制型和打 100 付纸型的任务,单独承担印制 410 万册的任务,供应全国。
国家出版局事先拟定毛选五卷的进度要求:发稿后 25 天开始出书,再过 25 天即发表新闻,全国同时公开发行。在这 50 天内,要求新华印刷厂必须先出精装本 3 万册和平装本 40 万册供应全国。新华厂加上中央有关厂,共印制普及本 2000 万册,供应边疆及无自印能力的省份。而北京市负责包干、供应本市的 500 万册,国家出版局希望在 50 天内至少先赶制 200 万册,其中发稿后第 24 天再分配给市属四个厂印制,在 25 天内赶制 60 万册左右。最终包干的 500 万册,要分配给市印刷一厂 200 万册、印刷二厂 120 万册、印刷三厂 100 万册、第二新华印刷厂 80 万册。这些印数极为庞大,都是市属小印刷厂一时难以 “ 消化 ” 但也得 “ 啃下 ” 的政治任务。
最大的难题还是出在出版用纸上,国家出版局、轻工业部已在 1976 年 12 月在济南召开五卷用纸及其它书刊用纸的生产安排会议,会上明确承认,由于 “ 四人帮 ” 的干扰、破坏,国家造纸生产连续七年亏产,未完成国家计划,库存用光,连五卷的储备纸也已用掉大半。北京市代表也在会上表示,北京市库存的毛选五卷两千吨储备纸,已用掉一千吨。会议一致敲定, 1977 年全国计划生产凸版纸 38.9-40.5 万吨,分配给出版部门 28.3 万吨。能拿出四分之三的产量供应出版社,这已是造纸厂家所能做到的极限产量。
1976 年 10 月 24 日北京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庆祝粉碎 “ 四人帮 ” 。
会议一再提示,当年度的出版用纸依然十分紧张,主要是遵照中央部署,全国计划出版毛选五卷两亿册,这就不得不压缩一般图书的用纸,有的省份压缩百分之三十,有的压缩百分之四十。在全国范围内,一般图书的印制压缩幅度如此之大,为十几年所少见。
北京市就属于压缩百分之四十之列,一般图书的用纸为 1274 吨,正好为 1976 年的百分之六十。 1977 年度分配的课本用纸为 1833 吨,比上一年少分配 152 吨,期刊用纸还保持在 799 吨。毛选五卷用纸先保证 1290 吨,但因要印制 500 万册,实际上尚差 600 吨,只能准备从库存中弥补。
市出版办公室最感到头疼的是,印制五卷同印制春季教科书发生矛盾,同时也要保证定时出版的各种期刊、重点图书的刊发。他们首先确定一个强硬的原则安排:首先确保五卷,其次保教科书,再次保期刊、重点图书,至于一般图书、社会印件等等,基本上为五卷让路。
1977 年初,又赶上了全国物资管理体制的改革,纸张分配办法也相应改变,在全国统一计划下,纸张生产和分配实行 “ 地区平衡,差额调拨,品种调剂,保证上交 ” 的原则。也就是说,今后纸张的分配是就地生产,就地供应,逐步做到地区自给,以利发挥地方发展凸版纸的积极性,也减轻国家交通运输的负担。根据生产现状,全国省、市、自治区被分为三种情况:一有上交任务的;争取二三年内自给有余的;现在就自给自足的。北京被划为第三类地区,意味着北京市今后多生产纸,就可多出书,完不成纸张生产计划,就少出书。
北京印刷厂家最感苦恼的是,北京生产的纸张质量不高,因此不合出版用纸要求,国家分配的指标最后不少是落空的。在研究五卷的印制时,直属书刊厂直率地提出北京供应的毛选五卷用纸,纸厂应当经过精选,确保质量,印刷厂就不再进行选纸。现在北京造纸七厂开始生产的五卷用纸,尘埃点太大,急需解决。他们向市里提出,为印制五卷,迫切需要解决多个大小不一的问题,譬如煤、电必须保证正常供应,作纸台的原料三角铁、薄铁板需要市里调拨,三种高质量的油墨(包括黑色油墨 30 吨)要保证及时供应各厂,铸铅的原料锑、锡需要补充,需人民机器厂协助解决单面印刷机胶筒一套、气泵轴承 40 套等。
因涉及重大主题,一些生产上的小难题也摆上市里领导的桌面:印制毛选五卷所需的三面切纸刀的刀片均需更新补充,而机修厂生产刀片的车间在 1976 年已拆除,现在需要尽快重建,需请市计委批拨建筑材料;无线装订用的热熔胶是有机化工厂生产的,但他们因为没有人力,尚不能提供产品,需要有关部门尽快出面解决,早日提供产品;为了五卷在产品和成品的需要,需用大量的浆活板压活板,市里需保证一定数量的木材供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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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年 1 月 15 日,市出版办公室革命领导小组写出《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有关情况和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报给市委文卫组,希望直接向市委领导汇报、请示一些有关问题,企盼市委领导能安排出一点接待时间。同时, “ 为组织各方面力量,调动积极性,保证毛主席著作的出版、发行这一光荣政治任务的顺利进行 ” ,建议市委专门成立毛泽东著作出版、发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进行日常工作。
市出版办公室继续向计委及各工业公司讨要急需的物资,开出的清单都是加急性质,各单位绝对不敢怠慢。 1 月 25 日,一份紧急申请报告打给市计委、中国印刷物资公司,理由是 “ 根据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的指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印制任务即将下达,为了保证完成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要求做好各项物资的准备工作 ” ,索要的物资有铅 15 吨、锡 3.5 吨、锑 7 吨、三角铁 39.5 吨、元铁 1 吨、镀锌铁管 0.5 吨、薄铁板 7 吨、碳工板 100 公斤、铝 2 吨、钢材 50 吨、一缩二乙二醇 0.5 吨、已二酸 7 吨、乙二醇 2 吨、猪皮膘 240 公斤、金粉 10 公斤、塑料板 10 吨、轴承 20 套、木材 30 立米、石棉瓦 1000 张等,这些物资的需要量轻至 10 公斤,重至 50 吨,不少是紧缺的国家物资。 3 月 7 日致函市物资局,第一句话便是 “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盼望已久的《毛泽东选集》五卷,最近即将出版 ” ,由于发行量增加,书店现有交通工具运输车辆是不能及时完成这项任务的,所以发书运输困难极大,专项申请解放牌卡车两部、北京 130 卡车两部,请速审批。紧隔一天, 3 月 8 日又致函市物资局,陈述道, “ 为保证《毛泽东选集》五卷印刷任务的迫切需要,当前急需 1.5-2 吨铲车三部,解决所属个别厂由于印刷量增加,纸张装卸、半成品厂内运输的极大困难 ” 。就在 3 月 8 日同一天,给市计委打报告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现已发稿,各厂都在积极地做好各项印制准备工作,由于毛选五卷的数量大,各厂的房屋较紧张,半成品无处存放,需要搭一些临时棚子,做一些案子,捆书板,压书板,需紧急批拨木材 128 立米、五合板 250 张、七合板 200 张、机砖 94000 块、石棉瓦 1300 块、水泥 20 吨、钢材 3.7 吨等。
解决紧缺物资之时,令市出版办公室焦虑的还有电力供应不足的问题。市供电局人士透露,拨给发电厂的用煤,全年要减少 110 万吨,工业燃料不足的原因是 “‘ 四人帮 ’ 长期干扰和破坏造成的 ” 。市委为了保证重点工业用电正常生产,让市供电局通知各厂改变用电办法。也就是一班制生产的用电时间自上午十时起,至下午六时止;二班制生产的白班上午十时至下午六时,夜班由晚十点至次日七时止;三班倒生产的工序连续生产的可以连续用电。
2 月 3 日,市出版办公室印管组估算一番,制作出《生产计划完成情况附表说明》,内中称新华厂、胶印厂等单位虽有三班制生产的车间,是属于非工序连续生产的单位,如用电必须躲高峰的限电时间,这样三班制的厂其中必有一班停产四个小时,减少班产量 50% 以上。除此以外,还有不定时间的停电,如新华印刷厂、胶印厂、印刷三厂、机修厂等都是连续停电六天,没有进行生产。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对完成生产任务和月计划都影响极大。
报告中虽然说,广大职工在各级党组织一元化领导下,采取措施,克服困难,调整作息时间,千方百计地努力完成生产计划。但停电的影响面比较广,新华厂、二新华、印刷三厂、印刷九厂、胶印厂等印刷量都不同程度地比 1976 年同期降低,尤其是三班制生产的车间降低幅度最大。
全城电力不足,成为悬在市出版办公室领导们头顶的 “ 利剑 ” ,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印制毛选五卷的停顿,政治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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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年 2 、 3 月间,国家出版局召开了毛选第五卷出版发行工作会议,确认五卷已经中央定稿,可能在 3 月 10 日左右发稿,要求 4 月 15 日就开始出书。这个会议还未结束,市出版办公室就向市委表态,将动员一切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按时保质保量地出色地完成印制、发行任务,绝不辜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委托和全国人民的期望。
3 月 3 日市出版办公室郑重地提了一个建议,请市委或市委文化卫生组出面召开一次规模较大的隆重的誓师大会,请市、区(县)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职工代表都来参加,会期可定半天。市委文卫组负责人徐运北、高戈、王力民都在报告上圈阅,批示同意,并请市出版办公室作好准备,汇报一次,拟出大会的具体方案,然后报市委审批。
有关五卷印制文本的格式也逐渐传达下来,形成一个清晰的模样:五卷正文共 32 万字,但不包括注释,约 16-17 个印张。精装、平装、普及本三种版本同时出版,同时发行。精装本, 32 开,用大尺寸缩印即 25 开大小,索线订;平装本,大 32 开,用大尺寸纸印即原 25 开,无线胶订;普及本,小 32 开,无线订。三种版本一律横排,用简化字,精、平装本用小四号字,普及版用老五号字。
在毛选五卷全国印制发行工作会议上,有些省出席会议的代表表示,当第五卷的纸型由京沪运送到该省时,省委的主要领导要到飞机场去迎接。市出版办公室及时向市委报告这个信息,并提醒说,当年毛选四卷发稿付排时,北京新华印刷厂曾经开全厂大会举行接稿仪式。
新华印刷厂是一个长期定点印制政治著作的老资格工厂,厂革委会主动向市里表态,第五卷的定稿发到该厂的那一天,也应在该厂举行一个仪式。厂里知道中央原定的定稿计划,就是 3 月 10 日发到该厂付排,但人民出版社说有可能提前在 3 月 7 日发稿。
市出版办公室接受了新华印刷厂举办仪式的建议,结合原定的开会安排,确定会议的名称为 “ 印刷发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贯彻北京市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誓师大会 ” ,但会场没放在新华印刷厂,而设在市印刷二厂。市里决定,如果 3 月 7 日发稿,即在这个誓师大会上先举行接稿仪式,接稿后即派人送到工厂付排,如当日不发稿,则在正式发稿时再单独在新华印刷厂举行仪式。不管在哪天举行,都希望市委和国家出版局领导亲自到场,以示隆重。
3 月 7 日照毛选五卷定稿付排,下午六时新华印刷厂正式接稿,在简单的内部仪式过后,以十一小时又三十分钟完成 306978 字排字任务,这个排版速度空前,令等候消息的领导们惊喜万分,宣布首战告捷。紧接印刷一厂十六号机台,从上版到开印只用了七小时,比原计划进度提前十七个小时。新华二厂印刷车间浇版组浇完三套版仅用一小时四十分钟,创造了从浇版到所有机台第一轮上完版只用十三个小时的新记录。此后一个多月时间里,各厂进入了秘密的印制状态。
3 月 9 日,市新华书店根据毛选五卷全国印制发行工作会议的要求,向上级汇报五卷首批分配方案,首先确定首批门市部发行 30 万册,做到王府井、前门、西单三个重点门市部在开始发行后连续三天有书供应,各区中心门市部在两天内每天有一定数量供应。方案中还定下首批计划发行 20 万册,做到全市各级党委、每个支部能拿到 2 至 4 本,并解决新闻、宣传、外交、外事等单位和野外工作人员的特殊需要,同时照顾一般单位理论骨干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部分阅读需求。
按全国统一安排,北京计划印制毛选五卷普及本 500 万册,其中 350 万册计划发行, 100 万册门市零售, 50 万册作为机动分配数。 3 月 11 日,市新华书店据此又细化了五卷分配方案,规定首批门市发行时全市统一标准,每人只能售与一册,平装本和普及本同时发行,每人也只售与其中一册,而外宾购书数量不限。部队所需第五卷,由战士出版社印制供应,书店要事先向当地驻军联系说明,解放军官兵个人购买,仍应售给。农村发行,则在坚持自愿购买的原则下,做到深入发行。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市新华书店发文要求,五卷发运工作要做到快分、快运、快发,业务部门做到分秒必争,分发不过夜;储运部门做到鼓足干劲,昼夜收送,争上游,库房不停留;发行部门做到高质量、高速度,随收随发。首批印制的五十万册,保证在统一发行日期前送到各店,区县书店要及时将书分送到各基层发行点。(见市新华书店 1977 年 3 月 11 日《关于 “ 毛泽东选集 ” 第五卷发行工作的报告》)
中央严令,五卷发行日期要全国统一,对外严格保密。为此,市新华书店规定各部门在统一发行日期前,收到的书要妥为保管,不经领导批准,任何人不准动用。要严格执行保密制度,防止坏人破坏。
在中央公布五卷可以公开发行之前,仍有宣传、理论、新闻等部门以工作需要,纷纷要求能早日拿到书。 3 月 22 日,市出版办公室决定以分送工作样书为名,主动赠送各有关部门,其中市委常委、市委文卫组、宣传组负责人各一本,市委各大组、委各二本,《北京日报》、新华分社、市广播电台、市委党校、各文科大学、市属各局、各区(县)委、工青妇各群众团体一律各二本,只送租型印的五卷普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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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承担印制毛选五卷 922.5 万册的任务,首批任务要求在 4 月 15 日之前完成。至 4 月 15 日,北京市印刷全系统共印制全国发行的精装本、平装本、特制精装本、普及本 41.2 万册,之后又加班加点印制,首批共发行 114 万余册,使全市区、县包括城市街道、农村生产队在内的所有集体单位都及时见到了红宝书。 5 月 3 日,市出版办公室向市委上报五卷首批印制发行的工作报告,自豪地宣称, “ 这一个战役印制进度之快,数量之多,质量之好,发行工作效率之高,范围之广,都达到和超过了以往的水平 ” 。
报告中坦承,由于 “ 四人帮 ” 干扰破坏对印刷工业的影响,在人力、物力、技术条件、生产安排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能不能在短期内,高标准、高质量、高速度地完成任务,开始时有些同志感到底气不足,胆量不大。各参战的印刷厂通过宣讲中央十号文件,把 “ 四人帮 ” 罪证材料之一和材料之二结合起来,揭批 “ 四人帮 ” 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原来一些认为由于 “ 四人帮 ” 的破坏、搞好生产只能慢慢来的同志,认识到毛主席著作是反修防修的强大思想武器,为了深入揭批 “ 四人帮 ” ,更需要多印、快印、印好毛选五卷。不少职工表示,我们工人最爱读毛主席的书,早在前几年,就听说毛选五卷要出版,我们满怀激情,等待印制,可是万恶的 “ 四人帮 ” 伙同林彪、陈伯达一起,对毛选五卷疯狂破坏,恶狠狠地要砍掉三分之一,还叫嚷什么 “ 过时了 ”“ 只能一篇一篇地出 ” 。即使在印刷工作十分紧张,工人采用 “ 对头班 ” 的情况下,也坚持见缝插针开批判会,把印好红宝书作为重型炮弹,狠狠回击 “ 四人帮 ” 。
印刷一厂全体科室干部齐上第一线,一个月中干部平均劳动达 10.7 天,有一次发现印张墨不实,分析原因可能是上版不规格,领导干部和工人一起,很快就采取了停机重新上版的果断措施,虽然一时影响印刷速度,但保证了质量。新华二厂党委书记把铺盖搬到厂里,跟班劳动,在战斗紧张的时候,连续二十几个小时不下火线,实现面对面领导,做到了 “ 解决问题不过夜 ” ,对该厂提前超额完成首批印制任务百分之二百三十三起了重要作用。
报告中称许多工人下了日班,上夜班,废寝忘食连轴转,不少工人怀揣假条不休息,主动自觉上战场。印刷一厂一名工人探亲回乡,已经买了火车票,听到印制毛选五卷任务下来,立即退了票,回到生产岗位;印刷三厂装订工人仲伟珍患骨刺症,她忍着疼痛,顽强战斗,创出了超过定额二倍半的高产纪录;新华印刷厂老包装工人、先进生产者孔秀英多次幸福见到过毛主席,她把印制好毛选五卷当作捍卫毛主席伟大旗帜的实际行动,哪儿忙、哪儿累,她就出现在哪里。
印制三厂本是书刊厂中规模最小、条件最差的单位,却首先向各印制单位提出挑战,倡议同兄弟厂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印刷一厂响应印刷三厂的倡议,并在厂内开展车间、班组、机台、个人之间的红旗赛、单项赛、对手赛等等多样形式的劳动竞赛,他们原计划首批印制毛选五卷 15 万册,通过竞赛,奋斗目标一再修订和提高,最后完成 51.5 万册。
新华二厂印刷车间工人,为了优质、高效印制毛选五卷,勇敢提出采用单面刷塑料版的建议,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建议。厂党委相信工人阶级的智慧,及时给予肯定和支持,经过顽强战斗终于使这项建议试验成功,保证了毛选五卷首批印制计划超额 230% 。该厂铅印车间六号机台比较陈旧,运转有时不正常,生产质量不合格,一度成了完成印制任务的关键,车间党支部立即召集 “ 诸葛亮会 ” ,围绕机器进行 “ 会诊 ” ,经过三十多个小时奋战,终于解决了问题,使这个老机台的印制质量也达到先进水平。
市出版办公室称,第五卷印制发行工作已进入第二个战役,计划在五月底以前,再印制 336 万册,为提前完成全年 922 万册的全部印制任务,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此过程中,强调建立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规章制度,新华二厂发现单面刷机在印制中,出现一个字模糊不清,不符合质量规定,立即组织力量到门头沟、海淀、迁安等地区,坚持把发出的书拆包检查,直到把不合要求的书全部追回来。
4 月 15 日至 30 日共发行普及本 169 万册,在此期间读者因质量差错向书店和印刷厂共退书 136 册,经查验有破页 66 册、残页 24 册、漏页 8 册、白页 13 册等,大部系印刷厂印、装工序漏查所致。(见市出版办公室 1977 年 5 月 17 日致市委文卫组《关于印制选集质量情况的报告》)各厂在接到退书后,都召开了专业会分析产生差错原因,印刷一厂等厂党委还召开全厂职工大会,有的厂并将退书及时转至车间班组,发动群众提建议、制订措施。各厂加强对纸张的挑选,像页粘帖检查、大页逐张查、配页数帖、逐本检查出厂成品,努力防止差错产品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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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3 月 10 日,市新华书店就开始讨论如何办好毛选五卷发行活动,要求主要门市部张灯结彩,高挂红旗,门面上要悬挂红底金字 “ 热烈欢呼《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发行 ” 的横幅,宣传橱窗为红丝绒、金字,夜间店面串灯、华灯、探照灯全部开亮。
王府井新华书店准备在发行初期,中厅红丝绒帷幕洗新,帷幕前原有的毛主席半身胸像不动,胸像前用玻璃柜拦起来,陈列五卷各种版本。把一楼南厅正面十六个书架和玻璃柜全部陈列毛主席著作,特别是突出陈列五卷各种版本,原有的五个历史、地理类书架暂移至中间书岛。已同中央美院联系,希望该院教师彭彬、靳尚谊重新绘出一幅 “ 你办事我放心 ” 油画,悬挂一楼北墙,力争 4 月 15 日前画好。
长沙北区政府机关欢庆《毛泽东选集》出版发行。
由于承印单位提前超额完成印制任务,截至 4 月 18 日实际发行量达 114 万余册。全市、区、县新华书店以及图书代销点和农村供销社共四百五十余处,计划发行原安排为 60 万册,实际达到 77 万册。宣武区采取按各单位人员比例适当分配的方法,做到了及时供应到全区所有单位,一般单位得到书的数量占人员 8% ,有的单位达到 30% 。崇文区,对区级以下的每个单位供应五本,区级以上单位适当增加供应量。平谷县在农村每个生产大队平均供应十本,机关、团体供应量占人员 8% 的基础上,对重点单位的领导班子,做到每个成员供应一册。
市出版办公室 4 月 23 日编印的第五卷印制发行工作简报刊载,为了解决运输的需要,朝阳、通县、海淀、昌平等区县调动了各方面的运输力量,统一调度汽车几百辆,采取送、取结合的方法,保证了及时供应。商业、服务、银行、公安交通等单位都直接支援了书店的发行工作。人民银行西城办事处,为了方便书店,给门市部送去了零钱,并派人到书店现场收款;新街口门市部一度停电,地区商店立即送去了汽灯。简报称,这次发行工作质量之好,速度之快,范围之广,达到和超过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的发行水平,受到了需要单位和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热烈欢迎。
6 月上旬起,毛选五卷蒙、藏、维、哈、朝五种少数民族文字版陆续出版发行,其中朝鲜文版在北京、延边两地赶印,第一批印十二万册。 8 月初首先出日文版 2000 册,发行的第一天送书上门均扎彩车,门市部敲锣打鼓,放鞭炮。
7 月 18 日,市出版办公室正式给市委打了五卷印行发行工作的情况报告,内中称从 4 月 15 日正式发行到 6 月 30 日止,全市已发行四百八十万册,其中对集体单位计划供应四百一十万册,占百分之八十五点四。全市机关团体、工矿企业、大专院校、街道及公社国家编制的工作人员,甚至到外地插队的八万知青,全部实现了人手一册。全市组织起四百五十多个发行网点,并扩大了工矿企业的业余书店、义务代销员等发行形式。书店职工走街串巷,把一本本红五卷送给各种特殊情况的工农兵群众,广大农村的发行员翻山越岭,专程把红宝书送到偏僻山区的贫下中农手里。
宣传栏上贴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学习心得。
市里决定, 8 月份五卷发行工作告一段落,为了减少外流,除重大节日和特殊需要外,一般不再开放门市零售业务,保持四十万册的贮备量,用于以后供应特殊情况的需要。市出版办公室的报告中原有一段判断和总结: “ 尤其是在 ‘ 四人帮 ’ 干扰和破坏的影响还正在消除的今天,毛选五卷印制发行工作能够达到目前的程度,大大超出原来的预计。 ” 但领导嫌其语义繁多重复,正式上报后被删除。
转自《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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